我的美国之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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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琳达说，我们两个都是经受过指挥系统训练的，像在陆军中一样，现在她有责任服从决定。然而，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琳达一鸣惊人。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突然站出来说：“我想你们也许会愿意看看我们刚刚谈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观众初时惊讶，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想不起阿尔玛和我还有过比此刻更骄傲的时候。不过，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勇敢表现，可实际上，我们当时目睹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士在选择她的命运。琳达已经下决心当演员，而且这决心从未动摇过。
　　9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有关陆军通信的一个冗长的汇报会上溜了出来，提早回了家。“科林，”阿尔玛说，“你该理发了。”我嫌驻地理发店理得不大好，于是就凭我的记忆去寻找位于利文沃思堡黑人区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顾过的理发馆。我开车顺着闹市区走。我记得不错，那家理发馆还在那里，门前有个理发店的彩条标记杆。进得店内，只见墙上挂满宣传验方生发水的广告。书架上散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屋子里有一种理发馆的特有香味。店里除了一位比那招牌年纪还大的理发师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椅子上去。“欢迎你，将军。”他说。接着，他一边给我围上单子，一边自我介绍说他叫“老萨吉”。在他给我理发的当儿，我仔细地辨认着镜子上方的照片。那是些黑人将军，其中有罗克·卡特赖特、朱利叶斯·贝克顿、罗斯科·罗宾逊、埃米特·佩奇以及哈里·布鲁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比我长一辈。理发师递给我一个红皮的小日记本说：“我想请您在理完发后在我的小本上签个名。”那小本的封面上印着“1959”。我翻阅笔记本，研究着那里面的签名，看到了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他的小红本读起来就像一部黑人军事史。最早签名的大都是少校，后来是几位中校，近些年有了不少级别更高的军官，看了令人很欣慰。翻着翻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在1968年的那一页上，我看到了“科林·鲍威尔，美军少校”的字样。我不记得我在这个小本上签过名。
　　“您不记得我了，”老萨吉说，“可我还记得您。”
　　他举起一面镜子，使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取下单子，把头发抖掉。我掏出一支笔，在本上签了名。这一次签的是“准将鲍威尔”。“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问。
　　“贾莱斯特·林顿，”老萨吉说，“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
　　我不仅是在读黑人军事史，而是干脆在握它的手了。我们谈起了驻地上那些以过去著名的军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点，如格兰特大道、艾森豪威尔大厅等等。我问老萨吉，利文沃思堡可有什么纪念“野牛勇士”的东西？“有的，”他说，“有第九和第十骑兵大道。”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
　　从此以后，我对野牛勇士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它们使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这些黑人士兵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产生的自豪，也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和漠视感到凄怆。黑人参加了美国打过的差不多所有战争。他们在军队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比白人士兵毫不逊色。而这正是一些白人不想让黑人穿上军装的原因。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了邦联派将军豪厄尔·科布劝杰斐逊·戴维斯不要武装黑人时讲过的一段话。“在做饭、挖堑壕、砍柴……这类活计中，你能用多少黑人就用多少黑人。”他接着警告说：“但是不要给他们武器。如果奴隶能成为优秀的军人，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是错误的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一旦让黑人身上别上带有‘U。　S。’字样的铜章，让他穿上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口袋里装上子弹，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否认他已经赢得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了。”
　　1867年，国会批准成立了4个黑人团，从而正式地让黑人穿上了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子弹。一位名叫本杰明·H·格里尔森的白人军官指挥这4个团中的一个——第十骑兵团达22年之久。当格里尔森最终与他的部下告别时，他说：“你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的宝贵贡献迟早会得到承认和奖赏。”1995年之后，尽管要奖赏已经太迟，但我仍然没有看到对野牛勇士们给予了多少承认。
　　我还读到了有关亨利·O·弗利珀中尉的命运的记载。请想一想，一个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孩子，却拥有如此坚毅的精神，使自己于1873年，即奴隶获得解放10年后，被美国军事学院录取。在弗利珀之前的所有黑人士官生都受到排斥、辱骂，最终被赶出西点军校。弗利珀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忍受了整整4年，并于1877年从该校毕业。1878年，他被派到西部的第十骑兵团A连，成为担任野牛骑兵指挥官的第一名黑人军官。3年后，一些有偏见的军人把侵吞部队伙食金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一个军事法庭认为这个罪名不成立，但却给他扣上“行为与军官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罪名。他受到不体面的开除处分，戎马生涯在25岁上被断送了。不过，意志顽强的弗利珀在逆境中依然发愤图强，先后成为成功的采矿工程师、作家和报纸编辑。但是，他时刻忘不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他去世前的几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恢复名誉，但却没有结果。最后到1976年，终于通过一位名叫罗伊·麦科尔的佐治亚州白人教师的毅然决然的努力把那个军事法庭的裁决给推翻了。
　　在当年的军事法庭上，弗利珀的律师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黑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并保住一个军官的职位？”我自己的和成千上万黑人的经历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但是我们知道，这条布满偏见与歧视的荆棘道路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许许多多无名的黑人——那些老萨吉和亨利·弗利珀们的牺牲而廓清的。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
　　我到那家理发店去过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跑步经过驻地坟场时发现了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那里除了一个破败的水泥平台和两条沙土小路的交叉路口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倾斜的、被风雨侵蚀的路牌，上面写着：“第九骑兵大道”。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着“第十骑兵大道”。我回到宿舍之后，心里仍然不是滋味。洗过澡后来到办公室，叫来地方志编撰人退休上校罗伯特·冯·施莱默。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内的两条土路？”
　　“您说得对，”施莱默耐心地说，“但是在您发火之前，您要知道，就连这么一点点承认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为‘野牛勇士’们争取到的！”
　　“好吧，”我说，“那么以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东西来纪念这些人。”
　　“我来告诉您怎么办，”他说，“如果您能带头，我会使利文沃思堡历史学会来支持您。我们还得投入一些种子资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这件事我考虑了一个上午，然后告诉他：“利文沃思堡到处都是骑兵塑像，我希望这里能有一尊纪念‘野牛勇士’的骑兵塑像。它应当高高地耸立在密苏里河畔，骑兵应当面朝西，奔向未来。”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远远不够的，冯·施莱默提醒我说。我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筹款。
　　我认为我对那些曾为我开路的黑人士兵负有一种责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纪念碑成了我本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叫来了赫达切克以前的副官、我从卡森堡带来的菲尔·科克尔上尉，问道：“你是第十骑兵团的，是吧？”他说是的，他在卡森堡时是那个连队的成员，显然那是第十骑兵团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合并之后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们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对他说，“你要好好发掘一下野牛骑兵团的历史。”科克尔接受任务后，立即干了起来，就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他的祖先一样。他查阅档案，我开始找钱。黑人打仗时是一流的战士，可战后受到的却是二流待遇。我决心最终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间，约翰·威克姆将军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将出任陆军参谋长。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说他拟定了一份名单，里面是他所能找到的13名最出色的中校和上校。他要求我这个准将带领他们进行一个月的突击研究，看看他在今后4年内应当把陆军引向何方。鉴于我是他找到的第14位军官，他把这个研究项目命名为“14号计划”。
　　这时距美国从越南撤军已经12个年头了。陆军已经差不多完全从那场冲突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1983年5月27日，我们提交了“14号计划”报告，向威克姆提出对训练课程做些适当改革的建议。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陆军再也经受不起另一次像“沙漠一号”那样的惨败了。陆军是为打仗和战争而存在的，不仅仅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们要想使全国人民恢复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必须在下一次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
　　我飞往华盛顿，向威克姆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就这份最后报告做了汇报。过后，当我俩走回他的办公室时，我借机提起一件使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想听听他的意见。威克姆的前任迈耶将军曾向我保证，他只打算让我在利文沃思堡干两年，然后把我调去当师长。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但是，我此次来华盛顿期间却听到了一些令我不安的议论。“我听说正在考虑让我接替卡尔·史密斯担任温伯格的高级军事助理。”我对威克姆说这话时心中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会否认这一说法。
　　威克姆回答说：“不错，被提名的还有皮特·道金斯。但我认为你比他更合适。”这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回答啊。道金斯是我多年前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时的同班同学，至今仍是陆军中的宠儿，楷模中的楷模。“我双手赞成让道金斯去干这个工作，”我说，“我离开五角大楼刚刚1年零10个月，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义务。我已经当过3位副部长的军事助理了。将军，不要再派我去干这种差事了。”我对他说，我怕永远被贬为军事上的半瓶子醋。威克姆不置可否。我立即离开华盛顿，赶回堪萨斯。
　　温伯格的现任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4年前在哈罗德·布朗的办公室里与我同一天晋升准将。我回到利文沃思堡两天后，卡尔打来了电话。他说温伯格部长让我再到华盛顿去一趟，他要同我谈一谈。卡尔还说：“科林，我得离开这里了，即使我不得不把这工作塞给一位老朋友，也只好如此。”
　　几天后，我沿着熟悉的E翼——艾森豪威尔走廊走向部长办公室。进门后，温伯格站起身来，以他那种绅士风度同我热情地握手。“科林，”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史密斯将军想离开这里。你愿意干他的工作吗？”
　　“不。部长先生，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但是，”我补充说，“无论调我去哪里，我都会干好工作。”
　　“我预料你会这样说，”温伯格回答说，“如果一个军人不是更喜欢在野战部队里，那会令我失望的。”我们又交谈了几分钟，便分了手。当时我仍在祈祷皮特·道金斯会来解救我。
　　我还没来得及离开五角大楼，卡尔·史密斯看到了我。他告诉我，我的任命已经定了。他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明显的解脱感。几分钟后，威克姆证实了这个消息。“从1976年起就没有我们陆军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他解释说，“而我们需要这个职务。不过，不要担心，我在迈尔堡给你安排一处住房，是27A号。距五角大楼只有两分钟的路，地段也很好。你到这里后很快就会晋升少将。”
　　没办法，我得回去告诉阿尔玛，在利文沃思堡呆了不到一年之后，又得对这个地方、对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子说再见了。
　　我特别遗憾的是不得不把尚未完成的“野牛勇士”工程撇下来。我为这个工程点了一把火，我不希望这把火熄灭。我的助手中有一位担任文职工作的黑人，名叫阿隆索·多尔蒂，他还是堪萨斯国民警卫队的一位军官。我对他是绝对信任的。“朗尼，”我说，“你知道这个工程对我多么重要。我现在把它移交给你。我会继续为它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当然是从远处努力喽。但是我指望你在这里把工程继续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多尔蒂同意接着干。
　　1983年6月29日，我在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任期即将结束的一天，我站在格兰特礼堂内，现在已是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副司令的卡尔·沃诺中将为我戴上了第二颗星。从职业角度说，升任少将是大好事。从感情上来说，这意味着我终于渡过了痛苦的一关。我的心中受过内伤并且恢复过来了。然而，再冒一次险是不明智的。
　　在利文沃思堡度过短短的11个月之后，鲍威尔一家离开了这个地方，不情愿地返回华盛顿去了。
　　第12章　电话铃不停地响
　　过去两个月来，我睡觉变得轻起来了。此刻是1983年9月1日夜间，电话铃一响我就听见了。阿尔玛并没有醒来，却似乎在昏睡状态把听筒递给了我。我望了望钟控收音机，上面的红色数字显示出现在已接近午夜。
　　“鲍威尔将军，我是DDO，”——DDO就是作战局副局长。他是从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电话的，该中心24小时监视着全球动向。近来，我和这位副局长经常在夜间通电话。“出了点问题，”他告诉我说，“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一架韩国客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我必须决定是否应当叫醒国防部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目前没有了，”他说，“飞机刚刚失踪。”
　　我躺在黑暗中，考虑着该怎么办，脑海里想象着在汉城机场上，乘客们的家人会如何焦急不安，纳闷飞机何以会晚点。我给部长打了电话。如果飞机掉进太平洋，我们可能会希望派出美国部队去执行搜索及援救任务。尽管是在午夜，温伯格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楼内一样。他要我随时向他通报情况。
　　我刚把电话挂上，铃声又响起来了。
　　“将军，”来电话的又是那位值班军官。“看来问题不大。我们刚刚接到报告说，那架飞机大概做了紧急降落。”
　　我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温伯格。但这时我却睡不着了，直觉让我不大放心。飞机丢了又找到了，对这种事焉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刚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军官第三次打来电话。
　　“长官，‘燃烧的风’监听到苏联防空军司令部同他们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一些奇怪的通话。韩国的那架飞机可能侵犯了苏联领空。”“燃烧的风”是我们使用RC…135侦察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情报活动的代号。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
　　“现在还没有。”他回答说。我知道我俩都有同样的不祥预感。苏联人是否可能击落了一架坐满普通乘客的民航飞机？
　　每当发生悲剧的时候，五角大楼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情况，而不是像报纸上的消息那样写成简洁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电视记者那样说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后，总算凑够了信息，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得以于当天上午10时45分发表一项声明，宣称苏联一架战斗机确实击落了韩国的一架民航飞机。“美国对这种袭击深表义愤，”舒尔茨说，“看来死亡人数很多。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借口采取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
　　苏联方面最初的反应是矢口否认。当他们的说法被事实揭穿之后，俄国人又说，那架飞机闯入了苏联领空，他们本想把它引导至最近的机场，但是驾驶员不听，继续飞行。最后，苏联人承认他们击落了那架飞机，但却声称该飞机在从事一项由美国和日本指挥的“有意识的、经过周密策划的情报活动”。
　　这件事的全部真相随着苏联的解体终于大白于天下。从阿拉斯加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公司007号班机由于意外的原因偏离航线360英里，确有两度是在苏联领空飞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岛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萨哈林岛上空。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去拦截韩航007班机的飞行员根纳季·奥西波维奇驾驶的是一架苏霍伊…15战斗机。他报告说，闯入领空的飞机使用着航行灯和夜航民航飞机通常使用的防撞闪光灯。为了看得仔细一些，奥西波维奇还在那架喷气式客机的右侧（我们不知道他离那架飞机有多近）并飞了一段。这位苏联飞行员执行过至少1000次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的任务，对这类飞机的轮廓了解得像对他自己的飞机一样清楚。他说，他看不出这架波音747飞机是民航飞机。他退了回去，用雷达锁定了那架飞机。在接到命令之后，就在韩航007班机即将离开萨哈林上空、重新进入国际空域的时候，将它击落。奥西波维奇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击中了机尾，一枚打掉了飞机左翼的一半。被击中的飞机连同机上的269名乘客以数百英里的时速、在12分钟之内坠进太平洋。
　　苏联人为什么要击落一架无辜的民航飞机？看来，最讲得通的解释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扭转军队中纪律涣散的状态，而且已经颁布了一部严格的新法律——《国界法》。此法颁布之后，苏联军官被迫像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一般按照法律规定办事。
　　冷战期间，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得放进东西方对抗的基本框架中去考虑。俄国人一直试图把韩航007班机说成一架间谍飞机，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之后还要撒谎。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亲眼看到温伯格和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夺政策控制权。温伯格把这次事件看作一出道德剧，苏联扮演着邪恶的化身。他认为舒尔茨应当取消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会晤。舒尔茨则认为，我们可以尽情地谴责苏联人的这种做法，但是不应当让这一事件——不管它多么不幸——干扰我们同苏联人进行的旨在促进彼此利益的谈判。里根总统在他们两人之间搞折中，他称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公然无视个人权利和人的生命的社会所产生的野蛮行径”，但却希望舒尔茨同葛罗米柯的会谈如期举行。
　　击落韩航班机的事件发生在我接任温伯格的军事助理这一新工作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从这一事件中我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训。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惊慌失措。没有把全部事实了解清楚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有时，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许多事实，但如果这些事实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还是要对之提出疑问。我们的直觉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比零星的材料更深刻，更睿智。我还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最好把了解到的事实尽快通报出去，即使新的事实与先前的事实有矛盾也不要紧。凌乱的真相胜过圆通的假话，因为假话到头来总要被戳穿的。要避免编造故事，因为以后透露出的真相会证明它不可信（苏联人就吃了这个亏）。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一个国际事件会失去它本身的含义，为了政治目的而被扩大或缩小。最后，在一个充满破坏性动因的世界上，对于不时出现的爆炸性事件不要感到意外。
　　5年之后，到1988年我已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类似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向全世界解释美国巡洋舰“文森斯号”何以会击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使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那是一个惨痛的错误。我们如实讲了，并尽快公布了事实。
　　我接到有关韩航007班机事件的第一个电话不是在我们本应居住的迈尔堡第27A官邸，而是第23A邸宅，那是与整天喧闹吵嚷的军官俱乐部隔街相对的一栋小房子。原本许诺要给我们的那套好一些的房子，被一位级别比我高的官员住上了。在这所新房子里，我留出一个小房间作为我的保密通信中心。房内安装的一束束电线使得它看上去就像显微镜下的神经节。切萨皮克…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人老是在这所房子里修修弄弄、改改换换，到后来阿尔玛竟把他们所有人的教名都记住了。从我们搬进这座房子的那一天起，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
　　现在与我一起在温伯格手下共事的人，已不再是1981年我离开这里时的那个班子了。弗兰克·卡卢奇于1982年年底离开了政府部门，当上了西尔斯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企业家保罗·塞耶接替他当了一段副部长。但是塞耶后来吃了官司，不得不辞去这一职务。威尔·塔夫脱接替塞耶担任国防部的第二把手。威尔除了在当总顾问期间练就一种敏锐的判断力之外，还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得到温伯格完全信任、并能对这位固执己见的部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