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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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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任卡尔·史密斯给我留下一位难得的人物，这就是他的秘书南希·休斯。她聪敏精明，头脑冷静，办事乖巧，还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天赋——善于揣摸上司的意图。南希一直为我工作到我离开军界为止，其间只有短暂的间断。对于完美无瑕的人，你是不会轻易舍弃的。
在哈罗德·布朗手下工作期间，我常常在他同助手们开会时坐在后墙边不显眼的地方做记录。当上温伯格的军事助理后，我的地位有了象征性的飞跃。温伯格通常在上午8点30分准时开会。其实我应当说是举行“御前会议”，因为他与注重理智、性情孤独的布朗大不相同。布朗开会时，让大家紧密地围成一圈，尽管他更愿意一个人呆着。温伯格开会时，则更愿意手下人围着他。布朗不讲究形式，希望赶紧把问题讨论完就散会。温伯格开会时则注重礼仪程序、上下等级分明。他主持会议时坐在一张浅蓝色的软扶手椅上。他的左边，坐在另一张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务助理。他的右边，坐在长沙发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务助理，我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对面，面对着部长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总顾问。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样始终保持不变，即便参加会议的人数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国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尔也想加入进来。温伯格说，好的。于是伊克尔便占据了长沙发的中间位置。既然伊克尔参加了，他的助手里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参加。温伯格也同意了。后来又有一些人也想参加会议。温伯格说，可以。这些人的助手也想来，温伯格照准不误。就这样，早上开的这种会议的规模变得如此壮观，以至开会前5分钟，搞接待的军人像联合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从隔壁房间搬来椅子。这种会议印证了罗伯特·阿德里的“地盘占有欲”理论。你要像老虎往树上撒尿那样来标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你的气味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否则你就会被人家挤走。无论是在丛林中还是在官场上，都没有无主的空地。所有地盘都已经被占领或者被更强者夺去了。
在这种会上讨论的唯一实际问题是公共关系助理及立法助理汇报的有关同新闻界之间的棘手问题和即将付诸表决的法案问题。听他们讲完之后，温伯格就在屋子里走一圈，点叫每一个人的名字。讲话时间长的都是那些不懂游戏规则的人。我常同部长充分地讨论问题，但是从不当众这样做。这种办公会议有一个用处，那就是能满足与会者的虚荣心，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会后他们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属那里夸耀说：“部长刚刚告诉我……”甚至说：“我刚刚告诉温伯格部长……”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让众多下属参加会议的办法。
我来此工作的头几天，就领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风。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点半就来上班了，在浏览五角大楼的夜间要闻《头班车》时，摘自《华盛顿邮报》的一则简讯引起了我的注意。海军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设立了一个“创伤试验室”，专门训练医学院的学生治疗战伤。他们用狗来进行试验。先给狗注射麻醉药，然后开枪把狗打伤。看到这里我警觉起来了。我想象着美国人听说他们心爱的小狗莱西或斯努菩被当作军事医学的试验品会有什么反应。我赶忙给我的同行——海军部长助理保罗·戴维·米勒上校打了电话。对他说，温伯格部长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保罗对我说，时间还太早，贝塞斯达那边没有人。“过一会儿我再答复你。”他说。我对他说他最好现在就答复我，因为部长马上就会来。今天上午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有关MX导弹部署的表决，而且部长还约定一早要接受三大电视网的采访。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点点情况告诉了我。
我刚挂上电话，温伯格就进来了。他劈头就问：“对小狗开枪是怎么回事？”（温伯格家里养了一只名叫基尔蒂的苏格兰长毛狗）
“部长，”我开始解释，“这对于海军陆战队员参加实战是很重要的……”
“不许他们这样干。”他说。
“部长，这种医学研究有助于……”
“告诉海军，此事到此为止。这个计划被取消了。这种事他们连考虑也不应当考虑。明白吗？”
我给米勒打电话，传达了部长的命令。他却深表怀疑，一个劲地说：“但是——但是——但是。”我对他说，以后我再向他解释。现在我得把部长送到二楼的五角大楼广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节目的准备。
在世界可能处于核毁灭边缘的时候，布赖恩特·冈贝尔提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有关《华盛顿邮报》上这篇有关狗的报道。温伯格冷冷地回答说，不会有这种事，即便真的有过任何这样的计划，他也已经下令取消了。另外两次访谈也都是从狗的问题开始的。温伯格在每次访谈中都向全国保证说，不管是为了多么美好的目的，军队都不会射杀小狗。
温伯格那天对这件事的反应完全是出于直觉。他没有要求由一流外科医生、心理学家、兽医学家以及“人民争取善待动物组织”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来反复研究这个问题。他立即意识到，在一个喜爱小动物的国家内，不论是出于什么科学上的理由，这种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后，信件潮水般地涌来，电话使五角大楼的总机忙得不可开交，报刊编辑部纷纷发表文章，全都是颂扬温伯格的。一时间，温伯格成了英雄。我也从这位公共关系大师那里学到了一个经验：有些东西是不可亵渎的。另外，你可能遇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果你能正视它、很快地解决它，那你就能化不利为有利。
9月间的一个上午，温伯格来上班时告诉我，我应当做好到热带地方去的准备。我们要到中美洲去，这是我第一次随他出访。9月6日，我们乘坐一架机身上标有“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DC…9型飞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了。这架飞机是属于专门负责接送政府要员的第八十九空运联队的。上机时，我发现包括里奇·阿米蒂奇和14名记者在内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新面孔——一位神气的初级工作人员。他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从上机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套近乎，想往温伯格身边凑，然而部长的正式保安人员通常都把外人挡在一臂的距离之外。我们围在一张会议桌旁为同3位中美洲国家元首的会晤做准备的时候，这位很牛气而又消息灵通的新来者除了温伯格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显然自视为这一群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家伙是何许人？我感到纳闷。我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包括路线、地图和人员简历在内的访问日程中查找他的名字，果然找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奥利弗·L·诺思。
温伯格部长和他的夫人关系极其亲密，每次出访都希望珍妮能够同行。跟随丈夫出访的夫人们必须时时面对不熟悉的面孔，没完没了地与人有礼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脸上了，到了夜里简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珍妮·温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内向。她为人热情，聪颖，喜欢与人单独相处，对扮演公众角色不感兴趣。温伯格常邀随行人员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做伴。9月22日，我们预定要再次出访，这一次要绕地球一圈。温伯格执意让阿尔玛同去，他是根据《应邀访问条例》邀她去的。根据该项条例，她可以成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我觉得，这样引申下去，连部长的马夫、勤务员和杂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温伯格坚持他的意见。于是，阿尔玛就去了。头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游客？是多余的行李？她到底该做些什么？
随着访问的继续，阿尔玛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她成了珍妮的随身侍从。有些事珍妮不便对女主人说，她可以代说，例如告诉对方，部长夫人太累了（当时珍妮刚开始患骨质疏松症，疼痛难忍），是否可以把参观伊特鲁斯卡遗址的时间缩短一些？珍妮与阿尔玛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当最后一个欢迎队列散去，最后一次正式宴会结束后，她们就放松下来，在一起对对当天活动的记录，然后交上去。
每次出访我都不让把阿尔玛的名字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温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长先生，”有一次我说，“这一次确实没有必要让阿尔玛去。”
“胡说，”他回答，“她对于我们这种访问团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阿尔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从官。
10月13日，我们获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贾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长。对于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他既无天分又无兴趣，干起来真是勉为其难。克拉克与温伯格一样，都属于里根的加州帮。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罗伯特·C·巴德·麦克法兰，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中校，现在45岁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帮，这使温伯格充满忧虑。麦克法兰与温伯格毫无相似之处。他讲起话来表情木然，不置可否，很让人生气。他接部长的电话时常常会这样说：“嗯，谢谢你打电话来，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这种表现使温伯格愤怒异常。10月17日，麦克法兰接替克拉克当上了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法兰手下的大红人原来就是我们中美洲之行中领教过的那个盛气凌人的海军陆战队员奥利弗·诺思，现在他已经升为中校了。诺思很快就成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你若想办成事，就得去找他。诺思这个人有出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但常常会干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位助手到我办公室来说：“将军，诺思上校想要一个携枪许可证。”
“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为什么还需要枪？”我想知道他的理由。
“有人要暗算他。”我的助手说。
“是谁？”我问。
“他没说。”
我回答说，诺思的个人安全与国防部长无关。让海军去考虑他在老行政办公楼内是否需要带武器吧，因为海军陆战队归海军部管。
10月23日，即麦克法兰就任国家安全顾问6天之后，我又一次在午夜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毫无疑问要立即惊动温伯格了。恐怖分子的一辆装满炸弹的卡车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机场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给炸翻了。消息又是零零星星收到的。我知道部长是最害怕死人的事的，可我每次打电话都不得不把更多可怕的消息转告他。温伯格就任五角大楼首长时，取下了美国第一位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挂像，因为他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跳楼自杀了。温伯格用来取代福雷斯特尔挂像的是从华盛顿博物馆借来的提香的一幅色彩明快的作品。这天晚上，我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像是对部长的当头一棒。找到了80具尸体，100具，150具。最后，总共有241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贝鲁特市区的另一个兵营，有77名法国官兵被炸死。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驻在黎巴嫩是出于一个模糊的想法：要提供一种“存在”。前一年，即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把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最终一举赶出这个国家。这一行动打破了向来不可靠的中东平衡。结果，美国就想扮演仲裁角色，让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黎巴嫩。用国务院人士的委婉说法，部署在贝鲁特机场四周的海军陆战队是一支“隔离部队”。翻译成白话就是：让这些海军陆战队呆在两个火药桶——黎巴嫩军队和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在舒夫山一带与黎军决一死战的什叶派军队——之间。温伯格从一开始就反对让海军陆战队介入，但是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输给了麦克法兰和国务卿舒尔茨。
那时，我对国务院的官员们发明的一些用来表示对外干预而通常都要军队付出血的代价的那些冷漠的字眼，诸如“存在”、“象征”、“信号”、“桌面上的选择”、“建立信誉”等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如果能以实实在在的使命感作基础，使用这些字眼原也无妨，但它们常常被用来为自己涂脂抹粉。
8月29日，即在发生机场卡车炸弹事件之前，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穆斯林的迫击炮火击毙。9月3日，又是两名。到10月16日，又有两名。当时正在贝鲁特的麦克法兰不顾温伯格的抗议，说服总统同意美国战舰“新泽西号”开始用16英寸的大炮猛轰贝鲁特附近的山区。这是一种二次大战式的轰击，恰似当年我们在登陆前要炸松某个太平洋珊瑚岛沿岸的礁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点：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做出反应。当炮弹纷纷落到什叶派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裁判”已经表态，站到他们的对立面了。又由于他们无法接近那艘战舰，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容易打击的目标——贝鲁特机场上的没有掩护的海军陆战队。
从我在五角大楼中的这个位置上看，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把手伸进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马蜂窝，指望仅仅用我们在那里的存在就能安抚那些马蜂。1991年，当自古以来的民族仇恨在前南斯拉夫重新燃起、好心的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当在波斯尼亚“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主张慎重行事。当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贝鲁特机场上的那些被炸成碎片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有时，美国人冒生命危险甚至付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因为可能会招致伤亡就使对外政策陷入瘫痪。但是，只有在我们能对人家的父母妻儿提出的为什么他们家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死去这个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的时候，才可以让人去冒生命危险。而仅仅以要提供一个“象征”或“存在”为理由，那这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贝鲁特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紧接着就于10月25日出兵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落入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毕晓普的控制之下。他的政府要在古巴援助下修建一条飞机跑道，而这个简易机场将允许苏联使用。后来毕晓普遇刺身亡。他被暗杀后出现的混乱，威胁着美国在格林纳达留学的将近1000名医科学生的安全。
格林纳达只有84000人口，由一支装备极差的2000来人的第三世界水平的民兵部队和一个古巴建筑工程营防卫。我们组成了一支包括陆军伞兵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分队在内的海陆空联合部队。用这样的一支部队进攻一个小国，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把抵抗行动平息下去，把那些留学生解救出来。这次出兵很难说是各军种相互配合的典范。这次作战是作为一次由海军领导的行动开始的，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当时他是陆军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派去协助约瑟夫·梅特卡夫海军中将工作，以确保指挥班子中有懂得地面作战的高级人士。通信状况太差、缺乏统一的指挥与控制、各军种间的门户之见以及华盛顿事无巨细的干预，这一切都使得各军种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这次行动说明军种间的合作需要大大加强。出兵格林纳达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却不是一个漂亮仗。当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却把从中汲取的教训铭记在心了。
温伯格是个固执但坚持原则的人，然而批评他的人却只说他“固执”。他会像雄狮一样与任何内阁同僚或对立面的议员作斗争。但他却不忍心同政府中大概是最优柔寡断的那个人——里根总统作对。温伯格对总统的感情和忠诚是全心全意的、发自内心的。他不愿意使他视为偶像的这个人感到不舒服。结果，当罗纳德·里根被人说服，同意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目的把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贝鲁特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上的时候，温伯格不愿为了这个问题同他抗争。
虽然在白宫的政策辩论中，温伯格从不在乎同舒尔茨等人较量，但他却不愿同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任何不愉快。有一次，在温伯格夫妇度过感恩节假期后，司机去接他们时酒喝多了，以至在同他们打招呼时说出了“复活节好”这样的话。但我却无法说服他批评这位司机。
卡普·温伯格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常规，而他也就始终按照这些常规做事。我每天早上6点半到办公室。到6点58分，温伯格的司机肯定会用汽车上的电话通知我，部长将在两分钟后到达。到那个钟点，温伯格便会走出他的专用电梯，后面跟着司机，司机手中提着那个上面带有一个大金属扣的老式律师公文箱。温伯格径直走向他的办公桌。那核桃木的桌子有9英尺多长，桌上有精致的刻花。它原先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有“黑杰克”之称的约翰·潘兴将军。温伯格从公文箱里拿出在家中批阅过的文件，那些文件有关于数百万美元军火采购问题的，有关于提升三军将领问题的，也有关于给反共游击队运送地对空导弹问题的。掏空公文箱后，温伯格便坐下来，先目视前方静呆几秒钟，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接下来，他用蜂鸣器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传送员叫进来，此人送来总统的《每日简讯》。那是一本用仿羊皮纸印制的报告，选登头天夜里获得的情报的精华。我倒更喜欢看《头班车》，因为它摘登各家报纸的主要消息。到晚上，温伯格装好他那古董公文箱，把椅子对着办公桌的中间部分摆正，用脚轻轻踢一下底部，这表示他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套程序天天重复，从不改变。
温伯格外向的吸引力掩盖了他的一种顽童般的兴趣和出人意外的癖好。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借用的权力——是控制部长的时间，那是他唯一不能尽情使用的东西。因此，我每天都得十几次进出他的办公室，与他商谈事情。一天上午，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正从右手第一个抽屉取东西。在他关上抽屉之前，我看见了那里面的内容。抽屉里装满巧克力、糖果和巧克力棒。我后来发现，每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总是津津有味地享用这些东西。国防部长原来是一个暗藏的巧克力迷。又有一天，在他刚要吃完巧克力快餐的时候，我突然闯了进来。他说：“科林哪，在这座大楼里，我所能够行使的唯一实实在在的权力就是，在我招待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可以命令厨房准备巧克力甜食。”
我的职责没有明确的界定，从温伯格的战略顾问到他的拎包人，无所不包。有一次，我从家里拿来他的小礼服，使他能在办公室换好衣服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在他掏空衣服口袋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给他讲当晚活动的内容。他口袋里所装的东西说明了这个古板的绅士出人意料的一个侧面。口袋里有一个小铅笔头。他解释说，这个铅笔头他从小带到现在。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半便士硬币，他说那是他在太平洋向他妻子求爱的信物。“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我总是觉得心里踏实。”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像哈罗德·布朗和约翰·凯斯特一样，卡普·温伯格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在文学和音乐方面，他是古典派。我们给他买了一个带单放机的小小的钟控收音机。他一个人在屋时，总是伴着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工作。我觉得这个人有修养的这一面是很具感召力的。许多步兵出身的人没有这种素质。有时我会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但是，在这里工作期间，我不但没有培养出更好的读书习惯，而且连以前也不如了。晚上9点回到家中，一本好书只看上两页可能就睡着了。
温伯格还喜欢搞排场。在我重返五角大楼之前很久，中央情报局曾报告说，利比亚杀手要来美国刺杀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这是一场虚惊，但是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部长和第一副部长办公室外面加了穿军装的岗哨。最后竟有12名很有用的男女被派来干这种基本无用的差事。说它无用，是因为五角大楼的文职警察已经多得绰绰有余。我接任军事助理之后，由于暗杀的威胁早已证明只是谣传，我希望不要再安排警卫了。温伯格却听不进去。他喜欢这些堪与守卫伦敦塔的皇家禁卫军相比的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他门外。他每次离开办公室时都向值勤的警卫敬礼，每次回到办公室还要敬礼。
弗兰克·卡卢奇有一次劝我说，精明的部下应会避免同温伯格顶嘴。“如果是小小不然的事，”弗兰克告诫我说，“那就别浪费你的精力了，留着精力干正经事吧。即使他错误严重，事关重大，你也要留有充分余地。即便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温伯格有时确实会表现得顽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就领教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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