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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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温伯格有时确实会表现得顽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就领教了这一点。
　　1983年3月23日，我重返五角大楼大约4个月之前，里根总统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讲话，宣布美国打算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顾问说服总统相信，我们可以在太空中建立一个由卫星控制的，能摧毁苏联来袭导弹的防御盾牌。总统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盾牌可以改变核力量对比。当时存在的是一种恐怖平衡——“相互确保摧毁”，即你们能摧毁我们，我们也能摧毁你们。但是，有了这个防御盾牌，他们就无法摧毁我们了。这样，双方仍在不断增加的大量核武器今后就没有用处了。
　　总统发表战略防御计划讲话之后，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立即把这个想法斥为“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星球大战”这个词是在极受欢迎的影片中使用的，所以它特别具有刺激性。一想到巨大的核装置在天上爆炸、辐射碎片像下雨似的回落到地球上这样一种前景，人们都吓坏了。我不属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但我认为，自由派不假思索地把这个想法——即便它是可行的——嘲讽为不明智的，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里根总统提出了一个可以使核僵局在概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建议，这使批评里根的人承受不了。
　　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温伯格变成了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成了代表政府讲话的出头鸟。为了打消人们对星球大战的恐惧，温伯格向五角大楼的研究与工程主任理查德·德劳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用以摧毁苏联导弹的X光激光器是不是用核爆炸作动力的？“那是炸弹吗？”德劳尔解释说，激光就是用在太空引爆核装置的办法产生的。
　　“但它不是炸弹，对吧？”温伯格极力寻找着语义学上的回旋余地。德劳尔找到了一个有用的委婉用语：“不，不是炸弹。那会是一个核活动。”从此以后，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以及别的场合，温伯格一直不承认战略防御计划需要核爆炸。他会在手指间转动两支2号黄铅笔。那个护身符表明他的头脑已经进入战斗状态。他喜欢“发生器”这个词，不喜欢“炸弹”。
　　从技术上说，他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担心他这样顽固会被看作是回避问题。当只有我俩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试图向他解释：“部长先生，只有一个核装置在空间爆炸才能产生使该系统运转起来的能量。那动力不是爱迪生公司提供的。”
　　“你说是产生能量，”他满意地重复道，“那就是说，你同意我的意见。它不是炸弹，是发生器。”
　　过了一些时候，我明白了他的固执是有道理的。只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不让步，报纸上也就没法刊出《温伯格证实要在太空部署核弹：肯尼迪要求再度就星球大战问题举行听证会》的大标题。
　　我很快便明白了，温伯格为什么没有被国会吓倒。议员们常常表现出功夫非常到家的虚伪才能。温伯格的预算要求曾使正直的议员们感到震惊，我们不知忍受了他们多少次愤怒的攻击。但是，头一天在国会会议上对我们大肆攻击的那个人，到第二天就会打电话来，恳求我们把为他那个选区的一所社区学院制定的某项与军事沾不上多少边的计划加到五角大楼的预算中去。正如一位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不论在辩论中大家是多么夸夸其谈，到会议结束时还得使表决结果比50％多一票，否则预算就通不过。使票数发生摆动的因素，一些人称之为猪肉，而另一些人称作国防。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差别。原来，猪肉在另一议员的选区内就是国防开支。
　　与国会议员们正面交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票。但凡事要有一条界限。在我担任温伯格的军事助理期间，有一次，我接到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查尔斯·威尔逊的电话。威尔逊是坚决主张加强防务的，在为那些同阿富汗的共产党政权和苏联军队进行斗争的圣战者游击队争取援助方面尤其得力。在此之前，查利（查尔斯的昵称）给我们的立法事务办公室打过电话，要求安排用军用飞机送他到那个地区访问。他想带他的女友一起去，但被拒绝了。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来，抱怨那些爱钻牛角尖的官僚，说他知道我一定会把他们整治好。我清楚地知道查尔斯这一票是我们所依靠的，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才回答。“查利，”我说，“这等于是未经授权使用政府飞机。部长是不会批准的。”
　　他听了这话，便责问起我来，问我是什么人，是反单身汉派吗？“让我不带上一位漂亮女士去世界各地旅行，那我绝对不干！”我还是不同意。
　　“要是我偏带上她到机场去呢？”他问。
　　“飞行员会拒绝为她开飞机，”我说，“而且，你也不应当这样难为一位军官。”他又发了一通火后，便把电话挂断了。
　　几天后，当我收到众议员威尔逊的一封信时，我感到很沮丧。他在信中警告我说，到讨论提拔我当三星将军的事时，他还是会有发言权的。我给他回信说：“您认为怎样做正确就怎样做好了。我也将继续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从下一个防务预算中砍掉三架C…12飞机，而且毫不隐讳他这样做的原因。看来，公开与这位来自得克萨斯东部的一个保险地区的议员作对，不会损伤他一根毫毛。
　　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国会议员发生的第一次严重争执。我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怕有对手，就怕有敌人。今天的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我设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关系，而且对他后来的一些实质性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因此，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们依旧得到他的支持票。那次飞机事件后，在一次正式宴会上，我见到了查利的女友，确是个艳丽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损失？”他说。他确实说得不错。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讨厌，那他确实是个仁爱长者。但你千万不要冒犯他。坚定的冷战斗士理查德·珀尔被调到国防部，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由于他的反共立场从不动摇，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尔带来了一名亲信，名叫弗兰克·加夫尼。这位留着胡子、缺乏教养的仁兄以前是国会工作人员。在温伯格班子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给部长上课，讲对共产党手软会有什么恶果，在提到四星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的时候竟称他为“杰克”。会间休息时，温伯格把我叫到一旁问道：“那个年轻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但是此后一整年的时间，不论弗兰克·加夫尼出现的次数多么多，对于温伯格来说，他一直是个无名氏。我给珀尔的这个门生上了一番官场规矩课之后，温伯格总算能说出“加夫尼”这几个字，最后居然还提拔他担任了更高些的职务。不过，在卡普·温伯格跟前，改变印象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
　　我刚到五角大楼时，曾陪温伯格到白宫情况室去参加过一次会议。我在门外等着，直至他和总统从里面出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去做私下交谈。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近的距离看到罗纳德·里根。温伯格向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走上前去并把我引见给总统。当总统握住我的手、对我展露出亲切的微笑时，这个人所产生的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着真是无懈可击。头发一丝不乱，领带系得恰到好处，雪白的衬衫就像是刚刚开浆。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便谈起正事了。这短暂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里根似乎同时使人产生既亲切又疏远这样一种矛盾的感觉，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亲热这回事似的。
　　我像一个玩杂耍的人，力图把三军部长、四个军种的首脑、参联会主席以及五角大楼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时捧到天上，不让任何一个掉下来。他们都希望能随时见到部长，而部长并不总是欢迎他们对他的造访。同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难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五角大楼内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曾试图炒我的鱿鱼。海军部长约翰·莱曼大概是这座大楼内最善于窝里斗的人物。在各军种的竞争中，莱曼是从不让步的。在他眼中，海军的地位永远是全美国军队的中心。莱曼不满足于掌管海军，总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个防务系统的主意强加给温伯格。温伯格不喜欢莱曼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所以我就得唱白脸，挡他的驾。莱曼自然也就怪我剥夺了部长受惠于他的高见的机会。他在大楼内四处宣扬，说我不是在为部长服务，而是在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马屁，以确保自己今后能飞黄腾达。他的不满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尔·塔夫脱那里去，让塔夫脱做温伯格的工作，把我调走。威尔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告诉了我。我可不觉得好笑。我给莱曼的军事助理保罗·米勒打了电话，对他说，他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应当当面对我本人讲，不应当背后整我。但这没有用。温伯格继续抵制莱曼，莱曼则继续责怪我，但我没有被解职。然而，通过这些冲突，我倒是从约翰·莱曼的词典中学到了对一句老话的新解：“权力使人腐败，但是绝对的权力则确实是廉洁的。”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阿尔玛的母亲也于1972年故去。当我们跨入1984年的时候，阿尔玛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岳父约翰逊于1984年2月5日死在阿尔玛的怀抱之中，享年81岁。我们结婚之初，他对我这个女婿并不信任：是个当兵的，更糟糕的是，还是个西印度群岛人。到他去世前，我们的感情已相当不错，我能够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师亲热地开开玩笑，有时候还在一起喝上两杯，并且打趣地问他，我工具箱中的东西没有长腿怎么会跑到他的箱子里去。
　　处理岳父的遗产的责任由我承担起来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处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屉、壁橱和地下室内收藏的各种枪支尽数收到一起。我把这些武器装到我的汽车的背箱内，拉回了华盛顿。负责国防部文件分发中心的吉姆·布鲁克斯是个枪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带回来的东西。吉姆对一枝0。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两枝马格南手枪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陆军步枪很感兴趣。他买下了那几枝手枪，最后只剩下那枝步枪了。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停车场去，让他看看放在我的车背箱中的那件东西。吉姆仔细看了一下，说容他再考虑考虑，就离开了。就在我把枪放回背箱时，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从车上走下国防部的一名警官。
　　“这是你的车吗？”他问。
　　“是。”我回答。
　　“请打开背箱。”
　　我开始解释收藏枪支的事。
　　“请打开背箱。”那警察说。
　　我打开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也已过时的武器。
　　“请跟我来。”他拿起我的武器后，这样对我说。
　　“听我说，我是鲍威尔少将，”我说，“我是温伯格部长的军事助理。”
　　“请跟我来，长官。”他想把我锁进带隔栅的后座，我不干。我像电影中那样对他说，我可以不作声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们走进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办公桌后面，已做好审讯人并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的准备。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现了。“将军，您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要逮捕我。”我说。
　　“这事交给我吧。”他对那位巡警说。然后他转向我说：“您可以回办公室了。我会让人把您的枪送还给您的。”
　　我回去后，我的秘书南希·休斯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五角大楼4层（那是空军的地盘）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书看到底下的停车场上有两个人在摆弄一枝步枪。恐怖分子！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聪明机智的南希听到风声，立即通知了一个叫库克“医官”的人。
　　国防部是由国防部长掌管的，但是这栋大楼却是由戴维·O·库克“医官”说了算。名义上，“医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可实际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楼上有人不好好干活，需要教训一下？去找“医官”。你是助理部长，想要一个本该有的专用洗手间？“医官”可以办到。你在有名气的滨河大门口的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找“医官”试试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将被警察逮捕的少将吗？“医官”可替你效劳。“医官”的权力大着哪，他是五角大楼的教父。像凯斯特这样精明的人，在“医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医官”当过海军上校，对军队中的官僚机构了如指掌，他还当过律师，自有律师那样的心计和头脑。没有库克“医官”，五角大楼早上连大门也开不了，因为别人不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在“医官”和南希两人的安排下，我获释了，而且无需交保证金和保释金，也不必再受难堪。
　　我母亲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发生过一次心力衰竭。恢复健康后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后来心脏病第二次发作。到最后，就像我父亲去世前那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纽约去。尽管她总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却从未颓唐过。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发出了牙买加人惯常的那种吸吮的声音，接着来了一个翻译不出来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边，在我身上盖些常青藤，以后就甭管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艾达·贝尔。此时她已经在我妈妈家寄宿了25年。我父亲患绝症期间，贝尔小姐帮过他。现在她在为我母亲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欠艾达·贝尔的情，今生今世也还不完。
　　莫德·鲍威尔于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周，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开车带着全家回了一趟纽约，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对我母亲那种亲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孩子们全都称她“宝贝”，他们之所以挑选这个让人开心的称呼是因为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
　　父亲对我长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响，母亲对我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从她身上学到了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勤奋工作，严于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从未停止做事。然而，虽然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爱却并未因此而稍减。我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从未有得不到母亲的百般照顾之感。父母是无法选择的，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葬礼在南布朗克斯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那是我们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现在已经被现代派接管了。以前对我是那么有意义的一切，那些画像，那些诗，那些礼拜仪式，现在全都变了。教堂现在采用新的礼拜形式，而且圣玛格丽特教堂这位年轻的现任牧师把现代风格发挥到了极点，他居然把上帝变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怀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发现自己据以成长的信仰基石原来是可以移动的，却使我不能坦然。我母亲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别、低调而毫不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不记得我听到牧师何时提到“上帝”一词。我低声自语：“别担心，妈妈。我们以后重新为你举行一次更庄重的仪式，因为你是不想这样离去的。”
　　卡普·温伯格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外貌，他那种永不道歉、永不解释的贵族派头，确有某种英国味儿，只有口音不像。正因为如此，部长在被邀请参加著名的牛津大学学生联合会辩论时，他抗拒不了这一诱惑。学生们请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对垒，题目是《从道义上说，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差别》。美国驻伦敦使馆的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恳请部长不要去。牛津大学的学生左得很，擅长口头攻击，而且谁的账也不买。使馆官员说，这样的辩论是不可能赢的；倘若输了，欧洲新闻界会做出一些令人难堪的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是部长的坚定盟友和个人朋友，她也劝他三思。反对部长应战的人说，堂堂美国国防部长去干这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体的。但他们的理由只是更加坚定了温伯格的决心。
　　我们于1984年2月27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次日凌晨抵达伦敦。温伯格还要忙一些别的事情。我注意到，飞行途中他只草草地浏览了一遍他的辩论讲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参观了牛津联合会的各个大厅，从历届首相的挂像旁走过。这些首相自己的辩论才能也是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坐到为我准备的位置上，看着我的上司走上讲台，手里拿着2号铅笔阐述他的反方立场。这间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的学生们就像古罗马剧场内等着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给狮子的好戏的罗马人一样。汤普森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辩论能手。
　　在部里忙乱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长官原先当过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书籍评论家，还曾是一位酬劳颇丰的律师。他那天的发言十分精彩。“我请你们只想想一件事，”他在发言快结束时说，“今晚你离开这里，午夜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是以微弱比数获胜的。温伯格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从未见他像今晚这样兴奋。虽说在我们眼中他的胜利是明白无疑的，但我们还是预先采取了一点保险措施。牛津辩论的胜者是通过分别计数从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离场的人数来确定的。我们事先告诉我们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及秘书，一定要从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尽管温伯格外表很镇静，但是贝鲁特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给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时认识到此事使他所受创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这份东西，然后交给政府的国家安全班子传阅。温伯格把他当律师的智慧都用在对美国何时应该、何时不该向国外派出军队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诸如“隔离部队”、“军事存在”这类花哨字眼的当。原来这些字眼意味着使美国军队在没有明确使命的情况下处于危险境地。他反对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军队。他提出了决定美国出兵海外的六项原则。
　　温伯格的对头舒尔茨拒不考虑他的建议。我看到，这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国务卿常常准备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这样没人争的地方。如果你无需时不时地敲打某人以显示你的实力，那又何必在那里保持一支军事力量呢？他的对立面，即那个要对前去流血牺牲的军队负责任的那个人——温伯格，则主张只在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力量。
　　温伯格不仅要在政府内部推销他的指导原则，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开宣传。我们已开始考虑设立演讲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宫负责竞选事务的工作人员禁止在总统选举结束前发表任何这类有争议的演讲。里根连任后，温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讲话。我跟他去了，听他说明他建议“我们权衡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需要考虑的几条标准。（1）只有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拥有取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3）用兵要有很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做好在目标改变时改变用兵决定的准备，因为战争很少是一成不变的；（5）只承担那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义务；（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简言之，要看国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胜。否则就别插手。
　　克劳塞维茨若听到他的建议，肯定会为他鼓掌。后来，在就派兵参战问题向总统提建议成了我的职责的时候，温伯格的上述标准成了我的实际指导原则。然而，在他发表这一讲话的当时，我很担心温伯格公开宣布的标准过于明确，很容易被潜在的敌人钻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请，要我在威廉…玛丽学院举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授衔仪式上讲话。从我站在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茨礼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军衔至今，已经是27年过去了。我今天为之授衔的学员之一是迈克尔·鲍威尔。当仪式进行到该我主持宣誓时，我命令学员们转身面向在场的父母和亲友。这一招是我从神枪手埃默森的退休阅兵式上偷学来的。轮到迈克上台时，他不仅得到了军衔，而且还得到了父子间紧紧的拥抱。这是个标志着子继父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在场的人中，坐在阿尔玛身旁的还有迈克的两个妹妹琳达和安妮玛丽。琳达是该学院二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