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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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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问题，他都要提起袖扣的事。他知道裁军和经济问题最终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个人的象征物。
离首脑会晤只有几天了，我要求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尽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个难题，他也有一个难题。当我解释我的难题的时候，身材高大、满头白发、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宁显得有些狼狈，脑门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我对他说，里根夫人很生气，她邀请苏联首脑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一道喝茶、共进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欢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多次询问之后，仍然听不到回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甚至连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请的话都没有。与我共同负责安排这次首脑会晤的白宫联络处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是个讲话风趣而干脆的人。他说：“难道这是牲口棚，让两位第一夫人争食吃吗？”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我就告诉杜比宁，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简单而有礼貌的答复，我们就会把一次诚挚的首脑会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宁边说边不安地移动着身子，“这件事很微妙。戈尔巴乔夫夫人她……”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对那些难侍候的第一夫人太了解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想因为这类愚蠢的事情而把这次首脑会晤弄糟，那就快行动吧。你为什么不动用你们克格勃的传真机，快些给我们答复呢？”24小时后，我们接到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回电，说她接受邀请，同意来喝茶。用苏联的标准来衡量，这么快做出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对固执己见的第一夫人确有了解，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可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第一天的条约签字仪式，为的是使首脑会晤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我们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拟定的时间表送给杜伯斯坦，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签字仪式必须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说，这办不到，那会把整个这一天的安排打乱。但杜伯斯坦重复说，一定要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对他说也许可以改在11点半，最迟12点。杜伯斯坦坚持要在下午1点45分。他的态度很武断，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于是我说：“肯尼，1点45分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让步。我们只好把时间表全部打乱，以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几周之后，杜伯斯坦终于把原因告诉了我。这样，我也就成了白宫中6个得悉这个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决定总统应当在何时何地处理美国的事情时一定要听一位占星家的意见。而这位名叫琼·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断定，下午1点45分时的星象最适于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术与总统本人身上那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对他有很大影响。如果苏联一座核电站发生的一次事故能将有毒的辐射传播到世界上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将如何？总统了解到，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是从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个字演变来的。由于苦艾味苦，所以《圣经》上以这个字作为敌意的象征。总统的思路从切尔诺贝利引申到苦艾，从苦艾引申到敌意，从敌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他对我们说，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尔巴乔夫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我们分毫不差地执行着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总书记到达白宫南草坪；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短时间的单独会谈；里根急不可待地赠送袖扣，戈尔巴乔夫只说了声“谢谢”就装进了衣袋。然后，两位领导人带着他们的代表团进入东厅，举行中程核力量条约签字仪式。里根总统说：“‘控制军备’这个词被‘裁减军备’所代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把加了皮套的两份文本摆好，蓝皮的是给美国的，红皮的是给苏联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了字，时间刚好是下午1点45分多一点。
仪式结束后，现在该是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仍然想阻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他还想为他的国家争取经济援助。我们则希望苏联撤出阿富汗，希望给犹太人以离开苏联的自由。我原安排让两位首脑及其主要助手于下午2时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但是国务院希望让许多人——既有美国人也有苏联人——参加会谈，所以到最后一刻，舒尔茨要求把会谈挪到大得多的内阁会议厅举行。我的直觉不安起来。突然改变计划会使罗纳德·里根的竞技状态受到影响。但我迁就了舒尔茨，这可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此时，内阁会议厅内已是座无虚席。大家坐好之后，总统请他的客人戈尔巴乔夫先讲话。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照着手写的讲稿讲话的时候，我开始记下我的印象：“聪明。头脑灵活。不绕大圈。很有分量。很实在。充满活力。精彩的发言。”戈尔巴乔夫满口“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低平弹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导弹的投掷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一个学者。讲着讲着，戈尔巴乔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你们准备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厂里生产新式化学武器。”他甚至知道这些武器将用155毫米炮弹来发射。这种事连我也不知道。总统不动声色、表情愉快地听着。突然，他打断戈尔巴乔夫说，他有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我们知道他的资料卡片上记着许多俄国笑话，这些笑话大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为他提供的。戈尔巴乔夫停下来让他讲。
“一位美国教授要到苏联去。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总统开始讲故事了，“那出租车司机原来是个学生。教授问他：”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呀？‘那司机说：“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呢？’”
“到了苏联之后，教授又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去莫斯科，”总统和蔼可亲地继续往下讲，“在车上他又同苏联司机攀谈起来。那司机也是个学生。于是教授便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不知道。’司机说，‘人家还没告诉我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听他讲完这个故事，在场的美国人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去，而戈尔巴乔夫则眼睛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他同总统的第三次会谈，到这时他对里根的风格也有所了解了。他显然认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比为这种事生气更重要。于是，他又继续他的讲话，就好像刚才他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总统接下来的表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准备不足。谈到外交问题时，他转向舒尔茨说：“唔，乔治，在这方面你可能有话要说。”谈到军事问题时，他又转向卡卢奇说：“弗兰克，我相信你会愿意谈谈这个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这方面的人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乔治·舒尔茨大胆地说出了该说的话：“总统先生，这太糟糕了。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是有备而来。您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讲笑话。”
总统知道会谈进行得不怎么好，因而听了这番责备的话也没反驳。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说。
总统和戈尔巴乔夫预定次日上午还要举行会谈。我决心不再重犯今天的错误（我承认发生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过错）。“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我说。舒尔茨现在同意了。“其次，总统先生，”我说，“要为您准备一个比较好的发言提纲。”今天再讲任何教训的话都会伤害罗纳德·里根的自尊心。他晚上还要设宴招待戈尔巴乔夫，于是我建议他回家去做准备。我向他保证，到明天早上，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停当。
会议结束时，舒尔茨看上去依旧是心烦意乱的样子，好像我们在拳击赛中第一回合就被人击倒了。我建议大家好好喘口气，然后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回到办公室，让弗洛伦斯·甘特把我的助手弗里茨·埃尔马思、鲍勃·林哈德和纳尔逊·莱兹基找来。他们一来，我就向他们发布了陆军中那种典型的五段式战地命令：形势——很严重，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失利了；任务——夺回主动权；措施——使总统对明天的会谈准备得好一些，以便进行反击；后勤——由本班子给总统拟定一份三至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讲话提纲；指挥与控制——就在本办公室，讲话提纲需经国务卿审查。然后我说：“我在国宴后于午夜时分来看你们。”
国宴进行得很顺利。里根发表了热情洋溢、令人信服、妙趣横生的讲话，这看来是他天生的长处，而且他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于将近午夜时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是在赶任务时通常都有的乱作一团的景象。男人们挽着袖子，领带结拉下一半，女人头发散乱，人们俯身在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文稿上，桌子上到处是咖啡喝剩一半的泡沫杯和塑料匙，秘书们坐在文字处理机前噼噼啪啪地打字，打印机吐出最新的修改稿。我看了看打好的最后文本，说：“挺好，但是还要更好。”我在思路方面做了一些纠正之后便回家去稍事休息。到凌晨5点钟就又到西翼来了。我的助手们此时都蜷卧在椅子和沙发上，一个个睡眼惺忪。埃尔马思把总统讲话提纲的最新文本交给我。我看了一下手表。舒尔茨早上7点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再改一次。”我说完又做了几点新指示。他们又爬了起来，坐到会议桌旁。
舒尔茨正好7点来到我办公室。我把我们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我觉得不错，”他说，“不过我得把它拿回国务院去，我手下的人需要看一看。”
“最好能快一点儿，”我说，“我还得向总统汇报，而且他要在上午11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
当我把提纲的内容讲给总统听的时候，他显得精神很好也很轻松。提纲上的字打得很稀，像电影脚本似的。其中谈到战略防御计划、军备控制、地区性冲突、人权以及经济援助等问题。看他的表情，就像根本没发生过昨天那段插曲似的。我自己的心情绝对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总是在早上起来显得好一些嘛。永远乐观能增强力量，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
“很不错，我都记下了，我都记下了。”当我们把讲话提纲研究了一遍之后，总统点着头连声说道。
当时他坐在一张靠近茶几的安乐椅里。我拉开茶几的抽屉把这三页纸塞了进去，并对总统说：“在我们举行了正式会谈仪式之后，就回到椭圆形办公室这里来。”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一个长相凶恶的克格勃官员，格里斯科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会打开公文箱，递给戈尔巴乔夫一个速记簿，上面有手写的笔记。“您就在这个时候漫不经心地从抽屉里拿出讲话提纲，总统先生，您可一定要先讲话。”
第二天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欢迎戈尔巴乔夫到来。然后他俩带着各自的助手一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们让摄影记者拍了几张照片后，便坐下来正式会谈。当时戈尔巴乔夫手中已经拿着他的速记簿了。我望了望总统，他正在从茶几里往外拿讲话提纲。他开始讲话，讲得又自然又有说服力。他指出，昨天是值得骄傲的一天，然而，正如总书记本人所说，他们两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苏联方面愿意把弹道导弹的弹头限制在4800至5100枚，这使他很受鼓舞。40多年来，进攻性导弹维持了和平，但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希望用比这更好的方式。这就是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这个计划要消除在发生危机时实行第一次打击的诱因，以此来加强世界的稳定。
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瑕。总统为讨论定下了我们所希望的调子。我不时地望望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意识到此人的思维敏锐。他立即明白了我们为了扭转昨天的方向做出了哪些努力。总统讲完后，戈尔巴乔夫翻了一下他的小本开始发言。不一会儿，他索性把那本子抛开，单凭记忆做了一次完全以事实为根据的讲话。这显示出他对自己的材料掌握得滚瓜烂熟。他阐述了他依旧强烈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说，与美国传媒所歪曲的相反，苏联并没有实施它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但是，如果美国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是你们的事。不过苏联将会做出反应。总之，他讲话的主旨还是积极的，那就是要继续寻求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舒尔茨、卡卢奇和我得不时地就一些细节问题为总统救驾。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问题的掌握方面明显占优势，但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傲慢的成分，绝没有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威逼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种情形。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阐述方面，这位英国首相也比罗纳德·里根高明许多。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里根身上看到了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美国人心的那些品质。此人不仅是总统，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他的人民的朴实性格、讲究实际的态度以及乐观精神。聪明的外国元首们承认这一事实，比较刻薄的领导人则不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阴沉，淫雨霏霏。人们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为戈尔巴乔夫送行。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像一个刚刚赢得了预选的政客一样春风满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是赢得了一次预选。在从苏联大使馆去白宫的路上，戈尔巴乔夫让他的车队在第16街停了一下，开始向围观的人群做姿态，而且他的姿态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们后来认识到的，他的举动证明，他在国外比在苏联国内更得人心。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苏联人想要的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是5100枚，而我们想要的是4800枚。我们只有把这个分歧解决了，才能从中程核力量条约迈向限制战略远程核系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类战略远程武器是设计未来越洋发射、袭击彼此的城市的。
当我们同苏联人一道挤在内阁会议厅里，争论着可容许的弹道导弹数目问题的时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在那边等待我们结束讨论，使他们能够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开始举行欢送仪式。最后，卡卢奇向阿赫罗梅耶夫提议，我们干脆来个折中，把导弹数目定为4900枚。我们的人走向总统，在舒尔茨和我保证这是一笔好交易之后，总统同意这个建议。我感受到了卡卢奇以前感受过的那种激动心情。罗纳德·里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会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你的意见最好是正确的。总统曾在一张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的照片上给我题字。他题的字是：“科林，如果你这么说，那就一定是对的。”这表明他是多么信任我，这种信任真有点令我诚惶诚恐。
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了这个折中限额。于是，就在华盛顿那个下雨的午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们进入了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于像我这样仅仅一个月前才从侧翼走上全国性舞台的人来说，这个时期是在饶有兴趣的气氛中开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总统之间两封往来短笺的副本。史蒂文斯在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写信道：
亲爱的乔治：
我的确对科林·鲍威尔印象很好。
据我判断，他应当列入你遴选副总统的“最后考虑名单”。
几天后，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说：
特德：
你对科林·鲍威尔的印象没错。他在各方面都是属于A级的人。
承蒙恭维。但是他俩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布什从未对我提过这件事。
那个时期民主事业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胜利，但是在桑地诺派掌权的尼加拉瓜和诺列加执政的巴拿马则不然。我在一段时间以前已经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绝不可能高举胜利的旗帜和枪支在马那瓜凯旋游行。他们还不够强大，但是他们仍是我们促使桑地诺派继续坐在谈判桌旁的手段，这个策略当时是起作用的。双方已在头年8月达成初步协议。我认为，为了保持压力，我们应该继续向孔特拉供应武器，不是从后门送过去，而是在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公开提供。我当时仍在为一项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尽力游说，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临近2月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只要共和党人能答应作少许次要的让步，我们就能在民主党人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数争取到手。但是我没有把众议院少数党督导迪克·切尼的性格考虑在内，我早在法兰克福第五军的时候曾向此人介绍过情况。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让步。他宁愿输也要坚持原则，不愿为了赢而作进一步让步。结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那么可取的协议，即以继续提供非武器援助来使孔特拉保持勉强的团结。
2月19日，我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取道芬兰前往莫斯科，我们将在那里筹划拟在夏季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这时我与舒尔茨的关系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公务人员之一，我对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钦佩舒尔茨不仅是因为他有智慧，还因为他坚忍不拔地想方设法为里根的理想注入实质内容。他和我，还有卡卢奇，每天早晨7点钟在我办公室碰头。我们3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相互竞争的政府系统的头领的姿态进行工作的。在政府里舒尔茨是唯一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长，我总是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并始终支持他。
我们中途在赫尔辛基停留，下榻宜人的渔村饭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然后再去见苏联人。舒尔茨盛情在饭店请我们一行15人吃晚饭，吃着吃着我们成了邻桌一批日本游客大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散席的时候，日本人拿着相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尔茨和我稍稍整了整仪表，不料日本人却围上了别人。他们想与之合影的名人是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电视摄像机前向报界发布新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们由电视影像形成概念的时代，而真实在这些概念掩盖下黯然失色。后来我也看到这种失真现象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审议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后，我见到一位经历了冷战全过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时代连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勃雷宁一定是软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几代推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政权中安然无恙，在现在的公开性和改革时代又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我们到后，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宫殿、如今是外交部宾馆的一幢外交别墅内同多勃雷宁和谢瓦尔德纳泽讨论有关将要举行的首脑会晤事宜。
白天的会谈结束时，多勃雷宁悄悄走到我面前说，他想我们应该聊聊，就我们两个。他的司机开着吉尔车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对岸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过厅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我问多勃雷宁：“这是什么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悦耳的美国英语说道。我们乘电梯上到4楼，多勃雷宁带我走进一个包间。人们到苏联去通常不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但是这顿饭却精美异常。服务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动作干脆利落的俄罗斯女郎。
多勃雷宁一张大大的脸，面相开朗慈祥，态度和蔼可亲。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道，“对这里的现状你必须有个了解。戈尔巴乔夫是我们自从列宁以后第一个治理国家的‘法家’。这一点比你所意识到的更重要。由官僚发号施令进行治理的社会运转不灵，因为这些官僚没有别的能耐，也没有改革的良策。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使我国成为法制国家，不再由庸碌无能的党干部治理。”多勃雷宁接着指出，这位新领导人对军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将领们都快气疯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将军们说道：”你们对我说正因为美国人有这种那种武器，我们也非得有不可。为什么？我不想去征服美国人。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多勃雷宁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军方提出过质问，军方一向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要求我试着站在他们方面看看苏联帝国主义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们总是拿古巴来猛攻我们，古巴这样、古巴那样。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把古巴给了我们？是你们。卡斯特罗是个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到联合国去，住在哈莱姆区的特里萨饭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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