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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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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季，校园里的3个军事社团都来拉我入会，使我受宠若惊。这三个社团分别是“威布巡逻团”、“宝剑会”和“潘兴步枪会”，都是后备军官训练团里的大学生联谊会式的组织。他们争取新会员的办法，主要是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参加他们的“吸烟聚会”，喝啤酒和看色情电影。在性压抑的50年代，这类影片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东西。在这些8毫米影片中，男明星通常穿短袜，我和同学们在看电影过程中常常怪喊怪叫。然而，并不是这些东西把我吸引到“潘兴步枪会”的，我加入该会是因为我认为它是这三个组织中最好的一个。
新会员要遵守传统的礼节，见了高班生就得立正敬礼。还有一些模仿西点传统的捉弄新生的把戏，例如，一个三年级学生可以命令你立正，回答某些字眼的特殊定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牛奶的定义是：“它是从一种会走、会叫、长着一身粉色毛的雌性牛科动物的身上挤出来的乳汁……”如此等等。我还背得出六七个类似的愚蠢可笑的定义。完成入伍教育，进行军人宣誓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制服上佩戴特殊标志——蓝白色的肩章和珐琅会徽。我发现这些标志对我颇有吸引力。
“潘兴步枪会”的一位会友从一开始就对我影响很深。他叫罗纳德·布鲁克斯，是个黑人，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英俊，是哈莱姆区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儿子。他只比我大两岁，但显得比一般同学更成熟，令人尊敬。他是学化学专业的，跟我不一样，是高才生，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一名学员小队长，是“潘兴步枪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可以把人们操练得像钟表零件一样的动作准确。他灵巧机敏，动作迅速，组织纪律性强，这些素质都是我当时所缺乏的。我把他当作榜样和导师，决心按照他的模子重新铸造自己。
我上中学时打过篮球，参加过田径队，还短期参加过童子军活动，但只有“潘兴步枪会”才给了我一种归属感和广泛而持久的友谊。平生第一次我成为一个兄弟会的成员。“潘兴步枪会”只在一点上与纽约市立学院的传统相吻合：我们这些会员的民族成分多种多样，许多人还是移民子弟。除此以外，我们既不同于那些激进派同学，也不同于那些保守的工科学生。工科学生有一种明显标记，就是腰带上总插着计算尺。我们“潘兴步枪会”的会员在一起操练，一起聚会，一起逃学，一起追逐女孩子。我们在校园里有一个会议室，有时在那里集合列队去教室，有时还列队去学生休息厅，竭力主持那里的曼波舞会。难以想象的是，我还给别的会员充当学术顾问，给他们讲地质学，说明这门功课是取得学位的一条便捷而体面的途径。
纪律性、组织性、同志情谊和归属感，都是我迫切需要的。我几乎立即成了一名带头人。在我们的队伍里，我感受到一种无私精神，宛如我家庭里的关怀气氛。“潘兴步枪会”的会员为了彼此帮助，为了团体，不惜赴汤蹈火。如果说这一切都体现出当兵的意义，那么，我当时就是心甘情愿地要成为一名军人。
刚上大学，我在周末和圣诞节期间还常常去西克塞尔商店打工。第一学年结束后，我想在暑假期间找一个报酬高一点的工作，所以，参加了国际搬运工人工会，成了其第812分会的一员。但暑假开始时，我先是在哈莱姆一个家具厂打工，给橱柜钉合叶。父亲看见我天天早上去打工挣钱，心里挺高兴。但没有过3个星期，我告诉他，我决定不干了。他不高兴地说：“刚刚3个星期就不干了？你怎么跟老板交代？”我向父亲解释，我可以天天早上到搬运工会去排队等候分配工作，那里挣的钱会多些。我从父亲的眼神看出来，他心里说：等候分配工作？这孩子居然想等候分配工作。我编造了向家具厂辞职的理由，为了避免尴尬，让一个朋友去家具厂代我领了最后一笔工钱。
我天天到搬运工人工会大厅排队，分配到的工作通常是给运送软饮料的卡车司机当助手，挣的钱确实多一些。一天，工会代理人宣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活儿，不必天天到此排队等候分配，是给长岛市百事可乐装瓶厂当勤杂工，问谁愿意干？白人都不举手。虽然我不清楚装瓶厂勤杂工要干些什么活，我还是要了这份差事。我到装瓶厂报到，他们给了我一个拖把，这是世世代代黑人工人干过的活。我看到，所有的勤杂工全是黑人，而在装瓶机上工作的都是白人。我拿起了拖把，心想只要一星期能挣到65美元，我就认了。我认真地擦地板，把它擦得闪亮发光。这工作的技巧不难，我很快就掌握了。要左右来回擦，不要前后来回擦，否则会累断腰。这是一件苦活，每天总有50次百事可乐瓶子从吊叉上掉下来摔碎，弄得满地板都是黏糊糊的苏打水。
暑期结束，工头对我说：“小伙子，你擦得非常好。”
“你们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我回答。
“明年夏天再来，”他说，“我要给你一份工作。”可是拖地板的活我不想干啦，我说我想上装瓶机工作。第二年暑期，他真让我上了装瓶机。到暑期末，我当上了副领班。这段经历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所有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因为总有人在盯着你。
1955年秋天，我返回学校。当时是走读，天天从凯利大街搭公共汽车上学。我尽管不是城市学专家，也看到了这一带老街区状况日益恶化。这正是纽约最老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原有的住户钱多一点了，就搬出去，而搬进来的是更穷的人。一些犹太人家庭当时是从下东区老公寓楼搬到了南布朗克斯，这时又搬家到郊区。贫穷的波多黎各人搬进了犹太人腾出的老房子。亨茨波因特这一带的房子从来也不曾有过漂亮阳台和常青藤，如今更糟了，从打群架发展到武斗，从用小水果刀发展到用弹簧刀，从用土枪发展到用真正的枪支，从吸大麻发展到吸海洛因。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时，发现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因服海洛因过量死在过道上。他不是最后一个。幸好，我始终避开了吸毒。我从来没有吸过大麻，从来不曾有过毒瘾，事实上从来没有试过任何毒品。道理很简单：倘若我吸毒，家里人会宰了我。
有钱人家不断迁走，这一带的房屋也就开始破破烂烂，有的甚至成了无主房。房主们不愿继续为修缮而赔钱，就弃屋而去。我家住的凯利大街952号后来也被房主放弃，然后被烧毁，最后被拆掉了。不过那是我家搬走以后的事。在我们搬家之前，亲戚们一见面就先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家？”劳丽斯姨妈先搬到布朗克斯北沿。布拉什教母也搬了。多特姨妈已经住在昆斯区。鲍威尔一家什么时候搬迁呢？
我们这样的公寓住户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家的人开始在北布朗克斯和昆斯区物色房子。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比较理想的黑人居住区奔走。可是房价高得惊人，要1。5万到2万美元，而父母的每周收入加在一起才100美元左右。周末奔走的结果常常是房产代理商对我们厌烦得要命，我姐姐难过得流泪。
我父亲还在做彩票梦。他从报摊上买彩票书，研究排列组合。他常常和贝丽尔姑妈一起买彩票，通常是一次买25分钱的。有一个星期六，父亲夜里梦见一个数字，第二天上午在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颂歌板上恰好又看见了同一个数字。这准是上帝开恩，该着卢瑟·鲍威尔走运。父亲和姑妈凑足了25美元，把钱押在这个数字上。这次居然中彩了。
我至今还记得，当彩票承办人把那几个棕色纸袋送到我家的时候，全家又惊又喜，简直不敢信以为真。父亲把纸袋抱到卧室，将一堆10美元一张和20美元一张的钞票倒到他床上，足足1万美元，比3年的工资还多。他让我帮忙点钞票。这笔钱不能存银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妈妈怕税务局的人来，又怕小偷在什么时候溜进门，我们把钞票分散藏在家里各个地方。
就这样，鲍威尔家在纽约昆斯区的霍利斯小区买下了埃尔迈拉大道183—68号的房子，花了17500美元。那是一幢3居室平房。住宅区内的街坊处在变动之中，经常一些白人迁出去，黑人搬进来。我们这房子原先的房主是犹太人，姓威纳，他就是搬走的几家白人之一。我们觉得这里环境挺美，而且霍利斯小区还表示一定的身份，比昆斯区牙买加小区高一等，只比圣阿尔班斯小区低一点。对于中产阶级黑人来说，霍利斯是又一个黄金海岸。我们的新房子墙外的常青藤，保养得不错，住起来舒适，在装修过的地下室还有一间家庭娱乐室和酒吧。爸爸如今是房产所有者了，整天热心地修剪他门口那块巴掌大的草坪和几棵果树。卢瑟·鲍威尔进入了绅士阶级行列。
可是，有了房子，却让妈妈担心受怕。她老是为支付购房抵押贷款利息的事犯愁。她不停地唠叨着她在“香蕉凯利”的那些老朋友怎样怎样啦。几个月后的一天，父亲来找我，几乎眼泪汪汪地说：“我怕我们住不下去了。你妈忍受不了孤单。我怕她熬不过这一冬。”两年之后，妈妈才克服了她的恐惧，明白了贷款利息能够承受，不再往南布朗克斯跑了。
这时，我天天从昆斯区乘地铁上学，跟一位同路的女同学开始了我第一次当真的浪漫史。我们一起从校园乘A路车，然后我换车回昆斯区，她换车去布鲁克林。我带她回家见过我父母，他们对她客客气气，但有保留意见。
我在学校里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地质学虽处于次要地位，但我很喜欢野外考察。我们到老远的地方，在向斜和背斜的地形上爬来爬去，然后要画图，标出向斜和背斜的图形。如果在这里见到一道背斜，就应当能够预测到在另一处有一道相对应的向斜。当我的估计证明是正确时，我非常高兴。地质学还让我有机会向一些没有上大学的朋友卖弄自己的学问。“你们知道吗，哈得孙其实不是河。”“你胡诌什么呀？大学生，蠢货。人人都知道哈得孙河是一条河。”这时，我就讲解说，哈得孙是“沉降”河，由入海口直到波基普西附近为止的河道都是地面下沉而形成的。冰河期这段河床下沉，大西洋海水倒灌入内陆，因此，哈得孙河下游实际上是咸水湾。我骄傲地讲解冰河期地面下沉有多远，越过现在的昆斯区，直到希尔赛德大道为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沿这条线地面呈大斜坡走向，直到圣阿尔班斯和昆斯区牙买加小区，如此等等。我在一门地质学课程考试中惊喜地获得一个“优”，最后本科毕业时得到3个“优”。
大学三年级时，我被后备军官训练团高级班录取，每个月可领到27。9美元的津贴。我的崇拜偶像仍然是罗纳德·布鲁克斯。他在大学头两年就当上了学员小队长。我后来也当上了小队长。在高级班，他当上了学员营长。我后来也在高级班当上了营长。他当过队列教练，我后来也当了队列教练。他担任过“潘兴步枪会”的纳新官，我在三年级也担任了纳新官。这时，我想改变一下争取新会员的做法。我向弟兄们说，如果我们只靠脏电影争取新会员，那是错误的，尽管别的社团都这么干。我们的优势何在？让我们想个新点子吧。例如，可以让新同学看看我们活动的录像，看看我们操练比赛的录像，让他们了解我们是干些什么。
纽约市立学院为了让大部分是走读的学生有一个社交场所，在阿姆斯特丹路提供了一座房屋，我们“潘兴步枪会”在那里的地下室有一间活动站。我叫弟兄们出去，等新生在别的活动站看完色情电影兴奋之余，把他们从街上招呼到我们的活动站来，看看我们“潘兴步枪会”的电影。我这一步是冒风险的。一任纳新官的政绩如何是容易衡量的，就看你吸收的新会员比前任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做了这一新尝试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新生做出选择。结果，“潘兴步枪会”吸收到的新会员空前的多。这是我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它第一次表明我是有能力左右事件的结局的。
这一年我们吸收的新会员中有个名叫安东尼奥·托尼·马弗鲁迪斯的学生，他是希腊裔美国人，家也住在昆斯区，熟悉生活甘苦，充满生气，是块未经琢磨的金刚石，他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爱他。正像我以布鲁克斯为师一样，托尼处处以我为榜样。我们情同手足，乘车在一起，约会在一起，吵闹在一起，形影不离。后来，由于我们当时大概都不曾听说的一个地方——越南，我们又一起遭到不幸，只是托尼的伤比我的伤更加致命。
在我大学生活的最后3年，操练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布鲁克哈特手下的一位少校纳尔逊主管操练。当我们这些学生成绩不佳、旷课以及在争取吸收新会员的一周期间胡闹，校方要给处分时，纳尔逊少校总是找校方负责人替我们说情打掩护。通过后备军官训练团，我也第一次认识了陆军的脊梁——军士们，他们来校对我们进行队列教练，讲兵器基础课。我至今还非常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卢·莫希卡的军士长给我们讲课：“诸位，这是勃郎自动步枪。我教你们怎样分解和组装这支步枪。记住我的话，要是你们不好好学会，战时会送命的。有任何问题吗？”
每个星期六，我差不多都在教练场，有时一呆就是7个小时，跟我们“潘兴步枪会”的会友们一起拿着M…1步枪，练习玛丽女王式敬礼、持枪动作以及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操练对角斜方向行进。这是有危险的，稍一不小心就会出事。我们参加两项比赛，一项是正规动作比赛，由布鲁克斯指挥，一项是特技花样动作比赛，布鲁克斯指定由我负责。1957年春季，我们参加了在第七十一团训练场进行的纽约市各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事操练比赛，对手有福顿大学、纽约大学、霍夫斯蒂亚学院等院校。我们带着我们的吉祥物，名叫科克和黑杰克的两只松鼠，来到了赛场。
布鲁克斯率领他的正规动作队上场，在满分为500分的比赛中得了460分，赢得冠军。轮到我率领18人的特技队出场了。我们事先把铜质空弹壳擦得闪闪发光，几乎要把铜皮擦破时才住手。我们的皮鞋也擦得锃亮，能照出我们的面孔。我们在预习时，我还秘密练了一招。通常在代表队由一套动作转入下一套动作时，领队只站着喊“一、二、一”。我却在这时跳起独人舞，是当时流行的驼舞步。观众都兴奋得发狂了。我们在满分为500分比赛中得了492分，高居榜首。这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在下一年继承布鲁克斯的职位，担任纽约市立学院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团的团长和“潘兴步枪会”会长，而且要学习他的榜样，在校际比赛中蝉联两项冠军。
然而，不用说大家也会明白，纽约市立学院的一般学生对我们“潘兴步枪会”的成就并不怎么欣赏。态度最好的把我们看作是沙文主义者，态度最恶劣的如校报呼吁解散后备军官训练团。
我有一套文具随身带了35年，它是镶嵌在一块大理石基座上的笔插和两支“雪飞”牌钢笔。我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在五角大楼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都把它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珍爱它是因为它上面的一句题词。这故事得从1957年夏季的一天说起。
那天，我父亲焦急如焚。他请我和两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同学——托尼·德佩斯和乔治·乌齐奥利一起吃了午饭，然后把我们送到曼哈顿的格霍杭德长途公共汽车站。他忧心忡忡，向我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出事，似乎确信他儿子将一去不复返。原来，我和我的朋友们那一天是动身赴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夏训。这是我头一次离家去南方。爸爸叮咛说，他已经请我们教堂的威顿牧师帮忙，关照布拉格堡附近的费耶特维尔市的几位黑人圣公会教友，拜托他们对我多多照顾。我听得心烦，请他别再啰嗦个没完。
其实，我们一下长途公共汽车，就被陆军官员接到布拉格堡，关在军营里6个星期，根本与南方社会生活隔绝。如果说我是在布拉格堡头一回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民族，那是因为我在那里遇到的白人不是波兰人、犹太人或希腊人，而是华斯普① 们，这几乎是我头一回跟华斯普白人相处。我们在靶场练步枪和81毫米迫击炮实弹射击，学习伪装和设置障碍。我抓紧在那里的每一分钟进行学习，从一开始就出类拔萃。由于我有操练领队的名声，我被指定为代理连长。
6星期夏训结束，我们在大操场列队，接受颁奖。颁奖的名次排列依据是功课学分、打靶成绩、体育分数，以及表现出来的领导水平。我被授予“D连优秀学员”称号，这就是那天颁给我的奖品——我至今珍藏的那套文具上的题词。“营优秀学员”的称号授予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学生艾丁·B·卡普伦。我在全营名列第一。
我得到这一荣誉很兴奋。可是在离营的头天晚上，我们正收拾行装的时候，一个白人后勤官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你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当上‘营优秀学员’吗？”我根本不曾想过。他说：“你想想，这些南方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教官们若让一个黑鬼当优秀学员，他们回到自己的院校时怎么交代？”他的话与其说令我愤怒，更不如说是令我震惊。我不愿知道，我的价值竟会因为我的皮肤颜色而被贬低。难道不可能是因为学员卡普伦的确比学员鲍威尔更强吗？
在乘车返回纽约的路上，我更深切地尝到了种族主义的滋味。我离开布拉格堡时，与本校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两名白人军士同行，通宵行车赶路，途中在几个加油站休息。那里的加油站有3个厕所：男厕所，女厕所，有色人厕所。我只能进有色人厕所。看来黑人似乎已超越了时代，男女不分了。在到达华盛顿以前，我一直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过了巴尔的摩向北走，我才感到安全放心了。我不由得回想起阿波罗剧院的那段古老的台词：“嘿，兄弟，打哪儿来？”“亚拉巴马。”“嘿，欢迎你来美国，只希望你平安过境。① ”
尽管有这些插曲，1957年夏训仍不失为我的一大胜利。我回到我女朋友身边。我带着我的奖品回家，让家里看到了他们从未在我身上发现过的东西——我终于有出息。我还发现自己具有领导能力。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人来说，这一发现可不是一件小礼物。
返校后，我继续努力上进，军训成绩全优，别的功课成绩平平。在暑假之前，布鲁克哈特上校已经通知我，将由我接替布鲁克斯，担任全校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团团长。全团当时有1000人。我还当选为“潘兴步枪会”会长。我希望像前任会长布鲁克斯所做到的那样，在下一届全市校际比赛中夺得双冠军。我自己领导正规动作队，把特技动作队委托给一位风度不凡的队友约翰·帕多。
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特技队在失去它的优势。约翰当时为女朋友问题分心。有些队员向我反映说约翰的心思没有集中到日益逼近的比赛上。我想过撤换特技队的领导。最后的办法是我自己把它管起来，因为我有过上次获胜的经验，可是约翰总说“我能干好”。我记得那年的军事操练比赛是在第三六九团的训练场进行的。我领导的正规动作代表队蝉联冠军，可是特技队输了。我们总分屈居第二。我生气，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我对不起特技队，也对不起约翰·帕多，因为我明知约翰准备不足，在这方面我比他强，却还是让他上场。
那一天，我吸取了一条教训。这教训不论是对一个简陋的操场上的军训学员，还是对五角大楼的一位四星上将，都是适用的。我懂得了，当主管，就意味着作出决策，不论是多么不愉快的决策。如果行不通，就修正它。这样做，你才会赢得那些在不利形势下吃苦头的人们的尊敬。通过这次院校军事操练比赛，我懂得了决不能有辱使命，不能为了照顾一个人的面子而让多数人付出代价。多年以后，我在五角大楼时，还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着这一教训的字条，文字也许不雅，却简单明了：“负责任有时意味着炒别人的鱿鱼。”
那一次的小挫折并没有给约翰·帕多带来致命后果。将近30年之后，我住在迈尔堡时，有一次我们“潘兴步枪会”的老友们在我那里聚会，当时我是副国家安全顾问，帕多已成为纽约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设计师。我俩和另几位已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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