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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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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区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势蔓延到邻近的棚户区。空降别动队在里奥阿托空降，此前由F…117A隐形战斗机投下2000磅炸弹使兵营里的巴拿马士兵惊恐万分，从而为伞兵落地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更多的别动队员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开始在市东郊的托里乔斯机场区上空降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美洲桥。在大西洋这一边，第七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进入科隆市时遭顽强抵抗。巴拿马国防军这场战斗打得比预期的漂亮，但我们的伤亡轻微。到此时为止，攻击派蒂拉角机场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他们在考虑不周的攻击中有4人丧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一项更适合用步兵的任务交给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去完成，尽管他们是顽强而英勇善战的。
几乎每一项送入指挥中心的报告都更正了前一项报告，应验了一句老话：“别轻信初听之言。”坐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小屋里，我的心情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激动不已。两军交战，尤其是在夜间，肯定是一场有组织的混战。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事后诸葛亮们绝不会充分领会到，在一片混乱之中凭着有限的情报甚至是错误的情报，必须做出生与死的决定的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切尼那晚上在屋内静静地观察着他指导的第一场战争。他不断地问些尖锐而重要的问题，而且每隔1小时左右就走进旁边的房间用保密热线电话向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报告。指挥渠道是畅通无阻和明确无误的。总统指示切尼；切尼指示我；我指示马克斯·瑟曼；而他再指示卡尔·斯蒂纳。瑟曼和斯蒂纳是在现场的军事指挥官，而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是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早晨7点40分，总统在电视上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们入侵巴拿马的原因。然后在8点半钟，镜头都转向五角大楼，在那里切尼首先发言，较详细地讲了导致这次入侵的挑衅事件。随后是我讲军事行动情况。
那个夜晚正当战斗犹酣之际，我离开指挥中心，进入邻室反复考虑当我面对公众和报界时我要讲些什么。汤姆·凯利参谋部的一个作战军官陆军少校雷·梅尔尼克已为我准备好介绍情况用的地图和图表。我把这些都退了回去，因为它们充满了军事术语，这可能在本宁堡适用，但在向美国人民解释其子女在巴拿马所作所为时是不适用的。梅尔尼克很快画出了较简单的地图，而我立刻用了一个小时牢记下任务、部队和我们的27个攻击目标。
第二天早晨，切尼讲话之后，我在电视上对每一个细节直到最后一个排的冲击行动都做了说明。我提醒观众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大多数目标均已达到，但是我们预期巴拿马国防军残部和由诺列加武装的主要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显贵营”的准军事部队会继续顽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损失4名士兵，但我们该料想到会有更多的伤亡。我的意图是表达一种镇定和有信心的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美国武装部队的声誉鹊起。以前“沙漠一号”行动，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炸，组织混乱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以及击落伊朗民航客机，这一切曾使得国人对美国军队及其领导人抱怀疑情绪。我还记得6年前我们向威克姆上将所提的第14号计划建议——我们必须在下一次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我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而他们立即要知道诺列加的情况。如果我们抓不到他，入侵巴拿马的意义何在？我回答说：“我们现在已推翻他在这个国家的专政。”有记者问，如果诺列加仍在巴拿马荒郊野林之中到处乱跑，这会不会使在那里的美国部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回答说：“诺列加先生……已经生活在丛林好几年了，他习惯了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敢断言他也躲不过陆军别动队、特种部队和轻步兵部队在全国的搜捕。”还有记者一个劲儿地问，假如我们没有逮住诺列加，我们能真的认为“正义事业”取得了成功吗？“这次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我回答说，“因为我们除掉了那个政府的头头，而且有了一个由巴拿马人民选举出来的新政府。”诚然，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将那个头头拿出来示众，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那是阿尔玛打来的。“你干得很漂亮。”她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给了我一个及格的分数。
到第二天，除了与“显贵营”的零星交火外，大部分战斗已告结束。然而，诺列加还是没有被我们抓到。我们增派第七师的步兵部队，仔细搜索乡间山林，并穷追巴拿马国防军残部。美军部队浩浩荡荡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欢呼声震天响，使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纷纷投降。为了维护秩序，我们向巴拿马城派去更多的部队。战火烧毁了几个街区的住房，特别是军区四周的住房。我们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巴拿马人建立了临时住房。
恩达拉总统是在进攻发起前几个小时宣誓就职的，他现在总统府。有24名美国人为获取这次为了民主的胜利，在巴拿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私下向切尼做过估计，我们将损失20人左右。我们的武装部队表现出色，然而我们也有一些失误，如我们没有对重建文官政府做充分的安排；我们对新闻界的安排使我们受了夹板气，遭到两面的指责；我们在与记者合作并让他们到巴拿马战地采访方面动作迟缓。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试图纠正这一缺点，派了一架民航客机把几百名记者送到巴拿马，可是我们在那里根本无法接待好这么多人。结果，新闻界简直要把我们活活地吃掉，不过这也不无道理。我知道，以后我们必须狠下工夫做好这件工作。
不过，在“正义事业”行动期间，新闻界的所作所为使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入侵的第二天，我注意看参加电视记者招待会的布什总统。在取得“正义事业”行动的迅速胜利之后，他生气勃勃，容光焕发。总统不会知道，就在他不时露出微笑回答记者提问时，电视台同时在电视屏幕的分画面上显示出在特拉华州多弗空军基地的一架运输机正卸下第一批美军阵亡者的尸体。其效果是使人觉得总统麻木不仁。这虽然是起轰动效应的图像，但却是一个低劣的新闻报道。
当新闻界不仅报道战争，而且开始试图指导战争时，我被激怒了。在巴拿马城中心附近有一座无线电天线塔。每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都晓得，在战争中必须摧毁敌人的通信能力。而你们看一看，美国军方竟愚蠢地让发射台运作和播放预先录制的诺列加的宣传言论。由于这座仍然矗立的天线塔，白宫开始受到新闻界的责难。我也受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指责。我告诉他，这座天线塔对我们并不碍事，而且我们还没有派部队到城市的这部分去攻占它。我们无论如何不想摧毁这座天线塔，因为一两天后恩达拉总统需要用它。不行，报界的指责太厉害了，天线塔必须被摧毁。我告诉瑟曼和斯蒂纳摧毁它。他们对局外人插手军队的事并要他们攻击一个毫不相干的目标，气得都快发疯了。但很快，“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就用导弹射向天线塔的主梁，这同我当年的越战伙伴用步枪射倒大树颇有相似之处。
在指挥中心度过第一个夜晚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在五角大楼又接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几个记者被困在巴拿马城马里奥特旅馆里。“我们必须派兵去救他们。”斯考克罗夫特说。
“他们没有危险，”我指出，“我已核查了情况。他们在旅馆的地下室是安全的。他们那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我以为我已说服了斯考克罗夫特，谁知他又第二次来电话，他受到纽约通讯分社头头和电视网主管们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说。
“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我重复说，“在地面作战中我们有着一位非常称职的司令官。他有一套计划，而且正在实施中。”难道能设想从曼哈顿总裁套间里七嘴八舌地来指挥在巴拿马的作战吗？我提醒斯考克罗夫特，在巴拿马除了这几名记者外，还有3。5万名其他美国公民，我们要努力确保他们全体人员的安全。没过几分钟，切尼来电话。不容许讨论。干吧，不要再争辩了。
我再一次违心地打电话给瑟曼和斯蒂纳。“我真不愿跟你们说这些，”我在说明情况时这么讲，“但是，你们要把这些记者救出来，我以后一定尽力不让华盛顿方面找你们的麻烦。”斯蒂纳派出八十二空降师的部队，进攻马里奥特旅馆。中途发生激烈交火。我们救出了记者，但八十二空降师有3名士兵受伤，其中1名伤势严重。在火力掩护救援行动时，1名西班牙摄影师被美国火力击毙。
我告诉切尼我不想再传达这类命令了。我说：“如果记者一定要报道战争现场实况那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切尼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并要求他不要再从旁边插手发布任何命令。按新闻报道的要求去打仗，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然而，在一个宣称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新闻记者拒之门外。所以，得想办法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圣诞前夕的傍晚，我想松弛一下自己，正在车库里，摆弄我的一辆“富豪”车上的发动机，这时我的移动电话铃声大作。主任参谋汤姆·怀特报来了我们一直盼望的消息。我高兴得发出黑人特有的欢呼声，跑回厨房对阿尔玛说：“他们找到了诺列加！”我们的部队多日来一直在他可能隐藏的地方和偏远的乡村搜寻他。第一天晚上他躲在一家妓院里，我们没有找到他。凯利告诉我，诺列加不久前向罗马教皇驻巴拿马的梵蒂冈使节寻求避难。他打电话给罗马教皇的大使塞巴斯蒂安·拉沃亚，要求派人到圣米格里多附近的皇后牧场停车场接他。就在那里出现了这个正在等车的强人，他身穿一件肮脏的T恤衫和一条满是皱褶的百慕大短裤，头戴一顶过大的垒球帽，帽檐拉得很低遮盖着他那张人人都熟悉的面孔。
10天后，即1月3日，我感到更大的宽慰。那一天，拉沃亚大使劝诺列加说，一切都结束了，你要向美国人自首。这位梵蒂冈使节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受指控的罪犯，不具有请求政治避难的合法权利。巴拿马人民听到诺列加已被美国拘押的消息后，纷纷上街载歌载舞。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担心他可能还会重新掌权。
1月初，我飞往巴拿马以便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和视察部队。在同吉姆·约翰逊指挥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官兵见面时，我喜不自胜，脱口而出：“他娘的，你们这帮家伙干得真漂亮！”全国广播公司的弗雷德·弗朗西斯抓拍了我狂笑的镜头，于是我成了晚间新闻人物。不久联合参谋部收发室收到了大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用语不满的来信，这使任何担心我国世风日下的人知道后都会受到鼓舞。
我们对“正义事业”行动胜利的欢快感并未引起全世界的共鸣。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谴责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流传的消息说巴拿马老百姓遭到重大伤亡。有的人权组织声称入侵造成数千名巴拿马人死亡。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参谋人员估计巴拿马人伤亡只有数百人。随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结果估计有300名巴拿马人死亡，其中100人是老百姓，其余是巴拿马国防军和“显贵营”成员。无辜人员的丧生是个悲剧，但是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以减少各方的伤亡人数。
在恩达拉就职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巴拿马人10有9人都赞成美国出兵。乔治·布什总统的这一勇敢的政治决策证明是正确的。瑟曼和斯蒂纳将军以及他们指挥的全体官兵，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取得了胜利。美国人民支持这次行动，并再一次为他们的武装部队感到自豪。我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从美国人民对越战产生怀疑的20年来，我所坚持的信念，全部在这次巴拿马行动中得到验证：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锲而不舍；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无须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这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话；决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结束战争，并最终减少死亡人数。以后我们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总要把这些守则作为我的军事主张的基本原则。
大约在“正义事业”行动的6年后，当我写以上的字句时，诺列加先生因从事毒品非法活动而被起诉并被定罪，现关在美国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巴拿马已经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国家的民主体制在运行，并已经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
第17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的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部分应归功于一位人们不大熟悉的人物——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以前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我千方百计地锻炼身体，因而健康状况良好。但现在回到了“环内”，丰盛的佳肴使我的身体开始变形。一天晚上，在一个为慈善目的举行的宴会上，我碰巧坐在施瓦策尼吉尔身旁，自叹我又发胖了。
“您需要一台健身脚踏车，”施瓦策尼吉尔说，“我送您一台。”
我指出：“我不能接受承包商或制造商的任何馈赠。”
他回答说：“您不必顾虑太多，因为这是我的私人礼物。”于是，一台带电脑控制的固定式健身脚踏车很快就送来了。从此，我早晨5点半一起床就开始用它锻炼身体。我的某些最清醒的思考是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半小时的过程中完成的。
11月4日，在巴拿马行动的前几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健身器上锻炼时陷入了沉思，想到自己作为主席应该有些建树。我认为我的主要使命是引导武装部队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与当今世界变化相适应的而不是受前40年情况束缚的道路。冲过澡后走进书房，在紫色镶边的记事本上写下了我刚才的思路。之所以有意选用紫色，是为了表示主席不属于任何一个军种。
我头脑中的构思可以说是凭直觉所做出的分析。我没有依靠情报估计、作战模拟或电子计算机预测。而且我有意避开联合参谋部仍然非常盛行冗长的公文程序。我的构思完全是凭着我在世界最高级首脑会议上的观察和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的经验，以及一些我认为有根据的直觉判断。我分析预测了今后5年内将发生的情况，并提出了与这些情况相适应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发展设想。我在记事本的扉页上写了“战略概览——1994”。
我写下了对苏联的预测：“反对党纷纷崛起，西方投资涌入，市场规律主导价格，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有最高权力。”尽管无法说得很准确，但我预测苏联军费预算将削减40％，兵员裁减50％，海军造船规模也将大幅度收缩。总之，苏联军队将采取纯“防御态势”。接着，我写下了相当大胆的预言：到1994年，“东欧将无苏联军队”：“华沙条约将被取代”：“东德将不复存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将成为“多党制的中立国”。我还写下：德国——“重新统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预计，到1994年南非将出现一个“黑人多数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麻烦地点继续存在，我认定它们是“朝鲜、黎巴嫩、波斯湾、菲律宾”。我还写了另一个标题：《美国可能介入的地点》，并在其下列出两个地点，“朝鲜和波斯湾”。
我开始研究根据这些预测情况所需的相应的美国军队的兵力和结构。我接着完全根据出自内心深处的感觉写下：“海军将从550艘舰艇减为450艘舰艇；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将从30万人削减到7。5万至10万人；现役陆军将从76万人减至52。5万人。”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后备役部队也都将削减。
要让切尼接受这样的大裁减，那是十分艰难的。他是一个强硬派，根本不愿意想苏联会变得“较亲善和较温和”。然而，他毕竟是个内行，而且脱离国会不久，深知国会中要求削减防务开支和提取和平红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实际削减了防务开支。但是这个预算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战略远见。布什政府初期，为了提出一项新的战略曾委托人撰写了一份主要研究报告——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这份材料是由职业官员和几个指定的行政人员起草的。该研究小组并不具备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远见，也未接受他们实际的政治指导。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为政府的挡箭牌，挡住指责政府缺乏生气的指责。遇到指责时，白宫可以反驳说，我们已经在进行战略研究，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就是证明。但是，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令人失望，它是一个毫无新意的文件，内容空泛，满篇陈词滥调，注定要被抛进垃圾箱。
与此同时，国会、独立的国家安全思想库和自称是自由撰稿者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却纷纷而来。如果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开始进行工作。我决心要联合参谋部驾驶军事战略的列车，所以我抢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这些看法是直觉判断而非分析所见。与其让人强迫我们接受其军事改革计划，不如我来提出一个可以使盟友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可以使我们的指责者当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独自思考度过周末之后，奥蒂斯·皮尔逊开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轿车送我去上班。我在身心专注地思考问题，以致奥蒂斯讲的什么话，我几乎没有听见。直到他把一支“贝雷塔”手枪伸进后座时，我才转过神来。他向我保证说，他持枪是经过法律批准的，他说作为我的司机兼警卫，他应当配备武器。
进了办公室后，我打开磁带录音机并在微弱的莫扎特乐曲声中，再一次审查了我所记的要点。然后，我叫来了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部长乔治·“李”·巴特勒中将和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部长约翰·“戴夫”·鲁宾逊少将。他们和他们的助手就军队改革问题已工作了几个星期。我把我在周末形成的书面要点交给了巴特勒和鲁宾逊，并要他们把这些要点改写和绘制成汇报用的图表。给他们两天时间来完成。这套投影片显示的材料标题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称——《战略概览—1994》，但我引用了一个出自戈尔巴乔夫的副标题：《当你失去头号敌人时》。
尽管这时我担任主席职务才一个月，但我提醒参谋长们要认清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要他们与我保持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是聪明的有经验的人，都会看到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他们每个人作为军种首长，都经管着一个在过去花了大量投资的庞大的行政实体。每一个参谋长自然都希望兵力裁减更多地落在其他参谋长所代表的军种身上。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才能保持行政体制上的中立。在对参谋长们进行多年观察之后，我知道他们在募捐盘子端过来时只愿捐献一点零钱。他们实际上必然要被强行裁减，而且宁愿被强行裁减，这样他们便能向本军种的编制部门证明，他们曾在预算之斧落下之前进行过顽强斗争。
陆军和空军在裁减中首当其冲，它们把国家的大部分军事投资用来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红军打一场空地一体战，而这种战争几乎永远不会打了。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都知道，他们的军种必然会被大量裁减，但没有我想的那么多。
海军也要进行大量削减，因为它过去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大西洋航线，以便我们能赴欧洲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保持海军航空母舰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向岸上投送力量以抗击入侵的红军，而这一任务现在也已经过时了。任期只剩下8个月的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海军上将不愿意仅仅因为陆空军将失去它们的敌人，海军也跟着大量裁减。特罗斯特争辩说，苏联海军力量仍在不断增长，在情报未证实情况与此相反之前，美国舰队不应大量削减。
海军陆战队多少硬气一些。不论苏联存在与否，他们本身已成为国家的“911”反应部队，这是不无道理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上将（在我们开会时口嚼烟草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家伙）只同意对陆战队进行象征性的裁减，否则他会拼命斗争到底。其实，海军陆战队也是由于里根的加强防务政策而得以壮大的，它当时针对苏联的威胁，而现在这种威胁正在消失，所以海军陆战队也不得不削减。
我不可能取得集体的一致意见。然而参谋长们也知道，有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授权，我无需取得一致意见。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出我的建议。但从实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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