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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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窃谖夷抢锞刍幔�当时我是副国家安全顾问，帕多已成为纽约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设计师。我俩和另几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伙伴一起给迈尔堡的官兵们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脚不太灵便地在我的住所门前重新演练了当年的对空射击特技动作。
　　我们这些老战友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托尼·德佩斯、马克·加塔纳斯、里奇·戈德法布、贝尔·斯科特、约翰·蒂奥洛戈斯等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退役上校。还有一位是萨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将。有几位留在军中服役的会友在越南牺牲了。大多数会友没有留在军队，他们在各自的非军事领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个。70年代初，由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纽约市立学院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都被扼杀了。我深感遗憾。这不仅使我们军队失去了在老城区培养军官的一个途径，而且还剥夺了老城区青年人通过军训锻炼身心以及为祖国做有益贡献的机会。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时整，我走进了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兹礼堂，宣誓入伍。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我父亲走进我的卧室，坐在床边上，眼睛闪烁着光芒，递给我一个信封。他和我母亲从我童年时就为我攒了一笔钱存在银行，这时全部取出给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闹市区的莫里·卢森堡服装店——纽约公认的最好的军装店——去装备自己。
　　第一军乐队一开始奏乐，我身穿特制的新军装，走过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罗诺维兹礼堂的讲台。我和几位同年级同学宣誓：“我，科林·卢瑟·鲍威尔，庄严宣誓，我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国外和国内的所有敌人，我愿恪守军人天职，忠于职守，愿上帝保佑我。”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时代，对表达爱国主义的言词感到有些别扭。可是我在几乎40年前宣读这一誓词时，从头到脚都感到庄严肃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于我是“优秀军训毕业生”，我被授予正规军衔，而不是后备役军衔，这意味着我要服现役3年，而不是2年。我欣然接受了。
　　对我来说，学院第二天的毕业典礼没劲透了。授衔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和几个小伙子一起出外庆祝。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同学们经常聚会的翠绿酒吧继续作乐。我母亲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个表兄把我拽回学院参加毕业仪式。在母亲心目中，大学毕业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却是把这个地质学士学位看作一笔额外的红利。
　　在我姐姐玛丽琳和我自己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大体上都是“脖子上挂钥匙串的孩子”，放学之后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邻居和亲戚照顾。人们常认为这种状况会带来许多问题。可是在当年，卢瑟·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艾丽，两个牙买加移民、两位服装厂工人，却看到两个子女都成了大学毕业生，儿子还成了一名军官。按世人尺度衡量，这不过是小小的成就，但对我父母来说，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后，《检阅》杂志记者要我谈谈自己的双亲。我说：“我父母当年不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这力量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给我们教导过什么，而在于他们克勤克俭度过他们一生。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显得是正确的和恰当的，孩子们就会跟着遵循。”我的成长不是靠说教，而是靠榜样，靠精神上的潜移默化。“香蕉凯利”大街的社会环境、亲戚们的温暖关怀、圣玛格丽特教堂、还有思念我们的牙买加之根而沉浸于老家的即兴歌舞音乐，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羡慕的方式把我们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对纽约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尽。当年建立纽约市立学院，是为了让老城区的孩子们，穷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个上学的机会，我就是这类孩子中的一个典型。我的许多大学同学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之类的名牌大学，可是他们没有钱，没有得力的关系，被拒于这些学校的校门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中作出的成就可以跟我们那些最有名气的私立学府的毕业生媲美，往往还超过他们。
　　我常常明确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者的料。多年来，我常开玩笑说，纽约市立学院的老师们递给我一张文凭就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把我移交给了军队。可是，即使是我这个纽约市立学院的中等生，也学会了写作、思考，有效地与人交流见解，而且有能力跟我从来不敢梦想的学府培养出来的学生相竞赛。如果说自由女神像打开了通往这个国家的大门，那么公立教育就打开了在这里取得成就的大门。像我姐姐的纽约州立布法罗师范学院和我的纽约市立学院这样的学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了穷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顿。它们这一作用发挥得很好。因此，我拥护公立中学和公立大学教育。只要我还清楚记得我来自何方，我就要为它们大声疾呼，坚决支持。
　　在阿罗诺维兹礼堂的授衔典礼后不久，布鲁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学楼的办公室。“请坐，鲍威尔先生。”他说，我坐下来洗耳恭听。“你在这里干得不错。你在陆军也会干得不错。你不久就要去本宁堡。”
　　他告诫我说，今后要小心谨慎。本宁堡在南方的佐治亚州，佐治亚州不是纽约。南方是另一个世界。我要学会妥协，接受一个我不曾创造而且也无力改变的世界。他提到了黑人将军本杰明·O·戴维斯。他和戴维斯是西点同学，在西点的整个4年中，同学们——我猜想其中也包括布鲁克哈特在内——都躲着这个黑人。上校说，戴维斯在南方惹了麻烦，因为他试图反对那里的制度。上校的意思实际上是告诉我，到南方之后要安分守己，做一个“好黑鬼”。
　　我不记得我对他的话有什么不快。他是一片好心。布鲁克哈特像我们一样，也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环境的产物。在西点盔甲之下，他有一颗关怀之心。我谢谢他，起身告辞。
　　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科尼岛，最后纵情玩乐了一阵。毕业之后不几天，便启程赴佐治亚州。父母亲盼望我在军队里服役3年之后，回纽约来谋个什么工作，干一番事业。
　　第02章　我当了兵
　　我还能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对所选择的军旅生涯产生了疑虑。那是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区，我沿着一条100英尺高的缆索疾驰而下，只差几秒钟就要撞上一棵大树。这一练习叫做“求生滑行”，陆军让我做这个练习，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这一练习的目的，还在于考验我们对类似要你去自杀的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的决心。缆索悬在一条河上，两端拴在两棵大树上，滑行起点的一端很高，然后急剧下斜。轮到我练习了，我爬上起点这一头的大树，俯视对岸，那边的人都显得很矮小。缆索上有一个滑轮，我紧紧抓住挂在滑轮上的钩子，任务是沿着缆索下滑，听到对岸的教官喊“放！”时才能松手。我还没来得及思索一下，这边的教官就已经把我推开。霎时间，我顺着缆索飞驰直下，只见对岸的树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把我撞个粉碎。那狗娘养的咋还不吭声？直到最后一秒钟他才喊了声“放！”我松开手，掉进水中，距离那棵树只有十几英尺远。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情景之一。
　　“求生滑行”之类的把戏是我们在别动队学校必须完成的课目。在这之前，我们已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了8星期的基本步兵训练。别动队学校训练期为两个月，头两周是体育训练，其强度之大使先前的基础课显得不过是在纽约的西切斯特大街上溜达漫步。训练的目的是淘汰弱者，然后让合格者到佛罗里达沼泽地接受别动队员训练。在沼泽地里，我们在水里蹚了几个星期，天天与鳄鱼和响尾蛇为邻。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在佛罗里达搞房地产投资。
　　在这之后，我们到佐治亚州北部接受山地训练。教官把我们带到达洛内加附近的荒野。夜间很冷，早上则阴凉潮湿。本来说是让我们在小木房过夜，可是我们几乎没有见过小木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风餐露宿，爬崖壁，顺三绳桥越过峡谷，漆黑的夜间在齐腰深的水中巡逻，睡觉是在地上一躺，躺一会儿又走。我们学了“澳大利亚式绕绳下崖”：背后系上一根绳子，从悬崖边缘下降，脸朝下，身子与大地平行。随着绳子松开，你就“跑”下悬崖，有点像杂技大师阿斯泰尔在墙壁上跳踢踏舞。悬崖高150英尺，崖下净是烂石头，你得小心不要让你的脸先着地摔到石头上。那也够恐怖的。
　　我的陆军生涯是在这之前两三个月开始的。那是1958年6月的一天早上，阳光明媚。我们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列队站在单身军官宿舍前面。从这天起的5个月内，这宿舍是我时断时续的住处。与单身军官宿舍隔一条路是空降训练场。那里像惊险游乐园似的，耸立着3座250英尺高的跳伞塔。我对它们饶有兴趣。既然加入正规陆军，既然当了步兵，就要当个最好的兵，这就意味着要当个别动队员兼伞兵。可是那跳伞塔高得有些吓人。
　　我们这些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新授衔的少尉，刚到本宁堡时消磨了几天时间，等待西点军校应届毕业生度完他们的假期后来跟我们一起参加基本训练。这标志着我们每个人都得跟西点毕业生第一次个对个地比试比试。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人起初以为西点人是平均身高10英尺的大汉。他们来了，原来像是经过4年调教后从马栏里高高兴兴跑出来的一群小马驹，我们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第一天，我们集合在步兵学校门前，旁边是那座传奇式的“跟我前进”的青铜步兵塑像，他高举步枪，仿佛正在率领士兵投入战斗。当时我只觉得这是一座金属铸件，但几个星期之后，我就体会到这塑像恰到好处地展示了步兵军官的风范。我们经过训练，进一步体会到这个无比庄严的号召——“跟我前进”的意义。
　　课堂作业和兵器操作对我来说相当容易，但野外作业就难了。我这个在南布朗克斯纵横交错的街道里长大的人，遇到一道格外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在黑夜里拿着指北针行进5英里，找到埋设在佐治亚州荒野某处的一个标桩。
　　到基础课结束时，“跟我前进”的意义已深入人心。步兵的任务是“接近并消灭敌人”，既具体又明确，没有一点含糊。步兵军官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发扬勇敢坚定、顽强拼搏、机动灵活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为了完成任务，必要时我们就得冲进地狱。与此同时，我们又得学会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尽力保存自己和士兵，防止伤亡。多年来，我常对年轻军官说，我的军事生活知识大多是在本宁堡的头8个星期当中学到的。我可以把这些教育归纳为以下几句格言：
　　——“站好这个岗位，看守好所有的国家财产。”这是陆军的第一要则。
　　——任务至上，然后关心你的士兵。
　　——别站着不动，干吧！
　　——以身作则。
　　——“没有意见，长官。”
　　——军官要吃在最后。
　　——永远记住，你是美国步兵，是最好的兵。
　　——永远随身带上手表、铅笔和记事本。
　　我在本宁堡头一次读到C·T·拉纳姆上校写的一首旧体诗，从中体验到陆军的灵魂，尤其是步兵的灵魂。诗中追溯到遥远的罗马军团，描写了地位低下的徒步士兵的苦楚，叙述了他因必须盲目服从命令而不得不面对的恐惧和死亡。诗的结尾是：
　　我明白事理，
　　但我是奴隶。
　　当军旗招展，军号吹响，
　　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
　　心甘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然而，我们在本宁堡受的教育是，美国兵必须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作出牺牲。我们的兵不是奴隶或雇佣兵。他们是祖国人民的儿女。我们只可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让他们去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士兵的天职是不怕牺牲，那么领导人的责任就是不让他们白白牺牲。在越南战争之后的年代，当我升到负责的职位，需要建议在何处让美国兵冒生命危险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条。
　　我在基础课结业时，名列前10名，证明我经过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的锻炼已有一定基础。这时，我已是一名合格职业军人。接着是别动队学校，经受了“求生滑行”和“澳大利亚式绕绳下崖”以及诸如此类的考验，历时两个月。最令人怀念的别动队教官之一，是一位黑人上尉弗农·科菲，他像是用弹性钢造出来的。他驱赶着我们摸爬滚打，毫不留情，有时跑步累得我们成了一堆软泥。他一见到谁呆着不动就生气。我们对他又敬又畏。在力气和耐力上，我自己恐怕从来无法跟他相比。科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精通业务的优秀黑人军官，学员对他的尊敬之情逾越了种族的界限。
　　陆军部队里当时比较民主，然而我每次离营外出，都感到是跌回到了老的南方。我可以到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廉价商店买生活用品，只要不在那里吃东西就没问题。我也可以到大百货公司去购物，他们会收我的钱，但我不能用里面的男厕所。我可以在街上散步，但不能看白人妇女一眼。
　　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地训练期间，那里唯一的黑人教堂在盖恩斯维尔市，距我们相当远，部队长官很动脑筋，派了一名白人下士司机开一辆半吨卡车送我去教堂。我在那里跟当地的浸礼会教友一起又唱又拜。第二个星期天，下士指出，他为了送我上教堂，他自己没法做礼拜。他问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进教堂去。教堂的黑人牧师很和蔼，他说，他当然竭诚欢迎这位下士一道做礼拜，可是一旦当地的白人居民知道一位白人进黑人的教堂，也许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请他在卡车里等待。我父亲的担心，布鲁克哈特上校的告诫，我希望看不到的现实，都硬是挤进了我的生活。这荒唐的社会准则竟不许可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或是进一家餐馆吃饭，或者共用一个浴室。
　　当时，种族主义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心理上寻找一条应付之路。我开始给自己排列轻重缓急。我的目标首先是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取得成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衅，我不能让自己毁于愤怒之火。既然南方人坚持荒谬的生活准则，我就权且充当他们分派给我的角色。如果我被限制在球场的一端，我就在球场这一端成为明星。不论在军营之外遇上什么事，不论尊严受到多大伤害，不论遭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阻碍我的努力。我不能因为不让我打全场而使自己在感情上变残废。我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使我相信我低人一等。我不会让别人对我的看法成为我对自己的看法。种族主义不单是黑人的问题，它是美国的问题。在美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不会让别人的傲慢把我变成一个牺牲品，相反，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有时感到受伤害，我愤怒不已，但总的说来，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挑战。我就接受挑战，做给你们看看！
　　别动队学校结业后，我报名参加了空降训练。这时，体力已受到很大消耗，体重下降，还因为在一次山地滑行时扭伤了腿而忍受腿部炎症之痛。我对腿伤一声不吭，只是悄悄用抗生素软膏擦伤口。我决心不让自己掉队。第一周，是从几英尺高的伞降教练器上跳落地面。第二周，从25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往下跳，我惊奇地发现降落伞真的管用，没有让我摔成肉酱。第三周，我们登上双发动机的C…123运输机飞上天空。当我站在机舱口，迎着扑面寒风，等候跳伞教官的口令时，心里直打寒战。要跳进茫无边际、一无所有的境界，那可不是人心灵深处的本能所乐意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两天里跳了5次。
　　“绕绳下崖”，“求生滑行”以及从飞机上跳伞，回答了我想人人都会悄悄自问的一个问题：我有胆量吗？我是怕做这些事的。假如我再也不需要跳伞，那再好不过了。然而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对此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当在前进路上碰到艰险时，我通常都自告奋勇，第一个迎上前去，这与其说是有勇气，莫如更确切地说是敢于面对现实。这种经历是一生中值得庆祝的大事。人们面临危险而又共同征服危险，这种危险就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战胜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空降训练结束，我们集合在跳伞塔下的操场上，一个个笔直地站着，脚上穿着“科科兰”牌的商业跳伞皮靴（这是自己掏钱买的，因为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伞兵都不愿被人发现自己死了还穿着军用皮靴），接受伞兵的翼形徽章，把它挂在胸前，与黑色—金色的别动队员徽章并列在一起。我们已经不只是步兵，而且是“空降别动队员”。在整个美国步兵中，没有比这一称号更值得骄傲的了。
　　放假时我回家了，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归来。从南方腹地回到纽约昆斯区，从军纪森严的部队回到无拘无束的平民生活，从健壮的同伴身边回到父母和亲人们的怀抱。我急不可待地到纽约市立学院探望“潘兴步枪会”的会友，让他们看看这一个老会友在5个月内发生了多么不平凡的转变。他们喊：“科林，当上空降别动队员啦！”这时我可以看出他们眼内的惊喜，我为此而陶醉。我21岁，走上了人生的起跑线。我有了一个女朋友。我父母也为我而骄傲，只是在我讲怎样跳下飞机时，他们吓了一跳。这时，我就要出国看世界了。我奉命要去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驻西德的第三装甲师。在那冷战的时代，地球似乎分成了白色和红色两块，我就要奔赴前线，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们那些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对手就部署在铁幕的那一边。
　　回到家里，我看到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父母生活节俭，为了多挣一点钱，让一位名叫伊达·贝尔的女士在家里寄宿。贝尔小姐心地善良，不但付房租痛快，而且常常帮忙干家务活。她甚至不时地给我父亲修指甲。但有一天晚上妈妈走进起居室，发现贝尔小姐给我父亲修脚指甲，就制止了，只许以剪手指甲为限。我和姐姐都欠了贝尔的恩情。在后来的困难时日，我俩都远离父母，多亏了贝尔给二老带来安慰。
　　我被派到了德国的盖尔恩豪森（美国兵把这地名美国化，成为“格伦哈文”），那是金齐希河谷中的一个景色如画的小镇，在法兰克福以东约25英里。苏占区则是在这镇子东面43英里。我的部队是第三装甲师B战斗群，驻地是福格尔斯伯格山附近的一座原德国军营，叫科尔曼兵营。我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装甲步兵营B连的排长。我们排共有40人。我跟全排见面的第一个早晨，在早操列队点名时，我浑身打冷战，忐忑不安。一方面，他们的相貌、身高、肤色和出身各式各样，很像我家乡跟我一起长大的小伙子们；另一方面，本宁堡教导的军人规范必须遵守，我不能把他们看成随便的朋友，而是必须对他们承担责任，我应该照顾他们。他们跟我年龄相仿，有的甚至比我年长，但是我立刻感到对他们像父亲似的心情。
　　我还很快发现，陆军官兵跟本宁堡那群打打闹闹、又说又笑的空降别动队员大不相同。我的新上司B连连长托姆·米勒上尉是这里的一个典型人物。米勒是全营5个连长之一，他们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入伍的后备役军官，现在仍留队继续服役。如果走运，他们会服役满20年，以少校甚至中校的身份退役。如果不走运，他们会退回到入伍时的后备役军衔。如果倒霉，他们会被复员回家，在人到中年之际被投入民间的人力市场。
　　这些人也许不是耀眼的流星，可是他们身上有一些感人的东西，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在西点军校或军事教科书上学不到的。我与米勒上尉关于手枪的故事就是一例。
　　当年，空军和海军都有核武器，所以陆军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陆军的宝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连的卡车和拖车身上，样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笨重的贝尔莎大炮差不多。俄国人显然想知道我们的280配置在什么地方，以便在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时摧毁这些大炮。因此，这些大炮由拖车拖着在德国森林周围转来转去，让俄国人摸不着底。每门大炮随时由一个步兵排负责警卫。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布置一项秘密任务。我这个排被挑选出来警卫一门280。我心情激动地动员了全排，然后给我的9毫米口径手枪装上子弹，跳进吉普车，奔赴营部去受领任务。我为警卫一门能发射核弹头的大炮，感到很兴奋。
　　我走了不多远，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枪。它不见了。我吓得发呆。在陆军中丢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头找手枪，还是继续驱车前进去受领任务？一时拿不定主意，心乱如麻。最后，我认识到我必须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