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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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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后来，记者播发了一些有利的新闻报道，也或许是沙特人推断美国人是对的。于是，他们大开闸门，最终向大约2500名记者发了签证。疏导蜂拥而来拥挤不堪的新闻记者，又成了施瓦茨科普夫的一大头痛问题。
邮件开始堵塞战争的交通渠道。随着圣诞节的来临，发往部队的信件和包裹多得使军邮系统招架不住。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东西都寄来了：驱虫剂、防晒油、速冻比萨饼、圣诞树、空心棒球、手术手套、飞碟、逾越节食品和棒糖（各式棒糖共20万根）。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央求我为他派一架飞机运载健身脚踏车和举重器械，以便使部队人员的身体保持适宜战斗的状态。我向他解释说，那一周我们正忙于运送弹药，我们以后会设法安排舱位来空运他的礼物的，后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学校孩子们寄来的信很感人，但来信数量之多足以使一辆军用卡车装载不了。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普通信件写着“任何一个美国军人收”之类的收信人地址。有一名教师来信倾吐衷情，讲她为美军感到无比骄傲。一个自作多情按捺不住的士兵详细地写了他愿意怎样来回报她的温情的话。这位教师向国防部提出申诉，我们只好写信给这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的指挥官，命令他不得再让部下人员通过书信恣意求欢。
给部队人员的信件和礼品潮水般地涌来，我们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银河”式运输机去运送。我们设法运送交付所有东西，因为这不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前线的士气，而且对国内战线的民心都至关重要。美国老百姓团结在部队的周围，好像他们要偿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对军队的冷漠无情而欠下的债。猛然间在树上、家里、夹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挂起黄丝带①，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再未感受到的全国的团结精神。①黄丝带是思念亲人的象征。语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
我们欢迎给部队鼓舞士气的美国劳军机构——联合勤务组织的演出人员，但其他来访的人员实在太多了。进行调查访问的国会议员开始频繁不断地来到，耗费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宝贵时间，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国会山，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我们限定国会只能每周派一个代表团去慰问部队。
甚至在实施艰苦复杂计划的最严峻的时刻，在紧张中寻开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国询问者》小报登了一则标题为《布什和萨达姆是堂兄弟》的报道，并提出基因“证明”说，乔治·布什不仅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与布什总统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也是一家。”这一消息促使总统给国家安全班子发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所做出的决定不受我与萨达姆·侯赛因关系的影响。女王和我持同样态度。”
律师也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空袭目标清单甚至也得经过五角大楼法律总顾问和国防司法局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在一份初步拟定的目标清单中，我们曾把巴格达市纪念伊拉克对伊朗8年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和一个大型萨达姆塑像作为攻击目标。我的法律顾问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师来见我。他们仔细看了目标清单，对除了凯旋门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表示同意。格林说：“对不起，将军，你们不能碰这两个建筑。”
“为什么不能？”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们轰炸的是没有军事意义的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萨达姆的塑像不是禁区。”
“不能那样干，将军，”格林说，“这好像是有人轰炸林肯纪念堂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这违反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
于是凯旋门和塑像被从目标清单上删去了。当我向切尼说明这一情况时，他摇摇头并喃喃地说：“律师也要管打仗吗？”
我们在获取从美国和欧洲港口运来海湾的主要作战资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保险公司要求我们对驶入战争地区的商船支付极高的保险费。我们不得不杀价或寻求较低廉的保额。然而，源源而来的人员和物资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在“沙漠盾牌”行动的头6周内，我们运进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朝鲜战争头3个月运进的数量。后勤供应的这一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干瘦结实、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少将，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负责“沙漠盾牌”行动的后勤主官。他一来我就认出了还是中校时那样子的帕戈尼斯。什么事也难不倒这个人。在暴晒的沙漠中部队人员不是没有遮阳处吗？他要西德提供他们用于节日活动的大帐篷。当还需要更多的遮阳帐篷时，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们用来供数十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时住的彩色帐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他的军衔。比他衔高的指挥官要求他优先照顾他们的部队，这使帕戈尼斯非常难办。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释帕戈尼斯的苦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给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颗星，这样他的军衔就可以与他肩负的责任相称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视察战备状况，以便回来向布什总统报告。我们见了诺姆，对一切正按计划进行表示满意。随后我们视察了部队。在一处，我们站在造型优美的F—117A隐形战斗机旁，周围是空军人员和士兵，切尼讲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话。他说，美军部队将呆在这儿直到萨达姆的军队离开科威特。“我们不能说别的，但可以这么说，你们偷来的东西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得啦。”萨达姆的部队必须撤走或者被赶出去。他许诺说，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的部队将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我们不吝惜任何东西。他问是否有谁要向我们提任何问题。这做法——给普通士兵机会向国家最高国防长官提问题——在伊拉克军队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飞行员问我，我们的空中力量如何。“空中力量是绝对优势，”我说，“但是，在每一场战争中，要使胜利的旗帜在战场上飘扬，还得靠步兵。”
“仗要打多久？”另一个士兵问。
我说：“战争是难以预料的，我不是赌注登记人，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们不会泥足深陷，久拖不决。”总统已经保证波斯湾战争不会成为另一次越南战争。
我们亲眼看到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飞机、坦克、火炮、装甲车辆、弹药和数十万大军。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聚集了这么多武器和军队后，萨达姆在最后时刻还不示弱。如果在他的班子里还有一些稍有勇气和理智的军人，他们就该告诉这个既不懂军事又不懂战略的人，他的做法无异于发疯。然而，世界上一直就有狂人统治一些国家，使他们自己的人民家破人亡。
圣诞节前夜，切尼和我从沙特阿拉伯一回来，马上就飞往戴维营，被接到充满乡村风味的冬青茅舍里。已在屋里的有总统、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鲍勃·盖茨。我们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之前，切尼和我汇报了多国部队的战备情况和确定的最新战略。乔治·布什面临巨大的压力，而我从他的紧张神色中可以看出这点。他要设法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西方盟国、苏联、国会和美国公众等方面进行平衡，就像一个魔术师在杆子顶上转碟子，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在空中转多久。
夹在总统的焦躁不安和施瓦茨科普夫的忧心忡忡之间，我也在玩着我的魔术。诺姆显示出身处战争前线的战场司令官必然有的疑虑，而他的火暴个性更加剧了这种疑虑。我不得不经常不断地消除他的疑虑，告诉他我们不会催促他仓促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总统老盯着我问：“什么时候我们准备就绪？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动手？”对付诺姆就像是手握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而对付总统则像是扮演山鲁佐德①的角色，要设法使国王安静地度过一千零一夜。①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她一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译者注
那天在冬青茅舍中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伤亡问题。再没有比通过战争的迷雾来预测伤亡人数更难的事了。最糟的情况预想是吓人的：我们的部队要进攻凭壕据守的数十万伊拉克军队，而在我军和敌军之间有一大片雷区；堑壕内灌满了原油，在我军进攻时就被点燃成熊熊大火；敌人还可能对我们使用化学生物战剂。满城的军事专家都做出了他们的预测，伤亡人员可能有1。6万名、1。7万名、1。8万名。一个受尊敬的思想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了美军伤亡可能达1。5万人的预测。当有消息传开说国防部已订购了1。5万个运尸袋时，可怕的猜测竞赛就变得更加阴森可怕了。实际上这批订货与“沙漠盾牌”行动毫无关系。那是国防部后勤局的一台电子计算机按不确定的未来需要运算出来的数字。切尼催问施瓦茨科普夫，而诺姆和我一样并不热衷于预测无法预测之事。但他最终提出了可能伤亡5000人的数字。
我绝不同意最高的估计数字。那是根据美苏两军在欧洲相互打垮对方的老的军事演习公式推算出来的。这不是我们这次的战略。首先，我们计划以空前的猛烈空袭惩罚伊拉克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之后接着是地面作战，它不是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冲锋，而是以快速的重型装甲部队在伊拉克军队防御最薄弱的西翼实施“左勾拳”打击。我从不把像伤亡估计数字之类不可靠的事情报给总统，到那时为止我总设法避免具体数字。但是，当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我最后提出了甚至低于施瓦茨科普夫的估计数。我估计伤亡和失踪可能在3000人左右。
当我在那个圣诞前夜观察总统的脸色时，我想他是一个冷静而清醒的人。从他的提问和仪态中，我认为乔治·布什不仅仅是要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走了。在过去4个月内，萨达姆的占领已将恐怖降临到科威特人的身上——谋杀、盗窃、强奸和毁坏博物馆。如果伊拉克军队现在撤走，那将是他们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撤走还意味着萨达姆的大军完整无损地离开科威特，以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那个晚上，我们还谈论了国会中激烈的争论：是等待制裁起作用，还是发起进攻。总统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他的话使我们的谈论一下子停了下来：“要么打赢，要么我被弹劾。”我对这话的解释是它意味着总统已决心打一仗了。如果他打赢了，国会的意见无关紧要；如果他失败了，他就准备失去总统的职位。
切尼和我在那天深夜乘直升机飞回华盛顿，我及时到家与全家人一道度过了圣诞之夜。那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节日。我想着战争前夕那些有亲人在海湾地区的家庭。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姐玛丽琳祝她和她全家圣诞快乐，得知她必须接受乳腺癌的治疗，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科林，我无法告诉您我多么难以开口告诉您这件事。”来电话的人是一位英国同事、国防副参谋长上将理查德·文森特爵士。
“请讲，迪克，”我说，“什么事？”
“听我说，空军元帅帕特里克·海因会见首相，就作战计划事宜向他汇报。”
听到这里，我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汇报之后，帕迪（帕特里克的昵称——译者注）把他的公文包和便携式电脑都交给了他的主任参谋……”
“后来怎么啦？”我屏住气息问。
“这个主任参谋把车停下后去买了一点东西……公文包和电脑都被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心情沉重地问。
“我们找回了公文包。但是，电脑里的硬盘可能存上了作战计划。”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心存疑惑地问。
“那是我怕告诉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说，“大约一周以前。”
“一个星期以前！”我说。“您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最令人担心的是英国通俗小报搞到这一消息。以后几天里，我们的心情很紧张。我的新闻官斯马伦上校监控着英国和欧洲的媒体，看看有没有这一消息落入敌人手中的征兆。幸好没有。我们的窃贼要么是一个爱国者，不为个人利益泄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么是一个连报纸也不看的一无所知的坏蛋。
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请我去亚特兰大担任该地纪念马丁·路德·金牧师的1月15日生辰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那时政治气候开始变化。黑人在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一，而在海湾地区的美军中黑人占百分之二十六。显而易见，给黑人造成的伤亡数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伤亡数高。《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持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持解放科威特。
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时，在亚特兰大结识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联合会成员乔·洛厄里打电话给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么，乔？”
“有些人认为，一个军人担任金博士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可能不合适。”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纪念这位人权斗士的盛会受到任何损害。而且我当时知道在举行游行的那天我必须留在华盛顿，所以我就没有去当那个典礼官。
11月20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个众议员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以阻止布什总统在国会没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大约在这个期间，代表洛杉矶市的民主党议员朱利安·迪克逊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国会山会议时，就战区内黑人数目偏高的问题，对我们大兴问罪之师。切尼回答了这个问题，朱利安准备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有必要彻底澄清。我说，我很遗憾，任何美国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可能在战斗中阵亡。但是，如果军队中，特别是一支全志愿兵制的军队中的黑人男女战斗人员，在履行义务的关键时刻，竟因肤色而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到布拉格堡的军士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吧，并告诉那里的黑人军士，我们在军队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国内，而他们的白人伙伴则应出国去打仗。瞧瞧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反应。
我指出，军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机构都多，他们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装部队的行列。我说，我们到国会讲我们必须削减部队，你就会抱怨说我们将减少黑人的机会，而现在你们又谈起阵亡机会，是的，想减少阵亡机会。但是，这场危机一过去，你们马上会回过头来，对裁减部队人员和封闭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最好的职业领域之一而表示担忧。难道你们要按总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来限制军队中的黑人数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吗？我认为不能这样做。你是无法两全其美的，一方面赞成军队在平时给予黑人机会，另一方面又不让黑人在战时去冒风险。减少黑人在军队中的比例的惟一办法是，让美国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向非洲裔美国人打开大门，同时保持他们目前在武装部队中享有的机会。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轻代表、国会中惟一的黑人共和党议员格雷·弗兰克斯当面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议员同仁们讲述了1月份海湾地区的情势后，弗兰克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感谢您帮助我当选。”
“我帮助你当选？”我反问，“我可没有参与政治呀。”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在我的选区里，白人选民强调黑人除了善搞民权运动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亏了您。他们看到了一个能跻身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而这就帮了我的忙。”
我赞赏弗兰克斯说的话，因为我也是靠黑人先辈的肩膀支撑起来的人。
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恢复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请“八人帮”到白宫开会的惯例。1991年1月6日我们在那儿聚会。晚餐之后，他领我们到他寓所的小办公室里。他说，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联合国要伊拉克军队离开科威特的最后通牒，9天后就要到期。国务卿贝克出访欧洲，他将赴日内瓦与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会谈，以便做最后的努力要伊拉克军队和平地撤走和避免战争。还有一周之后，众参两院将辩论是否授予总统就科威特问题进行战争的权力。切尼认为反对派可能会挫败该决议案，而这样一来将置总统于何地？乔治·布什曾公开说过，他欢迎辩论并准备冒国会可能不同意的风险。我本人主张国会要表明立场。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说战争是战争（不说较直截了当的“战斗中死亡”而说“在敌对行动中阵亡”以及其他明显的闪烁其词）而经历的种种扭曲。我也知道，不管国会做出什么决定，布什总统也不会退让。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开战。他问我的意见。我说：“170300，总统先生。”即利雅得时间1月17日凌晨3点0分，我们发起进攻。
空战开始时间定于拂晓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深夜出击可使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有充分的时间在几乎全夜暗的条件下进出伊拉克的领空。选择这个时间还可把附带损伤降至最低限度，因为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家里，不在街上或工作岗位上。然而，开战日期问题却引起了一番辩论。按联合国的截止日期，华盛顿时间15日到期。那为什么出击不定在1月16日3点呢？有一个人这么提问。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看来算得太精确了，好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投下炸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过后等得太久，以免丧失信誉和国会反对派制造新的障碍。我认为，截止日期过后大约两天时间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折衷方案。
当开战时刻临近之际，我发现把职业军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绪和坚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绪做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诺姆依然是动辄发怒。他是司令官，有50万条生命取决于他在战场上的决断，他秉性急躁，好发脾气。而且他心中还有个疑团，国内那帮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是否真的了解战场实况。
战斗前夕的平静尚未降临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过短时间的信心不足，随后再度成为沉着镇静、泰然自若的典型。当进攻发起日临近之际，我邀请他光临我的办公室共进午餐。他做过心脏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要遵照他的秘书制订的严格的饮食规定，我们极少在社交场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让他打破进餐禁忌，于是就让希·休斯订购了干酪汉堡包。我们最后一次仔细地审查了目标清单。他似乎早已记住了内容。此人对信息的要求如饥似渴，以致我们很难满足他的胃口。他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花了几个小时，接二连三地向参谋人员提问题。坦克的性能怎样？“爱国者”导弹呢？你们是怎样汇集整理出一项空战计划的？装甲步兵在战场上怎样发挥作用？你们怎么穿越雷场？他把汇报人问得理屈词穷。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这位文职国防部长在谈论军事问题时也像个军人了。到那顿干酪汉堡包午餐结束时，我认为迪克接受的军事教育已告完成。联合参谋部作战官汤姆·凯利安排了一个仪式，我们赠予迪克一张证书，证书上写着理查德·布鲁斯·切尼现为所有军事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当然，任职华盛顿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静，部分原因是他毕竟与战区远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紧张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须在现场指挥部队作生与死的战斗。
1月15日，当进攻发起日临近时，我接到我的英国同事戴维·克雷格爵士打来的焦急不安的电话。“科林，你们还打算轰炸伊拉克的生物战设施吗？”他问。我说我们有这样的打算。“那可有点风险，是吗？”克雷格的话不无道理。两天前，我曾向总统提出我们主要的军事判断。轰炸这些工厂是有风险的。轰炸可能摧毁现场的病毒战剂，但也可能把病毒释放出来。这是一场赌博，我告诉总统，但我们迫不得已还得这么做。他的心情已经焦躁不安，而这新的忧虑更不会使他宽慰。
我对伊拉克军队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依然不很担心。我们的部队人员将穿着防护服，很多人都坐在快速移动的有屏护的车辆中。但是生物战剂令我担忧，只要有一个人死于细菌战就会对公众造成可怕的影响。我们又不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因为我们是禁止生物战国际协议的签字国。但是，我们不得不准备对付萨达姆的最糟的冲动行为。如果我们遭到非常规攻击，我们随时准备进行非常规反击，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在截止日期即将过去的那一天，我草拟了一份致萨达姆的警告电文，内容如下：
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和公认的战争规则，只能使用常规武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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