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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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是战场指挥官始终是正确的，在后方的指挥官则不然，除非证明出现另一种情况。战场指挥官在现场，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敌情，因此我劝切尼接受诺姆的建议。切尼违心地前去总统那里并获准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我给诺姆回了电话，不过我认为他有点过于谨慎小心。在过去的几周中，我目睹第七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大举涌入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秘密地将我军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调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们正在静观伊拉克人是否会做出反应。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另一个不满员的师调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已中了我军以正面大规模突击和从波斯湾向科威特城两栖登陆的佯攻之计，被搞得疲于奔命了。他们已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现在哪里有力量挡住我军的左勾拳！早些时候我们曾担心过，西翼的沙土地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装甲车辆。不过工程师们测试了沙土，并对我们说：“行。”我们询问了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证实地质坚硬。
　　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给进攻的时间表进一步蒙上了阴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前往莫斯科听取一项计划。根据此项计划，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布什总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为时已晚。我们花了600亿美元，并将50万大军运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这之后，布什想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毁灭性的痛击。他不想靠TKO①取胜，那样萨达姆就会将其军队完完整整地撤回国内，并且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总统也不能让人看成是拒绝和平机会。
　　①TKO，指在拳击赛中，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员可宣布对方由于技术原因而退出。——译者注。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们赖着不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迎头痛击。”
　　由于每个人好像都在深思这个主意，房间内鸦雀无声。
　　“怎么样？”总统问。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么看，迪克？”总统问。
　　切尼看上去好像备受谴责的样子。“我想没问题。”他说。
　　翌日上午10时40分，布什总统站在玫瑰园中面对着摄像机，板着面孔说：“联盟限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须做的事，立即无条件地开始从科威特撤军。”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萨达姆没有接受俄国的撤军建议，从而错过了最后的一线生机。翌日利雅得时间凌晨4时，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陆军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国家部队紧跟其后，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远在西线，第十八空降军开始进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师及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掩护左翼。第一○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北上长驱直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谷挺进。在东西两线的这些部队之间，担任主攻的第七军和英国第一装甲师正严阵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队将伊拉克军队牵制在原地，就立即发起左勾拳进攻。地面战斗打响了。
　　由于心情太激动无法入睡，我就留在办公室接收汤姆·凯利和迈克·麦康纳尔发来的战报。我还观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电视，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获得的情况。海军陆战队不仅牵制住了伊拉克部队，而且还突破了敌军防线并已经在向科威特城进军。突击通道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分队开通。他们数天前冒着生命危险，匍匐通过带刺铁丝网，越过灌满原油的壕沟，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西线，巴里·麦卡弗里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于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领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够将左勾拳的时间表提前15小时。在地面战斗的最初24小时内，被38天空中轰炸吓成了惊弓之鸟而又饥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万名伊军缴械投降。仅加里·勒克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就俘虏敌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伤。我军第一天的伤亡总数是8人阵亡，27人受伤。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科威特城国际机场内及其周围战斗。海军陆战队不仅完成了牵制伊军的使命，到当天日落前，他们已包围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两栖登陆佯攻牵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队。第十八空降军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兰克斯中将指挥的第七军扮演主要的战略角色，即从西向东实施侧翼突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特别是其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退路，并将其歼灭。然而第七军推进的速度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快。
　　在这一天里，我们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落到宰赫兰附近的一座临时兵营里，炸死28名美军士兵。阵亡名单展示了我国现代军队的严酷现实，受害者中有几名女兵。
　　2月26日，即发起地面进攻的第三天，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给施瓦茨科普夫去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痛恨事后批评战场指挥官，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七军仍未完全投入战斗。“你不能责令弗雷德·弗兰克斯推进得更快些吗？”我问。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经在对弗兰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正好乐得转达主席追加的压力。他很快给我传回话说，第七军最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弗兰克斯的部队几乎全歼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师，并且迫使另两个师溃退。
　　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军正在逼近幼发拉底河谷。我们的情报表明，位于交战地带的42个伊拉克师中，已有27个被歼灭或被击溃。我们俘虏了3。8万名伊军，而且更多的伊军还在不断缴械投降。我军的伤亡依然很小，但是本军的火力误伤给我们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损失。不过，总体看来，伤亡数量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主要归功于我空军部队对伊拉克军连续不断的猛列轰炸。
　　战争开始前，我的一名参谋给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尔所著的题为《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的书。我曾同伊克尔共过事，当时他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而我是卡普·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他的书的主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曾两度参加了一场似乎没有尽头和没有目的的战争。伊克尔写道，战争是一种需要极其全神贯注的事业，因此在战争开始后，政府可能会把结束它的事给忘了。正如他所述：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军事领导人在巧妙地规划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和协调复杂的机动作战的同时，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认识不到，决定他们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战争结局，而不是战争中各次战役的结局。与此同时，资深政治家们可能不愿意将这些精心筹划的战役同结束战争的某些期确的主张联系起来……
　　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紧缩对企图逃出科威特的伊军的包围圈，只有共和国卫队仍在进行顽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军已进至伊拉克纵深的幼发拉底河畔。我在结束军事态势的说明时说：“总统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伊军垮了。他们现在企图所做的事就是死里逃生。”
　　我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解放科威特，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总统从未表示过任何超出这一授权范围的愿望，尽管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严厉的口头谴责。我们目前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如果我们的战斗超过弗雷德·伊克尔曾经提醒的“合理计算”，我们就会丧失这一制高点。而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奉行武士的准则。“我们不想被人看成为了屠杀而屠杀，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是大功即将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预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事情将安排停当，而且我也许将向您提出一项停止战斗的建议。”
　　总统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今天结束战争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人，补充说道：“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件事，由于这些残杀情景，我们正在开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会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他说他可以今晚就在广播中宣布中止敌对行动。
　　我回答说：“可以考虑，不过我需要先同诺姆商量一下。”我说了声请原谅就走进离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总统私人小书房。我拿起保密电话，白宫军事接线员给我接通了利雅得。
　　“诺姆，”我说，“总统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现在就结束战争。”
　　“现在指什么时间？”他问。
　　“我们今晚进行研究。”鉴于8小时的时差，这将意味着海湾地区子夜停战。
　　“我没有什么问题，”诺姆说，“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赶出去，此事已经完成。但是让我同我的指挥官们商量一下，除非他们遇到了我不了解的麻烦，我看不出不应结束的理由。”
　　我说：“切尼和我必须赶快去国会山向国会通报此事，我回来时我们可以再谈。”
　　我预计施瓦茨科普夫的战场指挥官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华盛顿时间中午1时，诺姆刚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电视传送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以“所有情况通报会之源”而著称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使命，而且当决策者们提出应当停火的决定时，最感高兴的人莫过于我。”他在谈到伊军出逃问题时说：“大门已经关上。这里已无出路可言。”稍后，他将这一说法修正为：“在我说大门已经关上时，我不想给人以绝对水泄不通的印象。但重型坦克和火炮肯定通不过。”我谈的是给战争机器关上了大门……“他说。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报告说，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觉得此建议没有问题，但是施瓦茨科普夫想与他的指挥官们合计一下。房间中无人不同意停战的初步决定。吉姆·贝克担心无意义的杀戮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超出必要性的战斗将使迄今为止一次辉煌杰出的军事行动给人留下坏印象。切尼说，要紧的是实现联盟的目标，而不是摧毁了多少辆坦克。不过，在切尼和我从国会山回来后，我们将再次开会进行最后一次讨论。
　　在前往国会出前，我给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打去电话，并且要他向各位参谋长通报总统结束战争的初步决定。戴夫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所有参谋长都同意。
　　切尼和我于下午3时向参议院、4时30分向众议院通报情况。两院的议员们在各自听证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给这些议员们讲的基本上是给总统看过的那些图表。但是对今天可能结束战争的事只字未提。
　　下午5时30分，我们赶回白宫，并在椭圆形办公室附近的小办公室中与总统碰头。我记下了总统最后定下决心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5点57分。这个决心本应由总司令定下，现在他已定下决心。总统决策班子的每个成员都同意。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都赞成。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诺姆或我对现在停止战争存有丝毫保留，总统会给我们全部所需的时间。
　　我们转移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当天晚上布什总统将向美国人民宣布的时机和内容。总统还开始给他的多国联盟伙伴打电话。我们本来考虑让总统于晚上9点钟上电视，宣布利雅得时间2月28日凌晨5时0分“中止敌对行动”。“中止”一词经过反复推敲，这表明不是与伊拉克人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而是我们自己主动采取的停战。我说，我想给诺姆留数小时白天时间，以便他能检查战场并清理任何未了结的零星事项，这一下可激起了约翰·苏努努的灵感。他说：“为什么不使停火在我国时间午夜生效？这样将使地面作战成为‘百时战争’。”总统表示同意，因此我于下午6时过后不久再次与施瓦茨科普夫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总统将于我国时间9时发表讲话，宣布将于利雅得时间翌日早上8时0分停火。这样一来，就比他在上午与我交谈时要求的时间多了整整一天。
　　先是总统，然后是切尼都在电话上向中央总部司令表示祝贺，总统说：“诺姆，干得漂亮极了！”
　　施瓦茨科普夫不久打回电话，说话中带着小心谨慎的口气。他对我说，大门仍微开着，部分共和国卫队和T—72坦克可能溜掉。我要他继续打，而且我将再给他打电话。我把诺姆的报告告诉了总统和其他人。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突然，但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听到的情况会改变既定方针。伊军的脊梁骨已被打断，残部正在向北逃窜。没有必要打一场歼灭战，使双方更多的战斗人员去送命。显而易见，总统更希望看到彻底投降，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而且我们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弹击中，否则萨达姆可能在战后存活下来。我们还预计到，有人将会批评我们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它已经完成了。总统重申了他结束战争的决定。我然后又给施瓦茨科普夫挂电话，并转告他，白宫知道将有部分伊军漏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时02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宣布，东部标准时间今晚午夜，在地面军事行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