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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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不多远，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枪。它不见了。我吓得发呆。在陆军中丢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头找手枪，还是继续驱车前进去受领任务？一时拿不定主意，心乱如麻。最后，我认识到我必须通过无线电话向米勒上尉报告这一情况。
　　“鲍威尔，你还在路上？”他问。
　　“是的，长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枪丢了。”
　　“你说什么？”他难以相信地问道，没过两秒钟又接着说，“好吧。继续执行任务！”
　　在营部受领任务后，我开车返队，忐忑不安地寻思着自己的命运。刚驶过一个德国村庄，就发现米勒上尉坐着他的吉普，在一片树林边上等我。他招呼我过去。“有件东西给你。”他说，他递给我那枝手枪。“它从枪套中掉出来，让村子里的孩子们捡到了。”孩子们捡到？我打了一个冷战。“是啊，”他说，“幸好他们刚打出一发子弹，我们就听见了，赶快把枪要回来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发软。米勒说：“看在上帝分上，孩子，再别出这种事了。”
　　他开车走了。我查看弹夹，是满的，没有打出过子弹。我后来得知，手枪是我出发时掉在我房间里了。米勒编了孩子们捡枪的故事，是为了吓唬我，今后好小心一些。他从来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这种事，上级就会进行调查，请律师，大概会在我的档案上留下一个致命的污点。米勒却不是这样，只编造了一个故事。他显然是想过：我手下来了这个一般还算能干的少尉。他有时毛手毛脚，出点差错，我得给他一点教训，吓得他屁滚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别让他的前程刚开始就毁了。
　　米勒这种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有时并不符合条令规定，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当人们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掸掸他们身上的灰尘，拍拍他们的背，推他们继续前进。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别的上司把我扶了起来。例如：在开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这个排的火车票弄丢了。我和全排的人搁浅在法兰克福车站，这时又是他们扶了我一把。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些难堪的事。现在写出来，也许会帮助年轻军官们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会是毫无麻烦的一帆风顺。
　　驻德美国陆军的任务是扼守GDP防线，即“总防御计划”防线。这道防线自北而南纵贯福格尔斯山脉的富尔达峡谷，这一峡谷也是铁幕所经过的地方。我们师的每一门火炮、每一挺机枪、每一枝步枪、每一门迫击炮、每一辆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来抗击由这一峡谷蜂拥而来的俄国人。我们排负责防卫这防线上的一小段。为什么俄国人会来？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这个小尉官的事。当时冷战形势严峻。在那前一年，俄国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空间领域跃进了一大步。他们封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我们常规武器不如俄国，只好依赖我们的核优势。对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线上我们兵力单薄，一旦俄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顽强战斗，抵挡一阵子然后撤退，观看核浩劫来临。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参加两位大学时好友——克里斯和多纳·奇泽姆——的婚礼，看望我姐姐那个新出世的小女儿莱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国之前，我们商量过结婚的事。如果结了婚，她打算留在纽约，把护士学校念完。我则返回德国，再干16个月，这对于新婚者将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一天深夜，我们在家里的地下室谈了很久。我小心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却叫我吃惊。他认为我还不到时候。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从来不曾如此干脆地反对过我的想法。家庭的态度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休假期满，我返回部队，仍是一名单身汉。
　　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晋升，成为中尉。只要我服役18个月没出麻烦，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这一晋升。
　　我在德国时第一次亲自处理了一件军法问题。那一案件的由来是：美国陆军3名卡车司机在驾车返队途中开快车，把公路变成了赛车跑道，争相超车。这些车都是5吨卡车，其中一辆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大众”牌小汽车，撞死了里面的3个德国平民。上级指定我对这3名司机提出起诉，以杀人罪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那3名汽车兵请了一位文职律师为他们做辩护。
　　我从零开始，一头扎进这个案件，查清事实，钻研有关的法律。我还没有当过地方检察官哩。开庭那天，我走进审判庭的帐篷，尽管只是一名年轻的步兵中尉，还是沉着地对付被告的专业辩护律师。最后我的起诉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机的领队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时，我感到不但学了军法知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担任过领导工作。转入现役以后，我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处理问题大多是按刻板的规定办事。到了这一次审讯，我几乎是头一回要自己动脑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独立思考。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头绪，再明确地有说服力地加以陈述。
　　在我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除了这次办案，我还担负过几次临时任务。有一次，我被指定为全师手枪射击代表队队长，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还被抽调出去指挥一个仪仗队达两个月之久。我曾奉调到旅部当副官。这样调来调去，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脱离正业。然而，上级给我的鉴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尔弗里德·莫尔斯上尉写的：“鲍威尔工作努力，坚定刚毅，办事妥善，能与各种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在军中有无限发展前途，应加速培养。”这时我才22岁，已经被“器重”了。这一鉴定使我有点飘飘然，可是6个月之后，又一鉴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后备役军官都是很随和的，可是我碰见了一个例外。当时，我刚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营D连的连副，新连长尚未到任。当我们得知谁来当连长时，几乎引起一阵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尔，西点军校出身，还在西点当过战术教官。连里有的年轻军官是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尔到任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强硬、苛刻、精明，有时几乎不通情理。
　　我在装甲运兵车的事情上尝到了路易塞尔的厉害。我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全连的装甲运兵车永远停放得当，要头朝山下，每辆车的左前角必须与另一辆车的右前角取齐，以便随时准备好一齐出动冲向红军。路易塞尔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用测量仪器检查车辆是否整齐，要是发现有一辆车一个角没有对准，我们就会被训斥得狗血淋头。
　　一天，我在值班室给本连一名军官打电话，因为着急而大声嚷了起来，恰好路易塞尔进来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一边，狠狠斥责了我的行为。此后不久，我读了他给我写的鉴定，其中写道：“他脾气急躁，尚能努力控制。”这句话在外行人看来也许算不上灾难。但就鉴定用语而言，这是对我的严厉批评。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这是我的鉴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批评。路易塞尔把我叫去，让我坐下，又提起我打电话发火的事。他告诫说：“你对我或者对任何人都决不要那样耍脾气。那样耍脾气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如今，我仍然是急脾气，有时发火。但只要一发作起来，我耳边又会响起路易塞尔的告诫声音。
　　我给路易塞尔当副手期间，有一次目睹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使我预先体验到一旦冷战点燃成为热战会是什么样子。那是1960年夏季，正好是发薪饷后那一天清晨。我们全旅开到格拉芬沃尔进行野外训练。官兵们被安排在600多个通用帐篷里宿营。我们连的大批人尚未到达。兄弟部队第十二装甲骑兵团是头天夜里来到，他们的帐篷里睡满了人，第二天凌晨尚未起床。
　　我刚刚跟另一个连的连副交换了食品，把换来的口粮送往我们连的餐厅，突然听见头顶上嗖的一声刺耳的怪音，我即刻明白那准是一颗打偏了的炮弹。霎时间，我呆呆地僵在那里，看见一枚8英寸口径的炮弹打中了第十二装甲骑兵团宿营地的一个帐篷杆，把一切抛向空中，爆炸声震耳欲聋，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寂。我赶紧扔下食品跑过去，只见一些被炸断的手、胳臂和腿飞落在我周围的地上。还有一些头天发饷领到的钞票飘洒一地。有几名军人跟我一起冒着刺鼻的硝烟冲向那个被炸毁的帐篷。我扯开一个睡袋，只见里面五脏六腑，血肉模糊。这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个人，伤得更多。后来查明，这一悲剧的起因是一门火炮瞄准时操作失误，那个炮兵营的营长和另几名军官都被撤了职。我原先看过上百部战争影片，还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场面能跟我目睹的那一惨象相比。
　　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本宁堡，基本上都是军官。到了德国的盖尔恩豪森，我才体会到陆军的根本在士兵。在第四十八步兵团，我们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士兵转。当时，大部分士兵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志愿兵高，有些人还上过大学，不难从他们当中挑选文书、会计或技术人员。这些义务兵入伍服役2年，然后返回他们的学校或工作岗位，跟妻儿或女朋友重新团聚。我们把这些兵叫做“圣诞节帮手”——他们来为国当兵，然后回家。他们不想找麻烦。
　　志愿兵的情形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人动机端正，许多人通过奋斗而升为军士，构成陆军的支柱。但另一些人却没有奋斗目标，有的人还是迫不得已而当兵，当时法官常常命令闯祸的人在坐牢或当兵二者之中作出选择。我遇见过一个18岁的志愿兵请求批准他跟一个德国女孩子结婚，因为他已经把她搞得怀孕了。当时，陆军不会轻易允许年轻的美国兵跟外国人结婚。他们往往是双方还不成熟，我们尽量让他们克制感情。直到70年代，上级才指示我们不再干涉士兵的婚恋，从宪法上说，一个18岁的列兵跟一个18岁的平民一样，有做蠢事的权利。当年来找我的那个18岁的列兵，显然已经跟他的德国姑娘提前度了蜜月，所以我告诉他，我将帮助他尽快办理结婚手续。可是事情没有完。他说他还申请批准他未来的岳母也一起移居美国，因为他也使那位女人怀了孕。这类情况该怎样处置，本宁堡的基本教程中可没有提到过。
　　在50年代，要处理一个调皮捣蛋的人或不称职的人可费劲啦，要办成堆的公文，花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竭力说服自己：要改进领导作风，让浪子回头。可是，守规矩的士兵看到犯规的人不受惩罚，甚至犯法的人还逍遥法外，这对总的军心士气影响极坏。经过20年之后，陆军实行全志愿兵制，才允许各级指挥官拒绝接受那些连法官都不想关进监狱的犯罪分子，并有权“炒”那些不合格兵的鱿鱼。
　　那时候，军士是军队中的强硬派。聪明的少尉排长都懂得要向军士们学习，在别的方面不要碍他们的事。我遇到的第一位排副是R。　D·爱德华兹，是一个老资格的军士，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白人。我当初对他存有戒心，后来体会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他并不在乎我是黑人。少尉排长随便是什么肤色，他都无所谓。他的任务反正都一样：教会新少尉带兵，同时又照顾这些新排长。他对我客客气气，总是按军队老规矩用第三人称对我说话，“少尉，想喝杯咖啡吗？”
　　排里的兵都怕爱德华兹，这不无道理。有一次，一个兵不请假外出，他就用链条把这个兵锁在营房的暖气包上。我告诉他不该这样做，他觉得我的话难以理解，抱怨说军纪松弛了怎么办。士兵们怕他，但又尊敬他，懂得他是处处关心他们。不管他的工作方法多么原始，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关心全排的福利和排里的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好好干，他就为他们筹办一切。
　　我在盖尔恩豪森任职期间，开始理解了我们的士兵，摸到了他们的脉搏，这使我35年来获益匪浅。美国兵好胜心强，他们希望自己是得胜队伍的一员。只要他们认为目标是有价值的，他们愿意让自己的领导者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他们尊敬这样的领导人。在按高标准逼他们卖力时，他们会不断发牢骚，会骂娘说不如换个轻松一点的地方。但到头来，他们总还是问：“我们该怎么做？”
　　我还懂得了，士兵们有问题来找你，说明他们相信你。即使是上面说到的那个18岁小伙子一下子爱上两个女人，他也是相信我才来找我。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解决问题。倘若士兵们有问题不来找你，那就说明你失去了对他们的领导。他们准是不再相信你能帮助他们，或是断定你不关心他们。这都是领导人的失败。
　　我们当时的营副雷蒙德·巴雷特少校，绰号“红脸”，是我的又一位恩师。他的妻子玛姬也经常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年轻军官。有一天深夜，“红脸”在军官俱乐部酒吧向我们讲述了部队领导人不能高枕无忧的道理：“晚上你上床睡觉时，一切平安无事。部队生气勃勃，人人尽职尽责，你觉得自己干得蛮好。可是第二天清早你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半夜里人人睡大觉的时候，他妈的出了大乱子。会出乱子的，你们这些家伙明白吗？出了乱子，你作为领导者只好一切从头重来。”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后，耳边还常常回响着“红脸”的教诲。
　　我一回想起当年开导过我的那些军官，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巴雷特少校、米勒上尉、布莱克斯托克上尉、沃森上尉，以及路易塞尔上尉，他们都教导我要热爱军人生活，要关心和照顾我们的士兵。他们还把军人生活中的轻松乐趣传给了我们。工作要认真，但是别把自己弄得严肃过分。该轻松时就放轻松些。我们的军官俱乐部坐落在金齐希河谷上方一个小山头上，那是我们社交生活的中心。晚上，年轻的尉官们常聚集在那儿的酒吧，酒吧掌柜弗里德尔请我们喝“勒文布鲁”牌啤酒，这时老上尉们就摆龙门阵，讲战争故事，讲传奇事迹。晚餐之后再进点饮料，然后开着“大众”牌汽车下山回营。
　　在没人管的日子，我们玩“7—14—21”饮酒游戏：每个人轮流掷5粒骰子，只数其中的“一点”。谁先掷到第7个“一点”，就可以要一份12盎司的鸡尾酒。由弗里德尔对波旁酒、苏格兰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和薄荷酒，调制成绿色的液体。他对酒的时候，游戏继续进行。谁先掷到第14个“一点”，就该谁付这份酒钱。最后，谁先掷出第21个“一点”，就受罚，要一口气咕咕咚咚地把弗里德尔对好的那份烈酒灌进肚里。有一天晚上，我一连掷出了3次21个“一点”。平时社交场合我只抿一小口酒，可是那晚上不能不受罚，只好灌进3杯烈酒。灌完第3杯，我就不省人事了。别人把我抬回床上，偏巧凌晨两点钟来了一次紧急集合。别人把我绑在吉普车后排坐位上，才没倒下。我这个排长当时脑子麻木，跟死人差不多，总算谢天谢地，俄国人没有在那天夜里冲过富尔达峡谷。
　　对美国黑人士兵，尤其是美国南方来的黑人士兵来说，德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想去哪儿都行，想在哪儿吃饭都行，想找谁约会都行，完全跟别人一样。当时，美元坚挺，啤酒香喷喷，德国人很友好，因为全靠我们挡住红军。我当时觉得，战争，至少是西德境内的冷战，并不是地狱。
　　你可能在军队服役35年而升到最高层，然而你总会感到你第一次任职的经历是最难忘的，你可以用它来衡量你以后的种种经历。这就是盖尔恩豪森对我的意义。我们这级尉官彼此之间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我们彼此赖以生存。在偶尔受到上级军官的打击时，我们彼此支持。我们有缺点错误时彼此打掩护。我们也彼此竞争。我的好友史蒂夫·史蒂文斯、基斯·比塞尔、艾克·史密斯、哈尔·乔丹、泰格尔·约翰斯、沃尔特·普里恰德、比尔·斯托夫特、杰姆·李、乔·施瓦尔等人，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4年之后，当我和怀孕的妻子在美国南方一个不大好客的城市里徘徊于街头无处安身的时候，正是施瓦尔和他的妻子帕特救了我们。这些朋友中，有的人后来离开了军队，有几位当上了将军。我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服役的新一代军官。我们在盖尔恩豪森之类的地方度过学徒期，接着绕过半个地球到东南亚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普里恰德和李在那时阵亡了。
　　在德国的这段经历值得怀念，十分珍贵，但其间也有一个不好的方面，就是在这些担任警备任务的军人中间，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态度，做事想取捷径，不是真正想把事情办妥，而是得过且过。有一个小的例子能说明问题：陆军规定了一套新的装备维修制度，其中申请零件的办法很繁琐。谁也弄不明白。可是人们不提意见，不指出这办法不合理，而是图省事，把我们需要的零件送到材料库修修补补，凑合着用。然后编造报表，似乎这糟糕的制度行之有效，致使这个蹩脚的管理办法得以延续下去。上级军官对这套把戏睁只眼闭只眼，下级军官就得出结论说这么做是对头的。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由一个单位扩展到另一个单位，形成了体制，几年之后还出口到越南，造成了可悲的后果。
　　1960年11月，我当时还在德国，遇上了总统选举。这是我第一次够年龄投选票。在盖尔恩豪森感受不到多少竞选气氛。连电视转播的尼克松与肯尼迪之间那场有名的辩论，我都没有看到。我把我的一票投给了肯尼迪。当时我并没有费脑筋分析两个候选人的优劣，只是觉得肯尼迪和他的民主党似乎能给我这样出身的青年人带来多一点的希望。
　　1960年末，我在德国的两年任期届满。当时我已经接替路易塞尔担任了D连连长。连长通常由上尉担任，我们全营只有我一个中尉连长。营长J·巴塞洛米斯中校要我留任，可是我想家。我已经16个月没见到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希望换换环境。步兵人事处派我回国去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堡，我以为到那里有机会当另一个连的连长。从德文斯堡开车几个小时就可以到纽约市，这挺合我的心意。我满怀深情地告别了第四十八步兵团。我刚来时还是一个新手，离开时已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了。
　　多年之后，我常给我的孩子们讲这一时期的故事，他们感到只有一个故事最来劲儿。那是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进行演习，在吉森附近我们的车遇上另一个部队的一辆侦察吉普车停在狭窄的路边。
　　“嘿，中尉。”我们部队的一个人喊道，“过来瞧瞧这是谁呀！”
　　我走了过去，那里有一个满身油污、面色疲惫的中士向我敬礼。原来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①，我们握了手。“爸爸跟歌王握过手啦！”正是这一点使我的孩子们惊喜。我当时的感觉则是，这位名人不错，没有谋求照顾，而是毫无怨言地来服两年兵役，当普通一兵，而且升为一名军士。
　　德文斯堡在马萨诸塞州艾尔市附近，在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这座老兵营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代表团的坚持。我到德文斯堡报到是1961年1月，地面上的雪有3英尺深。士兵们都叫冷，波多黎各士兵尤其受不了。有一个外号叫“二等兵TA…21”②　的人，不论什么时候离开营房，都要穿上他所有的衣服。有一天他不请假外出，开了小差。几星期以后，宪兵找到了他，原来他溜回波多黎各的桑塔斯去晒太阳。有趣的是，这些一星期来冻得哆哆嗦嗦的大兵，每到星期六下午校阅完毕之后立即变得精神抖擞，穿上笔挺的便衣，搭便车去波士顿和纽约，逛夜总会之类的销魂场所去了。
　　我被分配到第二步兵旅第四步兵团第一战斗群。旅长是小约瑟夫·史迪威准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传奇人物老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儿子。老史迪威的绰号叫“醋瓶子乔伊”，我们的小史迪威则被叫做“苹果酒乔伊”或“苹果汁乔伊”。他50多岁学跳伞，自己不怕扭断脖子，还拉着旅部的牧师跟他一起跳。他们学了10分钟就跳，牧师摔得鼻青脸肿，再也不跳了。在离开德文斯堡几年后，史迪威又自学开飞机，驾驶一架DC…3飞机，大概是学得不大好，在一次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夏威夷的途中失踪。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盼望我们的“苹果酒乔伊”有朝一日会依旧红光满面地出现在夏威夷的怀基基海滩上。
　　我在德文斯堡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战斗群司令部的联络官，主要是为主管作战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