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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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须考虑到武装部队的建设。我不愿看到战士在军营里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但是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对异性恋的战士也同样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态度依然谦恭，但气氛却相当紧张。我越来越感到失望：竟然让这个向题成为新政府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尔·克林顿已经放弃了在竞选中所持的其他立场。例如，作为候选人，他批评布什把海地难民遣返回国的政策，而他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由于他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我想他的某些顾问一定会对他说：“总统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要管那么多，就发一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诉那些将军照此执行就得了。”
　　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这时，我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和我以前讨论过这种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我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斥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但是，”我最后说，“这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各军种参谋长和我离开会场时情绪很乐观。总统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知道了军方的立场，表现出愿意妥协。至少他不会不顾军方的意见，强行立即取消关于同性恋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我和各军种参谋长猛烈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我们“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我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芝加哥论坛报》说，”军方应服一剂增强容忍性的药“；《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时代》杂志称我是”桀傲不驯的将军“。我成了漫画家笔下的讽刺对象，他们把我画成一个穿军装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我们换了总统。
　　①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古人类。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的尼安德特峡谷南侧的弗尔特霍菲洞穴里发现人骨化石，是一种具有较多直立人特征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比尔·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但是，正如莱斯·阿斯平几乎立即了解到的，国会会接着把禁止同性恋者入伍服役的规定作为一项法律颁布，迫使总统否决，而总统否决后，又几乎可以肯定国会会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选错了问题，对公众的态度做了错误的判断。在新闻媒介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电话，赞成维持禁令的人与主张取消禁令的人的数量比例是6∶1。
　　我反对取消禁令绝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例如，我并不反对让妇女承担某些战斗角色，如驾驶战斗机和在军舰上服役。而且我也认识到，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望维持禁令的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的论点与40年前反对在军队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论点相类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们就想在我们的住宅区居住，在我们的食堂里吃饭，去我们的俱乐部玩，在教堂里与我们并肩而坐。”不过我仍觉得二者有根本区别。要求不同肤色的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与要求搞同性恋的人和其他人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质不同的。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也登在头版上，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据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点我到达五角大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小组已等在那里，就传说我要离职的事向我发问。《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一点儿真实性。我曾对阿斯平说过——对迪克·切尼说的时间更早——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但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个会计年度开始前就职，从而便于工作。同时阿尔玛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这套住宅是我们为重返平民生活做准备而购置的。我向哥伦比亚公司断然否认我因同性恋问题而想辞职。恰恰相反，我打算帮助总统解决这一问题。与这家广播公司谈话之后，我对比尔·斯马伦说我要各个广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讲话。中午之前，我先后出现在3家主要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彻底澄清了关于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以后的两周内，我经历了公众对我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如乔治·布什在失去总统职位时所说，这令人痛心。一天，托尼·麦克皮克的司机背着他的长官问奥蒂斯·皮尔逊是否他可以试开一下主席的轿车。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是《纽约时报》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们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我想法院最终会就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做出裁决。只要法院做出裁决，不论是怎样裁决，美国军方都会遵照国内法行事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克林顿政府最初几周中做的几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满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国防部正副部长门外的武装警卫。12年前关于利比亚谋杀阴谋的谣传引起了一场虚惊，此后便一直派武装军人警卫站在国防部正副部长的门外。温伯格、卡卢奇和切尼都喜欢这些气派的哨兵。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给浪费了。由于莱斯·阿斯平不讲求这种排场，我设法劝说他的助理趁阿斯平还没注意的时候把这些警卫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胜利，包括因为我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题而获得两枚证章；我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纵横填字谜中；电视“风险”节目中还以我为主题出了一个题目。
　　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后不久，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情况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波斯尼亚。虽然我是安全委员会成员，但我仍有一点局外人之感。我参与了里根和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订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对这些政策不甚满意。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因为我了解这些政策的前因后果，或许这会对他们有用。这次会议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决策风格。新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对会议不予引导。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坐在莱克的一侧，颇有些要别人推着走的架式，这与乔治·舒尔茨和吉姆·贝克那种大步走进会议室，立刻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个律师，硬是等着委托他代理诉讼的一伙代理人决定要他为何种立场辩护。莱斯·阿斯平坐在莱克的另一侧。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发言不多，而他一发言则往往使讨论绕过正在研究的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班子的其他成员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必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处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关系。这些助手们很久才弄清处理国会的勾心斗角事务与处理300万军队的事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国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许诺：文职领导要加强对五角大楼军职领导人，特别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那个家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布接替我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鸭”。但他们很快发现，五角大楼内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谁也离不了谁。各军种的将军们不是桀骜不驯，而是愿意服从新的领导并为之尽力的。
　　从接管国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形象。在这个大建筑物里，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而最高领导却穿着过时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衬衣也皱皱巴巴，这就显得很不协调。显然阿斯平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给他的新部属讲话时，却常常词不达意，说不清楚。外国领导人川流不息地来华盛顿会见克林顿的新班子，他总是不愿意出面。在他不得已而会见他们时，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后问人家：“请问，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于是就主要由客人说话，45分钟之后客人离开，对新政府的外交和国防意向茫然无知。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谈中，我坐在一边，看着国王陛下在那里一人独白，而莱斯不停地从俩人之间的茶碟里拿开胃小吃放到嘴里，一口气把13片开胃小吃干个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状况是个问题。因为心律不齐他两次住院。虽然使用起搏器使这种状况得到控制，但这是在把他折腾得晃晃悠悠好几个月之后。总的来说，阿斯平的形象难以使人增强对我国军队和盟国的信心。
　　好在他有两个得力的副手：比尔·佩里和约翰·多伊奇。前者后来接替他任国防部长，后者是阿斯平大学时的好友，卡特政府时我曾在能源部见过他。多伊奇最终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帮助协调阿斯平带到国防部来的一批大使与学者之间的关系。
　　阿斯平主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期间曾称布什—切尼—鲍威尔“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种“愚蠢战略”。现在担任了国防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实现克林顿的竞选诺言。从理论上说，“全面审查”意味着勾销过去，好像当前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后根据当前的防务任务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乍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现有的战略、武装部队、条约义务、承诺和全球危机。克林顿不是勾销过去，而是他在竞选时已经保证，在基本兵力的基础上再裁减20万部队，节约几百亿美元。然而，为了多得选票，他还许诺恢复被布什砍掉的几项国防工程，这几项工程颇得民心，但耗资巨大。
　　“基本兵力”战略着眼建立一支能够“几乎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军队。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一个地方作战，我们仍想有足够的剩余力量使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阿斯平则主张维持一支能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有能力对任何其他敌人采取牵制行动的军队。我们的韩国盟友立刻问道，一旦他们遭到进攻，美国是否可能只采取“牵制行动”。阿斯平的试探气球破裂了。我们用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审查，结果又使防务政策回复到了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轨道上，即布什战略加上克林顿竞选时提出的裁减。“基本兵力”这个术语虽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