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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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是这个半球最弱的国家，”塞德拉斯苦笑着说，“你们登陆后我们就成了最强的国家了。”
　　下午4点整，比安比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入侵就要开始了！”他喊叫着说。他刚与在布拉格堡的一个提供消息者通了电话，美国的伞兵已做好准备，在下午5点登上飞机。对一个穷国来说，情报工作真算做得不错，我想。
　　限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陷入了僵局。克林顿总统指示我们，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论海地国会是否准予大赦，军人集团必须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们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说。“这是我国文职当局决定的问题。”我们想起若纳桑不完全是个傀儡，于是建议他与若纳桑研究这个问题。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们迅速穿过人群，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车里。手榴弹在车厢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座上一个海地士兵手里紧握着冲锋枪。
　　我们登上总统府的台阶到了若纳桑的办公室，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正与他的负责外交、国防和宣传的三位部长等在那里。当吉米·卡特讲停止入侵的条件时，我知道了克林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在临近办公室找到一部电话机，设法直接拨通白宫。“总统先生，我说，我认为这里有些进展，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克林顿颇为不安。他不打算改变入侵时间表，他说，但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会儿。
　　当我回到若纳桑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国防部长正怒气冲冲地说：“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令人无法容忍。我第一个辞职。”
　　“那就辞吧！”若纳桑平静地说。
　　情报部长接着开了腔，他指责说，美方的建议是“不光彩的”，也扬言要辞职。若纳桑向他做了一个免除他职务的手势。“我们的部长已经太多了，”他说，“我要在这项建议上签字。我不愿让我的人民进一步遭受苦难。我选择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从若纳桑的决定。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塞德拉斯说：“我希望你做出铁的保证：我国部队登陆时不会受到袭击。请记住：我们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恢复入侵。”
　　“我服从我国总统的命令。”他说，眼睛转向若纳桑。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位老人点了点头说。
　　文件写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卡特和若纳桑两个人在上面签了字。强攻海地的计划在离发动进攻前6个小时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休·谢尔顿中将的率领下，在海地人民的欢呼声中，美国军队和平地在海地登陆。3周之后，塞德拉斯和他的亲密朋友离开了这个国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欢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们达成的协议受到不少指责。指责者认为那些“恶棍”脱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击：那些人根本无荣誉感可言，我却偏偏企图利用他们的荣誉感。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在意。一旦谢尔顿将军和他的部队踏上海地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横竖由我们管理。如何处置军人集团是无关紧要的事。由于我们的努力，本来可能在战火中送命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现在还活着。对我来说，有这种胜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劳应归于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和埃米尔·若纳桑。克林顿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在最后时刻采取冒险行动，避免了强行入侵；卡特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方面有创造性和坚强的意志；若纳桑则非常睿智，为他势单力薄的将军停止战斗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台阶。不过，海地人是否将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获得胜利，只有时间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后还遇到一件有关外交事务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时分，我正在书房读书，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猜出是谁打来的。那天下午，弗农·乔丹令人意想不到地来我家坐了一会，对我说，克林顿总统想跟我谈谈关于要我回政府任职的问题。当时华盛顿正盛传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要辞去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评，因为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漫无目标，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乔丹向我证实克里斯托弗确实想辞职。总统想向我谈的任职就是任国务卿问题。我问弗农他能否把这个召唤给回掉。他笑了笑说：“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听筒后，白宫接线员要我稍候，是总统的电话。当总统拿起电话时，我开玩笑说：“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着卡特去执行另一项任务。”这位前总统又要去搞私人外交，这次是去波斯尼亚。克林顿笑出声来，说不是，然后说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儿聊一聊。
　　我上午8点到了白宫外交人员入口处，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处人员交谈了几句。头一天有人向白宫盲目射击，我到达时，特工人员仍在白宫内寻找弹头。
　　我走进总统寓所，总统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波斯尼亚和海地问题。然后他告诉我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辞职，问我对这个职位是否感兴趣。
　　自从弗农·乔丹到我家去过之后，我一直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我对总统说，承蒙总统垂问，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我离开政府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说。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别是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传。除此之外，我补充说：“阿尔玛和我打内心里希望能把脱离公共生活的时间拖长一些。”我们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温清静的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更长一段时间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考虑我们的未来。一年前我用类似的理由回绝了乔丹向我发出的关于同一职位的试探。
　　留在心里而未说出来的话是，我对现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随机性不敢苟同。我已熟悉他们的风格。我感到，要我纳入现政府的运作就必须对现状做些改变，而这些改变涉及根本性的问题，总统可能难以实行。虽然如此，这是一次郑重其事的征召。如果国家面临直接危机，那是不可能说个“不”字的。而现在不是这种情况。总统现在面临政府职位有个空缺，而不是面临紧急状态。他体谅地接受了我的答复，接着我们谈起了其他问题。不久我就告辞了。此后我们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讨论国内外政策问题。
　　至于国务卿的职位，沃伦·克里斯托弗是我知道的尽职尽力的一位公务员，他同意继续留任。
　　结束语
　　从退休的幽静生活之中，冷眼看我35年戎马生涯中十分熟悉的这个世界，它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是一个由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历史斗争所界定的世界，这场斗争的法则决定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那个时期很危险，但相对稳定，我们知道自己应扮演的角色。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我们面临的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格局和一套新规则。我们的遏制战略因苏联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意义。
　　然而，不论世界与以往如何不同，美国仍是世界的领导。我们仍是西方安全的基础，新获得自由的东欧国家也日益指望我们成为它们安全的基石。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这样受到信赖和尊重。这种信赖不仅出于对我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敬佩，而且是由于我们信奉的民主价值观念的强大威力。我们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不是靠军备竞赛，而是靠无往而不胜的民主理想，它最终被证明优越于任何与竞争的意识形态。民主、男人和女人的权利、自由市场力量等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看到这些原则正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生根开花。
　　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为重要。决定新秩序的因素是贸易关系，是信息、资本、技术和货物的流通，而不是部署在边境互相对峙的军队。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发展核武器、恐怖主义或专制统治寻求强权的国家无异水中捞月。它们永远没有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军事经济力量相抗衡。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人们就会明白一个国家是如何慢慢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是通过中国人民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以及开放政策取得的。在越南，他们正请进美国企业家医治经济灾难，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们的这种想法。
　　现在全球各地都在寻求和解，化干戈为玉帛，我对此欢欣鼓舞。由于交战双方精疲力竭，通过外交调停，特别是联合国的调停，曾经是不可调解的冲突现在得到了解决。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中东和平进程，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都是明证。这些国家前面的道路不会是笔直平坦的或不再有暴力，但我相信它们最终将致力于和解。
　　不过，现在并不是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世界。波斯尼亚和车臣提醒我们，使我们看到派别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蕴含的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误用于政治目的，具有破坏欧亚大陆下腹部地区之稳定的潜力。核扩散虽然只限于少数几个缺乏责任感的国家，但仍使地球笼罩着一层阴影。而且当前我们正在看到，无政府主义、部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些国家，如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正在死灰复燃，使社会又陷入一片混乱。每天晚上这些地方的悲惨景象都通过电视送入我们的起居室，我们自然想做一些事情减轻他们的痛苦。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想助一臂之力的愿望与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发生冲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随之威胁了沙特阿拉伯和石油的自由流动，那次危机与我国有重大利害关系。而最近的这些国外危机都与我国利害关系不大，不涉及我国的任何条约义务和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些危机唤起的是我们的人道主义天性，它与条约义务或国家生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美国人乐于动用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经济资源帮助他人。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随时准备让身穿军装的儿女到远离祖国的地方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只是由于我们这样做了，索马里人才在1992年那样迅速地免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一旦发生交战——像在索马里那样——而危及美国人的生命，我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知道是为了什么重大利益而做出那种牺牲的。
　　我认为不大可能再出现一种像旧的遏制战略那样一成不变地确定我国世界角色的新战略。这个未定型而又未命名的新时代展示了光辉灿烂新篇章的前景。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国没有在任何地方与别国交战，同时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必须去支持不遵守公认民主原则的令人讨厌的政权。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我们在冷战中的胜利。在东西方对峙、互不信任时代，时刻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怕的核毁灭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军事力量一度可与我国抗衡的那个扩张主义的专制帝国已经解体，它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由经济制胜过了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这是自由的胜利，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世界的财富。能够参加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时代的斗争，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在国家安全岗位——无论是军事岗位或是文职岗位上工作期间，一直注意不做带政治色彩的事，不说带政治色彩的话。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丢掉一个军人一生养成的习惯。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我渐渐丢掉缄默的习惯，我的人生哲学也在发展。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对我国目前的企业活力印象至深。自由企业制生机勃勃，运转良好。老企业摆脱了陈规陋习，恢复了竞争力。新一代美国人活跃奔忙，勇于冒风险，积极从事商业活动，不断建立新企业，决心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在技术上乘风破浪，跨入未来。我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我对自由企业制的信念。它创造新财富，增加新就业机会，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业，开始新的良性循环。政府应只限于采取控制措施，以保护公共安全，防止劳资任一方妨碍竞争，除此之外不应干涉运作明显成功的自由市场。
　　然而，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美国人当前的纳税负担太重，很可能使我国的企业活力受到严重影响。来自消费者或企业的每一美元税收发挥的作用，都不如把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发挥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相信创造就业机会的自由企业制，是因为就业能最妥善地解决大部分社会弊病。我的父母到这个国家来不是寻求政府支持，而是寻找就业机会。他们在兴隆的服装业提供的工作职位上劳动了一辈子。他们工资不高，但足以过上好的生活，抚养子女，甚至偶尔享受一下。
　　因为我表达了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给我贴上“共和党人”的标签。我并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义者，我是出生在经济大萧条、实施新政时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时的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帮助了我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铁系统使他们能上班干活，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使他们的劳动不受剥削。我母亲加入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也保护了她，因为法律保证了该联合会的集体合同权。社会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够在退休后不失尊严地生活。在晚年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医疗使他们享受了高质量的治疗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费高等教育，因为纽约市向它的公民征了税，以便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子女进行智力投资。
　　政府津贴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正在爆炸性地膨胀，贫困人民和中产阶级对政府津贴计划依赖性都很大。当代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是如何把必需的财务责任与这种膨胀一致起来。现实地说，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政府津贴计划，要么提高税收以支付这种计划。我们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账面平衡。然而许多从政的人都希望这些计划不受严格的财务审议，因为不这样做就要冒政治自杀的风险。我们正在把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只有我国领导人愿意直截了当地向人民讲清这一问题，同时人民愿意接受严酷的现实，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子孙后代免于背上压断脊梁骨的债务。当然，在我说这番话时我充分意识到我这样说用不着踌躇，因为迄今我没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虽然当前关于“减少政府干预”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种职责时积极有力，这就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宪法的保护。我国的宪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个美国人都有尊严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使我受益匪浅的60年代通过的平民权利法来之不易，是当前受嘲弄的自由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这些自由主义者是勇敢的领袖，他们是在击败那些奢谈“州权”和“财产权”的别有用心之徒的反对之后才赢得这些成果的。
　　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真谛在于平等，并不意味着优惠待遇。优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么善良，最终总会引起得不到优惠的人的反感。而且优惠待遇贬低了美国少数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当前就消除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种族歧视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我双手赞成；如果它是指对一部分人给予优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我则表示反对。我受益于军队中的机会平等和消除种族歧视，但我并没受到优惠待遇。美国军队中的公正体现在坚决执行这种原则：个人表现是决定晋升的惟一标准。如果表现一样而不能一样地晋升，那制度就有问题了，我国领导人就有责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于长期受歧视使某些美国人难以达到标准，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对他们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帮助他们赶上去，按平等的条件竞争。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消除种族歧视应能促进平等对待，而不是把种族的区别对待颠倒过来。“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区别对待，必然意味着“不利于”另一群体。因此一切区别对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对我的政治哲学进行归纳，我是一个以社会良心为出发点的财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国的两个大党以其目前的状态而言，都不能使我满意。诚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现在我不愿意仅仅为了能够说我属于这个或那个党而做出妥协。那些极右派似乎妄称他们在精神和政治问题上都很有天赋，这些人的政治热情使我忧虑。上帝引导着我们，给我们灵感，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立法议程。对这些人的豪言壮语掩饰下的阶级和种族内涵，我感到不安。在另一极端的某些自由主义者，自称懂得如何给社会提供最好的东西，但很少考虑最后由谁出钱，我对这些人也不感兴趣。一些自由主义者一味提倡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福利，却置整个社会的福利于不顾，我认为这些人颠倒了事情的轻重缓急顺序。我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僵化意识形态都不信任，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与我有同感。代表明智的美国政治中间派的第三大党或许会应运而生。
　　我在三位总统手下干过事，他们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人，我对每一位都很钦佩，不论他们的工作风格多么大相径庭。就个人关系而言，罗纳德·里根是父亲般的人物，乔治·布什是兄长，比尔·克林顿虽比我年轻近10岁，但仍与我是同一代人。克林顿和我都受了60年代和越战幽灵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越战的做法截然相反。由于我在这些人手下供过职，我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观察美国这一最高职位的运作。我知道这一职位的要求。我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就我本人的未来提出问题，特别是询问我是否打算竞选总统？在民意测验中我名次排得很靠前，使我受宠若惊。在周游全国中听到不少鼓励我参加竞选的话，也使我非常感动。使我感到荣幸的还有为支持我而兴起的基层签名活动，尽管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然而，要成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种召唤，而我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召唤。我认为我可以用别的方式，例如通过慈善团体、教育工作或委任职务等来报效国家。
　　然而，我并没有完全排除从政的可能性。如果我决定进入政界，那并不是因为我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很高。我充分意识到，一旦就某些问题表明立场，我将很快疏远这一个或那一个利益集团，使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声望化为乌有。当然如果我参加竞选，也绝不会只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黑人中的伟大希望”，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一个角色模型，或在白人眼中我是克服种族主义的象征。如果参加竞选，那完全是因为我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因为我相信我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妥善地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不会期望他人拱手相赠，而是要通过战斗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我投身参与不是发表一通讲话，而是要取得胜利。我了解战场，知道赢得胜利需付出什么代价。
　　我充分意识到竞选需要个人和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老实说，当前的环境使进入公职不那么特别吸引人。我发现文明礼貌正从我们的政治言论中消失。互相攻击的广告和消极的竞选产生了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辩论。民主总免不了喧闹，但是现在，在电视和无线电访谈节目中，在与广播争夺市场的印刷物中，盅惑人心的宣传和人身攻击代替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对话。在收看收听当前数量众多的访谈节目中，你听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嘀咕和牢骚，而听不到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建议。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公开赞成一种有争议的意见，其结果都会是不仅这种意见受到攻击，连他本人也会受到诽谤。敢于背离公认为政治上正确的意见的任何人，都受到上帝的保护。而当前对任何集团的最轻微的冒犯，不论是多么的无意，甚至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观点，也会遭到大喊大叫的斥责，要把冒犯者开除，或迫使他接受敏感性训练，或遭到起诉的威胁。
　　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目前对事情的正确与否极为敏感，作为整个社会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羞耻感。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感到窘困，也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震惊。白天打开电视机，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访谈节目推出各种机能障碍者，他们心灵空虚的行为为其他人提供了最糟不过的榜样。与这种大众性的窥淫癖相比，更令我反感的是访谈节目的制作人使用黑人“嘉宾”，进一步强化了最为人所不齿的老一套种族手法。在《阿莫斯与安迪》的那个年代里，至少阿莫斯有愉快的婚姻生活，他本人勤恳工作，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抚育着可爱的阿拉贝拉，而她每天晚上都做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