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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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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尔维德机场（现名肯尼迪机场）上一架没人要的破飞机上拆下来的。
当阿尔玛和我到家的时候，房间里已挤满了我的亲戚们，他们正高兴地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又唱又跳，而且又在谈论“回老家”的事。吃的东西从厨房源源不断供应上来。当年姐姐16岁生日时，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电唱机，这时用来不停地播放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舞曲。
我陪伴阿尔玛进入这个欢乐世界。我父亲主持晚会，他那副庄严的神态，很像《教父》影片中为女儿主持婚礼的科莱昂教父。他和我妈妈热情拥抱阿尔玛，然后向她逐一介绍室内的亲戚。
阿尔玛总算应付了这第一个回合。有一个时刻挺不是滋味：她刚在一张坐椅上坐下喘口气，贝丽尔姑妈就坐过来仔细端详她。姑妈自己没有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她的侄儿侄女们，尤其宠爱我，一向把我叫作“科科”。在她看来，阿尔玛似乎有严重缺陷：不是牙买加人，甚至不是西印度群岛人，而且也不是纽约人。姑妈在阿尔玛旁边坐下，从头到脚打量着阿尔玛，而又一言不发。客人们这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都在悄悄观察贝丽尔姑妈的神情。阿尔玛最后站了起来，姑妈也站了起来。阿尔玛挪了两步，姑妈也挪了两步。每次阿尔玛一转身，总看见满脸怀疑神色的贝丽尔姑妈出现在她身旁，而且依然是一言不发。
最后，贝丽尔姑妈终于走开，跟别的亲戚说话去了。阿尔玛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姑妈对大家说，“科科”快25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咱们不能再等啦。尽管这可怜的姑娘不是牙买加人，“科科”可以追求她。可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在追求阿尔玛，只以为自己是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而已，真是个白痴。
回到马萨诸塞州以后，阿尔玛在周末搭公共汽车到德文斯堡来看我。我们和我的一些单身朋友们一起去拉思克勒俱乐部吃汉堡包，拜访我的一些已婚朋友。阿尔玛认识了普赖斯夫妇、艾伯纳西夫妇、埃利森夫妇和德佩斯夫妇。她原先以为当兵的人都盼着退役，现在却见到了另一幅军人生活情景。在陆军里，有的夫妇之间和朋友之间是不同肤色，但也能相亲相爱，这一点对她这位南方黑人姑娘触动很深。她从一开始就跟我的朋友们相处融洽，见到我上级的夫人们时，她既有礼貌又不失身份，言谈举止总是令人产生好感，似乎生来就有交际天才。
阿尔玛和我很快就感到彼此不能分离。每到星期六，我都是急不可待地盼着校阅早点结束，好跟阿尔玛聚在一起。我沉浸于热恋之中，竟对周围的事朦朦胧胧。不过我想我会清醒过来的。
当时，恰比切克舞和摇摆舞风靡一时，可是跳舞从来不是我的长处。只要撒上足够的滑石粉，我可以跳西印度群岛即兴舞，相当来劲，而跳林迪舞、默朗格舞和恰恰舞都笨手笨脚，凑凑合合。我的牙买加祖先的异族通婚阻碍了我身上篮球基因和舞蹈基因的发育成长。可是既然你不是白人，又头发卷曲，别人总以为你是会跳舞的。阿尔玛的中度摇摆舞跳得不错，她当了我的老师，终于把我训练到说得过去的程度。
1962年夏季，我在德文斯堡服役已满18个月，等待调令。8月份命令下来了，调我去南越工作。我对那个国家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肯尼迪总统往那里派了几千名军人当顾问。第一批人发回了一些零星的报告。我们参与了南越的“建国”活动，试图拯救它，抵御从柏林墙延伸到东南亚稻田的红色威胁。我要去打仗了，感到很兴奋。
当然，我也有点焦虑。试飞飞行员起飞之前总有点焦虑。独奏演员在音乐会揭幕之前以及足球队员在开球之前也是如此。可是我是一名军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心里想的是跃跃欲试。我成了同级军官们所羡慕的人，因为人们认为被挑选去南越当顾问的人都是重点培养对象，前途光明。秋天我将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接受5个星期的军事顾问训练。我还可以指望在出发去南越之前晋升为上尉。
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和朋友们打了电话，接着同阿尔玛也通了电话。我意识到她对这个任命并不是和我一样热心。我驱车去波士顿，向她当面解释为什么这是好消息。我说我就要去实践我的事业。这话没起作用。我又提到很快会晋升。可是阿尔玛想要知道的只是这一调令对我俩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南越任期是一年，在那之后会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走以后会十分想念她，希望她常给我写信。她的回答叫我大吃一惊：“我才不给你写信哩。”她说如果她只是当我的笔友，“还不如现在就拉倒”。她接着说，她快25岁了，她不想今后只是坐着等待看我一年之后是否还没变心。
我心事重重地返回德文斯堡。她的反应迫使我自问自答当时我尚未思索过的一个问题：阿尔玛·约翰逊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老是盘算着我们的关系。阿尔玛美丽、聪明、娴静，跟她在一起我开心，是我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得的朋友。她出身于一个良好家庭，与我的朋友们相处融洽，还是一位烹饪高手。我知道她爱我，我也爱她。我父母也爱她。那么，我还等什么？阿尔玛符合我对自己妻子的一切期望。在她未离开我之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就是一个笨蛋。说什么陆军如果希望你有老婆，就会发给你一个老婆，那全是胡扯。
我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立即驱车去波士顿，向阿尔玛求婚。谢谢上帝，她答应了。
阿尔玛一定是真爱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求婚者。我甚至没有给她买一枚订婚戒指。我向她说，我们不如省下这钱买家具。阿尔玛以前经历过一次订婚，对方给她送了戒指和一些成套礼品，但结果并不好。她很明智，懂得这类装饰品并不能说明婚姻一定是幸福的。“别操心戒指，”她告诉我，“你可以在以后补给我。”后来我真的补给她一枚价值连城的钻石戒指。
我们给我父母打电话，通知我们要结婚，他们感到很欣慰。阿尔玛也给她父母打了电话。我见过她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她看来是认可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她父亲R。 C·约翰逊先生，听说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长者。阿尔玛说，她父亲对她原先的男朋友一个都看不上，那些人到她家里时，约翰逊先生对他们都很冷淡。
为了争取阿尔玛能跟我一起去布拉格堡，我们必须迅速行动。我们决定两周之后，于1962年8月25日，星期六，在伯明翰举行婚礼，并且在阿尔玛家里举行招待会。
我动员我的好友布鲁克斯帮忙。他是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的学习榜样，后来，他在现役军队的6个月义务服役期满后，选择了平民生活，这时正在长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他听到我马上要结婚了，在电话上说：“嘿，等等再说。”他要到波士顿亲眼看看我陷进了什么样的境地。几天后他来了，阿尔玛为他做了一顿美味的南方式晚餐。布鲁克斯满意了，站起来绕过餐桌，吻了阿尔玛，宣布他自己要当男傧相。
随后，我们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父亲通知我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婚礼，你们别想在伯明翰见到我。”他说他决不到任何一个把他看作二等公民的地方去，并说：“我会给你们发电报，致最美好祝愿。”我妈妈不简单，说她不在乎我父亲去不去，反正她要去看着儿子结婚。我姐姐玛丽琳和姐夫诺曼从布法罗来电话，也说他们要参加婚礼。这一来，爸爸只好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他担心我姐姐和姐夫这一对异种族通婚的夫妇在南方遇上麻烦。他说：“假如他们要对诺曼施加私刑，不如我们都去，说不定还要靠我去买通私刑者手下留情哩。”
我晋见我的上司艾伯纳西中校，请批准我周末去伯明翰结婚。我表示星期一上午一定返队。中校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吧，放你3天假，我想这个营缺你3天出不了事的。”
此后10天，我们忙得团团转。阿尔玛和她母亲热心筹划婚礼，像当年盟军筹划诺曼底登陆一样认真。她母亲在朋友家找到了空房间，可以安排给我家的人住宿。她的一个亲戚自告奋勇来主持婚礼前夕的晚餐。阿尔玛的妹妹芭芭拉要当女傧相。男傧相布鲁克斯和我奉指示要身穿夏季单军装，估计布鲁克斯当老百姓刚两年，旧军装还能穿。阿尔玛和我在波士顿买了一对纯金的结婚戒指，准备在婚礼上交换。然后阿尔玛先启程回伯明翰。我在婚礼前一天晚上到达，出席晚餐和招待会。
阿尔玛的父亲约翰逊先生，个子高高的，极其严肃，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若干年以后，我有几次遇到几位在伯明翰上过帕克中学的黑人军人，我提到他们的老校长是我的岳父，他们的反应都是：“你娶了约翰逊的女儿？好大的胆子。”实际上，约翰逊对女儿结婚是高兴的，只是不太喜欢我的职业，也不太喜欢我即将远去南越一年。他女婿是西印度群岛人后裔，他也显然不是太满意。当我们打电话给阿尔玛父母说我们要结婚时，约翰逊向他妻子嘟哝说：“我一辈子都尽量躲开那些该死的西印度群岛人，这下可好，女儿要嫁给其中的一个啦！”我父亲一向抵制南方，约翰逊又抵制西印度群岛人，这周末聚会会是个什么情景！
我家的人到了伯明翰，爸爸见到还没有人要施加私刑，也就乐得以长辈自居。他向来喜欢参加聚会、洗礼、婚礼、守灵礼和葬礼，凡是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活动他都喜欢。现在，这里的约翰逊一家人成了他的终生朋友，尽管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他从来不想看他们一眼。
8月是亚拉巴马最热的时候。婚礼那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妇女们不停地摇着扇子，发出刷刷的声音。当J·C·佩里牧师宣布仪式开始时，布鲁克斯陪伴着我从一个侧门步伐整齐地入场，到了规定的位置立定，向右转，鞋后跟咔嚓一响，然后保持立正姿势，仿佛是在操练竞赛场上。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扇子扇动的微风，耳旁阵阵传来人们赞叹而羡慕的私语声。阿尔玛在芭芭拉陪伴下，挽着面色庄严的约翰逊的胳膊，从教堂的中间过道走来。她神采飞扬，端庄大方，令我惊叹。几分钟之后，这个美丽的女子就是我的妻子了。
婚礼完毕，我们到约翰逊家里出席招待会。我家的人发现南方人的招待会原来不大一样。没有烈酒，没有音乐，点心也很少。人们从前门进来，放下礼物，在来宾册上签名，跟排成一行的主人一家人握手，然后走进餐厅，接过有人递上的一杯果汁饮料和一块蛋糕，随后走向厨房，放下空杯子和碟子，最后被引导到后门告别。招待会持续了一小时多一点。我父母当场就开始计划回纽约后要另举行一次结婚招待会。
阿尔玛和我的新婚之夜是在A。 G·加斯顿汽车旅馆内度过的，那是一对黑人夫妻在这城市里能找到的唯一像样的地方。旅馆老板加斯顿是一个黑人百万富翁、企业家，向黑人推销人寿保险而发了财，因为各保险公司不屑于向黑人做这种生意。第二天，阿尔玛和我飞回波士顿。这时，杰姬·菲尔兹已搬走了，我住了进来。这套一居室的公寓是我和阿尔玛初次见面的地方，当时我的朋友迈克·亨宁堡刚开始他与杰姬的浪漫史，是他把我带来的。但他俩后来没有谈下去。星期一上午，我恪守诺言，回营向艾伯纳西中校报到，阿尔玛也回到波士顿听力弱者互助协会工作。
几天后，我在我们家里接了一个电话。那打电话的人一听接电话的是男人声音，显然困惑不解。“你是谁？”他问。
“科林·鲍威尔。”我回答，“你是谁？”
“我是阿尔玛的未婚夫。”他说。
“你好，”我说，“我是阿尔玛的丈夫。”
谈话尴尬地结束。阿尔玛和我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结婚的消息通知我以往的情敌。
过了一周，一个星期六上午，有人敲门。我只穿着一件汗衫和一双拖鞋，急忙开门。门口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子，手里拿着一盒糖果，脸上露着笑容，可是一见是我，笑容顿时消失了。他无礼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明了我在这家庭中的地位。阿尔玛从卧室走出来，我出于礼貌走开，进了卧室，断断续续听到了他们气氛紧张的简短谈话。那位来访者走了。我出来一看，那盒糖果也跟他走了。阿尔玛对我说，那只是一个老朋友而已，他说什么未婚夫是夸大其词。从那以后30多年来，阿尔玛用事实证明她说的话是事实。
我们婚礼后不久，又在我们鲍威尔家再次举行了结婚招待会。客人们下午就开始陆续光临，地下室的起居间内挤得满满的。一直热闹到最后一滴兰姆酒喝尽，那已是凌晨4点钟了。阿尔玛经受住了牙买加式好客精神的第二次考验，并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她的魅力。看到我父母为他们的儿媳妇而兴高采烈，我再高兴不过了。跟约翰逊家那场严肃机械的招待会相比，鲍威尔家的招待会恰是文化上的180度大转弯。
我的表兄弗农·路易斯兴趣广泛，会烤蛋糕，玩扑克，爱好田径运动，现在的职业是警察。妈妈委托他为这次招待会烤一块大蛋糕。弗农和蛋糕迟迟不见，妈妈着急了，担心弗农的第二兴趣和第三兴趣压倒了第一兴趣，这种事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最后，弗农表哥终于出现了，带来一盘特别大的结婚蛋糕，乐呵呵地冲着我母亲说：“艾丽姨妈，你怎么能怀疑我完不成一件光荣的作品？哪怕只是怀疑一分钟也不行。”一句话就把我母亲逗乐了。阿尔玛则在猜想，这么多的亲戚，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
我喜爱婚后的生活。我喜爱周末陪阿尔玛上街采购。我喜爱她跟我一起会见我的朋友。我常常开快车，从德文斯堡赶回我们的小窝。我的车是一辆蓝色的1959年产的“大众”牌，是我在德国时花1312美元买的。有一次，我又沿着2号公路疯狂急驶，忽然看见一辆敞篷车紧紧跟上了我。我想，这准是一个新英格兰的美国佬要超过我，让我吃他的尘土。我把油门踩到了极限。这时，响起了警笛，我大吃一惊，只好停车。开车追我的人走下车来，让我看了他的州警察证件。他通知我违章了，在这一路段时速不许超过55英里，我却跑到了90英里。我辩解说：“警官，你知道我也知道这辆车跑不了那样快。”这话毫无效果，他毫不留情。在当年，我常想看看我的车究竟能跑出什么速度。现在还有时这么干。
我和阿尔玛在一起的毫无牵挂的生活行将结束。9月24日，婚礼后一个月，营部为我们举行了告别会。艾伯纳西中校念了用漂亮书法写的盖有第二步兵团第二营营徽的告别词。“诸君静听，诸君静听，”他开始念道，“兹有本营首席文书官奉命调往遍地布满毒桩与竹签的乐土……”他幽默地提到了我在德文斯堡服役期间的一些事迹：“本营部将思念此君的摔电话声、拍桌声和猛扭转椅之声。”要是我在德国时的连长路易塞尔在场，准会点头称是。
不久以后，阿尔玛和我收拾了我们全部家当，装上一辆“大众”牌汽车。匆忙回家道别后，奔赴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我将在那里参加军事顾问培训班。带着新婚的妻子开车驶过南方各州，比我几年前跟两名军士一起旅行更加叫人揪心。我记得路过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时，连加油站的厕所都不让我们用。我只好在路边停车，跟阿尔玛一起到树林里去解手。
到了布拉格堡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黑人租房代理人，想在附近的费耶特维尔租一处配有家具的住房，以便在我受训期间让阿尔玛和我有一个安身之地。我们希望能找到黑人中产阶级居住区，可是当地很难找到。我记得那个代理人把我们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幢破旧房屋，屋前长满了野草，到处是生了锈的罐头盒、塑料袋和别的垃圾。进去一看，地板上是破破烂烂的油地毯，家具也都是一些破烂货。我们只好摇头，去了第二个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最后，租房代理人说他还有一个办法：让我们住在他家里。我们的希望上升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幢灰暗的房前。屋里面更灰暗。一个大房间里坐着几位年老的房客，心不在焉地瞅着我们。租房代理人领我们进了里面一间卧室，卧具要我们自备，厨房和浴室要和别的房客共用。我们失望之余，只有向他道谢告辞。
我们面临痛苦的现实。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她父母家，一个人留在布拉格堡。这一分别会格外叫人难过，因为我受训之后一走就是一年，而且阿尔玛这时已经怀孕。
在布拉格堡的头一天，碰见了我在德国盖尔恩豪森时的老朋友乔·施瓦尔，他当时在“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任职。乔和他的妻子帕特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尽管我和阿尔玛心情沮丧，但能让阿尔玛认识一下施瓦尔夫妇还是一件美事。
施瓦尔一家有3个孩子，都不到4岁，住在一座三居室的两层小公寓楼里，热热闹闹。晚餐时我和乔津津有味地谈论米勒、“红脸”巴雷特等老战友的故事，阿尔玛和帕特也谈得来，他们的大孩子、二孩子在起居室里玩小汽车玩具，老三站在扶圈椅子里，以羡慕的目光瞅着他的两个小哥哥。
谈话自然转到了我们眼下如何安顿。我解释说只好把阿尔玛送回伯明翰。“噢，不行！”帕特说。她不让我们那么办，说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乔连声表示赞成，说：“你们当然可以留下。”可是他们一家5口人，已经够挤的了。阿尔玛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不能添麻烦。”帕特坚持她的意见，说她自有安排，让老大和老二腾出他们的卧室，搬到老三房间睡帆布床，让阿尔玛和我睡在老大和老二的小木床上。他们盛情挽留，阿尔玛和我也不愿过早分别，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搬过来了。
施瓦尔夫妇的好心却给他们带来不痛快。周围邻居埋怨他们不该让黑人住进白人的家庭甚至共用一个卫生间，冲着帕特讲难听的话。帕特来自费城南部，心肠很好但性格刚强，把邻居的闲话都顶了回去。这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当时我们这一对新婚夫妻在绝望之中得到施瓦尔夫妇的善心搭救，这是阿尔玛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布拉格堡非正规作战中心的5周训练期间，我研究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史，研究了共产党人的战略战术，还努力学了几句越南话。我们回顾了美国卷入越南的经过，50年代，当法国人跟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交战8年而吃败仗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拒绝干预。越南分成南北两半，北方在胡志明领导下；南方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约定于1956年举行选举。南越总统吴庭艳取消了南方的选举，在共产党人的进攻之下，向肯尼迪总统求救，呼吁美国帮他抵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肯尼迪决定美国支持吴庭艳政权，派去了反暴乱顾问，这些人在当时很出风头。到1961年底，美国派去的顾问已达3205人。等我们这批人到达后，总人数将增加到11000多人。我们感到当时正是紧急关头，特别是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学校里纷纷传说，我们这批学员将立即调赴前线，到一个比越南近得多的地方跟共产党人作战。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施瓦尔已经走了，他所在的特种部队紧急战备，开往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中间站集结待命。那几天，人们紧张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后来，两个超级大国从战争边缘退了下来，我们也按期结束了顾问训练班。
那一个秋季，施瓦尔和鲍威尔两家喜事临门：乔和我都提前几个月晋升为上尉。
12月初训练班结业，我为派驻越南而兴奋，准备告别刚结婚4个月的妻子和她正在怀着的孩子。我曾奋力在西德守卫自由的边疆。现在我要奔赴另一边疆，在地球的另一面投入同一场斗争。在1962年，这一切曾显得十分简单明了。
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告别了施瓦尔一家，回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等我去越南后，阿尔玛就留在娘家。这一城市位于“老南方”的心脏，对于黑人来说，它呈现出“老南方”所含有的种种威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提出的“永远隔离”成了白人的战斗口号。伯明翰变成了种族之战的战场。民权运动高涨，以静坐和游行示威的方式，把抗议的矛头指向该市警察局长E·T·“公牛”·康纳。康纳则坚决要把黑人镇压下去，把煽动分子（包括黑人和白人）赶出去。尽管这时去那里不是一个好时候，也不是一个好地方，但让阿尔玛留在那里，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她的父母、姨妈姨父刚刚在伯明翰城郊一个安全的街区建了一幢新房，两家合用。有一间空房留给阿尔玛和将要出生的孩子。附近有一座天主教医院。阿尔玛产期住院很方便。万一伯明翰的种族定时炸弹爆炸了，阿尔玛的父亲，那个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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