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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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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资治通鉴第七十四卷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景初二年(戊午、238)

   魏纪六 魏明帝景初二年(戊午,公元238年)

  '1'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也?”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乎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1'春季,正月,明帝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辽东。参预谋议的大臣有的认为四万兵员太多,军费难以提供。明帝说:“四千里远征讨伐,虽说要出奇制胜,但也应当依靠实力,不应斤斤计较军费。”明帝对司马懿说:“公孙渊放弃守城先行逃走,是上策;据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策;如死守襄平,必被生擒。”明帝说:“那么,三者中他将采用哪一种?”回答说:“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审慎度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才会预先有所舍弃。这既不是公孙渊的才智所能达到的,他又会认为我军是孤军远征,不能支持长久,一定是先在辽水抗拒,然后退守襄平。”明帝说:“往返需多少天?”回答说:“进军一百天,攻战一百天,返回一百天,以六十天作为休息日,这样的话,一年足够了。” 

  公孙渊闻之,复遣使称臣,求救于吴。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军远卦,是恩结遐夷,义形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吴主曰:“善!”乃大勒兵胃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

  公孙渊听到消息,再次源遣使节称臣,向吴国求救。吴国打算杀掉来使,羊说:“不可,这是发泄匹夫一时怒气,而破坏称霸称王的大计,不如就势厚待他,然后派遣奇兵暗中前往,以胁迫公孙渊归附。如果魏讨伐不能取胜,而我军远赴救难,便与远方夷族结下恩情,大义表现于万里之外。如果双方交战难解难分,辽东前方、后方分隔,那么我们就在它边陲郡县,驱逐劫掠而归,也足以表达上天的惩罚,对往事报仇雪恨了。”吴王说:“好!”于是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并对公孙渊来使说:“请回去等候音信,我们遵从来函吩咐,一定和老弟休戚与共!”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担忧。”

  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及,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守,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得轻兵掩袭,未可测也。”

  明帝向护军将军蒋济问道:“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戒备严密,不可能从中渔利,援军深入则力所不及,不深入势必徒劳无功;即使是儿子、兄弟处于那种危险境地,孙权都不会出动,何况是异域他国之人,加之以前还被羞辱过。如今所以向外宣扬出兵救辽,不过是欺骗辽东来使,使我们产生疑惧,一旦我们不能攻克,希望公孙渊向他臣服而已。可是沓渚县离公孙渊所在地相距还远,如果大军受到阻碍,相持不下,战斗不能速决,那么孙权的临时决策,或者轻兵突袭,就不可预料了。” 

  '2'帝问吏部尚书卢毓:“谁可为司徒者?”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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