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6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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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1＇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2＇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2＇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3＇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3＇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4＇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4＇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5＇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分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5＇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6＇上问王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6＇太宗问王：“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7＇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7＇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8＇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柰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8＇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