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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第9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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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18＇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8＇甲寅（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19＇群臣考虑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号，冬季，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这时，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华州出使回京，向文宗汇报说百姓穷困。文宗感叹地说：“关中今年收成不错，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江、淮地区近年连连水灾，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怎么敢接受尊号的虚名呢！”于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带赏给薛季棱。群臣百官四次为文宗上尊号，文宗最后仍不接受。
＇20＇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
＇20＇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风后不能说话。王守澄向文宗推荐说，昭义行军司马郑注擅长医术。文宗召郑注来京城，吃了他开的药后，很有效果。于是，郑注开始得到文宗的宠爱。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五卷
唐纪六十一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太和八年（甲寅、834）
唐纪六十一唐文宗太和八年（甲寅，公元834年）
＇1＇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1＇春季，正月，唐文宗的病情稍有好转，丁巳（初五），亲临太和殿，接见左右亲近的臣僚。然而精神萎靡不振，远不如从前。
＇2＇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2＇二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3＇夏，六月，丙戌，莒王纾薨。
＇3＇夏季，六月，丙戌（初七），莒王李纾去世。
＇4＇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以为：“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表留中；中敏谢病归东都。
＇4＇文宗鉴于天气大旱很久，下诏征求能够下雨的方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认为：“现在连年大旱，并非陛下的品德不高，而是由于前宰相宋申锡被贬的案件太冤，郑注的行为奸邪不轨。因此，现在求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处死郑注而为宋申锡平反。”李中敏的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答复。于是，李中敏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职回到东都洛阳。
＇5＇郯王经薨。
＇5＇郯王李经去世。
＇6＇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6＇当初，李仲言被流放到象州，后来，由于朝廷大赦，回到东都洛阳。这时，东都留守李逢吉正想再入朝担任宰相。李仲言自称和郑注关系密切，于是，李逢吉派李仲言用重金向郑注行贿。郑注引李仲言拜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王守澄又把李仲言推荐给文宗，声称李仲言精通《周易》。于是，文宗召见李仲言。这时，李仲言正在为母亲服丧，身着丧服，不便进入宫中，文宗便让他穿上民服，号为王山人。李仲言身材魁梧，潇洒豪爽，擅长文辞，而且口才好，足智多谋。文宗召见后，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因而对他的待遇日益隆重。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
李仲言已经为母亲服丧期满。秋季，八月，辛卯（十三日），文宗想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宰相李德裕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想陛下都知道，这种人怎么能安排到您的身旁作为侍从呢？”文宗说：“难道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李德裕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孔子的弟子颜回能不犯相同的第二次错误。颜回犯的错误，是圣贤一时对问题考虑不周，偏离了中庸之道所犯的错误。而李仲言的过错，则是出自内心，怎能能改得了！”文宗说：“李逢吉推荐李仲言，朕不愿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身为宰相，却不负责任地推荐李仲言这种奸人，以达到他危害国家的目的，所以，他也是罪人。”文宗说：“那么，就另外授任他一个职务。”李德裕说：“那也不行。”文宗回头看着宰相王涯，王涯赶快回答说：“可以。”李德裕连连挥手阻止他，被文宗回头看见，文宗很不高兴，宣布结束商议。在这以前，王涯听说文宗打算任用李仲言，急忙起草了一篇劝阻的上疏，措辞十分激烈。后来，他看文宗任用李仲言的态度很坚决，并且畏惧李逢吉的党羽势力强盛，于是，在文宗召集宰相讨论时临时变卦。
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敢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
不久，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任命敕书，打算驳回对李仲言的任命。这时，李德裕刚要从政事堂出门，对王涯说：“给事中封还敕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听后，随即召来郑肃和韩说：“李德裕刚才留话说，让二位不要封还敕书。”于是，二人署名通过。第二天，将此事告诉李德裕，李德裕大吃一惊，说：“我如果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敕书，肯定会当面对你们说，何必叫别人转达！况且给事中行使封驳权，难道还要秉承宰相的意图！”二人这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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