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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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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却在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德国突然侵犯。
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是在立陶宛开的头。早一年秋天，立陶宛比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更加热烈地欢迎过苏联军队。5月28日，俄国人指控说，红军战士遭到了秘密绑架，声称其中有一人被枪杀了。立陶宛建议组成混合委员会进行调查，遭到拒绝。因此，考纳斯主动下令进行令案调查。许多人被逮捕了；在有些情况下，立陶宛居民从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遣送到其他地方。但是，这样做还不够。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不得不到莫斯科去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历数波罗的海三国参谋长频繁会晤以及三国政治家多次会商的事实，断言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有一个秘密军事同盟。梅尔基斯坚决否认此事。在他看来，谈话的口气是要说明他应当发表一个声明，以消除对方的疑虑。为此，他在6月12日回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接着，暴风雨袭来了。6月14日梅尔基斯和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再次去莫斯科，这次是去接受一份最后通碟，其要求为：第一，立陶宛内政部长斯库恰斯和保安警察总监波韦拉伊特斯由于同这些事件有牵连，应当交付审判；第二，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并且愿意履行互助条约的新政府；最后，应当允许苏联军队进驻该国各个重要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条约受到尊重。限期第二天上午10时以前作出答复。答复如期收到。几小时后，立陶宛政府辞职。苏联坦克已在隆隆声中开过边界。根据斯梅托纳总统的命令，立陶宛军队向德国寻求避难所。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包括总统本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避难的立陶宛军队获准进入德国，同时被解除了武装。政治家则由里宾特洛甫授命秘密警察殷勤接待。此外，德国人把这些逃亡的情况也告诉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讥讽说，这显然由于边界防守不严。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他的政府愿意帮助立陶宛政府执行这项防守任务。无疑，莫斯科是提供了这一帮助。
两天以后，苏联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最后通碟的内容援引了同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话，作为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使苏联政府相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是针对苏联的，这个同盟没有受到谴责，而且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同盟。最后通牒硬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家曾两次举行秘密会议，说三国参谋总部之间接触频繁，说这个军事同盟有一种专门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正在塔林发行。最后通牒声称，这些活动违背了三国与苏联缔结的互助条约，因为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参加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
苏联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驻莫斯科公使的照会指望在六小时内答复。在递交照会以前并未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但是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知道，苏联即将提出要求。苏联军队集结的报告已从边界发来。他们匆勿考虑之后，接受了苏联的条款。苏联军队开进来了；苏联军舰停泊在里加港外。
为了指导当地居民实现苏联要求他们进行的改革，莫斯科派出了特使分赴三国首都。杰卡诺佐夫，当时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奉命去考纳斯；不久以前曾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维辛斯基出访里加；而日丹诺夫，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个，则赴塔林。选择地位这么高的苏联党和政府官员前去，表明了他们任务的重要性。
他们的任务执行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的指导下，组成了新政府。爱沙尼亚总统帕埃茨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起初都拒绝批准新上台的政府，但由于共产党组织了骚乱，而被迫同意了。三个新政府都由中间人士和一些社会党人以及许多亲苏的知识分子组成。诗人约翰内斯·瓦雷斯…巴巴勒斯成了爱沙尼亚的新总理；细菌学家、拉脱维亚…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奥古斯特·基尔亨斯泰因斯教授担任拉脱维亚的新总理；乌斯塔斯·帕拉埃茨基斯是立陶宛政府的新首脑，副总理是斯拉夫语文学教授、立陶宛…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三个政府中都没有共产党人。但多年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合法地位，不久以后，就有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有秩序的亲苏游行受到了鼓励；占领工厂的企图受到了压制——这种事在俄国已经完全过时了。宣布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报刊、广播和通讯事业都受苏联控制。
当时，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已处于全面的军事占领之下。塔斯社于6月22日发布的一份公报中承认，苏联这时有十八个师到二十个师的军队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正在苏联指导下进行整编。
八个月以前，苏德两国政府就已经达成协议，俄国军队进入立陶宛时，不得占领立陶宛西南部毗邻苏瓦乌基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按照1939年9月28日俄德秘密议定书规定，这一地带已划归德国，移交的日期应由德国决定。这时，在7月间，俄国人硬要德国政府对1939年9月28日双方商定的协议重行考虑。斯大林承认有义务把这条狭长地带让给德国，但他宣称，要做成这笔交易“极端困难，很不方便”。德国人问，准备用什么来交换，俄国人在8月13日答复说，愿意用金钱补偿。9月6日，德国人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主张；但是，直到1941年1月10日，才达成一项协定，解决的办法是：德国放弃对立陶宛这条狭长地带的权利，补偿费为七百五十万美元或三千一百五十万马克，总额的八分之七以黄金支付。
在此期间，1940年夏季，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都被解散，宣布进行新的选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宣布废除它们之间的军事协定，立陶宛政府也作出相应的声明。对苏联的友谊被列在政纲的首位，但苏维埃化以及与俄国合并的活动仍未公开化。施政纲领集中在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
选举在1940年7月14日和15日举行。选举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以及按人数比例选代表投票的方法。可是，只允许有一份候选人——“劳动人民联盟”——的名单。这个组织是专门为此而在波罗的海国家分别建立的，由共产党、一些附属团体以及几个非政治性组织的成员组成的。报刊和全部印刷机构都受政府控制。对参加投票的选民施加了压力。反对派组织起先是受到干涉，接下来就遭到镇压。许多人被逮捕。根据官方报道，拥护“联盟”的候选人分别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投下的选票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和百分之九十二点九。
一星期以后，于7月22日，新召集的三国议会，表示响应选举以后国内立即发起的一项运动，庄严宣布将采用苏联的制度——虽然不实行农业集体化——并表示愿意和苏联合并。1940年7月23日《泰晤士报》的一则电讯评论道：“充其量只能说，如果要人们在俄国和德国之间进行选择，多数人可能选择俄国，而且，自然这是以不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实行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为前提的。”可是，它们并入苏联的结果就会如此；从此，三国就要忍受它们不得不经历的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痛苦了。
波罗的海国家驻柏林、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们，按照他们原先接到的旧政府的指示，指斥他们议会的活动是非法的，声明这些选举是在威胁之下，在外国占领军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不能看作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德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些照会。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宣称，美国政府反对苏联侵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驻波罗的海三国首都的代表们——虽非全体工作人员——离开了那里。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彼罗的海三国驻华盛顿的代表。波罗的海三国在英国和美国的财产被“冻结”，挂三国国旗的船只被扣留。苏联政府对此立即提出抗议。
8月1日，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波罗的海三国新议会要求并入苏联的申请。会议也讨论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合并问题。会议开始时，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必要的，因为，“特别在当前国际形势所造成的情况下”，统治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的政策，使得根据互助条约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而在提出申请的那几个代表团方面，则声称在它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通向英帝国主义者的跳板”了。8月1日，立陶宛被接纳加入苏联；8月5日，拉脱维亚加入；8月8日，爱沙尼亚加入。它们成为苏联的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1939年战争爆发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根据国际法，发表声明，宣布中立。但是事实上，在苏德协定缔结以后，它们的国家就不再能继续成为真空地带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讨论他们自己的打算时，都提到俄国过去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这种考虑对他们的政策产生过影响。然而，威胁三个共和国独立的真正因素，是德国在西方胜利进军的步伐。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对于苏联的防御太重要了，不能让它们继续成为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保持独立的一段时候，在政治上——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这些国家的全部观点，正同它们实际的做法一样，使得将它们并入苏联一事不易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当斯大林硬要艾登（在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期间）立刻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新形势时，丘吉尔的话说得再激烈也没有了，他在电报中说：“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与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动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使它们转属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玷污我们的事业。”可是三个月以后，由于事态发展的压力，经过重新考虑以后，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并随之而怀疑“这一道义的立场是否确实能保持下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议论道，大西洋宪章应该被解释为不否认苏联有权保有它在受到德国进攻时所占有的边界。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苏联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所造成的形势，成为战时盟国关系以及战后谈判解决办法时的一个障碍。
第三章 芬兰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耳其中立问题。针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外交攻势正在顺利展开。接下来，就轮到芬兰了。苏联在芬兰的目标，系出于防务考虑，首先在于把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西北推进大约三十到四十英里，并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的工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能使列宁格勒处于苏芬边境芬兰方面远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当时的边界离列宁格勒毗邻边境的郊区仅约二十英里。其次，苏联政府打算在芬兰湾入口的北侧（芬兰一侧）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要芬兰割让通向列宁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岛屿。这样——加上苏联政府由于同爱沙尼亚订立互助条约而取得的芬兰湾南侧的海军基地——将使苏联完全控制芬兰湾，从而大大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务。再则，苏联政府希望能将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岛割让给它。最后，它想要芬兰加紧负起既有的对苏联承担的条约义务，以防止芬兰卷入任何敌对的联盟。
当然，苏联领导人害怕的倒不是芬兰的进攻。他们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对于保卫俄国抵抗德国的重要性。战后，在1918年，德国军队曾在汉科登陆，去帮助曼纳海姆的军队对付芬兰和俄国的赤卫队；在1919年，英国指挥的联军也曾占领过俄国北方唯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以及从该地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泰晤士报》当时（1919年4月17日）写道：“芬兰是开启彼得格勒的钥匙，而彼得格勒又是开启莫斯科的钥匙。”这些后已经深深地印入了苏联人的脑际。往后，在1925年，缔结“波罗的海洛迦诺公约”的计划以及缔结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军事同盟的计划曾使莫斯科惶惶不安。再近一些，当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达到高潮时，传说芬德之间已就德国可能进攻俄国一事达成谅解的谣言，再次引起俄国的猜疑，后来只是由于芬兰外交部长霍耳斯提访问莫斯科，才使这种猜疑减少了一些。尽管芬兰已拒绝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它也坚决拒绝了苏联要它保证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敌人进攻的建议——也许再加上英国对芬兰拒绝此建议而作出的某些反应——在1939年夏天使苏联更加忧心忡忡。过去产生的恐惧，助长了现在的忧虑。10月7日，芬兰内阁决定委派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为首席谈判代表，他以前担任过保守党政府的首相，精通俄语，并十分了解俄国人。赫尔辛基政府实际上知道，苏联的要求必定会影响芬兰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在接受邀请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坚定不移、毫不让步的气概。另一方面，莫斯科明显地表现得盛气凌人，急于求成，对芬兰外交部长没有亲自去克里姆林宫也表示不满。芬兰政府好象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加紧进行动员和加强其他防务措施，包括在主要城市赫尔辛基、维堡、图尔库、泰姆佩雷以及边境地区实行疏散。
芬兰领导人能够估计出苏联所提要求的大概范围。因为，不久前芬兰政府和苏联的一些密使之间曾多次举行秘密谈判：首先是和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馆秘书鲍里斯·亚尔采夫，然后又和当时苏联驻罗马的大使鲍里斯·斯泰恩，此外，还在莫斯科和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举行了会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直截了当地提到德国侵略的危险，要求分担芬兰防务的权利，特别是在阿兰群岛、霍格兰以及芬兰湾内其他岛屿。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
跟以往一样，此刻芬兰内阁下定决心，在考虑苏联的安全时，既不能丝毫有损芬兰的国防，也不能危害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正如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所说——如果苏联再不限制它对芬兰湾内岛屿的要求，芬兰将进行武力抵抗。
在当时，究竟是哪一些考虑影响了芬兰领导人对芬兰国际形势的估计呢？从1932年起，他们就和苏联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又延长了这个条约的期限；不久以前，他们还同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谈判；他们了解苏联的要求大体上是怎么一回事。苏德条约的签订，德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战争，同俄国西部边界接壤的诸国的崩溃，这一切，使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在9月27日的报告中谈到：“芬兰人显然感到紧张不安。一反他们沉着镇静的常态。”“这种紧张不安甚至扩展到军事指挥部，陆军元帅曼纳海姆就是其代表人物。”不过，当红军还在向波兰进军的路上时，芬兰人就得到明白的保证：莫斯科将尊重他们的中立。所以，有些芬兰人认为，假如芬兰能得到一些支持，似乎还有和解的机会。
他们能否指望柏林的支持呢？早在苏德协定签订时，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就奉命向熟识的芬兰人士保证，德苏两国间的谅解并没有以牺牲芬兰作为代价。然而，事实上德苏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已明确规定，一旦原属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区在领土和政治上重新调整时，芬兰应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这一点，芬兰人自然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还觉得这个条约是稳定芬苏关系的一个因素。在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于9月28日在那里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之后，柏林告诉芬兰人，说他们的国家处于德国利益范围的界线以东。此刻从德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几乎全部落空了，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德国是否能容忍苏联侵入波罗的海地区，排斥西方国家，称王称霸，还成问题。
战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与英国有紧密的联系。在芬兰的经济生活中，英国占主要地位。此外，芬兰由于迅速清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在美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在英国和美国，芬兰都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的一员，该共同体由于其民主的传统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尚行为而赢得了尊敬和援助。甚至在战时，丹麦、挪威、瑞典依然是西方盟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39年9月1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北欧外长会议重申了各国在战时保持中立和愿意相互支持。苏联政府如果侵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的独立和完整，那就进一步恶化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它究竟准备把这种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呢？
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事情虽然来势迅猛，令人不知所措，但是它们还没有暴露出苏德合作的全部内容和莫斯科要达到其目的的断然决心，也没有暴露出西方势力在波罗的海地区衰落的真正程度。因而看来芬兰领导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探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在权衡被卷进冲突的危险时，依然遵循着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赖以存在的概念，这个世界却在1939年9月1日就已烟消云散了。
10月11日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接着，芬兰财政部长韦纳·坦内尔前去和他会合。坦内尔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身分，代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两位代表中巴锡基维较为温和。苏联方面由斯大林进行谈判，莫洛托夫和波将金（副外交人民委员）做他的助手。
尽管莫洛托夫表示出种种希望，但是芬兰代表团的权力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在谈判期间，代表们不得不两度返回赫尔辛基重新请示。每一次，他们都受权作出一些新的、不是十分重大的让步。看来，芬兰人似乎牢记着以赛亚的话：“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从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那天起，到11月13日谈判破裂止，只举行了八次会谈。可是，真正的危机，是在10月31日莫洛托夫发言后才发展起来的。
政治问题从来没有放在显著地位。固然，在开始时，苏联代表确曾征询芬兰政府是否乐意签订一项类似前两周内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那种互助条约，但在巴锡基维说明这样一项条约将与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有抵触之后，苏联领导人就不再坚持了。俄国另外只提了一项政治建议，就是要在1932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内增加一个新条款——芬兰人认为这是多余的——规定缔约双方不得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敌视对方的集团或同盟。芬兰政府愿意就此事进一步作出保证，而且，还准备接受经过重新改写的该条约的第二款，以明确保证芬兰遵守中立国的一般权利，拒绝向任何进犯苏联的侵略者提供支持。这一建议为苏联接受了。至于其他方面，苏联政府始终“根据军事观点”——用巴锡基维的话来说——来对待有关的问题。
至于芬兰湾内的岛屿问题，由于苏联要求对方割让霍格兰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芬兰代表在接到新的指示之后，是准备讨论做出一些安排，以“适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可是，在10月23日，他们拒绝了全部割让该岛的建议。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发言中说，他关于该岛的建议“显然没有遭到”芬兰方面的“任何异议”，企图以此迫使芬兰代表表态，可是枉费心机。对此，芬兰人说到底只答应割让霍格兰的南部。斯大林拒绝了，理由是这意味着“有两个主人——那可不行”。
关于其他岛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谈判开始时，苏联政府要求除霍格兰之外，还要芬兰割让谢伊斯卡里、拉万萨里和蒂塔尔萨里等岛屿，以交换苏维埃卡累利阿的列波拉和波拉湖地区。10月23日芬兰在一份备忘录中答应了这一要求，另外还把佩宁萨里岛奉送给苏联政府。
此外，苏联要求芬兰割让雷巴契半岛西部地区及其濒临北冰洋的不冻海岸，看来也可望达成协议。至少，在谈判的后阶段，芬兰政府甚至已准备割让南方的普曼基峡湾，尽管这样做将使佩特萨莫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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