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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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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业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说”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官长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末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十八世纪，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象吉田松阴等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士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领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七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犯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土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及工业中心。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满洲的日本征服者；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其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其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的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忘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心里乐滋滋，因为作为刀剑匠，除了大马士革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然而，在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里，劈开结子的武器却是工作母机，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学会西方技术本领方面固然在过去的八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是它的擅长西方式冶金的专家，就象它的这一行业的原材料一样，仍然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瓶颈，堵塞着它整个新的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机制造业，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赖于工作母机的制造业。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从国外——主要从美国——购买几乎所有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以应付它正在强行迅速扩大的机械工程业各部门的需要。它在为实现机械工程业的独立而培养必要数量的掌握必要技术的技本专家方面所要花的时间，比它把满洲的铁矿石开采量增加到可以不用进口外国废钢铁，从而实现原料自给自足所要花的时间还要长。
因此，日本沿着如此危险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经济自给自足，在1939年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一些外国在1929年以后突然对日本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致使它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同样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为征服足以自给的经济领域的事业受到挫折；它们能够断绝它的幼稚时期的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动的对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国产生一个新的动机，想要在日本业已摇晃的车轮上塞进一根煞车捧了。在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曾经那么沉重地打击过日本，当时那样做在意图上尚未怀有敌意，但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到了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同样不顾后果的做法对日本却仍然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早期，外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曾经对日本封闭了它们的市场；1939年，它们开始切断了对日本的供应，那是因为它们要为即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作准备，它们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业的军事利益，这时已日渐超过了他们从对日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新侵略行径那时又激起了民主的工业国家另一个动机，即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从长远看，尽管这另一个动机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利已主义，但它却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轻视。特别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侵略者应当受到抑制，受害者应当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使当时的侵略从狭义上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英语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一向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楚的解释，热爱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们的原则所规定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继续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所激起的不满和忧虑还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日本人还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不用害怕。那时英国毕竟要以全力忙于应付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威胁，美国又似乎无意以牺牲它自己所钟爱的孤立去促进一个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实现。然而，对劫数难逃的日本人说来，凶事的初步预兆已经隐约可见了。虽然还没有第三方公开帮助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日本侵略者，日军仅仅由于中国土地之广大、地势之艰险就已经前进不得了。这个阶段出现军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丧的，因为征服和统治中国乃是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英国和苏联忙于欧洲事务而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尚远远未能达到它在中国的目标而处于“阻滞”状态中，那末，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一词，或祸不单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达成苏德交易以及在1939年7月美国政府宣告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条约以前，仅就1939年3月日本在中国所处的那种军事形势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万分沮丧了。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谬更使他们当时面临的处境具有讽刺性。对一个冷酷的外国观察家说来，从物力的统计数字上估计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个东亚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当前计划，看来也完全是难以实现的事。然而，一个虔诚的爱国的日本人如果不把当天的议事日程视为日本的非办不可的一部分事务，而竟容许他自己产生什么别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险”的罪。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日本人当时有责任相信，日本的终极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众神之乡吗？在它中间不是有着一位永远体现在在位天皇身上的当今之神么？这种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象一扇磨盘一样挂在日本人的脖子上。无论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在1939年春天梦想到，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日本的命运乃由神定的神话——曾经幸免于柏利准将的显灵——竟毁于美国的一颗原子弹。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上）
1939年，中东虽然在幅员上相当英国诸岛的三十三倍还多一些，但其人口却不到英国诸岛的两倍。该地区的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半沙漠、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有限的几个地区。然而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却是和它的低密度的入口以及这一点所代表的不发达经济完全不相称的。
中东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最早文明的中心，它在当时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编年史上的“中世纪”，那时它的水平才开始下降，军事和政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开始赶上前来的西欧仍需要中东作为它的中转站，以便取得远东的昂贵难得的产品，它们无论在数量上或品种上都多于中东所能供应的。中东作为贸易中心的作用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加强了，可是在公元1500年发现了驶往印度的较为畅通的好望角航路以后，其重要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中东在经济上因而成了一泓死水，其古老的土著文化看来也已到了衰朽阶段。
然而好动的西欧人是不会完全置中东于不顾的。从他们在印度洋的商业统治权处于萌芽时期开始，就在为贸易而探索驶入波斯湾和红海的航道；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地中海同利凡特海岸的贸易联系；而到了17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用信使从阿勒颇到巴格达传递快件，并且在实地尝试跨越苏伊士地峡的一条陆路捷径，因为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要有五个月的航程，而这条路则可以缩短一半时间。一个世代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并与波斯勾搭，是为推翻在印度的新的英帝国而作的准备；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英国为确保其印度领地以防范欧洲国家的觊觎，曾设法使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生存下去，以便作为插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的缓冲物。一般说来，此项政策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是成功的，尽管英国曾被迫干预过这奥斯曼缓冲区外围的薄弱地点，因为那儿是那么弱小，或则竟成了一无掩护的地方，以致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渗入；所以英国便通过自己的“保护”或直接管辖这一类坚强的补缀措施，以加强这些薄弱地点——埃及、阿拉伯南部、波斯湾。但到了1900年，奥斯曼帝国已被置于英国的最新敌手——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拆散了奥斯曼帝国，由自己取得了对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这些阿拉伯领土是“肥沃新月”的双臂，跨越了自地中海到斯湾的数千里捷径，而且还包括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北方陆地入口，又由于埃及和亚丁被英国占领，所以也早已包括了西面和南面的通道。利凡特沿海地区在过去三百年间同法国的关系（主要是文化性质的）比同任何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更密切。所以法国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归还给它也是很自然的了，英国对此是同意唯恐不及的，因为法国的力量已不足以对英国在整个中东的霸权提出挑战了。
在1918年以后，对此种英法帝国利益结成一体的第一次挑战来自中东自己内部的上层少数派。构成埃及和“肥沃新月”人口绝大多数的并成为其经济基础的是农业耕作者，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影响，正如过去大约两千年来曾相继统治过他们领土的外国征服者未曾影响他们一样；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城市却是一个有产者上层阶级的安家之处，这些人过去对在中东起作用的不断进入的外来文化是敏感的。这个阶级自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这是伊斯兰文明自我撤退的结果，也是由此而使中东相对说来隔绝于西欧活动的激流之外的结果。然而，这种蛰伏状态并不意味着这个统治阶级的内在的心智能力有任何根本的退化；它对十九世纪大为增强了的西方影响的冲击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为时已晚地开始进入外在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又通过西方教育吸收了诸如“国家”这样的自由主义概念——将它置于拟议的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或同一种族特征的基础上——并据以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
此种民族主义运动当然要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斯曼帝国是靠军事起家的，但它象较早先的穆斯林军事王朝一样，是从伊斯兰教的人人皆兄弟的理论中得出了它建立帝国的依据的，而它是伊斯兰教的神命保护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最终推翻奥斯曼帝国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他们的作用——一种次要的作用；但他们同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亚洲诸省的英国和法国托管政权在观念上有着更大得多的根本性冲突。这些政权既是异邦人，又是异教徒；而且它们带来的新的影响很可能妨害有产者上层少数派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落后的奥斯曼政府却不曾妨害过他们。在当地的上层少数派看来，这些欧洲政府为了要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在利凡特诸国偏袒当地的基督教徒，在埃及偏袒欧洲人或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伊拉克偏袒无家可归的亚述人，甚至还鼓励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些都对它们自己不利）。这些国家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等具体事务方面，从欧洲人的行政设施中获益颇多，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上层少数派感到宽慰，他们对政治独立失望了，因为（他们认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佳办法便是保持“现状”，或则至多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才得加以变革，而当前迅猛变化的影响所及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势将促使城市工人觉醒，最终还有受剥削的农民，他们将进而组织起来提出经济要求，那就必然会侵害工人和农民的传统主子的利益了。
在1919年到1939年期间，埃及和肥沃新月的政治历史上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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