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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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绲挠攀疲约耙獯罄诎⒈任髂嵫呛臀靼嘌澜忻跋蘸缶铝α看蟠笏鸷牡那榭觯挂獯罄萦谡庋恢执常诜ü丝蠢矗绻灾┘幼愎坏难沽Γ梢灾竿讣慈貌健Ｓ捎谒樟ü�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共产党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共产党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共产党。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话克耳不闻。
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要求象墨索里尼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所建议的那样，举行一次会议，并且着重指出，他并不向法国要求殖民地，也无任何其他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劝说法国同英国的堂吉诃德式的顽固不化一刀两断。尽管法国国内存在着反英的情绪，但是法国报界仍然异口同声地对这篇演说嗤之以鼻。这时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军队在从波兰前线大批调回，以暗示即将在西方发动猛攻；而且要开始进攻，当年已为时太晚。这篇演说中不含有威胁，也没有提到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国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战略上的巨大收获，尤其（象这时正变得很明显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收获，希特勒不再那么确信他有能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需要喘息的时间，好让他在同法、英两国拼个你死我活之前，补充粮食和军火的储备来对付封锁。
10月6日，达拉第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一则临时声明中，对希特勒作了答复，他提到，全面的声明要等同英国磋商后才能作出。他说，盟国作战的目的，在于结束象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那样的侵略，并结束每隔六个月就需要进行一次动员的情况；他说，和平只能在尊重诺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必须对法国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提出可靠的保证；他说，法国在同意和德国开始会谈以前，先要知道明确的细节和得到真正的让步。在张伯伦10月12日发表演说干脆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以前不久，达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告诉法国国民和德国总理，法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决心证明自己无愧于其军民克服困难赢得公正和平的愿望。他指出，英国远征军携带了装备，正在法国领土上迅速进入阵地，英国飞行员经常活跃在前线，两个盟国的海军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谈到法国军队在上个月曾进军到德国在萨尔的领土，这些军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幻觉或兴师问罪的幻觉，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了实践已经立下的誓言而战，这乃是西方的自由传统的精髓。他在描绘法国军队的这种心理状态时，把它同德国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们的心情作了对比，他说，这个德国，“在征服了许多地方以后，却不得不对面包、肉类、奶类、糖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实行配给来开始这场战争”，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于这类匮乏，反而把更多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感到内疚。
这一外交上的遭遇战，通过再度把道德标准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么是法国明确的“战争目标”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冬季的几个月内又经过详细的讨论，而罗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传阅的《教皇最高通谕》中，也通过强调要尊重条约这一点，为商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与此同时，军备的问题，在这个“两次侵犯的间隙”——如这位总理所说的——也使法国政府花费了许多时间。
达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法国人要大。在法国，即使就一个国有化工业来说，要使其能适应军备上巨大扩充的需要，也还需要加以改组，但这项改组的工作却迟迟直到成立了一个军备部方才真正开始，而军备部的成立，则是法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十天以后的事。新的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惯于从事大规模的经营。他又是一个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热忱博得了所有党派的公认。可是，他那种有条有理的作风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虽然极为可贵，但要应付1939年秋季的紧急情况，却是过于从容，缓不济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许多警告说，到1939年1月以后，法国军备工业将达到饱和点，除非改变原定计划，否则无法接受新的定货。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向国外（在美国）大规模购货，而且甚至在那时，仍是着重购买原材料和机床，从美国的进口中，这些东西逐渐占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在需要几千架飞机的情况下，定货却只有几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厂只要采用某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产量时，这位部长还是宁愿造新厂。这样做法是冒着使法国丧失独立的危险来保护法国的工业。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经叙述过的那样，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沿着芬兰的整个陆地边界发动了全面进攻，而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这件事立刻对法国的舆论产生了影响。11月30日，在这消息公布以前，达拉第已到国民议会去要求在紧急时期扩大总理的全部权力。他唱的老调是，自从9月1日以来，法国已经并且还在积聚军备和加强防务，在这背后，法国正在建立戴高乐（任雷诺及其友人这些主战派的军事顾问）所要求的快速“机动部队”，达拉第还说，如果德国破坏了这场“古怪的战争”在实际上休战的状态，法国将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可是法国决不要在西线主动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将不是单靠军事行动所能决定胜负的。但是苏联在其同盟者攻打波兰以后紧接着就无缘无故地进攻芬兰一事，吓坏了全体法国人，使他们完全警觉起来，并且使他们在权衡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新情况后，暂时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内阁以内和内阁以外的主战派，都认为这种局势为切断德国必不可少的瑞典铁矿砂供应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同时能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基地的话，甚至还可威胁柏林。极右派看到自己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得到了证实，他们希望把这场战事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并有可能说服意大利参加。左派（自然不包括共产党在内）急于表白，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不因阶级而异，他们同其他任何爱国者一样是现实主义者，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施展其全部影响使苏联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此后又使法国对芬兰的援助收到效果。因此，对达拉第说来——他执政十八个月以来，除了同德国作战这件事以外，在国内为了应付批评他的人而一直打着防守战——这真是一次天赐的良机，能在作战努力的背后统一舆论，同时又使战事不在身旁发生，直到慢条斯理的法国重新武装的计划赶上战略形势的需要为止。
法国对德宣战书中写明的理想主义的动机，是“保卫波兰和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蒙蔽了许多法国人的耳目，使之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同英国一样）已预料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受进攻，正在采取公开的防御措施。坚持这种态度，就使芬兰的情况看来酷似波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不同，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却是重新展开长期以来在最终同俄国结盟的价值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使反对这种同盟的人能利用下述强有力的理由：“这个野蛮的国家不仅道德十分败坏，而且衰老无力；因此，作为一个盟国，它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敌国，它却很可能吸引住距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个敌国的注意，直到后者满足了征服的欲望为止；然后我们就可能共同建立起大欧洲的新秩序。”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将使法国的主要敌人德国的注意力更加分散。
可是，如果目光看得远些，那就得承认，俄国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潜在的直接敌人，由于他们同德国结成同盟，因而又是事实上的间接敌人，这样，在盟国面前就摆着两条路：或是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个距离较近和更加不共戴天的伙伴，或是抓住这时出现的机会，打击其中那个较弱的伙伴，以拆散他们的合伙关系。如果象雷诺建议的那样，走第一条路，就有可能去袭击油田和铁矿（只要盟国力所能及，就同时进行）；但是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在这个阶段却不应进行，而对芬兰的援助数量虽大，也不应公开予以承认（正象先前对西班牙内战两方给予的援助不曾公开承认一样）。这样苏联就不会为了威信的缘故而被迫立刻宣战；然而，法国如表现出明明白白的主动性，那么可望削弱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盟国的政策的那股势力，因为共和党已经在对俄国入侵芬兰大为愤慨了。
其他象弗朗丹那样的金融政治家和象魏刚（他已于12月初从中东到巴黎）那样的军人政治家，他们的目光仅限于成立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欧洲联邦，或者发动一场欧洲精神的天主教进军，向亚洲那些反对基督的邪教异端进行讨伐，他们认为，坚决作出努力，直接对付苏联，有可能赢得德国人的尊敬，有可能使德国武装部队转而反对俄国，并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还有可能使盟国在西方获致光荣的停战。假如决定采取这种政策，那么可能给予芬兰的任何援助就都应当公开地运出去，但是更为重要的战线却在中东，因为瑞典的铁矿砂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必不可少，但高加索的石油却是除了供应德国战争机器的需要之外，甚至对俄国平时的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国的集体农庄制度完全依靠石油。因此，应当一面对芬兰提供十分迅速和大量的援助，以把局面从牵制那里的苏军转而击败苏军，并为防止俄国在中东先发制人，一面加速实行轰炸高加索油田和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动行动，不会得不到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以及南美各共和国，当然还有意大利的支持。
在12月19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将军对于波罗的海战线并不热心，尽管他在次日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官到曼纳海姆陆军元帅的总司令部去。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表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疑虑。12月21日，它宣布赞成给予芬兰一切援助——尤其是逐渐过时的武器和弹药，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飞机——只要交货的技术困难能够解决就行（第一批货物事实上于20日就已发出）。22日，达拉第向国民议会阐明了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使法国人少流血，必须拒绝任何发动有计划的、尤其是时机未成熟的攻势的建议。人们在看到法、德这两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相对峙，各自呆在工事里无所举动，不禁大惑不解，而“古怪的战争”这个新名词，恰好表现出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能抱怨吗？在1914年12月间，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四十五万人之多；而这次，截至11月30日，总共才伤亡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通，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有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达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芬…苏和约在1940年3月12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一，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2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时使所有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3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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