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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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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负趺挥谐晒Φ南Ｍ强悸堑轿飨叩奈＜本质疲栽谖司】赡艹ぞ玫丶岢峙Γ幻娓幼⒁庀氤龅阕樱鹊揭獯罄唤槿胝秸脱咐撞患把诙睾莺萦枰源蚧鳌２还敝�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仍告诉意大利大使（格朗迪的继任者巴斯蒂亚尼尼），对于就意大利利益或就可能为获致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而举行谈判的任何建议，盟国都将加以考虑。
法国政府准备比英国政府更迈进一大步。它之所以这样做，其部分原因固然是它在绝望地捞取救命稻草——不问这很稻草多么容易断掉——但是一部分原因也是某些法国政界人士对于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友邦的价值，对于劝阻意大利不要变成一个积极反法的敌国的可能性，抱有无法纠正的幻想。例如，赖伐尔仿佛没有觉察到墨索里尼自从意…阿战争以来就已讨厌他，仍然认为由他亲自介入也许能起作用。当时担任法国市政工程部长的德·蒙齐则认为，在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也许能使意大利满足的一线希望还存在时候，法国却犹豫着不去催促英国这样做，简直是荒谬可笑的。下述情况也助长了法国人的幻想，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的温和态度，他与德·蒙齐过往甚密；经常与法国外交部和赖伐尔接触的意大利各界“消息灵通”人士说话的语气；驻罗马武官帕里佐将军一些稳定人心的报告，他在5月18日传达了从巴多里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大意是说，由于不存在意大利介入战争的眼前危险，因此甘末林可以放手集中全力同德国作战。甚至迟至6月3日，帕里佐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即使参战，也不会在阿尔卑斯山区、科西嘉或突尼斯发动进攻。
法国通过巴黎大主教絮阿尔红衣主教和教皇在5月17日晚间又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次接触；另一方面，罗斯福应英法两国根据法国的建议而提出的请求，在5月26日表示，愿把意大利的条件转告盟国。作了种种努力，劝说英国政府同意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运河交给国际共管，作为它献给敌方的一份贡品；但是，当雷诺在5月26日访问伦敦时，英国政府却表示至多只能讨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要求，条件是墨索里尼要帮助达成一项和约，以保证法、英两国的独立和公平地解决欧洲的一切问题。
5月27日晚间，在已经知道比利时即将投降时，法国内阁讨论了最后一些劝诱墨索里尼的方法。会议以后，达拉第（5月19日以后曾任外交部长）在一些亲意的同僚怂恿之下，起草了给弗朗索瓦…蓬塞的指示，表示愿意把法属索马里兰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给予意大利，调整突尼斯…利比亚边界线，割让法属赤道非洲毗连利比亚的一大片土地，并对规定突尼斯意侨地位的法令予以广泛的修改。当时正担任外交部秘书长的夏尔…鲁，劝达拉第采用稍为稳健一点的草案，他和雷诺都坚决主张，要同英国政府磋商。于是，法国就向英国提出由英、法两国作出一些让步的建议，这个建议不象原先的法国草案那样把进入贝宁湾的通路让给意大利，但是丘吉尔根本不愿这样做。丘吉尔认为，这个建议并不会使墨索里尼满足，而一旦提出以后，却再也收不回了。丘吉尔还认为，何况这也不是邀请意大利来出面调停的时候，因为希特勒太过于自信他将大获全胜，决不会接受调停，同时，与意大利接近，还将对盟国的士气产生危险的后果。可是，甚至在这以后，法国政府在5月31日仍向意大利发出了照会，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且表明，法国在仍然忠于它的盟约和义务的同时，愿意“竭诚欢迎”任何有助于处理地中海纠纷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是在德·蒙齐和肖当（当时任副总理）的怂恿之下制订的，在德·蒙齐为这份照会所拟的草稿中，法国表示愿意“支持”任何解决地中海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如德·蒙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是暗指既要法国也要英国作出让步。英国政府否认同这个建议有关系；而墨索里尼则不屑给予任何答复。
墨索里尼在5月15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到那个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26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6月的下半月进军；到28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6月10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他打算在6月5日或者5日以后宣战。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月30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于是墨索里尼提议6月10日。到2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5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在10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象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时间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1940年6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唯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象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十八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十九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1849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1940年6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象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附录：沙斯少校关于1940年5月9日柏林事件的证词
1940年5月9日星期四午后，我同奥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晚上7时我去找他。我几乎每天都去找他。当时他告诉我，此刻真正是一切都完了，他说，在西线发动侵略的命令已经下达，希特勒已抵西线。不过他也对我说：“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事情将会推迟。这样的事我们经历过三次了。因此让我们再等一等吧。9时半是关键时刻。如果到9时半命令还没有撤销，那就‘最后决定了’。”然后奥斯特和我在市里一起吃了饭。自然，这多少有点丧宴的味道：我们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丹麦的事发生以后，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因为发现有些消息走漏了。但是虽然发动了调查，却没有怀疑到我本人，而是怀疑比利时的武官，因为他们认为他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这时奥斯特说：“所以我们的事干得挺不错。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底细。”等我们在市里一起吃了饭，到9时半我就跟他一起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我等在外面的黑暗处，隔了二十分钟奥斯特出来，说：“老兄，现在真是一切都完了。命令没有撤销。那头蠢猪已到西线去了——现在真正是一切都完了。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以后再能见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谈话在同样的情绪下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赶回我的使馆，同时要比利时武官在使馆里碰头。他正等在那里，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急忙赶回他的使馆去报告。我则拿起电话机，关照接海牙的陆军部。这种时刻自然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因为在等待接通电话的那二十分钟内，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二十分钟后，电话接通了，按电话的幸而是一个我熟悉的军官波斯特·于伊泰尔韦尔中尉——现为上尉；我同他的谈话大意如下：我说：“波斯特，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嗯？我是沙斯，在柏林。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明天一早，在拂晓时：要顶住！＇Houdje
taai！＇请你复述一遍吧！自然你是听得懂的罗。”他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那么210号信收到了吗？”我复述了一遍，并说：“是，210号信收到了。”这是我们在最后时刻商量好的一个密码代号。“200号信”表示入侵，而最后的两位数字则将指明入侵的日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210号信收到”。当晚的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总算传达到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打电话给我（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是国外情报处的领导人）。他在电话里多少有点怀疑他说：“我听说你那里情况不妙，尊夫人要动手术。真糟糕！所有的大夫你都请教过了吗？”由于这是我再度公开地受到责难，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于是除了别的话以外，我说：“喂，我不明白，你干嘛在这种时候还要跟我纠缠。你现在是知道的嘛！除了动手术，目前已别无办法。我已经同所有的大夫谈过了。明天早晨就要动手，在拂晓时。”说完我就把电话听筒扔回到挂钩上。……
这样，我在柏林的武官任务就结束了。我已经干完了我的事。我回到旅馆里，拿了牙刷和睡衣裤到使馆去睡觉，因为公使不希望我再离开使馆。第二天早晨5时半，公使砰砰地敲我的门，说：“现在气球真正升起来了。我得去见冯·里宾特洛甫。”于是他就找冯·里宾特洛甫去了，我们则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我们听到了正在入侵的消息。
第四编 英国和英联邦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
第一章 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
1941年12月以前，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键的一章。1941年12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作为交战国参战，这就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侵略国势将战败。但是人们所以能肯定地说，从1941年12月起这三国的败势已成定局，乃是因为德国在此以前没有能够赢得它在1939年9月所发动的战争。如果在1940年6月法国覆灭后，英国接着也完蛋的话，那么，德国至少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会赢得这场战争。这三个侵略国便可以放手大干，按照自己选择的合适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地”对付苏联和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它们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后，英国人民却下定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这个行动使德国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给自己带来了最终命运，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进攻美国给德日两国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由于英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同德国作战，使德国和日本后来采取了这两个侵略行动，结果导致盟国组成了一个大同盟，这个同盟联合起来的力量绝对超过这三个侵略国相加起来的力量。故而，英国人民于1940年6月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其后十八个月里不畏敌我力量悬殊，不惧艰难困苦而坚持作战到底的那股顽强的毅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对造成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来说，比其他任何行动更为重要。
英国人的这种决心至少有两点是惊人的。就是说，这看来似乎违反了“理性与常情”，也与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至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这二十一年半时间内英国人民的精神相违背的。除在戴高乐领导下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的极少数法国人以外，大部分法国人对他们的盟友英国并不步法国后尘屈膝投降的做法，感到诧异和难堪。而德国人则深信，要是英国人这时还是那样愚蠢得出奇，不肯承认自己已被打败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940年的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继法国之后征服英国。英国人民曾一再表示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大战；而如今他们却敢于泰然地面临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对于平民来说，十之八九将比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的心理的确好象在1940年4月9日到6月25日这七十八天里已经起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种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别人的错觉，而事实上，英国人在那十一个星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必然是长期存在，有其更深远的渊源。就是这些人民，过去曾经面临过几次类似的危机，在看来濒于绝境时表现出同样的大无畏的精神。例如，在1918年3月，又如从1805年奥斯特里支战役到1812年法军撤离莫斯科的七年中，英国曾经看到自己在大陆上的盟国一个接一个被显然是所向无敌的法军征服。从1918年到1945年，联合王国人民的心理的历史，自然是值得专业分析家研究的一个题材，但也是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题材，如果他想要使读者理解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后果的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1914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露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外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十九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唯一战争是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1814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印象。丹麦人于1864年，法国人于1870…1871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丹麦人对北石勒苏益格的丧失，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虽然都不甘心，但是这两个西欧国家的人民都不希望再同德国进行战争，以收复失地和解放他们的被征服的同胞。1914年8月时，如果能让法国人自由选择的活，他们会选择放弃废除1871年法德和约中有关领土条款的机会，作为谋求和平的代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丹麦人坚决拒绝了一切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做法，以免使德国具有忿忿不平和进行报复的任何正当的理由。他们也不肯从德国收回丹麦于1864年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这时也未声称要通过一次公正的公民自由投票重新归属丹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中欧和东欧各族人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却抱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种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部分国土（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象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五十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1939年秋天波兰被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坚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点，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入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象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德国人的心理不象波兰人那样简单，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将会同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损失。可是，事实将证明，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所有的德国人带来了残杀、战败、失望、幻想的破灭、受耻辱和丧失领土等痛苦的经历，而且对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甚至后来还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通货膨胀造成的破产。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独裁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问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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