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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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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相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国军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说来，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头，然而他们还是象英国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
最后一点但同样是重要的一点是，法国覆灭之后，美国人由于受到这次灾祸的震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使英国人得到了鼓舞。美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感到形势突然变得简单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剧变立即开始有利于英国。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侵略满洲，迄至1940年6月法国覆灭为止，由于英国政治家知道美国的政策是难以捉摸的，根本无法加以估计，结果使英国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牵制。只要法英两国还是躲在那条有名无实的铜墙铁壁马其诺防线后面，美国公众以至华盛顿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务使美国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卷入另一次大战。假使英国也象法国那样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国也未始不有可能跟着这样做；退一步说，它也可能象苏联一样，在希特勒伺机进攻它之前，不会主动去自找麻烦。但是英国在法国覆灭后仍决心继续对德国作战，终于使美国人明白了，他们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须要做些什么。他们看到，必须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能为英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堡垒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坚守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一切力量为英国作战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同样幸运，得到了一位能够应付当时局势的领袖。他们配合罗斯福为争取共同胜利而立下的功劳，不下于英国人民配合丘吉尔所立下的功劳，或者也不下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劳。罗斯福于1940年6月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丘吉尔都会继续作战，正是根据这一信念，他才在那个紧急关头向英国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武器。罗斯福于1940年11月5日又当选为第三任美国总统，正和丘吉尔于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国首相一样，对共同事业说来，都是吉祥之兆。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没有由于美国政府在大选年容易产生的瘫痪状态而缩手缩脚。当1940年大选以前的几个月快要过完的时候，他凭直觉感到这一个大选年同时也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并根据这一直觉采取了行动。回顾起来，他的这个空前大胆的行动是正确的，这点可由选举的票数来证实，经过这次大选，他连任的期限比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国总统的任期都长。1940年8月16日，罗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在英国领土上获得基地供给美国海军和空军使用；同月20日，丘吉尔宣布，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这些基地实际上正在交给美国，租期为九十九年。这当然只是计划的部分内容，根据计划，英国将取得一批宝贵的美国驱逐舰，英国人民敏锐地领会了丘吉尔对这笔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评价，丘吉尔说：
这一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势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对全体有利的某些事务中有所结合。就我本人说来，当展望未来时，我不会对这一过程有什么疑虑不安。即使我想阻挡它，也阻挡不了；没有人能阻挡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滚滚前进。让它流吧！让它浩浩荡荡地、不屈不挠地、势不可当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所以在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再次受权去执行他的和他的国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国人已开始看到以雄厚无比的美国资源来装备自己争取胜利的那种前景。这位总统此时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于1940年12月29日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接着，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美国将向各民主国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罗斯福以“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战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二万三千零二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唯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情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以及阿纳姆战役后的荷兰北部，那里的人民由于占领国怀有敌意，存心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而被活活饿死。科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唯一国家，但是这肯定是英国自己的社会状况方面的几个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使英国在遭受1940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灾难之后，仍能长期经受严峻考验而坚持下去。
究竟是什么感情和思想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能在十八个月的艰苦考验的时期，在反复经受“小型的猛烈空袭”时期，以及在经过德国导弹武器——通称为V1和V2——的连续光顾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呢？
对于受到猛烈空袭之害的人们之所以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一种想法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狂轰滥炸本身就是德国空军承认自己过去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的自白书。戈林要不是由于代价太大和把握太少的缘故而放弃了以前想在白天吃掉皇家空军以掌握英国上空制空权的这种打算的话，他决不致于把自己的空军力量转而用在那种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效果也较小的夜间骚扰英国平民的行动方面去。到1940年10月31日的时候，英国空军已经赢得了1940年7月10日开始的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而英国人民也已明白了这一点。早期在空战方面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那些在日后的猛烈空袭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们个人或许会丧失生命、炸残四肢、荡尽财产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这第二阶段的空中战役中，国家的生存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手的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日——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五十九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所能作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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