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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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在健全和持久的基础上建立和平。
　　虽然美国政府不久就开始认识到最后这两个目标——眼前的和平与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是矛盾的，可是美国公众却不是看得那么清楚。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暴露了德国种种野心的真正性质，有许多美国人——象许多英国人在1938年那样——仍然执拗地相信，也许进行一些较小的领土调整，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和希特勒谈妥条件。由于这种信念，德国在战胜波兰以后发出的和平试探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反应。德国报纸提出了一些含含糊糊的建议，说罗斯福不妨出面调停；美国国会议员以及部分报界和公众都作出了响应。10月4日，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已在国会里提过一项议案，主张总统和其他中立国家合作，提出恢复和平的倡议。在10月6日希特勒的演说和德国报纸的宣传以后，由美国出面调停的主张得到更多人的拥护。10月9日又有人提出建议：参议院应暂时停止关于中立法的讨论，并休会三天，同时由罗斯福进行谈判。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人盼望和平谈判。
　　罗斯福和赫尔都极力抑制这种不合时的热衷于和平谈判的情绪，并否认曾接到任何交战国提出任何正式请求。虽然确实没有接到正式的请求，德国却通过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历山大·柯克作了非正式的接触。10月7日，柯克电告，德国已向他建议，罗斯福可以利用希特勒的演说作为提出和平倡议的基础，两天后他又说，据告希特勒将欢迎美国主张休战与和平谈判的提议。罗马尼亚、比利时和芬兰政府也通过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布鲁塞尔和赫尔辛基的代表，建议罗斯福提出和平倡议。美国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确认在当时提出任何这种建议都是不合时宜的。显然，希特勒准备接受的只能是让他保有一切征服成果的和平。因此，在这种时刻举行和平谈判，只能有利于德国，因为，如果盟国拒绝考虑希特勒的条件，继续战争的责任将落在它们身上。在比较有利的时机到来之前，美国政府不愿强求和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在多方考虑，怎样在战争结束时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和平。
　　罗斯福在9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曾表示，在讲和的时机到来时，美国将是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赫尔在元旦发表的声明中，以及罗斯福于1940年1月3日在他一年一度致国会的新年祝词中，都大大强调，美国政府相信，在建立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中尽一分力量，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国会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案中，有一项是主张贸易协定法再延长三年。罗斯福和赫尔都相信，自由贸易政策是奠定持久的世界和平基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美国的限制贸易政策是造成目前这场战争的一个原因。因此贸易协定法的延长是必要的，它使美国政府对战后经济建设和国际福利能作出充分贡献。争取延长期限的运动，已经由赫尔于1939年12月5日在芝加哥对美国农场事务局联合会发表演说时开始，罗斯福在他一年一度对国会的演说中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在委员会举行多次听证会以及两院长期辩论以后，国会同意授权总统再签订贸易协定三年。
　　1月8日，赫尔宣布，国务院已成立了一个以韦尔斯为主席的顾问委员会，负责研究海外战时措施的影响以及和平时期调整的种种问题。
　　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为美国参加缔造和平做这些准备工作，一方面也努力和其他希望和平的中立国家建立有效的合作。罗斯福在国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和梵蒂冈取得联系。和教廷建立关系的打算在1939年夏季已经开始，美国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曾奉令探询教皇是否欢迎这样做。当菲利普斯汇报说梵蒂冈将乐于接待美国代表时，罗斯福决定任命迈伦·C·泰勒担负此项使命。12月23日，总统致函教皇，正式通知派遣他的私人代表，“为了有助于我们双方并行不悖地谋求和平的努力以及减轻世人的苦难”。总统写道：“虽然现在不能预言将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在什么时候行动，但是，我们促进世界各地具有共同目标的人们——宗教界和政界的人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还是合适的。”在迈伦·泰勒2月16日启程赴罗马以前，总统对泰勒说，他一直在考虑和平赖以建立的一些基础，就是，宗教自由、通讯自由、贸易自由和裁减军备。罗斯福还嘱咐泰勒探测早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2月9日，赫尔宣布，美国政府已开始和其他中立国政府就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在世界范围内裁减军备的和平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对话。在他的声明中，赫尔要求人们注意讨论的范围：战时问题不包括在内，讨论只涉及战后的安排。这些暗示表明政府正在准备在拟定和平解决的办法中起一种积极的作用，大多数美国人欢迎这些暗示，虽然有少数人反对任何对欧洲事务的介入。他们的意见由《芝加哥论坛报》（1940年1月14日）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战争不插手，和平不染指。”
　　至于在这个时候提出和平倡议是否明智，人们的意见更不一致，官方和非官方的圈子里都是这样。赫尔坚信1939年10月政府曾同意的那些反对和平倡议的理由在1940年1月同样有效，罗斯福和韦尔斯却不是那么确信无疑。虽然罗斯福并不真正相信，在纳粹未打败以前就可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和平，但是他也觉得，不可忽视即使是最微小的机会，以说服交战国进行谈判，以免战争发展到更激烈的局面，引起仇恨，而使公正合理的和平不可能实现。这个时候似乎已经不远，因为来自欧洲的信息预示，德国将在春季发动攻势。1月初，罗斯福决定派韦尔斯为特使，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就达成一种合理和平的可能性探询四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2月9日关于派遣使团的声明中说，韦尔斯仅仅去了解情况，他没有受权代表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或者承担义务。
　　尽管发表了这个声明，韦尔斯的欧洲之行在国内和同外都引起大量的谣言。3月间，继俄芬和谈和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之后，紧接着就是韦尔斯第二次访问意大利首都，当时盛传韦尔斯此行的结果将是罗斯福提出和平倡议。3月10日，参议员皮特曼发表广播谈话，呼吁休战三十天，以便进行调解。盟国担心美国或许会施加它的影响，不惜任何代价来求得和平。它们又担心，拒绝考虑和平计划可能使美国人对它们不满，从而减少美国人对它们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为了辟谣，罗斯福于3月16日发表演说，申述他认为公正的和平所必须具备的道义基础，一方面赫尔和韦尔斯向报界发表声明，重申代表团的使命纯粹是了解事实。
　　韦尔斯于3月28日返抵国内，次日交给罗斯福和赫尔一份关于欧洲之行的详细报告，这个报告表明，眼前没有希望取得以合理条件为基础的和平。他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及戈林的会谈，使他相信，除了根据纳粹的条件，没有媾和的可能。这些条件就是德国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以及交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对他说，盟国一心要摧毁德国，不到这种意志本身被摧毁，他们看不出有和平的希望；只有通过德国取得彻底而全面的胜利，才能做到这一点。韦尔斯认为，这时没有什么能制止德国人，也许除非他们相信美国将加入民主国家一边。
　　韦尔斯说，虽然法英两国政府都向他保证，在德国被打败之前，它们的抗战决不会动摇，可是他从伦敦和巴黎带回来的印象大不相同。法国的政治家是失败主义者，被德国的武力所慑服，另一方面，他觉得英国人意志坚定，决心对希特勒抵抗到底。
　　他对罗马的两次访问令人失望。他和罗斯福原来都希望墨索里尼仍然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而改变主意，特别是如果他认识到合作和非交战的状态会给意大利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韦尔斯说，墨索里尼未尝不愿意看到经过谈判来实现和平，可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大概会把意大利卷入战争。意大利人民绝大多数反对卷入战争，但可惜决定权掌握在墨索里尼一个人手中。韦尔斯于3月16日第二次访问罗马期间，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都对他说，他们相信德国人很快就要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军事攻势。
　　罗斯福接到韦尔斯的报告以后，发表一项声明说，虽然没有“在欧洲立即建立一种公正、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希望”，但韦尔斯获得的资料，在建立这种和平的时机到来时，将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他指示美国最高统帅部重新研究世界局势以及美国介入战争的前景。4月9日，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报告，此项报告成为以后几个月中扩大西半球防务措施的行动基础。
　　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奉行的对中立国和非交战国的各项政策，旨在推进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战争扩大。因此，它注意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促使苏联、日本或意大利同德国结成更密切联盟的行动。
　　因此，1939年9月17日俄国入侵波兰时，罗斯福未曾宣布俄国为交战国并执行中立法。官方的行动只限于由国务院10月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国不承认这种对波兰的重新瓜分，将继续视流亡的波兰政府为合法政府。俄国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订的协议，仍然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表面上掌权，所以不发生美国采取外交行动的问题。到了芬兰的独立显然也受到威胁，而芬兰——不象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准备抗拒俄国要求的时候，罗斯福接到芬兰和瑞典两国政府的请求，要他运用他的力量，劝使苏联政府不要在波罗的海地区再进行侵略。虽然罗斯福回答说他没有这种力量，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于10月11日向加里宁主席发出呼吁，并和美洲的其他共和国一起致电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表示支持。10月16日，罗斯福收到加里宁的答复，其中所提条件说明俄国不肯改变它的方针。
　　在此期间，美国因它自身的问题正和苏联政府发生纠葛。问题起因于一艘美国货轮“弗林特市”号被扣留在摩尔曼斯克。“弗林特市”号于10月9日被德国人捕获，押到特罗姆塞。当挪威当局命令该轮立即离开时，德国的押船员把船驶往俄国港口摩尔曼斯克躲避，在那里停泊了将近一星期。美国政府指出，扣留该轮是违反海上战争条例的。按照规定，被捕获的船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押送到一个中立国的港口，如果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时，该船仍未离开，就应将船归还给它原来的船员，对押送的船员必须扣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提出抗议，苏方置之不理，也不让他和美国船员会面。经过美方施加了很大压力，直到10月28日，苏联当局才命令该船离开摩尔曼斯克，但仍由德国的押送人员控制。国务院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这种行为的理由，但只得到不能令人满意的和托辞推诿的答复。虽然十分明显，苏联政府始终和德国串通一气，美国政府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不再追究这个问题。
　　俄芬谈判在莫斯科破裂以及俄国于11月28日宣布废除它和芬兰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美国政府向莫斯科和赫尔辛基提出，它愿意居间调解。芬兰接受这一建议，可是俄国置之不理，并于11月30日开始战争行动，对赫尔辛基进行猛烈的轰炸。12月1日，罗斯福发表声明，谴责“这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行动”，并于同日向苏联政府和芬兰政府发出呼吁，敦促双方避免轰炸平民。12月2日，禁止对犯了轰炸平民之罪的国家输出飞机的道义封锁——此项禁令已经对日本实行——开始对俄国实行。制造飞机所需原料也列入禁运物资之内，12月15日，禁运物资又增加钼和铝两项。此外，召回在俄国飞机工业中工作的美国工程师，以示对俄国不满。
　　最后一次要使苏联政府赞成温和政策的努力，是在1940年3月间在莫斯科开始和谈以后。斯坦哈特于3月间同莫洛托夫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明白表示，美国能否继续供应苏联一些十分需要的商品，或许要决定于俄国向芬兰提出的媾和条件的性质。
　　美国政府对俄国采取外柔内刚的策略，不大受美国公众欢迎。苏联政府在美国向来极其不受欢迎，除了在战前一段比较短的时期以外，当时那一小批鼓吹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曾受到大多数自由主义和左翼舆论的支持。8月23日的俄德协定，使后者大为震惊和困窘，虽然有些左派分子仍力图为俄国的行径辩解，说英国和法国逼得它没有其他办法。9月间入侵和瓜分波兰，接着又威胁波罗的海三国和企图任意践踏芬兰，增加了美国对俄国的敌意。“弗林特市”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演说中攻击美国的政策，更是火上加油。莫洛托夫批评罗斯福干涉俄芬关系和批评取消武器禁运法案，在美国引起严重的不满。对取消禁运的非难，被认为是企图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使他们反对取消禁运。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政府竟然想要影响美国人，这种笨拙的做法，没有疑问是造成最后有很多票数赞成取消禁运的主要原因。
　　一个月后俄国进攻芬兰，使美国国内的反俄情绪越发高涨；俄国几乎受到普遍的谴责，只有很少为它辩护的人，敢于委婉地说俄国的行动是出于战略需要。强烈主张政府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一片呼声立时掀起。当政府不肯听从这种意见时，1月间，美国国会复会后，就有人提议不批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经费。2月间，一项这样的提案仅仅以三票之差未得通过。
　　美国人对俄国的愤怒十分激烈，同时对受到俄国之害的国家的同情也十分深切。这种同情第一次的具体表现是罗斯福12月5日宣布的决定：把芬兰每年应该摊还的债款转入暂记帐，俟以后归还。在这一姿态之后，又于12月10日宣布对芬兰贷款一千万美元，以购买农产品和其他民用供应品。美国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艺会，为前任总统胡佛所设立的芬兰救济基金筹集款项。美国红十字会送去医药用品和救护车，芬兰退伍军人协会为芬兰前线招募志愿军。一时盛传即将给予芬兰一笔贷款，使它能购买军用物资；国会于1940年1月3日开会时，议员们提出几项议案来实现这种援助。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已有充分时间考虑过由官方给予贷款购买武器对美国中立地位的种种关系。美国人虽然对芬兰的苦境仍然深切关注，却不准备使他们的中立受到危害。最后决定再给芬兰一笔贷款，只供购买非军用物资。1月16日，罗斯福写信给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要求增加“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周转资金，以便帮助芬兰购买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但不包括武器。可是，甚至这种温和的援助办法还受到孤立主义者的严厉攻击，他们争辩说，芬兰即使并未宣战，事实上却是一个交战国，因此贷款将违反中立法的精神和意向。他们也怕这笔贷款可能被视为先例，并贷款给盟国。
　　辩论持续了六个星期，直到2月28日——俄国和芬兰签订和约前十天——国会才最后通过再贷款二千万美元的议案。
　　在战争的最初七个月中，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没有出现任何引人注目的大事。美国政府和先前一样，力图避免任何可能助长日本国内好战派气焰的行动，同时继续致力于维护西方在中国的权利并支援中国政府抵抗日本。
　　由于英法两国陷入欧洲的战争，在中国维护西方权利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美国身上。日本人在1939年9月想利用当时的局势把西方国家撵出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这一企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它告诉日本政府，日方意欲强迫法国和英国武装部队撤退的任何行动，在美国将被认为是走向消灭西方势力的具体步骤，并因此而产生对日美关系不利的后果。赫尔又明白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决不会撤退。
　　幸而，日本由于未能使它在中国的战争胜利结束以及由于德国同俄国和好，因而不能充分利用欧洲战争给它提供的机会。日本的处境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它依靠从美国输入重要原料。这样，美国虽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不准备用武力约束日本，却掌握着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武器。必要时动用这一武器的准备工作，已经在1939年7月间做好，当时美国政府曾通知将废除1911年的贸易条约。到1940年1月25日条约满期时，美国可以采用两种经济战的方法。它可以对输入的日本货征收差别性关税，或者对出口到日本去的物资实行禁运。
　　美国政府指望，日本急切希望避免这些惩罚，也许会缓和它企图在东亚强制推行“新秩序”的步骤。然而，到12月中旬，情况已经明显，日本政府虽然亟望缔结新的贸易协议，可是只愿或者只能作出微小的让步以应付美国的要求。因此，赫尔于12月20日指示格鲁通知日本外相，在日本未能明确地证实它愿意承认美国的权利以前，决不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他并要格鲁附带说明，目前暂不对日本货征收差别性关税。贸易关系仍按照以前的办法继续下去，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未来的关系变幻无常，犹如达摩克里斯的利剑悬桂在日本的头顶上，使它不敢肆无忌惮地任意作恶。
　　因为采取这种政策，国务院切望国会不要制定禁止对日输出的法令。但在11月初，参议员皮特曼就说，除非和日本的关系有所改善，他相信国会将通过他在7月间所提的议案，授权总统对输往日本的美国出口货实行禁运。11月26日，他重申他要催促实行禁运：“在代表美国同日本打交道时，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采取绥靖的行动，甚或作绥靖的表示。我们甚至现在就会被指责为一直在犯绥靖的错误。”
　　皮特曼的提议在国会和在全国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1940年1月10日，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主席史汀生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给《纽约时报》，敦促国会通过这种悬而未决的议案中的一项。主张禁运的报纸中，包括这样一些同床异梦者，象亲盟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竭力反对美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的《纽约每日新闻》。2月间公布了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它表明一般公众中有三对一的多数赞成停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当然，有这样多的人赞成禁运，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愿意和日本打仗。假如他们曾想到实行禁运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那么赞成禁运的大多数一定会缩减到很小的少数。这大多数人也没有认真考虑到，既须有一种相当坚决的对日政策，又须避免那些可能加强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地位而不利于温和派的行为，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必然在外交谈判上有微妙为难之处。
　　那些认为实行禁运可能导致战争或者至少可能使日本扩大侵略的人，以及商界人士，都反对禁运。商界自然不愿意遭受损失，再加上害怕英国商人将由于美国竞争者被迫退出对日贸易而获得利益，这种不愿意的心情就更加强烈了。
　　当参议员皮特曼和施韦伦巴赫所提的议案于2月间送交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时，显然委员会里对禁运的利弊意见不一，正反两派势均力敌。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就把政府的希望作为决定性因素，并无限期地推迟对这些议案的进一步讨论。
　　虽然政府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许日本在美国购买战争物资，然而通过道义禁运而不卖给日本的货物品种还是增加了。1939年12月15日宣布对飞机和飞机零件的道义禁运扩大范围，把制造飞机所需要的原料包括在内，这是针对俄国和日本两国的。但12月20日的扩大禁运范围，包括用于生产高级航空汽油的一切设备，则是特别针对日本的。日本意识到美国的这种用意，这从它在1月6日致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决心继续抵制日本人想要统治中国的企图，这表现在3月间它对中国成立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反应，以及3月7日由联邦贷款管理局宣布的再给蒋介石贷款二千万美元的决定。
　　美日关系中这段比较平静的时期已经将近结束。不久，德国在欧洲的胜利，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重新开始它的侵略行程；日本为了取得对荷属东印度的控制而采取的头几个行动，使得美日关系在1940年4月和5月间又紧张起来。关于荷属东印度的地位问题，是1940年6月为了设法制止日美关系急剧恶化而在东京开始的一系列会谈中格鲁和日本外相讨论的内容之一。
　　在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美国政府希望意大利政府不会改变它声明过的意向，不介入欧洲战争。美国政府也觉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上意大利可以从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使美国政府有可能影响意大利的政策。因此，罗斯福在1940年1月接见意大利大使科洛纳亲王时，强调美国对于意大利决定保持中立感到满意，并表示殷切希望这种政策继续下去。
　　2月间韦尔斯动身赴欧时，罗斯福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