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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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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为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人，占法国服兵役年龄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德国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英国损失了七十四万四千人，占百分之八点八。
但是即便是这些数字也还不能充分说明战争对法国人口的影响。在四年战争中，法国平民生活受到的破坏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法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因此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中，法国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总数超过同一时期的出生人数竟达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人。1915…1919年期间的出生率下降在二十年后表现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因此，在1921…1930年这十年中（在这十年中的一段时间，法国的出生率高于英国）出生人数虽然比死亡人数多七十一万四千人，但在1931…1940年这十年中的死亡人数却又超过出生人数十二万五千人。正当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需要法国采取一项果敢而在作战中可能要损失大量生命的政策时，法国出生人数却从1932年的七十二万二千人减少到1938年的六十一万二千人，其后由于采取了一些战战兢兢的初步的鼓励生育并制止堕胎的立法步骤，1939年出出生人数才略有回升（六十一万三千人）。在1936…1940年期间，武装部队每年吸收入伍（也就是吸收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的年轻人从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人剧降至每年才不过十二万人，致使法国不得不在1935年把服兵役的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加强法国的军队，而是为了要保持其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命损失所造成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还是十分深刻，那末物质损失所留下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只是惊人的程度稍稍不如罢了。多年来一片重新建设的景象叫人鼓舞而不是沮丧。可是当1938年人们庄严地庆祝兰斯大教堂修复工程完成的时候，却又正是在德奥合并和慕尼黑危机之间，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重建工程是否全终于徒劳呢。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损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正是那些秉性卓越、朝气蓬勃，因而是处于战斗最前列的年轻人的大量伤亡。的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表明，年轻一代同前辈一样素质的人有限，在政治生活中还不能完全取代年长的一辈。如果法国的精神气氛有利于培养有胆略的政冶和经济领导人，此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许就不值得那么注意了。领导人不只是先天的，也是要通过培养的。然而正是此种精神气氛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对四年半来的巨大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结构的重心偏向于老年人一边，在1914年以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法国人口中也只占数量上极其微弱的优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连这一点优势也消失了。
此种现象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上出现灿烂的成就，但是它却妨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它损害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它使法国不愿意冒风险，而法国打算同德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弱小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安全的政策势必是有风险的。
法国人对自己人口问题的态度就是此种静止的精神状态的例证。法国的年轻人因物以稀为贵而更加是宝贝了，在世界上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不再占有象以前那样大的空间了，法国为了取得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因此感到法国的盟国都成了它的债务人），为争取另一次胜利再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这种想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整二十年里构成了法国人的思想和心理反应的基础。可是，人口问题却很少得到正视，除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争取实行明智的人口政策的运动总是被人们当作一种使人发笑的怪主意。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说法在群众中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那就是芒让将军的说法，他宣称法国的人口不止四千万而是一亿，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好的北非部队和黑人部队就是未来的大法国的先驱。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引起了自满情绪，而且后来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甚至也没有进而形成它所意味的那种法国殖民政策。
在1939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在移民入境方面，也没有一贯的政策，法国1939年的人口略多于1911年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人口的总和，这是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法国。单是1921至1930年的十年期间就有一百八十一万一千名外国人定居法国。按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国人有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人，而在1911年只有一百一十六万人。外国人的人数在1938年降为二百一十九万八千人，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取得了法国国籍。可以看到，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也不过是弥补了1914至1918年期间的损失。
在繁荣时期，移民流入是得到鼓励的，但普遍的看法是，移居是移民的特权。在1934年萧条时期，为了所谓关心更多的法国人就业，确实曾经作出努力，要把那些在法国定居多年并已经在法国成家的矿工赶回本国去。因此而激起了抗议，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终于开始唤起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旨在同化移民或防止移民形成严密的群众组织——例如靠近其本国边界的意大利人——的政策，这又激起排外情绪。此种情绪不无其合理因素，因为只要法国对这种倾向提不出对策，法国南部的大片土地确有沦为其邻国的殖民地的危险，意大利的领事对意大利的移民便行使了相当于法国当局所行使的控制权；意大利出生的妇女被劝使回到她们的本国去分娩，以免法国认为这些孩子是法国人，然而这些孩子的上学费用却要在法国的税收项下拨付。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农民要上前线而意人利或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却会留在农场上，此种想法又为法国和平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主题。
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需要，必然也就不会认识到这些外来移民可以为法国作出的贡献。法国和它的海外领地都具有进行经济扩展的条件，要是有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帮助，法国会取得比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的成就大得多的经济扩展。
法国当时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成为接受欧洲其余国家未使用劳动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那种热烈的劲头，法国本来应该步美国的后尘而高速扩展的，而法国之所以缺乏热烈的劲头正是由于它的年龄结构。
法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却有一百三十万农业劳动者，包括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转入其他职业。在法国历史上，按照法国统计学家分类的城镇人口（有两千以上居民的市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不一定是农业）人口。1936年，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可是制造工业远非主要的受益者。商业和运输，自由职业，公共事业的发展都超过工业发展的幅度。但在工业部门中，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确实是在排挤纺织和衣着工业的条件下取得扩展的。从1913年到1929年，钢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从四百八十七万吨增加到九百七十万吨，达到繁荣时期的最高产量。与此同时，法国同它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在法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11…1913年的百分之十点一六增加到1934…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可是，乡村的稳定，极受珍视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却限制了新的动力的发展。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业都没有什么发展。法国本应为它的海外领地的发展感到万分满意与自豪，但由于缺乏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海外领地的发展却经常引起反对的意见。连法属西非的香蕉生产也引起担心，害怕它会影响法国国内水果的销路。在丰产的年份，对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酒和谷物的进口要设置障碍，而从理论上说阿尔及利亚应是法国的一部分。殖民地的产品很少有免税的。甚至印度支那的工业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由于对北非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实际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40年对是否要把政府和尽可能多的军队转移至北非需要作出决定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争辩论据是：在马格里布不仅不可能补充到一枪一弹，甚至连一家能够生产衬衣，靴鞋和钮扣的工厂也没有。
如果当时法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它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堆了。如果它的经济迅速扩展，它就更有理由发展它的海外领地的经济。其实法国引以自豪的国内人口的平衡不仅阻碍它产生权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权力的欲望。由于法国在1914…1918年几年里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有其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使法国殖民者最优秀的才能也无法发挥。重商主义是一种计划形式，然而在法国却不为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因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法国的统计资料最不完备，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小城镇占优势的国家，小城镇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权却没有减少。小商店和手工业者得到国家的虚伪保护，而过去一直支持地方活力和创业性的地方大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银行并吞掉了，那次危机在1930年就开始被人感到了。马克·布洛赫在回顾法国1940年夏末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这里被征服的正是我们如此眷恋的小城镇，它的浪费时间，它的短视的政冶争吵，它对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
正是这一部分法国人阻止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它强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国和比利时的榜样，自动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几乎可以无痛苦地终止危机，并避免发生在1936…1937年的那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那时却正是需要它积蓄力量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刻。保罗·雷诺把1936年的选举说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规定为六十五点五毫克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荒唐。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肮脏的唯物主义”，同时发表的议论又好象他认为法郎的黄金平价和每一个法国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迟至1944年还写出并在1947年发表下列的论点：
（货币贬值）这一味药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最好的，英国的繁荣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带的（金融，保险，航运）的利益为基础的，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毒药，法国是一个天然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有消费者收入的稳定才能保证生产者的正常报酬。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此种坚持稳定不变的经济政策，就象一味强调安全而不改弦更张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样，两者都是自取失败的政策。此种经济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4年，以国民联盟的形式执政；第二次是1926年至1932年，在左翼力量于1925年至1926年的金融危机中分裂后执政；其后，在左翼力量发生同样的分裂后，又在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38年至1940年执政。英国的鲍德温时期在英国大部地区尚能维持令人满足的，至少是差强人意和社会宁静的繁荣，法国唯一能与鲍德温时期相比的年代是从1926年至1929年。其后几个的标志是，法国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决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办法，这样就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一再实行没有成效的货币贬值之后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阵线的错误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前任政府的错误。为了抚慰1929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抚慰中产阶级保守派被损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责任都被推到领导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翁·勃鲁姆身上，许多法国人对他的痛恨简直达到了极点。然而，这并不能恢复已失去的自信心，却大大地加剧了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阵线的困难。
经济和金融是在一位来自法国中产阶级的杰出首领保罗·雷诺的领导下得到恢复的，他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任财政部长，但对业已铸成的精神祸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罗·雷诺多年来是一位法国政治的预言家，他不断地指出他的同僚们在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1936年的选举中，他几乎被击败，他以强调别人所犯的错误洋洋自得，却并未使他赢得人们的爱戴。作为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温斯顿·丘吉尔相似的，只是他关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没有象丘吉尔的那种长期担任部长的资历，没有作为一位领袖的相同条件，也没有相同的实际行动的经验。凡是被他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又没有那份从他们那里取得谅解的才能。因此，他的胜利丝毫不能恢复他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的士气，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憎恨。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经济和金融的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在普恩加赉领导下曾一度恢复的那种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识，一度恢复的这种意识在九年困难期间又消失了，当时也曾尝试过四、五种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绪在1939年3月也占主导地位。在1924年、1932年和1936年，激进党和社会党三次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获胜，第三次还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可是这一联合在面临经济和财政问题时三次分裂（1926年、1934年和1938年）。历次联合都纯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标为基础。因此联合的一再失败也就不难预料了。分歧来自两党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两党对此都无突出表现。顽固的教条主义激情已成为它们的阻力，它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是忠诚不渝的。1938年的失望更使人难受，因为1936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黄昏，一对青年夫妇骑上双座自行车并在拖斗里带着孩子上城外去度假，这已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希望的象征。这一希望与同时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响亮的口号，其含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到1939年3月，长长的周末已经消失，共和的西班牙也不复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间，左翼所实现的希望跟右翼一样少。
作为法国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败的结果（它们失败最惨时正值英国人民生活多年来欣欣向荣之际，只有长期失业的领域除外），双方的极端派便纷纷活动，不仅在国家体制之外另找希望，并且还效法其他国家的先例而与之相勾结。
在极右方面，法兰西行动同盟已经从君主专制主义转入法西斯主义，从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义转入在外国庇护下的排外主义。由于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传统，这是一种不可能有重大发展的运动。它的领袖夏尔·莫拉斯致力于恶毒攻击，甚至不惜煽动凶杀，莱翁·勃鲁姆在1935年几乎因之丧生。
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的追随者人数要远远超过法兰西行动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个人主义的手段，那种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下业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通过组织其中有些人至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如果火十字团能有一批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它也许会形成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也许是由于它在结构上有缺陷，或是由于组成火十字团的各社会集团对现代问题缺乏了解，又或是由于在它的领导人中多少有些顾忌，又没有胜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团终于对任何人都没有形成威胁。在1934年2月6日的动乱中，火十字团只是工具而不是领导，这场动乱大概是由法兰西行动同盟策划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组织的；杜梅尔格总统则竟成了这场动乱的政治偶象。
尽管这样，火十字团在法国历史上还是有重大影响的。虽然德拉罗克上校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比老约克公爵的军事策略更有实效，但是他的组织所起的恐吓作用，导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1924年2月6日动乱后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同年8月，两党订立了联合行动协定；次年，火十字团的行动又促使左翼激进社会党在由于动乱而下台的总理达拉第的率领下，全党加入人民阵线，最后，虽然火十字团的许多成员以后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勇敢的爱国者，但是追随这个主要是反议会制（尽管也起缓和作用）的运动的数十万人后来却成了贝当元帅反议会制政府的坚强支持者。在本书所述及的这一段时期，德拉罗克种种努力的主要效果，便是为共产党人在1936年取得重大成功准备了条件。
怀着发动一场政变的愿望而加入火十字团的那些最坚决的人物在1935年和1936年纷纷退出火十字团而去加入由被开除的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新创立的法国人民党。与此同时，法兰西行动同盟的极端分子则被小的恐怖主义组织所吸收，即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通称“蒙面党”，由德隆克尔领导，并得到弗朗歇·德斯佩雷元帅的支持。多里奥的运动是更为公开的法西斯，同法兰西行动同盟的对立也更为人所共知。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是一个专门搞阴谋活动的组织，它把炸弹放在可以嫁祸于共产党人的地方；1937年6月按照罗马的指示在法国暗杀罗塞利兄弟的凶手大慨就是由这个组织提供的，促成这些运动的动机不一定是非爱国主义的，足以证明的事实是：1940年以后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就有来自这些组织的队伍。弗朗歇·德斯佩雷从1940年法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后的态度和更倾向于共和的贝当正好相反。在消沉和沮丧的气氛中，这些极端分子至少都各自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之所以要证实自己的学派，主要还是为了进行积极的勾结。“蒙面党”人带回到法国政治圈子来的不仅是煽动使用暴力．而且还精心策划犯罪活动，他们应为此承担极不光彩的责任。
在极左方面，共产党人将近二十年来都在建设一种运动，其组织比极右方面的任何运动更为严密，更有理论训练，基础也更为广泛。诚然，火十字团有一个时期改组为法兰西社会党，其党员人数曾超过共产党．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共产党也曾有过它的衰落和失败时期，但它从未失去恢复和复兴的能力，它驱逐了党内的异端分子，党的实力从未受到严重损失，它终于证明自己在受迫害的情况下是有生存能力的，即便是在1939年以前，它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运用策略的能力，在团结群众的战术方面有运用诡辩术的能力。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其国际基础的，它是法国最激烈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大声疾呼的继承者，它鄙视马赛曲，它使用“普恩加赉等于战争”这类的口号。可是，它在1936年竞选活动中，却贴出了在凯旋门上高唱马赛进行曲浮雕复制品的宣传画，它要求的是一个“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所表现的肯定是一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一旦它对马克思作了足够灵活性的解释，摆脱外国化的专门术语，形成令人回忆雅各宾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法国人自己的风恪，它觉得披上一件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无多大困难，这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深邃本能是完全协调的，此种转变主要或许应该归功于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两人的杰作，他们在1935年的一次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力说服法国和外国的报界，说法国共产党既不赞成采取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也不受法国以外的势力的控制。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致力于法国福利的忠诚是同任何其他法国人完全一样的。这诚然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但至少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他们是把法国的民族事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胜利视为一体的。斯大林通过同意发表支持1935年5月2日法苏条约的正式俄法声明，其中专门谈到他赞同法国致力于重整军备，这样他就（应一位法国外长之请）含蓄地承认他在法国是有影响的。但当纳粹的威胁正在使苏联政府和法国舆论都感到不安的时刻，当火十字团的不断示威使整个法国左翼都感到恐慌的时刻，共产党人便有了一个说服左翼其他党派的理想机会，使它们相信在国内和国外政治上，可以组成一个恢复旧世界的力量平衡的新世界。对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它终于能达成那种选举联盟，如果没有那种联盟，照法国的单一议席选区制和多党政冶制度，任何政治集团所能得到的议席都是肯定不够的。
本来似乎应该看得清楚的事情，后来却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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