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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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前线的机会，极力怂恿他赞成此事。9月20日在索波特设宴欢迎寺内时，里宾特洛甫说，他在8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谈到俄日关系，斯大林说：“日本人要是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他们要是想和解，那么也就和解吧。”在东京，奥特接到指示，要他促成俄日协定，1940年2月，他又得到施塔默尔的支援。大岛和白鸟回东京后，成了俄日协定的热烈鼓吹者，并得到了一些拥护者。但是，日本人对德国与俄国达成协议的忿恨不满，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对苏联的猜疑，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在莫斯科，东乡也是苏日协定的鼓吹者，尽管他的动机并不是偏爱轴心国，至少他本人的表现以及他使馆中的部属的表现都证明是这样。据当时担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太田三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东乡“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派日本大使馆的另一名秘书斋藤到东京，极力要求允许他开始苏日协定的谈判，最后有田指示他着手进行。但是无论太田还是东乡在作证时都说不出接到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东乡只是说，指示“终于”下达了，很可能直到1940年春末或夏初他才接到指示。施塔默尔和奥特在给里宾特洛甫的报告中，说明了日本舆论的影响，尤其在宫廷派和内阁中间，对苏联是有敌意的。有田于1940年1月31日在日本国会的演说中，声称日本将继续执行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所有签字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他还说，苏联“应停止干涉在萨哈林岛北部办工业的特许权，应修改其支持中国抗日政权的政策，应进行合作以实现东亚的普遍和平”。3月22日，他再次提到反共产国际公约继续有效。俄国对重庆的援助以及苏联报刊对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敌视态度，是两国不能言归于好的主要障碍，特别是由于英法卷入欧洲战争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俄芬战争以及英法有可能——在3月初几乎成为事实——为了芬兰而出面干涉，使日本政府有了新的指望。倘若西方盟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么它们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援，也许会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日本对苏联的态度之所以强硬起来，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之所以制定对苏作战计划并在3月间得到天皇批准，也许都同这样的期望有关。
　　但是，如上所述，俄国与芬兰缔结和约以及德国在西欧发起进攻，使局势发生了变化。苏联既摆脱了与芬兰的纠纷，避免了与盟国开战的危险，与日本相比，其地位相应地增强了。另一方面，法国的瓦解和预期德国将获全胜的前景，也未尝不使莫斯科担忧害怕，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怎么想冒险卷入远东的纠纷。而日本却仍然在中国不能自拨，使日本继续陷于这种境地，对苏联是有利的。另外，日本想要俄国人给予保证，假若日本开始向南进行冒险活动，苏联不会向它进攻。因此，总的说来，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较弱的地位，所以在诺门坎问题上不得不让步。1940年3月，东乡恢复了对有争议的满洲国…外蒙古边界问题的谈判，经过长时期的商谈，于6月9日由东乡和莫洛托夫达成一项协定，按照苏联提出的要求划定了诺门坎地区的边界。7月18日，商定设立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据那个替东乡和莫洛托夫当译员的野口喜雄说，东乡在7月初建议缔结一项政治协定。建议的内容是两国确认以（1925年）的基本条约继续指导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应在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应为五年。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在原则上同意了，到8月中旬，他宣称，如果日本人放弃他们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特许权，苏联准备同意接受这项协定。东乡建议日本政府接受这个条件，以缔结中立协定。但是这时米内内阁已经垮台，接替的是以近卫公爵为首的内阁，由松冈担任外相。8月29日，东乡被召回国，并奉命在继任者未到任之前，暂停谈判。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注定了米内内阁的命运。这个政府既未能与英美达成协议，以促进它所渴望的“对中国事件的处理”，这时又受到指责，说它下错了赌注。日本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商定英国一旦被打败后——看来不过是时间问题——如何分赃。但是如上所述，德国政府对日本的建议，反应却有些冷淡，并表露不准备同一个素来与它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因此日本军界领袖决意踢开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所希望的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从1940年5月31日起担任掌玺大臣，同时又是日本政界中颇能左右天皇意见的木户侯爵，在日记中透露，他已为任命近卫接替米内而活动了一些时候。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将军拜会了木户，谈到米内内阁根本不适合同德意谈判，改组内阁已不可避免，陆军准备支持近卫。16日，陆相畑大将经授意提出辞职；由于军方不准备推荐任何人接替他，因而米内和他的内阁只得在当晚全体辞职。天皇不愿看到内阁被推翻，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在公然反对军方的立场。7月17日，召开了包括木户和几个前任首相的重臣会议，会上一致推荐近卫当首相，当天晚上，他奉天皇的谕旨组阁。宫廷派和军方之所以一致推选近卫，是由于宫廷派认为，让近卫担任首相，并让他担任那个正在形成可取代议会派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领袖，他就能制止在国内走向极权主义和在国外走向同轴心国合作，而军方则估计，近卫是出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他们就能牵着他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走下去。结果证明军方的估计较正确，近卫正象他的主子天皇一样，没有能力阻止日本致命地陷入战争。在组织新内阁时，近卫即使不愿任东条当陆相也办不到，因为决定此事之权掌握在军方。不过，如果木户的话可以相信，军方把选择外相之权留给了近卫，而天皇则劝他物色人选时要慎重。鉴于军方反对任命任何一个不赞成同轴心国更密切联系的外交家担任此职，近卫的选择权是有限的。他选中了松冈洋右，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松冈不会去逢迎军方；也可能是因为他轻信了松冈，松冈自称懂得怎样同美国打交道。事态发展证明，近卫选中的人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在对外事务中，松冈以为他既能利用两个轴心国，又不致对它们承担过多的义务。他告诉重光说，意大利今后将从属于德国，但是日本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能保持独立。日本应当奉行他所谓的“类似苏联那种独立的等距离政策”。他说，日本应当利用德国在欧洲战胜的机会，对法国、荷兰、葡萄牙在远东的领土发动突然袭击，据他估计，这样做可以最少地冒卷入战争的风险，而获得最大的利益。松冈还认为，英国也将被希特勒打垮，届时日本就可攫取英国在远东的属地了。他估计，如果以日本站在另一方积极进行干涉相威胁，将可阻止美国去帮助英国。他基于这些错误的想法，推行了终于使日本两面极不讨好的政策。轴心国家怀疑日本，而且有充分理由，它们对它从未完全信任，而民主国家则把日本看成只在伺机向它们发动进攻的敌人。于是，在松冈任职的那致命的一年中，日本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只得蒙受耻辱或孤注一掷投入战争，否则就无法脱身。
　　8月1日，松冈在东京、来栖在柏林再度试探了德国对大东亚势力圈的态度。他们两人都暗示，日本同轴心国的关系将取决于德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两人还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松冈后来说，他曾催促奥特弄清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奥特表示有些不愿意这样做。松冈的建议比他的前任有田的建议得到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较好的反应。这不仅由于柏林对日本的新内阁比对米内内阁满意，而且因为希特勒在6月19日的演说中向英国试探和平失败以后，德国要迅速结束欧洲冲突的希望正在消失。这意味着，德国将面临长期作战的前景，而且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此外，德苏的伙伴关系正开始出现裂痕，希特勒已在考虑进攻苏联。因此，柏林方面认为，必须使日本依附轴心国，并为此而对日本付出代价。于是，在将近8月底时，里宾特洛甫再次派施塔默尔赴东京，指示他要试探出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因为奥特的报告与来栖提供的消息有些出入。如果日本人确实准备缔结一项协定，施塔默尔将偕同奥特为此开始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将一应细节报告柏林批准。施塔默尔千8月23日离开柏林，9月7日抵达东京。与此同时，日本核心内阁在9月4日决定了谈判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轴心国与日本应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以一面在欧洲和非洲建立新秩序，一面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为了便于谈判起见，大东亚势力圈的范围将包括“缅甸迤东和新喀里多尼亚迤北的地区”。这个地区最后将扩大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同意印度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倘若为了诱使苏联与三个伙伴国的政策相一致，而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日本除不参加战争外，可采取一切办法来帮助轴心国打败英国和阻止美国“干涉”。如果中国事件可望渐趋结束，或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不容许再拖延，那么日本也可以只向英国开战，或向英美一齐开战。
　　9月9日，施塔默尔到松冈府拜会了松冈，把里宾特洛甫对时局的看法告诉了他，即德国不希望欧洲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而是希望尽快地把战事结束。德国尤其希望不要使美国参战，里宾特洛甫认为，美国虽然未必可能参战，但是也说不定。里宾特洛甫当时似乎觉得，比较可能的是，美国会采取行动反对日本，因此他认为，德日如果缔结协定，将使美国不敢干涉欧洲或远东的冲突，从而对双方都有好处。施塔默尔说，德国此时并不要日本进行军事援助来对英作战，而只是希望日本协助遏制美国。他向松冈保证，德国准备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只要求在经济上享受优惠和要求日本帮助弄到战略物资。德国愿意充当忠诚的中间人使日本和苏联弃嫌修好，不过它认为，最好在同苏联接触之前，先同日本取得一致意见，施塔默尔说，德国尚未就此事同苏联交换过意见。9月10日和11日，以施塔默尔和奥特为一方，松冈为另一方，又举行了两次会谈，在后一次会谈中，双方对条约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谈判进行得非常机密，在拟就草案之前，日本外务省一般对此都一无所知。
　　按照三国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日本将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这两个轴心国家也将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松冈解释说，德国在谈判中没有提到非洲，所以（轴心国）新秩序的范围只限于欧洲。他说，“目前”，大东亚被理解为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新喀里多尼亚。他告诉施塔默尔，大东亚的范围将“逐渐扩大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施塔默尔表示同意，他没有询问细节问题，也没有提到印度。
　　第五条确认该公约毫不影响“缔约国中的每一方与苏联之间目前存在的政治状态”。松冈告诉联络会议说，第三条中提及的那个国家（见下文）是指美国，但是由于苏联没有卷入战争，所以添上了第五条，以解除莫斯科可能对该公约的疑虑，阻止美苏言归于好：松冈说，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试图劝使苏联“与该公约的主旨相协调”，并且正在帮助调整苏日关系。
　　三国公约的要点在于第三条，这一条的最后定稿并经一致同意的内容，规定德、意、日三国有义务在“缔约的三方中有一方受到一个目前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进攻时，以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相互援助”。当时担任外务省条约处处长的松本俊一（他以这个身分协助松冈制订该约），在战后向国际军事法庭详细叙述了就第三条进行商谈和发生争执的情形。他说，日本原先拟就的第三条草案用语含糊，于是施塔默尔另外提出一个草案，它与最后的文本实际上是相同的。施塔默尔的措词在9月11日被暂时接受，然后呈交给里宾特洛甫。但是里宾特洛甫不同意，建议缔约国中如有一国受到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或亚洲冲突的国家“公开的或以隐蔽的方式进攻”时，该公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就应予以履行。当这份经过修改的德国草案于9月14日送交松冈时，他问，这是指哪些情况。施塔默尔回答说，将包括这样一些情况，例如英国准许美国占领地中海上的一个基地，或英美缔结密约让美国舰队使用新加坡。松冈反对这样提法。他不愿使日本承担条约义务，在美国尚未以正式参战的方式支援英国时，就去帮助德国。他执拗地坚持这一点，结果里宾特洛甫同意删去“公开的或以隐蔽的方式”这几个字。可是，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作了另外一次尝试来加重日本根据该公约所承担的义务。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把即将缔结这个公约的消息透露给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也许是同他们商谈的结果，他把再经过修改的第三条草案发到东京，由施塔默尔于9月21日交给了松冈。这个草案规定，如果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或远东冲突的国家对缔约国中的一方“犯下侵略的行为”，日、德、意“保证向该侵略国宣战，并以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相互援助”。里宾特洛甫和施塔默尔宣称，这样的措词将有效地阻止美国参加反对轴心国或反对日本的战争。但日本海军反对承担任何明确的宣战义务，于是德国人再次让步。因此第三条仍然采用了施塔默尔和松冈在9月11日商定的内容。
　　9月23日，对三国公约的全文及其附属秘密协议书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里宾特洛甫表示希望该公约在柏林正式签署，这使松冈大为不快。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同松冈一样喜欢出风头要面子，坚持要这样做。不过他同意，作为报答，秘密协议书可在东京互换，公约的英文本可作为正式的文本。
　　在日本，这个公约于9月26日的内阁与枢密院调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获得最后的同意。尽管松冈、东条、近卫都作出了保证，枢密院有些官员仍然对这次会谈表示相当怀疑，尤其是对于这个公约对日美关系的影响，对于日本如根据公约第三条卷入故争时能够指望得到德国多少帮助，以及对于日苏弃嫌修好的前景这几点，更为怀疑。9月27日，公约的正式签字仪式在柏林举行，两天以后予以公布，日本政府对这个公约在国内会引起什么反应忐忑不安——事实上反应是不热烈的——它采取了不同一般的措施，把该约公布在一道诏书中。
　　随着公约的签字，奥特和松冈于9月27日在东京又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在第一项协议书中，德国同意，缔约国中的一方是否受到了第三条所说的进攻，这个问题应由三国磋商决定。如果日本受到这样的进攻，德国答应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德国将预先尽量给予日本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作好准备以应付这样的事变。德国还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互换的第二项协议书包含一项协议，规定如果日本同英国作战，德国将尽量援助日本。第三项协议书是关于德国从前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以前属于德国而这时由日本受托管理的一些岛屿，仍由日本统治，但鉴于德国最后正式放弃了这些岛屿，日本将给予一些补偿作为报答。其他这时由日本占领的德国从前的属地，则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归还德国，不过，届时德国可举行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这就是三国公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松冈尽管先前夸口说，与意大利的从属地位相比较，日本将不依附于德国，这时却准备放弃这种独立地位，因为他深信德国将击败英国，而成为欧洲战争的胜利者。他生怕德国那时将试图卷土重回远东和太平洋，假如没有一个协议予以防止的话。再则，他认为，只要日本继续努力统治中国，日美关系就不可能根本改善。他告诉枢密院官员说，美国认为由于中日冲突的持续，日本的实力正在削弱。因此，如果日本继续保持孤立，美国可能会对它增加压力。因此日本同轴心国结盟乃是上策。他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认为这个公约将使美国不敢在欧洲或亚洲进行干涉，从而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攻法国、荷兰、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最后，他相信，三国公约将导致苏联与日本缔结协定，使苏联保证停止支持中国。根据松冈在1941年的行为来判断，他似乎并不认为公约第三条的措词使日本有了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尽管近卫可能有过这种想法。松冈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是要把这个公约作为和平的工具，而事实上他心目中的和平只是牺牲欧洲的民主国家来进行征服罢了。他似乎指望，这样征服的结果，他将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日本的独裁者。
　　第三章　日本：有条件的轴心国伙伴　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
　　1940年9月26日，德国驻莫斯科代办通知莫洛托夫，三国公约即将签署，并告知该公约的要旨。莫洛托夫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已报告，这样一项协定正在谈判中。他对德国代办说：按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苏联政府有权预先看到该公约的文本，包括附属各项秘密议定书，并有权提出意见。里宾特洛甫拖延到10月2日，即该公约公布以后，才作答复。这时他宣称，鉴于该公约已明确规定，三国公约签署国与苏联的关系保持不变，因此也就不存在事先同莫斯科商量的问题。另外，他还否认有任何秘密协定。
　　莫洛托夫心里也许非常清楚，最后的这段话是不真实的。自1938年以来，他一直通过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人，获得有关日本内阁和联络会议决议的一些机密情报。这个德国人表面上是个纳粹新闻记者，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间谍，他的日本同谋者之中，有一个是近卫本人的朋友和他几个私人秘书的朋友。莫洛托夫如果确实知道订有秘密协定，那么，里宾特洛甫的否认和遁词可能会更加引起他的猜疑。他所不知道的只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打算如何使苏联配合他们的政策，或者莫斯科如果表示不随和的话，他们将作何打算。在欧洲，由于维也纳裁决和意德两国给予罗马尼亚保证，德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在远东，东乡突然被召回，又重新引起了苏联对日本的怀疑，莫洛托夫说，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一次重要的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令人不解。东乡的后任建川美次将军当过乃木将军的副官，乃木就是那位在日俄战争中攻克旅顺港的征服者。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再者，建川在新京发表声明，说苏日关系“应当重新开始”，也不是个好预兆。
　　尽管如此，建川的意图却不怀敌意。他奉松冈之命赴莫斯科，谋求缔结一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他希望能使苏联政府承认满洲国并停止援助蒋介石。就象他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那样，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和在新疆的特殊利益。但是，当建川在10月底到达莫斯科，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些建议时，这位苏联外长却搪塞说，同日本缔结协定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莫洛托夫应邀访问了柏林。他想看看希特勒将有什么表示。英国政府也在向莫斯科献殷勤，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处于极其优越的讨价还价地位。在柏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于11月12…13日两天试图以瓜分旧大陆这种令人眩目的前景来诱惑莫洛托夫，即在英帝国不出所料地崩溃后，旧大陆将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届时，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波斯和印度。里宾特洛甫告诉莫洛托夫说，日本渴望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如受邀请，愿意为此事充当中间人。里宾特洛甫又说，如果能首先签订这项条约，日本政府将承认外蒙古和新疆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关于萨哈林岛的煤和石油的开采权问题，日本也将“迎合苏联的愿望”。预先签订这项条约，有助于日本政府消除由于放弃这些开采权而引起的公众不满情绪。但是，莫洛托夫回答说，这项条约的谈判“是不能与其余一些复杂问题分割开来的”。其次，他对大东亚圈也非常怀疑，要求知道其确切界限，对这件事，里宾特洛甫宁愿不闻不问有关中日媾和的问题，莫洛托夫声称，俄国和德国当然有责任关心解决中日关系，但是，“一定要向中国保证是体面的解决，特别是因为日本现在有攫取印度尼西亚的可能”。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无意抛弃重庆，无意赞同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虽说他们也准备在获得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同日本缔结一项条约，使日本能任意向南方扩展势力，而在那里同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
　　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