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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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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答复确实把召开会议或签订协定的希望一扫而光，并且决定了近卫内阁的命运。东条领导的陆军这时提出，如果到10月15日仍不能达成一项协议，就应当执行9月6日通过的那项决议，并且决定开战。海军方面意见分歧。显然，及川想收回赞成开战的决议；但是，他既然在御前会议上已经默然同意过这个主张，就不敢公开表示要收回，因此，他提议由近卫作最后决定。近卫打算向美国让步，因为他觉得，日本能否战胜美国，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日本最好还是迁就美国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撤出日本军队的要求，并且避免开战，保持自己的海军力量完整无损，再看一看欧洲战争的结果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但是，东条顽固地拒不同意从整个中国撤出日本军队。他宣称，日本在中国事件中牺牲巨大，有权并吞中国的领土；但是，这样做违背近卫的原则，必然行不通。所以，对日本说来，至少一定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获得驻扎军队的权利。再则，东条认为，美国本身渴望在远东称霸，日本越是迁就，向它让步，它就越傲慢专横。因此，东条的结论是，日本如被逼得无路可走，就非打不可。东条认为，近卫对日本赢得胜利的希望抱着过分消极的态度；东条说，要是说日本存在种种弱点，那么美国也是一样。
因此，日本内部在商量国事方面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东条有权否决任何倾向于让步的决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海军方面抱着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态度，他没有力量来通过一项明确的、主张开战的决议。所以，他在10月14日提出，近卫内阁应全体辞职，然后由东久迩亲王来组织新阁，新内阁将不受9月6日决议的约束，并且有权作出新的决议。10月15日，近卫先同木户商量，随后又同天皇本人计仪。天皇说，他赞成和平，如果真的由亲王担任首相，他一定下诏令亲王奉行和平的政策。但是天皇诘问，在那种情况下，陆军能同意这种决定吗？东条被问到这一问题时，答道，他不能保证陆军会听话，但是，无论如何，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任何其他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木户认为，这样的回答带有威胁的性质，于是，宫廷方面决定，东久迩不宜担任首相。木户想让及川担任首相，但是近卫担心，如果这样做，陆军将会哗变。近卫认为，最好让东条本人任首相。这将使责任全部落在陆军肩上。此外，倘若东条终于决定继续同美国会谈的话，由他出任首相或许有助于会谈得到成功，因为这将为签订任何协定排除掉华盛顿指出的那种障碍，华盛顿一直说，由一个文官出身的日本首相作出的任何保证是一无用处的，因为日本陆军会阻止他遵守这种保证。木户同意近卫的意见，几位前任首相举行了秘密会议，最后也表示同意。于是，近卫内阁于10月16日宣布辞职，次日，东条将军就当上了首相。
东条在担任首相的同时，不仅保留了他以前陆相的职务，而且还接管了内务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这个人又是一个现役的陆军大将，这种做法是存心向日本国内和向全世界表明，不管过去人们对近卫抱有过什么怀疑，新任的首相是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贯彻任何将要决定的政策的，不论这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选择东乡茂德担任外相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被任命为外相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去进攻苏联的迹象（德日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曾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一个日苏问题专家。他是东乡的朋友，又和东乡在莫斯科同过事。
东条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通过木户的关系得到天皇的一个手谕，授权他可不必受9月6日御前会议决议的约束，从而使他能够继续同美国进行会谈。因此，新任外相东乡就能够向那位曾经两次请求召回的野村大使说明，“新内阁同前任内阁一样，也是真诚希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调整日美关系的”。但是，接下去他又预兆不祥地说：“我国在表示态度和阐明立场方面，实际上已经尽所欲言。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无法采取进一步积极行动的地步，只好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
野村对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一事不抱希望，10月22日，他又可怜地恳求免除自己的职务。他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了解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又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欺骗日本人民，使他们相信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是，东乡的回答却是极力劝他坚守岗位。11月2日，东乡又通知野村，联络会议已开了好几天，讨论日美关系问题，11月5日将召开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他接着又说，“这将是我国政府在改善外交关系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当我们恢复谈判时，形势迫使我们一定要立即达成一项决议”。两天后，东乡又电告野村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提出最后一次反建议，这一建议如果遭到拒绝，会谈将会就此决裂。“于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将濒临混乱的边缘”。东乡接着说，日本为了和平，对美国已经作了大多的让步。他说，这是日本“可能进行的最后一次廉价交易”，再要杀价，日本就不干了。不过，东京还是力劝野村继续竭尽所能严格执行东乡的指示，一俟接到御前会议作出决议的消息，就得使罗斯福和赫尔明白日本决心无论如何要达成一项最后决议。与此同时，东京还向野村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把日本反建议的内容告诉他，另一份通知他，东京已派来栖三郎（前任驻柏林大使）前去协助他。
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如果到11月25日日美会谈还不能取得成就，日本就同美国和英国开战。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将把自己准备开战的决定告诉德国和意大利，要求它们同日本一起打美国，并要求它们同意不单独媾和。但是，如果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则日本将答复它，眼下还不可能这样做，并将坚持这个立场，即使这样做会使德国暂缓参与对美国作战也罢。的确，御前会议曾作了这样的决定，万一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努力为德苏两国进行调解，罢兵言和，以期恢复日本与德国之间的交通。
御前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准备在战争爆发之后执行，其中有一项是要同暹罗签订一项协定，规定暹罗应同意日本军队通过其领土，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保证暹罗独立并同意暹罗在缅甸和马来亚得到一部分领土。对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日本不打算正式宣战，但是，日本将占领外园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并以可能交还外国管辖的这些地区为诱饵，向蒋介石再作一次和平试探。
那份被东乡称为建议A的最后和解建议，授权野村代表日本政府保证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的原则，条件是，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适用于全世界。关于三国公约，野村将向美国政府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打算扩充它的自卫势力圈，并且向美国重申，日本的意图是要防止欧洲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一旦中日和约缔结以后，原来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一部分在一段“适当时期”内继续驻在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如果对方问起“适当时期”的含义时，野村奉命只“含糊地”答复说，大约二十五年。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军队将在和约签订后两年之内撤走。野村还奉命声明，日本政府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时，或者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指重庆政府崩溃），日本军队将从印度支那撤出。然而，东京方面告诉野村，日本政府有一个原则，切望不要把这种保证写进同美国签订的任何正式协定中。
东乡在对这些建议的条件作解释性的说明时声称，虽然其中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原则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项区域性的协定。东乡认为，要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并不难。在看了野村的汇报之后，他还相信，有关如何解释三国公约的问题，将很快能达成协议。他认为，在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中，建议A已经完全同意了美国对其中两个问题的要求。但是，他也说清楚，第三个要求，即从中国全部撤出日本军队的问题，是无法接受的。他说，对这个问题，日本这时正在提出它可能作出的最后让步。
万一日本不能按照建议A立即同美国达成协议，东乡还准备好所谓建议B的第二套条件，作为代替，以“防止发生什么事情”。根据第二套条件，两国政府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侵入东南亚或南洋的任何地方，但法属印度支那除外；两国在从荷属东印度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原料中，互相合作；两国关系应恢复到彼此采取冻结措施之前的状况。建议B还要求美国同意供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并且保证不从事任何妨碍日本谋求同中国媾和的活动。如果需要的话，建议B可以包含建议A的头两点，以及日本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从中国撤军这一笼统的诺言。
11月5日，东乡通知野村把建议A递交美国政府，并告诉他，未经与东京磋商，不得拿出建议B。东京再次提醒野村，时间非常短促，形势极其危急，但是向他指出，不得造成这种印象，使美国认为日本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另外又指示他不要以条约的形式来起草协定，因为如果是条约的话，那就需要美国参议院批准。东乡相信，美国政府也希望避免这样做，而是赞成缔结一个“行政协定”。日本外相在另一份电报中告诉野村说，“由于种种情况，签订这项协定的所有准备工作无论如何必须在本月26日之前完成”。与此同时，华盛顿一直在讨论美国政府将采取何种方针。罗斯福政府内部也有“稳健派”和“行动派”两种人。有些人认为，与其让日本在远东继续牵制住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大量军队，还不如干脆同日本开战。这些人相信，如果向日本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警告它不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日本很可能会让步，它要是还不让步的话，就将轻而易举地被击败。其他人，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罗斯福本人，则比较谨慎小心。
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这件事促使局势发展到严重关头。蒋介石预言，如果听任日本人这样干，中国的抗战势必崩溃。暹罗政府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在印度支那而感到惊慌，也发出了呼吁。苏联政府也担忧东条可能会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此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在伦敦，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词，向日本提出一份联合警告。他已通过克莱琪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说明如果日本向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英国将采取有力的措施，但是，他估计，美国若不参加，这个办法是制止不了日本的。而美国陆海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却反对发出任何这种最后通牒。11月5日，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向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只限于在发生下述一种＇或两种＇意外事故的情况下：（1）日本武装部队对美国的领土或托管地，对英联邦或对荷属东印度采取直接战争行为；（2）日本军队开入东经100度以西或北纬10度以南的泰国领土＇即马来半岛中属于暹罗的部分＇；或者开入葡属帝汶、新喀里多尼亚或者洛亚尔提群岛。
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明确声称，当务之急是击败德国，日军向昆明进击或开入暹罗（除上述特定地区之外），甚至对苏联发动袭击，都不能成为美国参战的正当理由。如果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话，美国应继续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德国打败为止。这种政策不能使支持中国的美国人满意；可是，美国总统表示赞同，11月7日，他通知丘吉尔说，他认为所提议的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却宣称，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
日本报刊这时充满着好战的言论。东乡给野村的指示，全被美国海军的密码专家截获和破译。根据最新截获的这些情报的要旨，赫尔在11月7日华盛顿内阁会议上发出了警告说，日本有可能“随时随地”发动军事进攻。当天晚上，野村拜访赫尔，交给他日本建议A的那些条款。野村要求迅速答复，同时还要求美国总统接见。三天后，野村拜会总统，向他宣读了日本建议的一个说明，接着，又要求迅速答复。罗斯福回答时，言语中对任何过于仓促的草率行动都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也不作出明确的答复。11月11日，东乡抱怨说，美国政府显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当前局势已发展到何等危急的地步；他再次提醒野村，11月25日是最后限期，并催促他要再作努力使美国马上答复。在东京方面，东乡于11月10日会见格鲁。他向格鲁提出警告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并敦促他尽力去加快会谈的速度。总的说来，东乡谈话的语气是生硬的。他清楚地表明，日本决不会自愿地放弃它从1937年7月以来就为之而战的一切目标。次日，他对克莱琪说，日美谈判这时决不能说还处在预备阶段，而是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批评丘吉尔只知道用战争来威胁，而不知道日美会谈中正在发生的情况。
从11月12日到15日，日美双方在华盛顿接着进行的会谈，只是表明，美日两国政府仍然象以前那样各执己见，而东乡则已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赫尔认为，就解决问题来说，日本11月7日向他提出的那些建议，比其以前提出的条件并没有真正的进展。他又一次声明，东条政府对自己的和平意图一定要作出明确的保证，应当无条件赞成贸易机会平等的原则，并且应该使三国公约成为一纸具文。他坚持说，当时的谈判仅仅是初步的对话，然而，对日本人来说，这些会谈已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的最后阶段了。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汇报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在谈判中克服困难，最后取得成功”；可是，他又告诫东乡说，美国将以武力来对付日本向任何方向的进一步军事行动。野村说，虽然美国人对是否向德国开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但是他们对“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战争的问题，没有丝毫异议”。与他最初预料的相反，美国并没有想同日本妥协的倾向。他说，日本有可能同美国、英国和苏联交战，哪一方能坚持得最长久，就能获得最后胜利。他极力主张，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二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这是一次直率的警告，要日本政府切不可指望在建议A的基础上与美国和解。但是，尽管如此，日本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的演变。可是，东乡在11月16日给野村的复电中却说，野村建议采取观望的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变。他催促野村要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再拖延下去”。东乡这时已准备好把建议B提出去，但是，为了尊重那个刚到达华盛顿的来栖的愿望，他把有关此事的指示暂时压下不发，好让来栖有机会施展他的口才说服对方。
可是，来栖的官运并不比野村好。赫尔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并且认为，他也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可以向美国提出。再说，他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恰巧是东条向日本国会发表一篇好战演说的时候。东条在演说中宣称，日本打算向印度支那增派军队，这一姿态看来与日本使节在华盛顿所作的和平声明不相一致。11月17日，来栖拜会了罗斯福，并告诉他，日本不能公开废除三国公约，但是它无意成为德国的工具，也不准备等到美国深深地卷入大西洋战役之后，冷不防地在美国的背后捅上一刀。如果日美两国能够就太平洋地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就会使三国公约“相形失色”。但是，来栖能够做的仅此而已。11月18日，他同赫尔又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对赫尔说，照当时的情况，日本想要废除三国公约，或者使它不起作用，是不可能的。赫尔回答说，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美国公众舆论就继续反对同日本达成任何协议。就这样，谈判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来栖仍向东乡表示，他相信美国总统有诚意想同日本达成协议，他说，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是日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满足美国对三国公约的愿望，从而促使它更深地卷入大西洋战争。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会使日本在解决中国事件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会使日本在欧战结束之后处于较强的地位来应付国际局势。他说，他已经告诉罗斯福，日本担心的是，在欧战结束之后，英美两国会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罗斯福回答说，正在考虑的这个协定将包括所有这些问题。
11月18日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没有可能立即达成协议。于是，来栖和野村就开始向赫尔试探，有无可能在经济方面商定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来渡过危机，并提出作为签订此项暂定办法的交换条件，即日本从印度支那南部撤退军队。但是，赫尔说，单纯恢复到冻结令实施前的状况，他不愿加以考虑，因为日本可能会把撤离印度支那的那一部分军队，用来“在其他地区再进行同样令人讨厌的活动”。虽然赫尔还是同意向英国和荷兰两国政府探听对于在经济方面商定一种暂行解决办法的意见，不过，他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它的所谓和平意图。野村和来栖两人都劝告东京不要把建议B全部提出去，并且建议，日本倒是应该集中精力设法使冻结令撤销。野村汇报说，一位（没有说出姓名的）美国内阁官员曾经告诉他们说，美国总统愿意同日本达成协议，除了两位阁员之外，全体内阁在原则上也对此表示赞同。如果日本能够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那就会为恢复石油供应开辟道路，也许还会导致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
11月19日，东乡在答复野村时，指责他不应当未同东京商量就提出了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他说，日本国内情况不容许日本政府只是为了换取美国撤销冻结令，就同意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这样的撤军只能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建议B的情况下，才能答应；东京这时指示野村把建议B提出去。东乡告诉野村，如果这项建议遭到拒绝，日美会谈将就此破裂。东乡在同一天的另一份急电中，指示野村和来栖向美国政府讲清楚，要是美国参加欧洲战争，美国的这种行动是否构成三国公约第三条规定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对这一问题，日本将独立地作出决定。他还授权他们声明，三国公约不包含任何秘密条款。但是，东乡又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看到有希望在建议B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否则就不要作这些解释。在同一天的另一份急电中，东京事先通知其驻美使节，要他们天天收听日本的短波新闻广播，以注意预示有紧急情况的密码警报，一听到这种信号，他们必须把大使馆内的密码本和机密文件统统销毁。
就在东京向他们发出这些指示的同时，野村也向本国发出一份电报，恳求政府不要在中国事件业已持续了四年之后，又发动一场新战争，他再次建议，“以互让精神”来谋求暂时和解。他要求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东条。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不接受他的建议，重申了命令他提出建议B的指示，并通知他说，东条完全同意这些指示。于是，在11月20日——美国感恩节那天——野村和来栖向赫尔递交了建议B。野村汇报说，赫尔对第六点，即要求美国停止对华援助这一点，感到“极为诧异”。赫尔对两位日本使节说，美国援助中国的目的，同美国援助英国的目的一样，并说，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新秩序，美国就继续援助中国。11月22日，东乡答称，如果美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建议B，东京不会反对罗斯福为中日和谈从中斡旋。东乡又说，一旦中日实现停战，美国就无需继续援助重庆了。在同一天早些时间的一份急电中，东乡已经把最后限期从原定的11月25日延迟到11月29日，假如到那一天日本能够同美国、英国和荷兰达成协议的话。“在这之后”——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话——“自然而然会发生一些情况。”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虽然把日本人提出的建议称为“荒谬绝伦”，但是他在当时是否觉得如此，倒是值得怀疑的。诚然，这些建议作为一种暂时的协议，无疑尚须作一定的修改，却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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