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8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工厂大部分都只开一班，而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开工。1942年3月，绍克尔被任命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对劳动力的招募、使用和分配，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这个阶段正是希特勒大失所望、对俄战争拖延不决的时候，德国武装部队正需要增调更多的德国壮丁入伍，而这些人只有用牺牲德国工业的办法才可以获得——鉴于苏联坚持作战和美国业已参战，这也正是德国的工业生产不仅需要维持原状，而且需要大大增长的时候。
　　希特勒政权未能把在它支配下的妇女劳动力甚至男劳动力动员起来，这一大失败已在德国战时军备生产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了。在入侵苏联以后，实际上已经听任军备生产减少下来，因为预期对俄战争为时很短，手头的储备可以够用。在1942午2月至7月之间，通过提高已经分配给军备工业的人力物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军备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灾难，使人再也不能忽视德国经济政策需要作根本的改变了，然而，这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扩大德国战时经济的工业基础以提供“深度防卫”的机会，毕竟已经错过了。这时候，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不能立即取得报偿的计划。而且，在德国后来为对付无情地逼近的败局所进行的输定了的战斗中，德国始终摆脱不了希特勒的（幸亏是致命的）战争观念。希特勒认为打仗不过是一种“把戏”，只要出色地运用一个骗子手的胆大妄为和巧妙花招，不必全力以赴就可以摘取全力以赴所能得到的果实。
　　在这种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逆境中，1942年2月被任命为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施佩尔，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然而，甚至在战争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阶段，施佩尔虽力图减少民用消费品的产量，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肯批准削减民用消费的措施，唯恐公众由这件事上彻底看透他们处境的险恶，因而危及他通过蛊惑蒙骗对公众的控制。所以，施佩尔要做出成绩，便不得不集中精力于两件事，一是把德国军备工业当时所能支配的工具和设备的原有潜力，最大限度地用之于生产，二是采取合理化的生产措施。尽管一只手暗中被束缚住，施佩尔在1944年秋季以前用了这种办法，还是使军备生产不断上升——这时已经到顶了。鉴于当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多么大一部分一度归它所有的外国资源，以及德国国内当时正遭受着多么严重的轰炸，应当认为：施佩尔的功绩是卓越的。但是，到他取得这种成绩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是白费力气了。因为，这时原料的缺乏——这个问题一直象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高悬在希特勒的脖子上——正十分严重地暴露出来，而德国生产能力灾难性地一落千丈，也在使当时缺乏原料的影响变本加厉。事实上，到了1944年秋季，情况已经一清二楚，德国已经觉得自己无力把这场战争再支撑上几个月了。
　　希特勒由于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未能采取显然必要的行动，日积月累，终于使他失去了他的欧洲。他不肯把他的欧洲的作战潜力近乎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不肯扑灭纳粹党徒敌对派系之间的内讧，他也不肯把他那些有权为自己着想的盟友、卫星国或是臣民当作人看待，以争取他们的自愿合作。历史对希特勒的垮台所作的结论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各国人民宁可忍受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却不愿俯首帖耳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尽管希特勒已被打倒，在一个原子时代里，如果他们不自动地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仍将为政治上的统一，不得不再向另一个狰狞的独裁者付出这种可恶的奴役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在原子时代所能作出的唯一的最后选择，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争取团结，否则便是自取灭亡。
　　第一编　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第一章　1939…1945年的德国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家社会党执政的头十二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1933年3月24日颁布的授权法——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订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纳粹党成为唯一的“国家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1934年1月30日的“重建法”，中央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各州（La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1871年和1919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人怀疑的），因此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而到1938年2月4日以后，他干脆不让内阁召开会议了。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象主要是在书面上）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年草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应有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象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1939年12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那个日期以后，每当有法令要公布时，委员会的成员只不过用书面方式相互联系一下。结果是，甚至连通过“国防委员会”来管理这一概念最后也被逐步抛弃掉了，因此在战争的年代里，德国不是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相当正式的政府。事实上，从1940年以后，德国政府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拜占庭式的朝廷，除希特勒本人掌握的权力外，其余的实权不是操在国家部长们手里，而是操在一小撮技术专家、官僚和纳粹党内的“实权派”诸如施佩尔、拉默斯和博尔曼这一类人的手里。
　　希特勒是在兴登堡逝世后，根据1934年8月1日的那道法令接过总统兼总理的双重职务的。理论上讲，这道法令使他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武装部队应立即宣誓对他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可是，仍有许多权力，特别是向武装部队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手里，他在希特勒之下统率着武装部队的所有各部门（即海军、空军和陆军）。起先，把军事方面的这种权力留给勃洛姆堡和他的国防部很合希特勒的意思。一个原因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担任军事领袖。同时，在1934年6月30日罗姆事件发生时，他也深信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即便仅仅作为防止党内再度发生叛乱的保障），因此他坚决站在武装部队一方去反对冲锋队。他与陆军达成了一项默契——武装部队（第一次）参加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的大会，便是这项默契的象征——只要陆军无条件地支持重整军备和纳粹党的其他措施，纳粹党将不干涉军事事务。可是，有两个因素损害了这项默契：一个是党卫队不断玩弄的阴谋（党卫队正在逐步排挤冲锋队），另一个是参谋总部的有些成员和象哈默施泰因之流的较老的司令官，对于他们的同事施莱歇将军和冯·布雷多上校于1934年被“清洗”的事，仍然耿耿于怀。纳粹党与陆军之间的默契总算维持了三年半，到1938年2月初突然终止了，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柏林的一个妓女结婚，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因而被迫去职。
　　勃洛姆堡的丑闻，给了希特勒向军队下毒手的机会。党卫队早已在伺机打击参谋总部的“铁腕人物”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现在党卫队果然捏造了一项关于弗里奇搞同性恋爱的罪状。2月4日，希特勒终于宣布弗里奇和勃洛姆堡两人全辞职了。弗里奇由勃劳希契接任，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另行任命一位新国防部长，而是亲自承担起“直接统率”全体武装部队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去执行以前由国防部办理的例行公事。根据勃洛姆堡的推荐，希特勒任命国防部武装部队处处长凯特尔为新的最高统帅部长官。然而，甚至在这一阶段，希特勒仍然感到有必要全面改组一下政府各部来掩饰他对武装部队的夺权行为。在这次改组中，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由里宾特洛甫接任，冯·巴本则从维也纳应召回来。原来希望接替勃洛姆堡出任国防部长的戈林被晋升为元帅。同时，在陆军高级司令官中也宣布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大约有十二名过去曾触犯过纳粹党的将领都被迫引退。
　　这样就结束了希特勒同将领们友好和睦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友好关系，仅仅因为希特勒同意保持旧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军队的传统，以及他能够使军事领袖们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和重建德国国防力量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在弗里奇…勃洛姆堡危机出现之后，将领们立即开始接近文官中的反对派，这在当时是以沙赫特、格德勒和德国外交部的一些人为代表的。他们中的有力人物，这时和后来一直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他认为弗里奇事件在希特勒同军官团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贝克特别担心希特勒外交政策当时的倾向，所以一再向他的上级勃劳希契提出备忘录，企图说明希特勒的轻率行动只能导致战争。1938年7月和8月里，贝克试图说服勃劳希契采取一种集体行动的办法——由将领们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指出同捷克发生的一场冲突必然会把法国和英国卷进来，从而将导致一场德国无法指望战胜的世界大战。当贝克看到新的陆军总司令过于意志软弱，不能给他必要的支持，而他又坚信，只有把希特勒搞下台才能使国家免于灾难以后，他终于在1938年8月27日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此后他就秘密地致力于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工作。
　　贝克的辞职大大鼓舞了文官中的反对派。他们也深信一切和平抵制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采用暴力手段”才会成功。因此，他们就着手准备1938年9月的那次密谋，其目的在于通过武力搞掉希特勒，以制止德国走向战争。起初，这个密谋似乎颇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人民普遍对希特勒的备战工作开始显出不安的迹象——例如，当希特勒煽动人民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达到高潮，让一个新的装甲师列队通过德国首都时，柏林居民竟然冷冰冰地静立在一旁以示反对。这时军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显然都准备采取行动。他们中有新上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同贝克一样也对希特勒的政策感到优虑）和柏林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他部下的师长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将负责执行政变的具体计划。在德国外交部内，反对派的计划已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甚至勃劳希契这时也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可是，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出面调停苏台德区的危机，而希特勒又决定接受张伯伦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据沙赫特说，这“完全破坏了”起义的计划，因为“外国政治家的干预”是这些密谋人士“不可能估计到的”一种情况。这样，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似乎摧毁了这次秘密计划，并使任何其他计划也毫无希望，因为既然希特勒不通过战争便达到了他的全部要求，那就很难唤起德国人民去反对他了。过了不到十二个月，贝克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想方设法避免的这场国际战火，终于爆发了。可是希特勒和将领们之间的斗争却方兴未艾，到1939年11月初，将领们又在为发动政变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激起这次行动的信号，是希特勒向法国发动一场冬季攻势的决议。参谋总部反对这一行动，部分因为他们对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能力缺乏信心，部分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发动攻势，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密谋者的力量基本上和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比以前更坚决地参与其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于11月5日上午飞往西线，表面上是去作一次视察，实际上是去作好安排，如果希特勒发布命令展开进攻，西线的司令官就将拒绝把这项命令下达给他们的部属。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勃劳希契由西线回来，向希特勒说明了他认为无法发动攻势的理由。与此同时，在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OKH）变得紧张起来，准备行动，而以格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则准备掌权，甚至还拟订好德国新政府向盟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案。万一在西部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就设法在总理府干掉希特勒。可是最后，这个秘密计划竟毫无结果，因为象往常一样，这些将领，特别是勃劳希契，经希特勒一威吓就屈服了，而希特勒偏偏又把那道关系重大的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一再推迟，没有发布。其次，那个暗杀计划也变得无法实行，因为自从11月8日一个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企图在慕尼黑市酿酒厂炸死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之后，要想弄到必要的炸药而不引起怀疑就不可能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要想成功地进行抵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事实上，有一时期元首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而在法国覆没以后，当希特勒宣布晋升许多将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简直是亲切的。可是，1941年夏天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却引起了新的争执，使关系又紧张起来，因为有些陆军领袖认为这次进攻既是鲁莽的，又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显然对一件事不满意：虽然在1938年2月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时期作了一些变动，陆军的作战指挥权仍旧操在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手里，将领们对战术问题也仍旧保有重大的发言权。所以，希特勒的下一步便是拆散陆军的领导成员，使自己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最高作战统帅”。1941年冬季东线出现的危机终于给了他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东线作战的问题上出现的许多意见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最新的这场危机。概括起来说，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陆军总司令部极力试图在军事上打垮俄国人，而希特勒却追求一系列“政治”胜利。因此，当勃劳希契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时（当时，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全结集在那里），希特勒却要求首先攻占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后来当这项计划行不通时，又要求南方集团军朝着乌克兰东部的重要工业区发动进攻。只是到了后来，俄国的冬季已经迫近时（这年的冬季比往年至少早来一个月），希特勒才命令中央战线的德军朝苏联首都发动进攻。同时，他可以说是向德国人民作过保证，说东线的战事很快即将结束。1941年1月1日，在向武装部队发布节日文告时，他曾经预言，“1941年将是我国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的一年”。10月3日在体育馆发表的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打垮，它的最后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既然作出了这些保证，就不让最高司令部向部队发放特殊的冬装；他争辩说，由于部队只需要执行守备的任务，通常的冬季补给品就足够了。
　　说明希特勒的估计误差多大的那场军事灾难，意想不到地突然一下子来临了。11月底，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成功地抵挡住了德军的推进，甚至在许多据点还进行了反攻。12月10日，他们在东线全线发动了攻势。几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国会，宣布进攻莫斯科的冬季战役业已结束。到12月16日，德军到处都在撤退。在莫斯科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12月12日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备（这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月19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这一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1938年2月元首接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就是法律。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练。在接过陆军指挥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所要做的真正工作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在他看来，要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而象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苦心地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气的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
　　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
　　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Fuhrungsstab），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月，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官，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领们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抗衡陆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