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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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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开明的利己主义是美国推行睦邻政策的主要动力。大家都觉得一心推行强权政治是非美国式的，从扩大的视野说来，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里的恶感的金元外交被认为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旧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转变为有效的行动的前景。在美国政策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理上的趋向变化以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开始自觉地感到，当前自然呈现的是一种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新意图。这时是在1933年，当时德国步意大利后尘，在政治上也转了向，接着是在1936年，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通力合作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于是一个新的阴影——这一次是来自欧洲的即将到来的侵略的阴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圣同盟国家企图通过各自的武装干涉，不成熟地阴谋恢复西班牙政府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帝国的起义移住民的统治（当时被英国制止了，这当然使美国满意并感到欣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威胁。
1939年春天，纳粹德国手里握着好几张硬牌，时机一到，就要同美国玩一场权力竞赛，以便执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张牌是经济上的，德国已经在玩了。尽管加勒比海周围的热带和亚热带拉美国家的剩余产品多半正是美国所缺少的，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温带和亚温带国家的剩余产品却多半只能用来补充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不足，因而在美国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场。可是，这些产品在西欧的主要工业国家却有着天然的市场。英国和德国的港口离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较之离美国的港口并不远；加之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同国内食品生产不相平衡，它们只有在工业生产的制成品方面才远远超过国内的需要，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国内食品生产也同工业制成品一样，都远远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有优先的机会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展开大量的交换。而由于首先有权向英国市场提供食品的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这原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后来成了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财政条款，——因此德国在向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竞争上，就有了优先于英国和美国的内在的有利条件，姑不说它在拉美也象它在东欧那样，凭纳粹手法以易货为基础，在政府间进行双边贸易而取得直接与暂时的胜利。
但是，不论是德国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预先承担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食品提供市场的义务也好，都还不足以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南美贸易成功地赶上英国的原因。德国商业神通广大的一个重要的然而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国商人愿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国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国家。英国商人则相反，除极个别外，他们居住在南美不过是临时性的，有些还可能多少有点儿苛求与傲慢的行商。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干得不如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出色，不是没有理由的。下一节的数字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结束时，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英国，与此同时，它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虽却比英国少。这又说明，那时在这一领域里，英国人的事业心与魄力都不如德国人。
德国同拉丁美洲的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因英国的封锁而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到了1938年，德国却供应了拉丁美洲进口额的百分之十六点二。与此相比，美国在那一年的供应量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英国是百分之十一点七。同年，德国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为拉美出口额的百分之十点五，美国是百分之三十点二，英国是百分之十六点八。德国对巴西和智利的贸易突进取得的成功最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此种地位到了1936年便被德国取代了。上述数字表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从英国手里取得的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最高地位，正在受到德国的决定性挑战。尽管美国由于它的一切经济活动规模宏大，具有由积累而成的固有的有利条件，它在拉丁美洲同德国的经济竞争中却受到阻挠。这便是，美国国内的农产品生产者要为自己保留国内市场，而制成品生产者则要使拉丁美洲能以农产品来支付他们希望卖给它的制成品，两者之间便发生了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德国虽然也有，但不象美国那样尖锐。
德国掌握的第二张牌是它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人口中有着重要的德国成分。这张牌在炮制了柏林…罗马轴心并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以后而力量更强了，这是就其侵略性的伙伴关系在拉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因为在上述三个拉美国家的前两者的人口中，有着不少意大利人的后裔，而在巴西则有不容忽视的日本人的后裔，此外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拉美国家中也有此种情况。在轴心国所策动的国旗随着贸易而飘扬的计划中，这些“归化的”拉美人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是德国商业渗透的策略在拉美和东欧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很快便开始自行消失，正如对方同样快地看到它在历史的第二页中就必然会遇到种种不利，所以，同样也正由于德国策略的富于侵略性，它在拉美和美国的政治渗透也势必招致自身的失败。
拉美各共和国自最初实现独立以来，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没有实行过民主治理（除纸上谈论以外），它们却有自己的那一套政治倾向，象美国的一样，同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宪政期以前的散漫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组织严密的宪政期以后的集体主义。历史上与此相似的是同时代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十六世纪它们自己的征服者的狂飙思潮，以及中世纪宗派间的世仇，浸淫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邦国家的不时杀伐的独裁统治。一种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独裁制，不同于由一个领袖训练成一党阵容的法西斯…纳粹式的政治组织，1938年5月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同巴西法西斯党员之间的一场冲突就说明了这道鸿沟。这一夭折的巴西极权主义运动有人怀疑是在柏林的指示下由巴西籍的德国人煽动起来的。确实，有些在拉丁美洲入了当地国籍的德国人也具有纳粹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比在美国的更容易脱离大众而以优秀民族自居。不过在那些为着要保持德意志国粹而苦心维持独立的德语学校和社团的德国人中，大部分仍然还是他们各自定居的拉美国家的忠实公民。另有大部分则驯服地同化了，这强烈地表现在天主教徒的德国移民中，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宗教上的阻力使他们同自己的拉美同胞分开；这也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将一种拉丁系语换成另一种拉丁系语并不困难。至于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不是单纯的天文教徒，便是熟谙世事的法国派自由思想家，后者对拉丁美洲本地的知识分子也颇有影响。
因此，尽管轴心国在拉丁美洲有几张硬牌，一向玩得也颇成功，但在1939年已有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开始要输了。不仅是经济竞赛要输，政治竞赛也要输。然而此种挫折完全可以凭出奇制胜而挽回败局。1933年在德国本土，希特勒就在人心有利于他的高水位开始退潮的时刻，突然赤裸裸地凭借必要数量的暴力袭击而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拉丁美洲，正如在欧洲一样，是不可能不考虑军备和战略的，而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来，南美自“凸出部”以内的地区，是西半球的、因而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所在。
在一张按麦卡托投影法画的地图上。一个不懂航海的人看来，西半球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它自成一体，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相联接。但在1939年的一名飞行员看来，或者甚至可以说，在1500年的葡萄牙轻快帆船队中的一位舵工看来，地图上的地理分布情况便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时葡萄牙的一支轻快帆船队，在试图绕过非洲西边的凸出部前往印度途中，偶尔驶入巴西东边的凸出部，于无意中发现了南美。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巴拿马地峡不是蜂腰，连脐带也不是，而只是政治地理方面的一项奇迹，它给人以一种假象，好象两个大岛是一个整体——一个与西非的一端隔海相望，另一个则与世界唯一大陆的东北亚的一端望衡对宇，每个岛屿都与自己相对的大陆一角又联接得那么近，至少同相隔加勒比海的其他美洲岛屿一样近。
前面已经说过，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东南海岸，其海路距英国和德国的港口是同距美国的港口同样近的。时至1939年，南美和西欧之间除这一条海上商业航线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喀尔的空中商业航线；民用航空既已畅通，继之而来的将是军用制空权；德国人已在为下一步铺平道路。他们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开辟并成功地经营着几条空中航线。与此同时，北美同亚洲的联系则是行驶汽轮的航线，从旧金山和温哥华驶往横滨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开辟的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条太平洋运输线来，这是一条较短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使用“纽带”加强了这一条海上航线，因为“‘纽带’虽轻如大气，却坚若铁链”，它沿着落基山脉东麓的一系列新机场，从大陆美国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入阿拉斯加，再继续往前，然后跨越西伯利亚上空而进入苏联的心脏地区。当笔者撰写本文时，即1951年，通过此种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岛与旧世界大陆结成一体，其前景看来还大有发展。当北极上空为航空技术所征服时（看来是要被征服的），北美会发现自己在该大陆欧亚一边立即要接触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几乎触及西伯利亚的那一块地方，而是由此向东，直达遥对北角的格陵兰东海岸；沿着一条几乎长达三千英里的空中边界线，美国、加拿大和丹麦所属的极北领土，都会和苏联的极北领土相接壤。
在撰写本文时，因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美国虽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在1939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会把这些后果认作只是疯狂的德国理论家异想天开的梦想，没有严肃的事实依据，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要做说服工作，劝导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负责的海陆军顾问已经显然看到的严酷事实，并据此有所行动。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日本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1922年2月6日五国华盛顿条约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后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日本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日本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日本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日本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日本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如果建议在一个属美国所有的太平洋岛上设防而会引起此种反对，那末，在一个较之关岛或菲律宾距离那个危险大陆更近的大西洋岛上美国应有的政策又将如何，这一问题将会引起大得多的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国在那儿没有承担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虽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国给它政治支持的权利，美国却有着一种普遍的固执的看法，认为美国如果敢于走出闭关自守的西半球，它就会有不知不觉被英国利用的危险，因为机敏的英国外交会使它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帮它去保存英帝国，或者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这种角色，那是最厌恶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利用这头怪物才驱使群众紧紧地跟着他们走。为英国利益服务既叫人恼火，置美国利益于不顾又未免冒险，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尖锐地出现在德国和它的日、意伙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进展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一个由于当代应用科学的发达而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对自身的安全严重关切，同时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要是整个旧世界，连同其所有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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