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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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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方针是把银行的日常管理工作留给有关国家的国民办理，而派一个或几个德国人或德国所赞助的人担任监督。后一类人大多称做银行专员，虽然在名义上独立的傀儡国家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他们的名称只是顾问。在丹麦这个名义上也是独立的国家里，德国人不是通过银行专员，而是通过德国公使馆办事处的官员和从德国派去视察的顾问进行控制的。在荷兰，由于该国的纳粹党人罗斯特·范·托宁根奉派出任荷兰银行总裁，银行专员的任务就大大地简化了。不论这些银行是否是新办的，也不论这些银行和德国代表名义上的关系是什么，德国的要求同样是咄咄逼人的。在一切情况下，德国代表都有权要求得到他们希望知道的银行工作的任何情形，他们的命令必须予以执行，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任何行动还有权否决。例如，对比利时国家银行就颁布过下列这样的规定：
（1）国家银行的一切措施应随时报告驻该行的专员。专员可以获得有关该行一切业务的情况。
……
（3）比利时国家银行总裁、常务董事和总管理处的一切重要措施，尤其是批准贷款和规定该行往来业务的利率，均需得到驻该行专员的同意。专员可全面批准各批交易，他也可随时撤销此项同意。
（4）专员有权发布命令，促使该行完成任务。
因此，在德国的控制下，各个中央银行的权力都进行了调整，以适合德国作战的需要。完全取消了对于发行钞票和批准贷款的限制，于是这些银行就得以筹集资金来支付占领费用和德国在被占领国家的直接军事开支。另一个步骤是降低借款应付的利率，从而奖励生产，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德国而进行的。
德国对被占领国家银行系统的控制，不是只限于中央银行，而是扩大到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私营银行在内。在许多国家里（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着一种对银行进行监督的机构，德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满足于通过当地的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在另一些国家里，则成立了德国的控制银行业务的机构，往往就由银行专员担任领导。在这方面，比利时的情况也是特殊的：保留了享有自主权的比利时银行委员会，同时又设立了一个德国机构。
控制私营银行有许多目的。除了执行中央银行的金融方针外，这种控制还大大地方便了对有关国家的剥削，尤其是在为德国进行的生产方面，同时又为德国参加当地的企业创造了机会。在这方面，单纯的政府行动由于德国私营银行的参加而得到了支持，这些私营银行对于在被占领国家，甚至在盟国取得关键性的地位都很积极。
德国的财政政策，对被它占领的国家，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对它统治下的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德国在战争中始终从这些有关国家的总产量中把越来越多的部分攫为己有，另一方面，它的行动又大大增加了可利用的支付手段，这就造成了一种通货高度膨胀的局面。
德国的某些措施，特别是发行德国信贷银行纸币，直接起了使通货膨胀的作用，因为它等于立刻增加了流通的货币的数量。甚至后来收回了这种纸币，也没有消除掉这种压力，其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交换所积欠的借款，也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一则，它等于单方面把商品取走；二则，虽然德国人对于他们拿到的商品并不付钱，但本国政府为了防止其出口商破产，却不得不以清算债权的形式自己先垫付出来。同样，在银行内部，修改银行章程以便有可能无限制地批准贷款一事，意味着把防止通货膨胀的另一项措施也取消了。
货币发行额的大量增加，结合上商品供应的减少，造成了人们手头不留现钱的情况和全欧洲黑市买卖的普遍滋长。德国人利用了这种局面，他们有着无限的钱，能够而且愿意利用这一点作为进而获得他们需要的商品的手段。德国在黑市上的采购工作是由官方控制和集中管理的，尤其是在西欧。它是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至少在1943年3月15日明令取消以前是如此。
第八章 结论
德国想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图谋以失败告终。由于德国的干涉，的确促成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变化与其说是由于旨在创立一种新秩序的一些具体措施，倒不如说是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思熟虑和缺乏时间，使1940年夏天提出的这些宏伟的建议没有能实现。新秩序的某些特点，由于德国人的行动而变得很清楚，不过这项政策的全面实现，却被德国人推迟到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欧洲无可争辩的主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始终就没有到来。
通过德国人的行动确实变得多少清楚一点的新秩序的特点之一，是这个区域未来的行政管理结构。在一个个国家陆续沦入德国的统治下时，它们每一个都被派定了一种适合于它在新秩序中最终所占地位的行政管理方式。这样，通过把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和波兰的上西里西亚之类的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欧洲的工业核心就被置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另一些不那么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包括西欧的其余地方在内，只受到间接的控制，但是那些被指定为“殖民地的”地方，尤其是苏联被占领区和波兰的总督辖区，虽然它们仍旧同德国本土分开，却由德国直接控制，不准当地人参加自己的行政管理。
除了决定新秩序的结构以外，德国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新欧洲计划而采取的唯一实际的行动是在财政领域里。在这方面，的确可以说，柏林有一时期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商业交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全在德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凡是自己保留一点选择权的国家，至少部分是处在以柏林为中心的多边清算系统之外的。
德国的宣传机构在1940年曾经大肆鼓吹新秩序的优点，但是隔了大约两年，对于这件事却几乎绝口不提，转而大谈欧洲所有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抗击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一种先兆。德国人对战争的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是以战争决不会拖得很久的信念为基础的。德国通过几场短促的战役就可以取得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并由此巩固其地位，决定其对待仍然留在新秩序以外的地区的态度。对俄国发动的进攻，以及随后认识到这个国家与德国先前的对手不同，不能一举予以摧毁时，局势就完全改变了。德国这时面临着一场它毫无准备的持久战争。它不能仅仅为了实现一种理论而浪费时间或精力去促进新秩序。它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为了不管怎样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它不得不放弃了长期的计划，竭尽全力来获得进行这场战斗的手段。有一段时期，这一目标似乎是它力所能及的，德国军队继续保持着攻势。但是从1943年初起，这种形势便改观了。德国的敌人这时采取了攻势，德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义务，而同时它的资源却不断在减少。可是，直到1944年中期，军工生产仍在增加，这证明了德国人在本国和在剥削被占领国家方面的效能都很高。然而，这种增加只是垂死的奋力挣扎而已，因为到那时德国国外的供应来源已经几乎荡然无存，无法再进行持久的战争了。
不论德国在欧洲建立新经济秩序的成就多么小，它无疑在战争期间确实从欧洲其他地方取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虽然从长远来看，欧洲——苏联不算在内——不能提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全部物资，但在短时期内，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储存的原料，却证明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并且除了石油以外，其数量都足以推迟任何严重的缺乏，直到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时候为止。被占领国家的工业能力，也证明非常重要，至少在战争的中期是如此。因此施佩尔在1944年7月1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军工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供给的，单是意大利就供给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可是，对德国最有用处的，也许倒是非德意志国家提供的额外劳动力。大战爆发以前，德国缺乏劳动力的现象就很严重。在大规模动员入伍的工作开始以后，这种情况有可能急剧恶化。但是通过在德国本土以及在被占领和被统治的欧洲各地肆无忌惮地使用外国劳动力，德国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为自己获得了充足的劳力供应。这些措施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致1944年春天单在德国就使用了七百多万外国人，相当于平民劳动力总数的将近百分之二十。
德国在战争时期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总共得到了多少利益，这是无法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计算的。有些项目，例如驻在德国境外的德国部队和官员所消费的物品和劳务，以及不付费用直接弄到德国去的物资，都是无法计算的。还有，外国人在德国做工或是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其价值也是无法比较准确地加以估计的。可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还是作了一次尝试，来估计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作战所提供的财力物力，在计算时只把那些能够合理估计的项目考虑在内。属于这一类的，有向法国、荷兰、挪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征收的占领费用，有德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的净逆差，有用侵略者的货币购买的货物，也有合并地区的生产在扣除了当地的消费和投资以后的净产值。根据这些计算，在1940年到1944年这五年中，外国出的力，按1939年的物价来估计，共达一千零四十亿马克左右，也就是占这一时期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百分之十四。外国出的力，使政府在同一时期内可以用来购买武器和装备的款项——也就是说，在满足了民用消费、行政费用、军队开支、国债利息以及必要的资本支出等各项需要以后剩余的款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事实如此，其重要性也就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这种规模的横征暴敛显然在被占领的同家和被统治的国家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许多国家在饱受兵燹以后，又被盗窃走了大批对德国可能有用的东西。原料、粮食、牲畜、工厂和机器，以及运输设备，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到劫掠。生产大幅度地下降，那些获准继续生产的工厂，只能集中制造德国人自己需要的产品。德国人征敛的程度，在欧洲各个国家里大不相同，但是确实可以说，各处的生活水平都明显地降低，各种东西普遍缺乏的现象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德国推行的财政政策而更形恶化。用占领者的货币进行采购，在清算帐目上积欠下巨额债务，凡此对于德国以外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是：通货膨胀急速恶化，商品的供应日益减少，而流通的货币数目却不断增加。尽管通货膨胀只在某些地区造成有关国家财政生活的全面崩溃（尤其是在希腊），但是整个欧洲大陆都感到了它的有害影响。
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对欧洲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为德国榨取最大的好处，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
显然，保护国以及可能获得的其他地方的经济力量，当然必须为了进行战争而全部用尽。可是，同样显然的是，这些地方对于自己在战争中不得不供给我们的那些产品，是不能从大德意志的经济中得到任何补偿的，因为它们的力量必须全部用来进行战争和供应国内平民的需要。
这项政策声明是作为1939年5月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结果而发表的。在此后五年中，它始终是德国行动的指导原则。
第三编 意大利
第一章 1940年6月至1943年7月的意大利
理论上讲，意大利是轴心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伙伴，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只不过是德国的主要卫星国了。诚然，它作为一个盟国参加战争，并不是完全没有资产的。不论它号称为大国这一点是多么不可靠，它却是唯一接近于可以支援德国的那种地位的国家。除了日本，它的武装部队比所有其他可能同德国结盟的国家都强大，而它的海军则比德国自己的还要强大。它处在地中海中央的位置和它的非洲帝国，使轴心国有机会切断英国同东方最为直接的航线，并且有机会进攻埃及、苏丹和东非。另一方面，虽然意大利的武装部队新近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有过一些作战经验，但是从法西斯主义出现以来。他们还没有经受过全面战争的考验，而且意大利的经济弱点也太明显了。1939…1940年的事态增大并突出了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实力的悬殊。到了1940年6月，德国在军事威望上已经达到顶峰，并且由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因家，统治着从比亚里兹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欧洲，从而扩大了它的粮食资源和工业生产力。
意大利的参战并没有使轴心国的行政机构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只不过建立起了许多旨在加强意大利同第三帝国经济联系的组织。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处理，起初仍然是非正式的、不连贯的，就同先前那种情况差不多。在柏林和罗马设置的联络人员并不参加制订作战计划。尽管后来作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安排，使德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部队联系起来，但在较高一级却始终没有任何可以同英美的联合计划组织相比拟的机构。最初，这两个轴心国的独裁者当然都认为战争差不多已经打赢了。再说，即使在他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以后，希特勒仍然煞费苦心地强调他忠于在阿尔卑斯山南北分别建立德意两国势力范围的原则。
意大利人一贯对德国人不满的事情之一是，德国人未能理解地中海的重要性。的确，搞一个地中海帝国并不是希特勒当时所渴望的东西之一。事实上，他正在向东方寻求德国的开阔的边疆，一点也没有露出不愿让意大利趁机向南方扩张的迹象。可是，他的其他一些野心必然导致德国侵犯到意大利的“生存空间”。象在战前那样，东南欧是这两个大国之间可能发生争执的地方，而德国希望在摩洛哥获得基地，以及法西斯主义者妒忌德国人对维希法国的宽大，是产生新摩擦的原因。意大利人（墨索里尼也不例外）还不断担心德国人有朝一日会要求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尽管他们信誓旦旦，保证尊重阿尔卑斯山的边界线。促使墨索里尼决定宣战的，不仅是希望分享战果或是德国威势的魅力和吸引力，而且是害怕德国扩张，害怕德国对意大利又一次“背信弃义”进行报复的心理。总之，墨索里尼担心（象一个根本不是亲德的老资格的法西斯党人所说的那样），假如意大利不宣战，它就会象一只鲜鸡蛋似地被德国一口吞下去。然而，在宣战后几天之内，墨索里尼就认识到，他最后一分钟的介入并没有使自己分享到希特勒的胜利，意大利在轴心国里的地位太软弱了，不能指望它的要求会被接受。虽然他仍旧希望意大利部队的成就也许会使它重新取得同德国较为平等的地位。
德国人那方面则看不起意大利军人，完全认识到意大利人对轴心国缺乏热情，而且一直认为，一旦意大利人觉得抛弃轴心国盟约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会这样做。希特勒对意大利人就只信任墨索里尼，他深信维克托·艾曼努尔国王，意大利军队，当然还有齐亚诺，最终会出卖轴心国的，正如在他看来，他们应该对德波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负责那样，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曾对英国说，意大利不准备打仗。虽然他乐于看到墨索里尼扮演波勒克斯和卡斯特两弟兄中波勒克斯的角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利用他的伙伴害怕盟国轰炸的心理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伙伴，也没有使他不在这个伙伴的心里播下猜疑的种籽，使这个伙伴怀疑他也许会同轴心国体系中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搞阴谋。
同德国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一样，意大利是一个“代用品”，一个代用同盟国。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明的那样，他宁愿在英国的帮助下打败法国，取得欧洲的霸权。可是，既然意大利是希特勒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盟国，他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它。而且意大利一旦参战后，如果由于敌人的打击或者由于它的盟国对它不够体谅，而使它不得不退出战争，那对德国说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挫折。然而，实际上，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却是自己拆自己的台。由于纳粹贪得无厌以及两国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德国的“友谊”往往只是一些花言巧语，至于德国的援助，如果它当真有一点用处的话，也往往采取意大利人不能不认为是极端屈辱性的形式。
在1940年6月至10月意大利参战的第一阶段中，轴心国的外交如果按里程和词令来计算，那是空前活跃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6月18…19日访问了慕尼黑；齐亚诺在7月7日访问了柏林，7月19…20日又去柏林恭听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和平建议讲话；8月28…30日他在维也纳会见了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表示意大利同意瓜分特兰西瓦尼亚。里宾特洛甫于9月19…22日访问了罗马，带去了三国公约的草案（到那时为止还一点没有提到同日本重新谈判一事）；齐亚诺9月28…30日又去柏林参加这项公约的签字仪式。最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于10月4日在勃伦纳山口和同月28日在佛罗伦萨先后两次会晤。然而，这些都不是制订一项双方同意的政策的时刻。在希特勒花了五小时夸耀他的无所不知的军事学以后，墨索里尼或是齐亚诺也许会大胆提出一些问题或请求来，可是如果这些问题或请求象时常发生的那样，得不到良好的反应的话，那么争论也很少会进一步继续下去。
那些纳粹领导人同在非交战时期一样，总是不愿意信任意大利政府，这方面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希特勒在12月10日的第19号命令（“阿蒂拉”作战行动，即完全占领法国）中禁止对意大利人提起这项计划。事实上，希特勒确曾断定，告诉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或者外交部的任何作战机密，立刻便会传到伦敦，很可能是通过萨伏依王室。因此，意大利人对德国的计划多半只能略加窥测，而且不得不通过察看德国领导人的神色和行动，通过德国外交部里非纳粹分子的暗示，通过窃听罗马和柏林之间的电话会商，以及通过其他秘密的手段，来弥补他们从轴心国会议上和经由正常的外交途径所获得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情报，他们几乎象是在对付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盟友。里宾特洛甫极端猜忌意大利大使馆去同德国外交部以外的任何机关进行接触，这也使得他们的工作更不容易做。意大利人也可以肯定，德国人经常在暗中侦查他们。里宾特洛甫有一次向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迪诺·阿尔菲耶里抱怨大使馆用绝密电码发往罗马的一份电报的内容。
德国和意大利最早发生利害冲突的问题之一，是意大利对法国和英国的领土要求。如同齐亚诺于1940年6月19日向里宾特洛甫概述的那样，这些要求包括：首先，作为绝对的最低限度，要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兰，而且还要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修改一下突尼斯的边界，把铁矿和磷矿让给意大利。齐亚诺还提到摩洛哥，以及意大利需要有一条进出大西洋的通路。至于英国，意大利希望它割让马耳他，让意大利接替它同埃及的条约关系，并接替对苏丹的共管，还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同意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可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了保留，并提醒齐亚诺，德国在历史上对摩洛哥早抱有希望，再则满足西班牙在北非的要求将会鼓励它参加支持战后的解决办法。他只是泛泛地提到德国自己的殖民地要求，却绝口不提在欧洲的战争目的，只说德国希望在巴尔干地区维持现状。
在意大利人为齐亚诺7月7日访问希特勒所拟的第二份要求清单上，他们既没有提到摩洛哥，也没有提到直布罗陀。这份清单还明白提出要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地区成立一个保护国，而6月的清单上则没有分清保护和吞并。这份清单的特点就是它包罗甚广。它不仅要求吞并尼斯、科西嘉、马耳他和法属索马里兰，还要求吞并英属索马里兰和法属赤道非洲，直至乍得湖；它还要求对亚丁、丕林和索科特拉实行军事占领。此外，意大利除了要控制埃及和苏丹，还提出要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这些“独立”国家缔结盟约，占据这些国家的战略据点，并取得中东一些石油公司的股份和清理苏伊士运河公司。它又提出希腊应将科李和察穆里亚（北埃皮鲁斯）让给意大利而接受塞浦路斯作为补偿。齐亚诺向墨索里尼报告说希特勒同意这项计划，可是，据施密特说，希特勒立刻便象惯常那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话，根本没有表示可否。墨索里尼在10月4日和28日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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