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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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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作好安排，要用大量谷物交换非占领区的牲畜和油类。美国同维希接触的副产品之一是：1941年法国第二局通过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这件事是瞒着法国大使亨利…埃耶干的，因为美国人不信任他，赫尔也不喜欢这个人。
美国在北非的谈判代表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1941年2月7日，英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数量有限的供应品通过封锁线运往北非。在这项谅解的基础上，墨菲于2月26日同魏刚商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北非运送供应品，条件是贮存品不能积聚过多，不许把它们运出境外。为了防止发生违反这些条件的情况，将由美国任命领事人员监督协议的执行。这些人员中，有穿便衣伪装成“技术助理”的军官，他们将在适当时机为盟军1942年11月的登陆准备好场地。
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后，李海开始对维希感到绝望，但是，墨菲却力主美国不应改变政策。所付的代价的确是便宜的：到1941年11月魏刚被免职时，美国派往北非的只有三艘油船和四艘货船。要不是因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对维希的失望本来可能会使美国政府同戴高乐建立友好关系。1941年12月24日，一小队自由法国海军在海军上将米塞利埃的统率下没有预先警告便突然占领了那两个小岛。美国国务卿在这个消息传来后，立即就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这一行动是任意破坏一项谅解。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知美国政府，说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消息对英国政府全属意外，并且违背了戴高乐作过的一项保证，但是，丘吉尔却不可能在美国国务卿的盛怒之下就抛弃自由法国，何况国务卿本人因为讲了句“所谓自由法国”正在美国受到猛烈的攻击。12月30日英国首相在渥太华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为戴高乐进行辩解，并大肆攻击维希。这使赫尔大为恼火，他向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相信英国人是圣皮埃尔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为他的法国政策进行辩护，说法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戴高乐，最后他要求美国坚决保持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为这个问题打算辞职不干。盟国之间的关系一时大为紧张，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为美英双方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虽然戴高乐始终没有同意这个办法。他们使这两个岛中立化和非军事化，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控制其无线电台，并同英国一起对两岛实行共管。由一个协商委员会取代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自由法国的军队也撤出。整个事件是一场无碍大局的小波澜，但是，它却在英美之间引起了一次公开的冲突，并且由于证实了美国官场对戴高乐抱着敌对态度，随后的情势发展将产生一种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称的影响。
与此同时，1941年12月11日，达尔朗和贝当提出保证说，法属北非的政策决不会改变。如果说是美国的政策促使维希没有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那也无疑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过美国的友谊使得维希没有感到它全然孤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德国压力的影响，这倒确是实情。
贝当政府同英美的关系主要是遥遥地施展策略，并对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和间接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它同德国人的关系则有一系列必须当机立断的问题，内部的压力也较大。在维希的支持者中，没有一部分人考虑到有否可能同英国重新结盟。另一方面，以赖伐尔为首的势力强大的一派则希望同德国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赖伐尔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偏见和个人利益的盘算两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他的行动。他憎恨英国，并坚信德国人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的立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在审讯贝当的法庭上问道：“你们认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除了期望德国胜利之外，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吗？”他的结论是，法国的利益就是要寻找某种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使法国可以逃脱，至少可以减轻战败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在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上已经出现了同德国人进行有限合作的想法。关于法国的首席代表亨茨格将军，他的一位同僚圣…阿杜安说，他在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出色”，莱昂·诺埃尔则说得更肯定，他说亨茨格的工作显示出“令人无法相信的弱点”。亨茨格对德国人保证说，法国准备进行同它的尊严相称的合作。法国财政部长布蒂耶也作出明确的保证，说法国人具有“合作的愿望”。有人提出，法国代表因为自己软弱无力而感到非常苦恼，以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原则上不可能拒绝德国人提出的要求似的，特别是维希政府，他们使德国人感到意外，竟然会不经讨论便接受了德国人原先提出来供讨价还价的那份庞大的占领费用的预算。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就德国人而论，他们的确并不象法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信心十足。他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生怕法属北非投到英国人那边去。因此，他们亟想不把法国人惹到反抗的地步。驻法国的德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在7月15日的一封信中要求法国人在北非给予广泛的军事特权。这是法国人无法做出的一个牺牲。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使他们惊讶的是，德国人就此没有再提起这事了。希特勒于1940年11月12日给他的总司令的一份指示中宣称，要求法国所尽的责任是，保卫其非洲属地，不落入英国和戴高乐的手中。因此，德国政府准备鼓励法国保卫它的殖民地，并且准许它保留这样做的手段，而不顾意大利人提出解除法属北非武装的要求。
然而，同德国人合作的实际进展只是由于赖伐尔一再努力才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领到一张个人通行证，可以自由往来于维希和巴黎之间。早在7月20日，他通过德·布里农的协助，就已经同德国宣传家阿贝茨建立了联系，他们三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三方联盟来促进他们的观点，同时也促进他们的发迹。阿贝茨同赖伐尔的关系大概帮助了他谋得驻法大使的任命，虽然他同德国军事当局的关系很差。莱昂·诺埃尔被任命为法国政府派驻巴黎德国军事当局的总代表以后，断然说德·布里农和阿贝茨两人在赖伐尔的默许之下破坏了他想要取得德方让步的种种努力。而且，由于一切重要问题都是由停战委员会处理的，诺埃尔便辞职不干了。8月15日，德拉洛朗西将军接替了他。
赖伐尔那套可以称之为完全改变联盟的计划在10月24日那次著名的会晤中达到了顶点，当时希特勒和贝当在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的陪同下，在卢瓦尔河畔蒙都瓦的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他们起草了一份议定书，表达了希特勒要法国在欧洲占有它应有的地位的愿望。双方承认迅速击败英国人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的。倘使法国为此目标而积极合作，它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条款所规定的军队，而且在击败英国后重新瓜分非洲时，将保证法国拥有大战开始时它所拥有的同等面积的领土。这项协议将保持秘密，实施这项协议的具体措施将由随后的一项协定予以解决。本来打算由里宾特洛甫就此前往巴黎，同赖伐尔一起审查接下去的步骤，但是，这时，墨索里尼打来一份电报，宣布他决定入侵希腊，里宾特洛甫于是直接前往佛罗伦萨同意大利政府商讨这种新局势了。
因此，在紧要关头上，谈判的机会就中止了。但是，贝当并没有在赖伐尔为他安排的道路上后退。
10月26日，在维希举行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赖伐尔力主应与德国人进行积极合作。
必须注意这一不可轻视的情况＇根据费尔内海军中将的记录，他当时这么说＇：胜利者建议同战败者合作。由于气候条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开始登陆。但是，对英国的胜利已经取得了。德国人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显然，速度的竞赛是对他们有利的……“我们不要报复性的和平”，总理＇希特勒＇曾经说过。摧毁英国有可能带来其他的情况。“我已经在寻求同法国的和平”，他又补充道。因此，法德关系将取决于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取决于法国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观望的态度。关于非洲的组织问题，有一个更欧洲化的观念。法国将在非洲受到很好的对待：即声明非洲是欧洲的延伸部分。这是应该作出的抉择。
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盘被接受，赖伐尔于10月28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事标志着他的政策的明显胜利。博杜安卸职下来成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国务秘书。10月30日，元帅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同希特勒的会晤是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接受了同德国人真诚合作的原则，并且指望采取一项可以改善战俘的命运，降低占领费用的负担，使两区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并促进向法国供应粮食的政策。他结束讲话时说：“以前，我一直以父亲的身分对你们讲话——今天，我是以领袖的身分在对你们讲话。”
很难讲贝当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突出的本领，能够同时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会谈的第二天，他写信给魏刚说，他决心要保卫非洲，决不会同外国人结盟，并且决心不向英国宣战。有人曾经试图把蒙都瓦政策解释为一种促使德国战败的巧妙的马基雅维里式策略。他们争辩说，只是通过这种虚伪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没有用法属摩洛哥去收买佛朗哥的支持，或是用武力去压服西班牙的反对来夺取法属北非。他们最后说，如果在1940年有一支德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话。那么军事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英国人就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此说来，事实上倒是维希为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亏得不需要讨论这些假设的论点。当时没有一件证据可以证明那时有哪一个法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盘算。他们竭尽全力把法属北非保留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当：它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失掉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对于打赢一场他们深信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战争会有什么价值。甚至在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已经减弱以后，维希仍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国人最终将取得胜利。同德国人合作决不是为了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的深谋远虑的计谋：它是一种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就是它自称的所谓合作。
赖伐尔在受审时为蒙都瓦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合作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所规定的，这项新协议只不过是停战协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的确，博杜安在7月17日的声明中，曾经期望以一种合作的观念代替欧洲均势的老观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说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同赖伐尔所设想的合作之间却大有差别。认为有可能同纳粹进行博杜安所描绘的那种合作，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无论如何，这一步已经走了，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时报》也欢呼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新协定的基础。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希特勒并不信任法国人，甚至对执政的赖伐尔也是如此。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把握……。稍微走错一步，就会引起北非与西非同维希破裂，这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对我们极其危险的作战基地。”甚至在赖伐尔倒台之前，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0日就已颁发了关于部署“阿蒂拉战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刚将军目前统治下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一场叛乱运动，就必须作好准备迅速占领法国本土迄今尚未加以占领的地方。”希特勒对魏刚的深刻怀疑，以及对他认为是支持这个北非司令官的维希那一伙人的深刻怀疑，甚至使他认为赖伐尔后来的倒台也是魏刚的势力所造成的。
德国人对法国合作的诚意所感到的怀疑必定使他们更加不愿意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来换取一种价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在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时发出的。早在1940年8月，就有一项法令把这两个省置于德国民政当局而不是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巴登的行政长官罗怕特·瓦格纳成为阿尔萨斯行政首长，而萨尔的行政长官比尔克尔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张消灭阿尔萨斯一切法国影响的痕迹的日益增长的压力。9月间，规定德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并下令将所有个人的姓名一律德国化。法国舆论可能已经勉强地接受了阿尔萨斯的丧失，然而，不久就变得很明白，德国人准备不仅要并吞阿尔萨斯，而且还要使洛林也德国化。8月15日在梅斯发生了一场爱国大示威后，便开始驱逐洛林人，这使法国人痛切地认清了德国的居心。纳粹分子根本不顾法国人的反应，驱逐行动大约就在蒙都瓦会谈时期达到了高潮。德·布里农后来把这一行动称为“对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坏”，赖伐尔和阿贝茨两人也证实了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策的致命打击。虽然维希对德国人“变相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曾经私下向停战委员会提出过抗议，维希政府却尽可能拖延下去，避免正式提到驱逐洛林人一事。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同关于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的消息一样，都没有见报。但是，关于洛林难民到达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发表这些消息时都不作解释，也不加评论，只呼吁大家在住房、衣着和提供粮食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最后，维希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事实。11月14日，司法部长阿利贝尔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公报，否认这次驱逐是德国人和维希商定后进行的。12月1日，贝当宣布非占领区接纳了七万名被逐出的洛林人。
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处理办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1940年夏，法德和解看来并非没有可能。思想上的密切关系超越了民族的仇恨。这场战斗为时太短，不可能引起强烈的怨恨，而德国人势如破竹的胜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唯一合情合理的事实。胜利的德国军队军容严整，并且开头也颇有纪律。当时法国人正处于幻想完全破灭的状态中，如果德国人能够克制一下，不在胜利的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去摘取，不把秘密警察派进法国，不从经济上把法国挤干榨尽，不把纳粹思想灌输给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尤其是不使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事实的话，德国人为在两国间建立友谊而大力开展的宣传运动本来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的。
赖伐尔一手策划了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他却无法从这次会谈中找出什么重大的好处，足以压倒这次放逐所产生的后果。而且，美国又从旁施加维希对之极为敏感的影响来反对同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在蒙都瓦会谈后不久，维希的风向便转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贝当的那些部长大都敌视赖伐尔，怀疑他野心勃勃，但是，他们只能通过元帅采取行动，而这位元帅对赖伐尔的态度却自相矛盾得有点出奇。有很多情况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十分厌恶赖伐尔。可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这个阴沉的奥弗涅人是他个人权力的真正创造者，他显然觉得很难面对面地反对他。德国大使阿贝茨认为，最终激起赖伐尔的敌人采取行动的是担心他正在把法国推向同英国交战的境地。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认为赖伐尔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掩护下。正在危险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的确，他似乎一直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德国人证明，他这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他可以在法国比任何别人为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自作主张地把博尔铜矿的所有权让给了戈林，并且答应把当时存放在西非的比利时国家银行委托法国照管的黄金交给德国人。
结果，赖伐尔做得太过分了。他搞了一套计划（据说是一贯亲德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梅香向他建议的），要把拿破仑的儿子德·雷什斯塔特公爵的遗骸迁回法国，埋葬在残废军人宫里，并且建议贝当应该去巴黎参加这一典礼。元帅本人的反应是答应去：从一开头，他最热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回到巴黎或凡尔赛去。其他一些部长都不这么天真。他们看出这个建议包藏着一个阴谋：想使贝当脱离他们的影响，把他置于巴黎德国人的控制下，并在那里成立一个法国政府，由赖伐尔和德·布里农、戴阿、多里奥、吕歇尔这一伙亲德分子执掌大权。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巴黎的报刊和广播一直对维希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唯独赖伐尔的党羽和贝当本人得以幸免，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德国人居心何在，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正在凡尔赛腾出屋宇来，给贝当准备官邸，并在那里划定了一小片地区专供安置法国政府之用。
面对着这种危险，整个内阁实际上都一起向贝当献策。他们挑选了另一个奸诈的政客，赖伐尔本人的政敌弗朗丹，来代替赖伐尔。弗朗丹为促成法德谅解曾经出过力，他们希望凭他这一经历将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一变动。他们使贝当相信赖伐尔一直瞒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是不愿意同赖伐尔单独对阵：12月13日，他把内阁召集拢来，要他们全都辞职，但是，只接受了赖伐尔和另一个部长的辞呈。赖伐尔似乎遭到了全然是冷不防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场同德·布里农、戴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阿利贝尔（据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和佩鲁通说）或是佩鲁通（据阿贝茨说）派来的政治警察逮捕了。蒙都瓦政策就此完蛋。这是同德国合作的第一次粗率尝试的失败，也是维希同德国人第一次较量的开始。12月16日，阿贝茨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头目陪同，来到了维希。法国人坚持说，让赖伐尔官复原职就需要让贝当辞职，但是，阿贝茨至少能够使这个倒台的部长不受维希警察的控制，而由党卫队来保护他。阿贝茨也坚持要贝当同赖伐尔单独会见一次，这是元帅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贝茨还坚持要德·布里农接替德拉洛朗西将军为维希驻巴黎的代表。进一步的措施必须等里宾特洛甫就所应遵循的方针作出决定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在维希把赖伐尔搞下台的人们并没有接替他原来的职位。由达尔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接下来争取掌权的并不是弗朗丹，而是达尔朗。达尔朗认识到德国人仍然是当时形势的真正主宰，便极力想取得他们的信任。12月25日，他在博韦近郊的一列火车上见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国人这时并不急于作出承诺，而宁愿让维希悬虑不安。当时控制着巴黎的报刊和电台的是一批五花八门的极端亲德分子，这些报刊和电台的观点当然完全是亲纳粹的，因此，德国人手头还有另一张牌好打。
维希和巴黎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泾渭分明。维希的主要舆论趋向是属于战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奋斗报》，这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一批社会党众议员的支持下，由《人民报》以前的编辑斯皮纳斯主编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新社会党的报纸宣扬同德国合作来创造一种欧洲新经济秩序，它在维希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在维希如此强大的战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张同德国合作的分子中人数很少，只有蒙面党的一小批狂热分子。从前的蒙面党人已分裂成两派，右翼的“自卫委员会联盟”支持维希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而由德隆克尔领导的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参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队伍。正如勒巴特根据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健康的巴黎蒙面党，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伤心地和疯狂地维希化的‘英国蒙面党’”。除去少数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领袖大都是和平主义者、新社会党人和战前左翼的前共产党人。他们主办的刊物中有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乔治·絮阿勒主编的《今天报》。德国人办的、旨在迎合工人阶级的一份假社会主义报纸《劳动中的法国》，毫无成就，1941年11月由《社会主义的法国》取代。它坚持纯粹由法国人来管理，并宣扬一种独裁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革命。一群属于法国总工会中前工团主义和和平主义派别的工联主义者，在北方工会联盟总书记乔治·迪穆兰领导下，创办了《工地报》。一度是共产党人属望的新进人物、1934年同共产党决裂并于1936年组成法兰西人民党的雅克·多里奥，则是《人民呼声报》的社长。
如果说左翼的合作分子还有一个领袖的话，那就是马塞尔·戴阿，他的机关报就是从前激进社会党的《事业报》。在1940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他曾提出成立一个统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9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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