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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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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随他的海军人员以外，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贝当在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提到达尔朗是一个“舆论对他并不是经常赞同，也不是经常公平”的部长。他的殖民地政策只是带来一场灾难；他想在5月份同德国人达成一项协议的计划也证明是一场失败。李海于1941年11月报告说，达尔朗本人也开始怀疑德国人最终能否取胜，并且打算静观俄国战事的发展后再进一步承担义务。虽然达尔朗心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些疑虑，但是这些疑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努力以保持德国人对他的好感，例如，向德国人提供英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12月10日在同齐亚诺于都灵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大大显示了一番他的激烈的反英情绪。
德国人企图不花本钱而有所收获，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12月1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系在它所谓的“1940年12月13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1941年底要好些。
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系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荡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德国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1941年底，导致赖伐尔于1942年4月卷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
1941年间在法国一直可以感觉得到的观望主义精神有所增长，这个情况反映在1942年1月1日贝当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似乎是想用法德合作去抵制戴高乐派的政策，所以敢于把法国称为一个欧洲大国，并且暗示当时的局势应使德国想到，需要修改一下停战协定了。巴黎的报刊和电台都攻击这篇讲话，德国大使阿贝茨的政策是想从维希取得更多愿意合作的物证，这时他显然担心柏林方面对他这项政策的失败会有所反应，于是拿出一份据说是达尔朗的提议来反击贝当的讲话。这项提议被认为是在贝当及其政府的主要成员的同意下提出的，说法国将站在德国一边参加对英美作战。提议的内容本来是要保持秘密的，等到宣战的形式可以获得舆论支持的时候再公开出来。伯努瓦…梅香和达尔朗的朋友海军上将多特尔战后都明确地否认有过任何类似的提议，并且就算达尔朗采取了这一步骤，也不可能相信贝当和其他的部长会同意这样一项建议，因为这是同他们政策的整个趋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策可以说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使法国不卷入战争。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人在他们同法国的关系中，目标是比较有限的。鉴于轴心国军队在北非遇到的困难，他们已在1941年12月把朱安将军召到柏林去，由戈林向他提出一项要求，要法国提供物资支援他们。他未置可否，等他回到北非后，便下令采取措施以防德国人万一发动进攻。另一方面。达尔朗却在原则上接受了德国人的要求，只在一些细节上稍作变动。他在1942年1月2日写给埃斯特瓦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是，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属北非沦为战场，因此用供应品支援轴心国部队，使他们能够阻止英国人，不让他们打到突尼斯边界，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
尽管达尔朗采用了这种策略，维希政府总的说来却并不打算对德国人的事业承担义务。它在1942年初采取的一项积极行动是，终于开始在里翁审讯战争罪犯了。其中有四个人——达拉第、勃鲁姆、甘末林和居伊·拉尚布尔（他是为了答辩对他的控告而从美国归来的）——从1940年9月以后便受到行政拘留。1941年4月又把1936年以后担任国防和军政部秘书长的雅科梅列进了这份名单。雷诺和芒代尔已经由一个特别法庭定了罪，所以不在这次新的审判之列，不过，其余的人都于1942年2月19日在里翁出庭受审。审讯进行得并不完全象预期的那样。一些被告，尤其是莱翁·勃鲁姆，充分利用了法庭给予的机会为他们自身进行辩护。他们提出证据证明，法国当时的毫无准备应由参谋总部负责。为了避免提到贝当本人一直对法国防御计划具有占优势的影响的那个时期，法庭曾规定了时间限制，但是，他们拒不接受这一点。不久就很明白，这次审讯对于贝当和参谋总部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远比对于第三共和国这些被控有罪的部长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要大。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次审讯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并没有把战争罪责加在这些法国部长头上，反而变成了一场追究法国战败原因的公开辩论。这样搞了大约两个月后，维希和德国人对它都深感厌恶。1942年4月11日，审讯草草地暂告结束。被告们带着增高了的名声返回监狱，维希则小心谨慎地再也不对他们进行审讯了。
尽管阿贝茨极力掩饰当时局势，德国当局对他们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却很有理由感到不满。3月底，戈林会见了赖伐尔，开始商谈改组维希政府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达尔朗的地位显眼地日趋削弱。许多部长，尤其是所谓“共荣社”的成员，都敌视他。据费尔南·德·布里农的看法，“沃尔姆的班子”愈来愈接近“赖伐尔集团”了。这似乎误解了他们的立场。法国的大工业家们直到1941年底一直把钱押在德国的胜利上，而现在，当美国参战以后，他们开始改变了看法，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经济力量比法国任何其他集团都更为了解。但是，虽然不是为了投靠赖伐尔，他们却肯定同达尔朗疏远了。贝当的医师梅内特勒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达尔朗，而贝当本人也对这个海军上将的声望有点猜忌。这样，法国和德国两方面都为达尔朗的罢官准备好了基础，同时赖伐尔同德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又为他本人官复原职打开了大门。1942年4月18日，达尔朗被降到总司令的职位上，赖伐尔代替他当了政府首脑。与此同时，根据第十一号制宪法令，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分开，对内对外政策一概由政府首脑实际负责。赖伐尔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回来的，这些条件排除了重演1940年12月事件的一切可能性。在新政府中，《费加罗报》原先的主笔吕西安·罗米埃，尽管身体不好，却成为贝当最信任的同僚，并且在他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43年11月德国人最后坚持要他辞职时为止。赖伐尔的内阁包括许多直到维希政权不再存在时还留在他身旁的人，其中有卡塔拉（负责财政）、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格拉塞博士（卫生）和保罗·马里翁（情报）。在其他人中，勒鲁瓦…拉迪里（农业和粮食）、巴诺（法德经济关系）和约瑟夫·巴泰勒米（司法）离去得较早。伯努瓦…梅香由于同多里奥和巴黎的狂人们勾结，于1942年9月被免职，他的同僚，国务秘书普拉通海军上将，也于1943年3月被免职。
赖伐尔在野的十五个月丝毫不曾改变他对局势的判断。
我的政策＇他对李海说＇是基于同德国和解，我认为，没有这种和解，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和平、法国的和平，或是世界的和平。我确信德国人将会获胜。但是，即使德国战败，我的对德政策也还是如此，因为这是为决定性和平打算的唯一可行的政策。
他具有往往同阴谋策划的能力分不开的某些固定的想法，超出这些想法的东西，由于智力的限制和无能，他就看不到了。早在停战协定以前，赖伐尔便下了决心，认为法国的命运是同德国的命运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法德两国的合作，即使是按照纳粹提出的条件，对于挽救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也是必要的。他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还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自豪，因此断定万一国际事务发展到必须通过战事来一决胜负时，他那个赖伐尔决不会站在失败的一边。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少不了他，他的打算是，使他们明白没有别的人能比他更为有用。他竭尽全力，尽可能慷慨、尽可能公开地出卖祖国的利益，目的在于表明他是全心投靠，他除了同德国人全面合作之外，是别无其他退路的。在1940年12月，就维希说来，他走得未免太远了，但是，既然他又官复原职了，他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相信自己的机敏，他便重新捡起他在1940年底中断的政策。在1942年6月22日的一篇广播讲话中，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我祝愿德国胜利。”在战后审讯贝当时，他解释说，他讲这句话是因为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法国的气氛。也许，说得更正确点，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他本人的气氛，不过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这句话的后半句——“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将在欧洲所有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他认为世界的前途不是由纳粹…法西斯主义决定，就是由共产主义来决定，而在这两者中他宁愿挑选前者。
赖伐尔重新当权，重新同德国进行为密切的合作，自然使法国同美国的关系冷淡下去。1942年1月，美国政府同魏刚作了最后一次接触，他的回答是，除非得到贝当的指示，否则拒绝采取任何行动。美国政府于是放弃了对他的希望。李海报告说，如果德国人向北非方面挺进的话，不能期望维希会在任何把德国人逐出北非的努力中进行合作。早在2月间，美国在收到情报，说法国船只在为轴心国军队从马赛运送物资往北非时，美国便警告维希，这种做法将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这种威胁并不见效。3月间，美国停止向北非运送粮食供应。4月17日，李海海军上将奉召回国，只留下一名临时代办来代表美国。
在1942年内，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了维希的控制。法属北非站在盟国一边重新参战。印度支那实际上由日本控制着，由德古海军上将继续维持的法国权力，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在余下的属地中，有的仍旧坚持忠于贝当，有的接受了北非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依附戴高乐，再加上美国人和英国人从旁插上一手，所以它们之间进行着一场错综复杂的冲突。
自由法国想使法兰西帝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重新参战，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敌视态度要负一部分责任。上文已经提到过，纽芬兰海岸外的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在1941年底曾在自由法国运动和美国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冲突，但是，美国对戴高乐极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戴高乐如果不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就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冒险家而已。国务院在法国的情报人员向国务院保证说，戴高乐在法国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支持，盟国如果承担义务去支持他，将会失去最终使法国重新对德作战的希望。来自北非的情报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能把贝当当局争取过来，他们就能提供远比戴高乐所能收集的为大的军事支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认为，他的政策就是负责使维希不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故争，尽管事实上，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危险同希望维希重新参加对德作战一样都是被夸大了的。然而，以这类假设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力求避免不必要地激怒维希，并且一般地使法国的海外领土保持中立，而戴高乐则在力图使这些殖民地在他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参战。
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同美国一样，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待法国殖民地的态度。英国的政策主要是关心这些法国殖民地成为实际的或潜在的陆、海、空军基地的问题，而并不过分担心如果攻击这些殖民地时维希或戴高乐会有什么反应。另一方面，法国这两派都以极端怀疑的目光看待英国的海外政策。奥方海军上将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把当时法国的总态度表达得很明白。他说，英国人并不十分明了战事将成什么样子。鉴于有可能互相妥协，他们便想抓住一些抵押品，或是万一法国彻底垮掉时，收集法兰西帝国以前的掠夺物。同时，维希的支持者则不知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斗争，把戴高乐看成是英国的帮凶，在穷凶极恶地图谋消灭法兰西帝国。我们正是根据这些总的情况，才能对1942年间法国海外帝国的事态发展勾画出一个轮廓来。
往后我们将谈到1942年5月英国对马达加斯加发动的进攻。那次进攻结果使英国在那一年的深秋占领了全岛，并于1942年12月把它移交给自由法国管理，该岛附近的留尼汪岛也早已由自由法国和平地占领了。
1942年5月，美国政府和贝当的坚定支持者罗贝尔海军上将之间的谈判使法国在马提尼克的舰艇解除了武装。一年以后，美国宣布废除该协议，马提尼克于1943年6月投入了自由法国方面。在法属圭亚那，自由法国和阿尔及尔委员会之间的对抗导致双方争取获得对这个殖民地的控制。1943年3月，两派都派了总督去接管它的行政，但是，该地所需要的粮食全靠美国供应，在美国的压力下，它接受了阿尔及尔任命的总督。
争夺法国海外属地领导权的那场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北非。它是盟军1942年11月8日登陆的继续。在魏刚的统治下，北非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亲维希情绪，并对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人抱敌对态度。1941年11月接替魏刚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执行魏刚的政策，即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建立北非的防御，但完全是为了在维希政策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北非的陆海军军官全部表现出他们一贯对贝当的忠诚，军团有着充足的给养，影响很大，而穆斯林居民也热烈欢迎维希废除《克雷米厄法令》。因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取得了法国公民权，而穆斯林群众则没有取得这项权利。在诺盖和埃斯特瓦分别管辖下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几乎没有反对运动，而在阿尔及尔则只有一小批潜在的抵抗者。甚至君主主义分子——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本人就住在拉巴特——也是一股比自由法国的同情者强大的政治势力。
1942年间，美国人在同英国人协商下制订进攻北非的计划时，当地的背景就是这样。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情况，以及登陆前后美国人与法国当局进行谈判的情况都记载在《概览》的另一卷里。这里，我们只打算讨论一下北非的法国当局用来解决他们的良心问题以及重新参战的那些复杂的政治花招。
鉴于北非的法国行政当局具有强烈的亲维希性质，美国人于是同亨利·吉罗将军进行接触，希望他能成为一个领袖，以他的名声团结起力量来对抗维希，因为他从德国监狱中冒险脱逃的故事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公众瞩目的人物。不幸在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便出现了一种带根本性的误会。美国政府正计划在北非登陆，而吉罗则想进攻和解放法国。吉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只要盟国部队中包括有法国军队，他本人就必须担任总司令，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同美国人进行合作的各项条件已经为罗斯福接受了，但是，当地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此却一无所知。等到吉罗逃离法国，于11月7日在直布罗陀会见艾森豪威尔时，这一误会引起了争执，结果直到盟军登陆业已开始以后双方才达成协议，吉罗直到11月9日才到达非洲。
与此同时，美国人和以马斯特将军为首的一个抵抗小团体制订了法国人在北非起义的计划，但是，虽然这个团体在11月7日顺利地控制了阿尔及尔几个小时，贝当分子却在盟军8日登陆以前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当时，达尔朗因为儿子患了重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鉴于他是当地法国的最高级军官，他的权力比朱安大，而美国人一直是同朱安进行接触的，朱安对法国军队重新参战的想法至少是同情的，这一切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达尔朗对盟军舰队的庞大有了深刻的印象，在11月8日授权朱安仅就阿尔及尔市区同盟军缔结一项停战协定，但是，诺盖却在摩洛哥抵抗盟军的进攻，并逮捕了该地的少数反对者。当吉罗到达现场时，他的名声并没有发挥出原先预期的影响。显然，北非的法国当局和部队仍然忠于贝当，只有奉到他的命令，或是奉到作为他代表的达尔朗的命令，才会停止抵抗。
达尔朗本人显然在等待贝当作出决定。维希发来的官方电报指示他用全部可用的兵力抵抗入侵。11月10日2时30分，他接到贝当的命令：“我早已下令保卫非洲，现在仍维持原令。”然而，在法国当时的情势下，任何官员，甚至最高级的官员，都决不会有把握地认为任何命令就是字面上的那种意思。在德国人开进法国非占领区以前，贝当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我完全信任你，好好地干吧。”这件事还有下文：在关键的时刻，“国王的秘密”应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原来法国人在停战以后，曾将电报密码交给德国人，达尔朗也保留了一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密码。这份密码为维希的海军部长奥方海军上将知道以后（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份密码），便提供了一种手段，于同一天（11月10日）4时35分从维希发出了另一份不同的电报：“不要理会在强迫下发出的公文。你可以全权处理一切。”达尔朗回电说：“我完全了解。我很幸运。”必须承认，原电都已经销毁了，这个电文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甚至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应对这份电报负责，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确有这样一份电报从维希发给达尔朗，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同一天，他同意全面停火，并以贝当的名义在北非肩负起管理权来而由朱安担任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这出来自不名誉中的名誉和来自不忠诚中的忠诚的悲剧至此还没有演完。诺盖在卡萨布兰卡对进攻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美国的一次炮轰使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1月11日，诺盖奉朱安的命令宣告停火。但是，同一天贝当又发来一份正式电报，任命诺盖为他在北非的唯一代表。幸亏维希不能撇下坏事不管。达尔朗文收到了一份密电，这是贝当最后发来的一个完整的电报。据说电文是这样的：“你必须理解，正因为大家认为你已经成了俘虏，诺盖将军才被任命为元帅的代表的。”诺盖于11月12日到达阿尔及尔，显然对这些密电感到怀疑，他建议北非的法国军队应保持中立。法国人和美国人在阿尔及尔陷入的这场几乎无法解决的纠纷，现在被一位本来就是将军的将军解决了。11月12日傍晚，朱安命令突尼斯的巴雷将军掉转枪口打德国人。阿尔及尔和摩洛哥重新参战了。
这时，突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地点，因为这里发生了反侵入的战斗。总督埃斯特瓦、地面部队司令巴雷和比塞大的舰队司令德里安三人所面对的不是盟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而是德国的飞机。在一周的混乱期间，巴雷设法把大量军用物资转移到可以进行军事防卫的山区去。另一方面，埃斯特瓦和德里安这两个身为海军的人，都认为只有比塞大这一海军基地才值得一战，但是，正当他们迟疑不决时，德国人却行动起来了。11月17日，狂热的合作分子普拉通海军上将从维希到来，随身带有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侵略军的命令，突尼斯的命运便决定了。在这一周里，一直摇摆不定的德里安，这时已决心这样干了。埃斯特瓦则扮演了突尼斯的贝当这一角色。另一方面，巴雷在一支薄弱的部队的掩护下，在山区进入了阵地。11月19日，北非的陆军同德国人交战了。
达尔朗的在场和他对密电的解释使进攻部队与法国军队之间避免了一场大冲突，但是，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同盟军设想的一切全然不同。美国代表罗伯特·D·墨非及其工作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法属北非的情报，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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