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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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不同。美国代表罗伯特·D·墨非及其工作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法属北非的情报，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十分错误的印象，以致艾森豪威尔在11月14日致罗斯福的信件中竟会写道：当地的情绪同原先的估计相去不远。根据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判断，达尔朗是唯一可以使这场战斗停止下来的人，同时艾森豪威尔也致函丘吉尔说，达尔朗是“我们所受到的一点一滴实际援助的源泉”。因此，不管盟国多么不信任和不喜欢，他们却不得不把这个海军上将当作政治上必需的人物而接受下来，法属北非的政府主要就是以他的权力为基础的。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在11月15日发表了一项宣言，使武装部队、行政人员，以及军团不再受效忠贝当的誓言的约束。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是一个只有达尔朗才能有效地采取的步骤。
　　经过一场混乱的谈判后，他们商定由吉罗任总司令，达尔朗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朱安任法军地面部队司令，诺盖和夏泰尔分别任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总督。使法属西非依附新政权的布瓦松则保持原职；成立了一个帝国委员会，由达尔朗、吉罗、诺盖、布瓦松和贝尔热雷五人组成，后者原来是维希的航空部长。他得到情报，说11月15日盟军将发动进攻，便于11月6日动身来到非洲。
　　这些几乎全都是参与停战协定的人。因此，同北非的贝当行政官员做成的这笔交易，以及对达尔朗的承认，就在自由法国的人士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绪。这种作法在英国和美国也受到强烈的批评。为它辩解的人说，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的确，要是没有达尔朗，又得对付当地法军的抵抗，这次进攻一定会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1942年11月以后法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上去。盟军对北非发动的进攻似乎使维希全然出乎意外。罗斯福曾写信邀请过贝当，劝他参加解放北非的工作。贝当回信说：“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给北非的正式电报也指示该地当局镇压一切反叛的企图。贝当另一方面似乎（如同上文所述的）已经用11月10日的密电暗中批准了达尔朗可以不服从这些命令，但是，他又在11月11日把北非的权力移交给了诺盖，而且在12日还签署了军政部一个将领呈给他的一份电报，使突尼斯的部队不再听从达尔朗和诺盖的指挥，并命令他们保卫突尼斯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对于贝当当时采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动，唯一讲得通的解释是，他那时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他始终毫不犹豫的一点——这一点已经成为他的固定思想——是，他拿定主意不离开法国。对于乔治将军和魏刚等人劝他离开法国到北非去的意见，贝当的回答几乎同他在1940年所说的话一样：“我的责任是同法国人民呆在一起。”因此，不论他暗中能够作些什么，或者能够允许他手下作些什么，他是不能公开同德国人决裂的。
　　法国本土当然无法支持地中海彼岸发生的事件。只有两件公开反抗的行动：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想发动兵变的企图，他遭到逮捕，被判了十年监禁；法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把该公司的飞机派往北非。赖伐尔大为惊慌，生怕他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的妥协办法会彻底崩溃，于是一再重申先前的政策，把他不得不献给德国人的东西全献给了他们，力图挽救这种局势。不幸这还不够。11月7日夜间，德国人得到报告说盟军的护航队进入地中海时，曾建议以他们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空军支援法属北非。次日上午，赖伐尔劝使维希政府向德国请求这种援助。接着又接受了德国人提出的使用突尼斯机场的要求。但是，11月8日，希特勒要求法国对英美宣战。这是会使德国人息怒的唯一一着，也是贝当始终最最不愿意采取的一着。当赖伐尔奉召前往慕尼黑谒见希特勒时，他所能转达的只是对这项要求的拒绝。他可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而有所收获，但是，德国人却无意谈判了。11月11日，德军侵入了非占领区，同时意大利军队也开进了东南各省。
　　盟军攻入北非的总的影响是，加强了法国那些主张同德国进行更加全面合作的人的力量。吕歇尔代表巴黎的合作分子宣称：“法国现在同欧洲团结起来了。”他号召法国在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资本家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同盟的欧洲阵线中占有它的地位。赖伐尔倒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当他从德国回来时，他对部长会议说，如果他们不竭尽全力抵抗对北非的入侵，德国人就会对法国本上实行报复。他补充说：“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帝国，但无法重新建立法兰西。”不论有没有法国的援助，德国人在几周之内反正总会重新征服非洲的。诚然，德国的威胁使维希只能在军事联盟或波兰式的命运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但是，德国政府并不认真期待，或者甚至认真希望，法国会“全副武装”地站到他们身旁，这从11月27日的那道命令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道命令把法国本土仅存的一支法国兵力，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加以遣散。
　　这场危机使维希政府重新分裂。在盟军攻入北非以后的人事变动中，最重要的就是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代替奥方出任海军部长。德国人仍旧颇为多余地把魏刚看作抵抗运动的潜在领袖，所以把他送到德国去监禁起来。赖伐尔极力使纳粹分子相信他的忠诚，设法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的确，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使他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加强。11月17日颁布的第十二号制宪法令就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项法令，贝当把宪法条例以外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的颁布权都授给了他。
　　现在同1940年夏天一样，决定性的问题是集合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命运。在奥方担任海军部长时，他曾力促贝当下令让舰队驶往北非，以防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这个元帅害怕德国人在法国实行报复，又考虑到战俘的问题。达尔朗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曾亲自要求土伦的舰队驶往北非，但是，看来他不大可能会认真看待这项要求，也不大可能指望会有什么结果。从技术上说，也许迟至11月18日这个时候，土伦的舰队仍有可能逃走，但是，它在土伦的司令官拉博德海军上将受着强烈的反英情绪的支配，他的确很想出海，不过如果他非出海不可的话，那就是去进攻英国舰队，而不是加入盟军去同轴心国作战。
　　如同在1940年一样，希特勒主要担忧的问题之一是，不能让法国舰队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企图安抚维希政府，答应不占领土伦，如果法国人保证不对轴心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保卫土伦不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国反叛分子侵占的话。其实这只不过是哄骗法国的海军将领们，让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已。11月27日，德国军队向土伦直扑过来。根据德·布里农发表的他从阿贝茨那里获得的情报，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希特勒收到齐亚诺的紧急报告，说法国舰队即将驶往北非。这是一条典型的玩弄权术的奸计，目的是要使土伦的舰队脱离法国人，从而夺去维希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使它再也不能企图在德国人面前同意大利争宠了。如果原来的打算是这样，那么它倒是成功的。据阿贝茨说，是凯特尔向希特勒陈述了这一情况后，他才下令进攻土伦的。
　　这次行动是希特勒多年所抱希望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付诸行动的几周前早已精心筹备好了的，所以尽管这篇故事很详尽，其实却不需要用如此复杂的解释来说明。德国人最初的让步是在土伦四周划出一小片自由区。接着便坚持这一地区只应由海军驻防，这就是说只应由大约四千到五千人驻防，这支部队根本不可能确保它的安全。11月27日清晨4时30分，赖伐尔收到希特勒的一封信，宣布要占领土伦。赖伐尔把当时在维希的海军将领们召来开会，过了一会儿，便向土伦发出了这道命令：“应避免发生任何事件，所有以前的命令都完全失效。”这道命令发得如此迅速，以致赖伐尔和海军将领们不可能设想以前发出的破坏命令竟会已经执行了。这道命令是暗示他们知道有过破坏舰队的命令，并且暗示愿意取消这些命令，使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是，已经太迟了。德国人向该港的突击是迅疾的，但还是不够迅疾。两年多来，达尔朗下达的破坏舰队的命令一直被严守机密地保持下来。就在最近的11月8日，奥方还重申过旧令。现在，它们生效了。当法国海军的最后一支大舰队——甚至比德国机械化部队横穿土伦飞驶而来还要快——沉向海底时，一声接一声的爆炸为它引以自豪的舰艇敲着丧钟。
　　1942年11月是维希——“这个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诈，自由放任又吹毛求疵，外表谦恭但满怀自信的维希……民族革命的维希”——真正的结局。当维希政府把它的海外领土一处接一处地丢失掉时，它在法国国内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削弱下去，因为它愈来愈多地、最后几乎是完全依靠占领国过日子了。这并不是说德国人想要直接统治法国。如果维希把传统的法国官员行政体系的残存当作法国人民和占领军之间一种缓冲手段（它无疑正是这样），那么，把继续运转的行政机器保留在法国人手里对德国人说来也是很有好处的。整个大战期间，除阿尔萨斯和洛林外，法国官员一直掌管着全法国的行政工作——不仅在非占领区，也包括占领区，甚至还包括诺尔与加来海峡。这两省为了军事上的目的是划归冯·法尔肯豪森的比利时军区管辖的。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取代法国的行政部门，而是与之并存。首脑是军事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1942年2月，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由他的更为凶残的亲戚海因里希接任，以便加强日益显得不足的镇压措施。在每一省和每一专区以及较为重要的城镇上部设有德国司令部。维希颁布的所有法律和命令都必须呈请德国人批准。从这一点看来，直到1942年11月为止，两区之间的不同在于，在占领区内，德国军事当局自己直接向法国行政部门发出命令。法国官员在一定程度内，普遍制造障碍，如果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全部都用德国人来替换他们，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最后，德国人的命令只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效。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主要关心的始终是，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勒索占领费，这笔费用在盟军攻入北非后每天从三亿法郎提高到五亿法郎。在较早时期，德国账户上积有大量的余款，到了1941年6月，德国在法兰西银行中的存款到了六百亿法郎。这对法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但是1942年11月以后，德国占领军的开支和在法国设置防御工事的开支大大增加，于是以提高勒索的数目来偿付。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德国人可以要求维希把从前付给意大利的钱都付给他们。1944年7月31日，作为油干灯尽前的最后一次勒索，这笔贡金从每天五亿法郎增加到每天七亿法郎。根据德国军事经济研究室的计算，法国缴纳的占领费用如下：1940年为三百五十一亿八千万法郎；1941年为一千零十七亿四千万法郎；1942年为一千五百七十四亿四千万法郎；1943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九亿六千万法郎；1944年第一季度为四百五十五亿法郎，总数为五千三百五十八亿二千万法郎。
　　这笔巨额存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中有许多都远远超出了实际占领开支的范围。例如，德国人用它去偿付从法国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以及其他产品，偿付所取得的法国证券、所购买的名画和其他艺术品，支付召募去德国工作的工人家属的生活费，提供党卫队和德国海关及税务机关的经费，并且偿付德国人在法国的宣传费用。同样地，从事修筑大西洋壁垒的庞大的托特协会也由法国提供经费。
　　为了防止法国人援用早先德国人的先例，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防御的武器，占领当局借助于法国当局提供的大量补助金，坚持使工资和物价固定下来。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广泛的黑市，德国人自己设有一些专门负责在黑市采购物品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卡纳里斯的代表奥托·布兰德尔掌管的奥托局。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极端腐败，这个局在1943年4月被撤销。黑市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庇护下继续旺盛，黑市物价的继续上涨使抑低的官价显得毫无效用。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官方公布的物价上涨率在1939…1940年为百分之三十二，1940…1941年为百分之二十三，1941…1942年为百分之十八，1942…1943年为百分之十六，1943…1944年为百分之十三。
　　工资的增长比官方规定的物价的增长要慢得多，以1939年10月的工资指数为一百零三，9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为一百零九，到1944年9月，工资指数为二百四十八，零售物价指数为二百九十。困苦的情况各地很不平衡，在生产的食物不够自身消费的地区和城镇，情况是严重的。由于个人到农村采办食物已是一种普遍通行的方式，又由于有食物黑市存在（当局对黑市是佯作不见的），困难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和。法院始终不把破坏配给条例当作重大罪行处理，对于犯有这项罪行的人只处以些微的罚金。由于有着许多分布在全国的小生产者，国家对食物分配的控制只能获得非常局部的成就。农民随时都可以逃避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认为逃避法律是他们的本分。至于占领当局，只要自己的利益获得保障，并不真正关心法国人如何处理经济问题。
　　大战期间法国受剥削的程度可从下列法德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来。　年份自法国输出额自德国输入额（单位：百万法郎）
　　1941　6；2333；907
　　1942　17；7957；519
　　1943　29；1888；370
　　1944　20；3884；630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德国军队征用的牲畜或私人的采购品。由于法国法郎对德国马克的兑换率定得很低，因而更促进了私人的采购。
　　德国人除了大量征用法国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外，还要法国为德国的农业和工业提供工人。到1942年6月为止，官方公布的送往德国的法国工人人数为十五万，实际的人数大概为七万上下，但这只是开头。1942年夏季，他们作了更大的努力，包括贝当和赖伐尔在广播中呼吁为德国招募劳工。绍克尔颁布的在占领区实行强迫劳动的命令，在实行中遇到了困难，于9月间作了修改，以换取赖伐尔的一项保证，答应为德国提供十五万名志愿工人。10月2日，根据赖伐尔和德国当局进一步达成的协议，德国人答应释放五万名战俘，以换取这些志愿工人。这就是那项著名的“替换”办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引起了广泛的骚乱，包括里昂及其他地方的工潮在内。根据1943年2月16日的一项法令，对某一年龄范围内的人实行强迫劳动，包括到德国去服劳役。这部分是因为法国人力短缺，部分则是因为“替换”办法对工人造成了公认的“严重不平等待遇”。这些努力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德国人的无厌的要求。绍克尔还答应希特勒要从西方地区再搜罗四十五万名工人。他没有搜罗到这个数目，但是，据估计，到1943年秋，法国工人在德国的全部外国男工中占了四分之一，其中有六十万零五千人是男性平民，大约有四万四千人是妇女。
　　德国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大，毫不放松，直到没有德国人留在法国来提出这种要求为止。1944年1月，绍克尔要求法国再提供一百万名工人，以每月九万人的比例派往德国。这是异想天开的做法。这种做法对法国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连主管军备和农业的德国官员自身也表示反对，因为它给德国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收获。赖伐尔可以趁机使德国各部门互相争吵以收渔翁之利了，结果在1944年，在德国的法国工人总数只增加了几千人。这项庞大的征集劳动力的工作所需要的机构，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逃避和反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了避免被强迫送往德国而逃跑的工人，是“马基”的主要补充来源。到1944年3月，绍克尔已在宣称，要想进一步动员劳动力到德国去，只有在强有力的军事措施配合下才有可能。
　　大战期间，德国在法国征用人力的前后经过用数字来做总结比用文字更好一些。1944年4月的一份德国报告书对法国男劳动力的分配情况作了如下的估计：
　　（1）为德国工作的：
　　（甲）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
　　直接工作的　2；578；000（37％）
　　间接工作的　1；387；000（20％）
　　共计　3；965；000（57％）
　　（乙）只在法国：
　　直接工作的　1；378；000（24％）
　　间接工作的　1；387；000（24％）　共计　2；765；000（48％）
　　（2）为法国工作的：
　　（甲）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3；008；000（43％）
　　（乙）只在法国：3；008；000（52％）
　　战后法国估计，到德国去的法国工人人数如下：
　　时期　　　　　　　　　　　官方数字　实际数字
　　1940年10月…1942年6月　　　150；000　　70；000
　　1942年6月…1942年12月　　　240；000　　240；000
　　1943年1月…1943年10月　　　420；000　　290；000
　　1944年1月…1944年3月　　　25；000　　……
　　此外，1940年夏，德国还拘留着大约一百八十三万五千名战俘。这个数字减少得很慢。同年年底为一百五十万，1941年12月为一百二十二万五千，1942年12月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1943年12月为一百零一万，1944年为九十六万。除了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还有因为政治原因彼放逐的大约九万五千名法国人，以及十万名犹太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法国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妇女和儿童。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据估计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强迫参加了德军或准军事组织，再不然就是被迫迁入德国或其他被占领国家。在所有这几类人中，许多人都是一去不复返了。从1939年到1945年，法国最终的人口损失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万人。
　　当维希在德国经济和军事机器的钳制下越来越无力自拔的时候，北非的法国人正在为团结和独立进行痛苦的斗争。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断绝了同达尔朗的谈判。尽管丘吉尔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分歧公布出来，他们还是在伦敦广播了一份说明这种意见不一的宣言。英国人于是不让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作为报复。自由法国一度撤销了他们的广播节目以示抗议。戴高乐派对于盟国承认达尔朗所感到的愤慨必然是强烈的，达尔朗本人大概是想把各派人士都争取到自己周围，他除了任用维希从前的支持者外，还任命阿尔及尔反对运动的领袖为他的政府成员。上文已经讲过，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的力量并不很强大，后来达尔朗出乎意外地被人除掉是另一方面的人干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法属北非有一股保皇派的舆论，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又激起了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的希望。他于1942年4月秘密会见了贝当，但是这个元帅不是个君主主义者，也无意牺牲自己的地位让君主政体趁机复辟。盟军攻入北非后，巴黎伯爵向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试探，也未获得鼓励。他的支持者却没有放弃希望，虽然他们同后来发生的事情究竟牵连到什么程度今天仍不清楚。不过，这里没有必要详细探讨那项至今仍然暧昧不明的阴谋计划，我们只知道这项阴谋导致一个年轻的学法律的法国大学生博尼埃·德拉夏佩尔于1942年12月24日开枪打死了达尔朗。德拉夏佩尔一直同保皇分子亨利·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保持接触。他被仓促地处决了，这使人无法有效地查明是谁唆使他进行暗杀的。但是，看来很可能在亨利·达斯蒂埃的心里至少有这样一套计划，想以吉罗和戴高乐二人的联合为基础，用巴黎伯爵的名义来建立一个政权。当然，把两个将军都包括进去，便很好地表明，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的话，他们两人都没有暗中参与过。
　　不管这次暗杀的动机如何，除掉达尔朗就搬掉了法国各种力量将来走向团结的一块绊脚石。自由法国同达尔朗领导的一个政府进行合作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有许多人从道义上表示反对，盟国政府已经对达尔朗承担了义务，几乎不能否认它们对他的责任了。同时，达尔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威望也必然使他成为阿尔及尔局势的中心人物。他的消失使北非政府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组。
　　12月26日，巴黎伯爵曾去要求吉罗宽大处理那个年轻的凶手，但是，后者已在当天上午被处决了。就在那一天，巴黎伯爵劝吉罗支持君主主义事业，并表示自己愿意听候阿尔及尔的帝国委员会调遣，可是他的倡议未被接受。诺盖在北非的法国总督中资历较深，本应接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