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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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岛采取行动。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随即对这一决定深表遗憾，同时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保证说，自由法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候，米塞利埃在取得各有关方面的同意，于11月25日离开英国到冰岛和纽芬兰去巡视他的舰艇后，正来到了加拿大。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了渥太华，希望能巩固一下达让利厄那年春天在这个自治领内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据说戴高乐的计划是，如果这次军事行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米塞利埃离开加拿大后就应该驶往圣皮埃尔岛，为自由法国取得这个岛屿。德让所作的保证，即民族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则特别提到米塞利埃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米塞利埃在12月17日曾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美国驻渥太华的公使。据国务院说，他曾向美国公使保证，没有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他是不会自动到圣皮埃尔岛去的。因此，等到圣诞节这天，伦敦收到米塞利埃亲自发来的消息，说他已于前一日根据戴高乐最近下达的命令和当地居民的要求，在圣皮埃尔岛登陆，并在岛上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没有流血的公民投票，居民几乎全体一致赞成参加自由法国。这时，英国当局更感到惊讶和为难。米塞利埃于是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接管了行政机构和无线电台。
　　我们很难断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事后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种见解，即民族委员会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感到意外。米塞利埃回到英国后，同戴高乐发生了一场不幸的争吵，从争执中所说的一些话来看，有一种说法更象是确有其事的。据说在12月20日或20日前后，戴高乐本人没有同民族委员会商议，就决定不顾德让对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用电报向米塞利埃发出了一道正式命令，要他占领这两个岛屿。即使英国政府没有暗中参与这样一个阴谋，也很不容易使美国或加拿大相信，英国政府不应对这件事负某种责任。然而既成事实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是很勉强的。幸好在这件事发生时有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正在圣皮埃尔岛，并且接受了米塞利埃的热诚邀请，在场观察了公民投票的经过情况。他以赞赏的口气公开评论了所采用的程序是公正无私的。这次投票表明，岛上绝大多数居民都自愿地投票赞成参加自由法国。尽管如此，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威信暂时还是蒙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如果我们说，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始终没有完全原谅戴高乐，而且此后还总是认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那大概也是正确的。
　　1942年1月到3月间，自由法国总部里泄漏出一些谣言，说在民族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中出现了一场危机。早在1941年9月，在民族委员会成立和得到承认时，人们就知道米塞利埃同戴高乐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大体上讲，米塞利埃抱怨说，戴高乐对海军是个外行，却又插手管理自由法国的舰队，戴高乐则抱怨说，米塞利埃在搞阴谋，反对他作为运动的首脑的权力。米塞利埃当时公开说，他真希望看到民族委员会中，除他本人之外，至少还有一位委员对运动的忠诚（在这位海军将领看来）超过对戴高乐个人的钦佩：事实上，他是在指责戴高乐专门任命一些“应声虫”，因而也是指责戴高乐想要维持早先为形势所迫而由他享有的那种多少是专制的地位。这些内部纷争在米塞利埃不在时暂时平息下去，可是在圣皮埃尔岛事件以后米塞利埃于1月返回英国时，这些纷争就再次变得更加有力地暴露出来了。米塞利埃在民族委员会里并非全然孤立，不过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委员看来，戴高乐是不大会犯错误的。这场争执在自由法国，甚至在英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更加使得某些方面早已流传的一些怀疑有所增加，认为戴高乐的专制见解和做法具有一种明显的法西斯色彩。最后，米塞利埃于1942年3月4日辞去了他的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的职位，由戴高乐提名的奥布瓦诺海军上将接替。
　　然而，某种混乱仍旧持续未已，因为米塞利埃声称，他只辞去民族委员的职务，并没有辞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拥有四十九艘军舰，配备有总计大约四千三百名自由法国人员。此外，米塞利埃还坚持说，海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的，戴高乐不能从他手中夺走，因为1940年他加入的不是戴高乐或是自由法国运动这一方——他那时并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而是加入了英国人所代表的盟国这一方。米塞利埃在水兵中很得人心，这个僵局最终由米塞利埃不再参预自由法国的事务而获得解决，没有在水兵中引起骚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民族委员会在北非同吉罗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时为止。
　　1942年初，马达加斯加局势中的某些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切。盟国当局怀疑日本潜艇正利用迪耶果…苏瓦雷斯这一主要港口加添燃料，并作为攻击盟国在印度洋上的船只的海外基地，因此决定要占领该港。一支英国远征军为此而于3月间从英国启航。整个事件完全保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也不知道，不过据悉戴高乐受到南非报刊提出的警告的煽动，也在搞一项他自己的争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南非报刊当时一再发出警告说，日本军队有占领该岛的危险）。不把英国的意图通知自由法国的这项决定，部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部分则是因为根据1941年在叙利亚的经验，英国人认为如果自由法国不参与这场冒险事业的话，英国在占领该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就会小些。马达加斯加当时的总督是安内。1940年，他没有能代表贝当政府的利益去就任喀麦隆的总督，因为勒克莱尔上校抢先赶到那里，使那个属地投到了戴高乐这一边来。他本来就是维希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更为激烈。而且，据悉他的观点同吉布提的总督热尔曼和秘书安托万很相似。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和盟军作成任何结果会使法属索马里落入自由法国控制下的交易。
　　迪耶果…苏瓦雷斯于1942年5月7日被攻占，但是在这一日期以前，英国远征军到达的消息已不可避免地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这次军事行动竟对自由法国保密，这一点使整个自由法国运动为之愕然。民族委员会对事先没有同他们磋商，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正式提出了抗议。他们极力要求，第一，自由法国部队应尽快参加占领和保卫马达加斯加，事实上这些部队应该马上派出，以便参加占领首府塔那那利佛和岛上其余地方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第二，民族委员会要求应把该岛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他们，以使法国的主权不致受到妨害。第三，民族委员会要求审议法国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属地这一整个问题，这无疑是想到了吉布提。除了有关个人自尊心的一些问题外，戴高乐可以指出两点：英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维希宣传所谓英国政府有意把脱离贝当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并入英帝国的说法更为可信；而且英国人在马达加斯加所采取的行动已使自由法国统治下的其他法国属地的人民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要求，为了清除这些谣言，至少应该准许自由法国运动派遣一名代表立即出发到迪耶果…苏瓦雷斯去。
　　英国政府不能立即同意这些要求，甚至对戴高乐提出的马上派一个自由法国联络官去迪耶果…苏瓦雷斯的最低要求也不能立即同意，因为同安内总督谈判全岛投降的问题正在进行中。这些谈判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然决定暂时不向迪耶果…苏瓦雷斯区域以外进军，因为占领该港就等于达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使敌人不能使用这一港口。结果，1942年5月13日在戴高乐的同意下，发表了一份公报，大意说英国政府在迪耶果…苏瓦雷斯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免这片土地为轴心国所利用。公报还说：
　　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行政工作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民族委员会作为战斗法国的代表正在同联合国家进行合作。
　　这份公报连同5月14日戴高乐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自由法兰西帝国内产生的含糊的忧虑。他们担心英国人打算最终夺取法国的领土，或是自由法国运动将要解体，或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久之后，戴高乐也同意不急于要求分担马达加斯加的行政工作，只要占领的地区仅仅是迪耶果…苏瓦雷斯要塞一带的话。7月中旬，英国同意由民族委员会驻南非的代表佩科夫上校以自由法国联络官的身分对迪耶果…苏瓦雷斯进行短期的正式访问，主要是希望戴高乐根据他自己的代表亲眼目睹后所作的汇报会了解到，当地的维希军官和行政人员全不愿意投奔到他的运动中来。塞内加尔军队中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参加自由法国部队，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些白人军官都宁愿被拘留在南非。
　　同安内的谈判在夏天继续进行，但是，到9月初，情况已经摆明，如果不进一步使用武力，这个岛是不会投降的，于是，9月9日，英军开始从迪耶果…苏瓦雷斯地区推进。他们在9月13日占领了塔马塔夫，9月23日占领了首府塔那那利佛，可是直到11月5日才同维希的部队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在10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之间已经开始就马达加斯加行政管理问题进行谈判。12月14日，艾登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于法国民族委员会任命的高级专员到达的那天起生效，内容涉及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协议宣称其目的在于双方都希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速使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岛屿重新行使主权，并确保这些领土的防卫，使不遭受轴心国的攻击。协议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生效。高级专员将拥有根据法国法律授与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总督的全部权力，并将行使这些岛屿上法国部队司令官的职权，而另一方面为了军事目的，这些土地将构成中东英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战略防区的一部分。而且，在高级专员拥有保证这些岛屿的防卫手段以前，这一责任仍由马达加斯加英军司令官承担。协议详细规定了由于英军驻扎在马达加斯加而出现的司法权问题；对迪耶果…苏瓦雷斯军区的行政和司法权问题作了特殊的安排，该地区的法国民政和军事当局必须满足英军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协议签字后，戴高乐任命勒让蒂约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在他到达马达加斯加以后，这项安排实行得很令人满意。
　　1942年5月底，隆美尔在北非成功地把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埃及边境赶了回去。初夏时，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立下了一项辉煌而英勇的战功，在全世界的心目中大大恢复了它由于最近的事态而颇受损害的威信。一小支自由法国部队在科厄尼将军率领下不仅在英军左翼的沙漠前哨基地比尔…哈凯姆守了好几天，顶住了实力强大得多的机械化部队，而且终于成功地突破敌军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途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上的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7月14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1941年9月26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1940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42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
　　这项对运动的外交承认再次引起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在祖国的同胞中获得多大程度拥护的问题。维希的报刊和电台当然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尽管戴高乐有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中央军事情报局，可是某些方面却认为这个组织的情报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法西斯倾向深为不满，并且十分疑惑地看待中央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活动。然而，到了1942年，不仅有许多份法国抵抗运动各个组织秘密印刷和发行的地下报纸流传到国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背景的法国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国、美国和英国来，畅谈法国本土的种种情况。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消息大体上都很一致，这一点颇引人注意。看来很清楚，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拥护已经增强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民族委员会的愿望并不十分有帮助。实际上，全体法国人民都想看到德国人从法国被赶出去。战斗法国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在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乐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过人们把他和他的运动看作一种有朝一日将会实现的希望的象征，而不是看作法国人统一行动的一个实际的或指导的中心，同时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战后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组合问题。战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知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开跟维希走的人士，大多不愿意投奔戴高乐。他们担心戴高乐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且怀疑在法国获得解放，和平恢复以后，法国人民是否会愿意把命运托付给这个人。1942年1月，法国工会工作者的一个小代表团被偷偷送出本国来到伦敦，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试探一下他的政治见解。不知是由于这次访问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法国国内通称“解放”的那个抵抗运动公开宣布它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据认为是左派的。但是，这只是国内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好几个单独的抵抗运动之一。这些抵抗组织虽然大多并不攻击“戴高乐主义”，却从其他方面获得鼓舞，它们自豪地认为它们是国内土生土长的组织，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随时随地给德国敌人造成损害。它们发展成为法国国内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还是以后的事。
　　1942年7月底，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中东。8月7日，他在开罗会见了史末资，并于8月8日同接替利特尔顿出任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凯西举行了会谈。叙利亚事务进行得并不顺利。叙利亚人认为贾德鲁允许他们享有的限制性宪法并没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军进入他们国土时贾德鲁本人所发表的声明中包含的那项自由的诺言。结果，他们有一段时期一直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有人断言，自由选举的结果将会证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广大选民既不赞成这个制度，也不赞成那些他们认为是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戴高乐便从开罗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马上同英国公使斯皮尔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戴高乐要求召回斯皮尔斯，硬说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打算在近东由英国代替法国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尔斯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戴高乐便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顶点。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因此，近东的不安增强了。这种形势同中东的军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这使英国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戴高乐外出时，民族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由普利文临时担任主席。英国政府要求戴高乐立即回来就叙利亚问题，并就马达加斯加问题举行会谈。戴高乐稍事拖延后，表示同意，并于9月25日再次到达了伦敦。
　　如果说戴高乐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次发生困难的话，那么，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戴高乐在叙利亚时，认为时机适当，曾向美国驻贝鲁特的领事提出两份备忘录，拿他自己的中东政策同英国的中东政策作了不利于后者的对比。国务院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这种局面丝毫没有因为戴高乐同温德尔·威尔基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晤而有所缓和。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戴高乐意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它们甚至报道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英军撤出近东国家，否则，他将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不论这类报道多么不真实，甚至多么荒谬可笑，它们对于维希和轴心国的宣传却是天赐的资料，同样也使各盟国感到十分为难。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英国外交部同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之间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目的在于就叙利亚问题拟定一项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应该确立一种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一切中东事务上进行相互磋商的程序，并建议民族委员会应保证于1943年春在近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民族委员会征求贾德鲁的意见时，他对这项计划横加批驳，于是戴高乐拒不接受。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为此辞职。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担任到几星期后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乐这方面来时为止。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一无结果的谈判刚刚破裂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整个战局完全改观，并对“战斗法国”运动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美国当局为了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予以叙述，而在本卷的前面一节里，我们也曾述及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为争夺希望见到盟国事业获胜的全体法国人的领袖的斗争，以及1943年6月最终组成设在阿尔及尔、并由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经过。这里需要谈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也规定了结束战斗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步骤。英国首相于1943年6月8日在下院宣布，集体负责的新委员会的成立已经代替了他个人和戴高乐于1940年8月7日交换照会后所产生的那种局面。换句话说，后来称作战斗法国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告结束。
　　戴高乐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们的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以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戴高乐先在北非，后在法国本土的进一步活动，不属于本章所要讲述的范围。
　　附录：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
　　1940年9月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远征达喀尔的失败，其全部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仍是一个看法不同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维希政府是否知道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会事先知道是不是因为戴高乐的军官在公开场合上说话不慎所致，总之，失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显然是情报不够准确。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他们也承认新任总督布瓦松是坚决支持维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