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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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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桓銮看蟮囊泼袂巡ɡ寄切┩庾宓厍鹄础薄Ｋ垢嫠吒ダ士斯赜谒讯芬评吹娜斩寮彝グ捕僭诼剂质『驮财媸〉募苹Ｔ谒婧蟮募父鲈轮校哉庑┘苹髁私徊降男薅�8月4日，重行定居计划在弗朗克面前进行了仔细的讨论，目的是要在11月份予以执行。计划朝前开展了，第一批移民在圣诞节前迁入了扎莫什奇地区。可是，很明显的是，赶走当地居民所用的野蛮手段在波兰人中引起了震惊和对抗，因为他们自然害怕这就是把全体波兰人从总督辖区大规模驱逐出去的开端。这年冬季，当移民工作在卢布林区继续进行时，波兰人对他们遭到驱逐所感到的惊恐使他们大批逃往森林去参加游击队。实际上，这对波兰人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弗朗克后来在1943年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长报告里对希姆莱所采用的方法大发牢骚。
在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以后，弗朗克似乎已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胜利对德国的含义了，因为他在1943年作出种种为时已晚的姿态，想博得波兰人的好感。那年上半年他不断同希姆莱争斗着，想阻止党卫队的暴行进一步引起总督辖区公众的反抗。这两个纳粹领导人在1942年显然曾达成过一项协议，允许盖世太保对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的波兰地下运动采取协调的措施，不过希姆莱同时也曾答应过，在采取行动之前，把所有准备对总督辖区实行的措施提交弗朗克批准。可是，弗朗克认为希姆莱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在总督辖区里，形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这是很清楚的。地下运动的组织已达到那么高度的发展，而且正以那么广大的规模展开活动，以致德国人毫不怀疑，要恢复任何一点秩序，就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弗朗克通过上文提到的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那份长报告，曾希望说服希特勒利用其对希姆莱的影响去减少党卫队部队在波兰的暴行，并允许弗朗克采取某些办法，旨在面临俄国人挺进的情况下取得波兰居民的某种合作。在这份报告中，弗朗克把细节罗列出来，借以说明全体波兰人民对德国人态度的极度恶化正是弗朗克本人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而希姆莱所推行的政策更加深了这种恶化，同时他建议改变一下，施行一种较为明智的政策。
弗朗克由于斥责纳粹发动的反对司法独立的运动，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因此他的请求未见得会比希姆莱的请求更受到重视。但是，即使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当然为时也太晚了。从1939年最初入侵波兰以后，弗朗克、希姆莱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这几年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累积的影响。实际上，到这时候，任何可以设想出来的政策还会对波兰人起一点点作用，那是很可怀疑的。波兰人通过在德国人手下的经验，对德国人理所当然怀有的仇恨已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扎了根，并且加强了大家共同抵抗的决心。从这时起，德国占领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当局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复性暴行和反报复性暴行的历史，而暴行的残酷程度随着红军向东欧的挺进也日益增长。
如果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1939年9月瓜分波兰以后，指望波兰人对占领当局会俯首帖耳地服从，那么他们真是过分低估了他们那些受害者的气概和决心了。因为波兰人有着搞秘密活动的传统，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就有了，同时地下斗争的技巧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他们习惯于采取种种无声无息的反对办法去应付德国和俄国的统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波兰的大多数英雄，包括约瑟夫·毕苏茨基在内，全是因为在地下战斗中的功绩而受到波兰人的爱戴。所以，在战争的初期，波兰人竟能在那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活动组织，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拥有政府各部、议会及军队的秘密国家，而这些政府部门、议会及军队全隶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并同它保持着联络。这并不出人意外，虽然当时在盟国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1939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四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民主党和大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独自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这就是勇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如同信使之一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1935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作好准备。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1939年9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十二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活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子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唯一国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所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场改变得比较符合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然而，举例而言，存在于“博尔”那样的军官和组成农民党军队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会大鸿沟，使他们的合作在大战期间一直都很困难，最后终于导致农民党军队和国家军领导之间的严重分裂。可是，暂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却同各政党进行合作，并且执行着流亡政府中各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单就其军事行为而言，他同秘密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政策，或者同西科尔斯基将军，都并无矛盾，西科尔斯基将军希望波兰在这次战后具有牢固的西方意义的政治自由基础。
起初，地下斗争的力量是同时针对德军和俄军的，因为他们都占领着过去曾经是独立的波兰的领土。地下组织的目标是要准备一次武装起义，并且通过主要是针对着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军的破坏行为、牵制活动和情报工作，去支持盟国的作战努力，但也反对苏联政府运送给养并以其他方式帮助纳粹进行战争的种种努力。法国的垮台打消了波兰人所抱有的盟军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因而迫使这个秘密国家的领袖们采取一种长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情报、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上，并且把庞大的地下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减少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那些严厉措施的效果。
1941年6月，德军入侵俄国，这在波兰地下活动中，就象在波兰其他方面的活动中那样，导致了重大的改变。在波兰东部同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斗争突然停止了。国家军开始向红军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一面针对德军后方的交通通讯进行种种牵制活动，一面通过波兰驻古比雪夫的大使馆和伦敦的流亡政府直接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苏联政府也乐于接受）。这时期，重点是放在为未来的起义制造武器和弹药上，以及针对通过波兰境内的德军交通线上那些战略据点所采取的仔细筹划好的种种措施上。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同先前一样继续进行。波兰人被押送到德国去从事强迫劳动，这使波兰的地下组织得以扩展到德国的心脏中去，并同法国境内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波兰人的广泛而精细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大战期间对德国国内的形势向各盟国的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此外，他们同欧洲被占领地区的其他地下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组织严密而有效的地下活动网，被俘的盟军士兵和降落在敌境的飞行员通过这个活动网可以有计划地混过德军防线，进入安全地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德国人早在1940年就对这个组织的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感到惊恐，因而采取了通称“A。B。行动”的那项严厉步骤。当德国人在晚期采用集体负责和屠杀人质的办法时，他们的政策恰恰得到了同他们的意图相反的效果，因为波兰人不但吓不倒，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报复活动来对付德国人。措施和反措施变得日益剧烈，被占领的波兰不久就成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恐怖事件和残酷行为的发生地点。
1943年4月，德国人向全世界透露出一项离奇而悲惨的事件：有几千名波兰军官被屠杀后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与此同时，另一幕同样悲惨的戏剧正在华沙市内展开，但是虽然伦敦方面不断收到有关那里发生的事态的可靠报告，这项消息却没有公布出来。
华沙犹太人的经历虽然似乎难以相信，却只不过是旨在消灭欧洲犹太民族的那个庞大的纳粹行动的一部分。波兰的许多灭绝营——诸如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贝尔泽茨、比尔肯瑙和奥斯威辛——就是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现场。就波兰本土来说，在犹太人区进行屠杀的事实也并不是仅仅限于华沙一处，因为类似的事件在德军占领下的波兰各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区里普遍发生。这些地方被希姆莱和他的下属选作欧洲占领区犹太人的主要屠宰场。至于与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那种单独对付犹太人的德国种族战争，这里无法加以叙述。或许我们单提一点也就够了。华沙的犹太人区通过绝望的抵抗那最后一章，赢得了一种特殊的荣誉地位，因为当时摆在它面前的只是遭到消灭这个结局。
几世纪以前，华沙的犹太居民就一起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后来这个地区便被称为犹太人区，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他们中有许多人经商致富，于是犹太家庭就住到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地方，只有比较穷苦的同胞还住在犹太人区的贫民窟里。德国人实行占领以后不久，在有计划地反对欧洲犹太人的运动中，就开始把犹太人集中到中心地区。他们在华沙所选中的地区就是从前的犹太人区，于是弗朗克总督在1940年10月间下令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接下去，华沙的三十三万犹太人就被集合拢来，赶进犹太人区。一个月内，来自外省的许多难民又加进去后，那里便塞满了四十万犹太人。德国人于是着手筑起一道高高的砖墙把犹太人区包围起来，同时还采取措施来保证从这时起把犹太人封锁在里面，同华沙的其他居民隔绝。在1940年11月和1942年6月之间，他们的经历就是不堪设想的拥挤，难以容忍的肮脏、饥饿，以及企图使人精神堕落的种种尝试。可是，直到1942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计划才达到十足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1942年7月22日，从华沙犹太人区向各灭绝营进行的第一次有计划的遣送开始了。在1942年6月和10月之间，有三十一万零三百二十二名犹太人——几乎是战前华沙的全部犹太居民——就是用这种方式遣走的。他们中有少数人被挑出来充当劳动力，但其余的人都被断送了性命。到这次灭绝运动结束时，这个犹太人区里似乎杳无人迹，但是还有许多人躲藏起来，主要是躲在地下的隐蔽处。留在犹太人区的人于1942年10月组成了犹太战斗组织，其成员都拿定主意，与其听凭德国人屠杀，不如进行自卫。他们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开始收集武器，并且制订保卫该区的计划。1943年1月18日，德国人发现自己面临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千方百计引诱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有几千人上了钩，可是当这些人已被屠杀的消息传回来时，犹太人就决定，不能让德军不经过一场战斗再抓到一个人。
4月19日，当德军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时，消灭犹太人区的最后战役打响了。德军采用了围攻战术。旨在使伤亡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据“博尔”将军说，波兰国家军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零星的攻击，有组织的抵抗持续到4月26日。可是，犹太人直到5月16日才停止战斗，纳粹分子还为这个战役设想出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把犹太大会堂炸毁了。根据德国人的报道，共捕获了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其中包括阵亡的七千名和押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六千九百二十九名。有些估计则认为，还有五六千人死在废墟和火焰中。德军有计划地摧毁了该犹太人区，把它夷为一大堆瓦砾。德国人正式承认的损失不过十五人；他们实际伤亡的人数要多得多。但是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中战死的那些犹太人所维护的，远远超出了以人类生命所能衡量的。
第二章 奥斯兰
在“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入侵俄国的代号）发动前几个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在考虑对于预料将在东方被征服和占领的那片土地所应实行的计划。l941年5月他发布的总的政策指示里说，“战争的唯一可能存在的政治目标就是，要使德意志帝国在未来的几世纪里摆脱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因此他制定了在东方地区应当遵循的一项总政策。奥斯兰的命运将与乌克兰、高加索及“其北方毗邻的地区”的命运大不相同，因为奥斯兰将发展成为一个德意志化的保护国，作为走向同德国逐渐紧密的联合的第一步。奥斯兰将包括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和白俄罗斯，为它制订的更为详尽的政治计划列举在罗森贝格拟就的发给（未来的）奥斯兰德国专员的指示中；他在指示中强调了这个地区的欧洲特征，因为七百年的历史已把这个地区加进了“大德国的生存空间”。在这些指示中，罗森贝格详述了使这个地区变成大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种种办法，并讨论了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种族同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则将被用作收容不同种族的垃圾场，它们将形成一道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奥斯兰作为一个整体，“将建成一片强大的德国边疆”。
1941年7月17日，对俄国发动的攻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任命罗森贝格为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同一天，由海因里希·洛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省长兼行政长官）掌管的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和由埃里希·科赫掌管的乌克兰德国专员辖区成立了。洛泽的权限涉及前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以及白俄罗斯那片相当不明确的地区（包括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主要为白俄罗斯的地区）和军事当局将移交给他的被占领的那部分苏联地区的民政管理。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分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每一区进一步又分为几个分区，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则分为几个大区。同科赫在乌克兰的统一的权力相比，奥斯兰的管辖权是比较分散的，主要是因为奥斯兰各地区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是虽然如此，政治权力却是通过洛泽在里加的总部从罗森贝格在柏林的总部直接授予的。尽管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力，始终是牢牢掌握在德国人手里，波罗的海三国的内政却交给了由德国当局指定并严加监督的本国自治机构的手里。即使严格他讲，这些机构算不了政府，它们却也至少为德国人减轻了许多使人厌烦的事务工作。
按照原来的打算，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应该包括科赫的乌克兰边界以北、构成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一部分的诺沃格鲁多克和波列西耶“公国”的那部分地区，以及斯摩棱斯克省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可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民政权力向东只伸展到波里索夫那么远，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除了前波兰地区以外，只包括明斯克、斯卢次克和波里索夫周围的地区。结果，白俄罗斯占领区的其余地方始终都由军事当局掌管着。不过，俄国的普斯科夫省则被归入爱沙尼亚常务专员辖区，而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的部分地区则仍然是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的一部分，如同过去在苏联占领下那样。
俄国人在1940年6月以后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那一年中所遵循的政策，使这些国家的民众深恶痛绝。这三个国家经过含糊可疑的普选后被并入苏联一事，以及后来把大批领导人物押送往苏联本土一事，结果加深了他们的怨恨，所以当入侵的德军于1941年6月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时，他们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找到了许多志愿的盟友，这是十分自然的。立陶宛人甚至在红军撤退时起来造反，并且在阿姆拉热维齐乌斯博士的领导下怀有希望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可是到8月它便为德国人所解散，它的领导人也都被逮捕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同样有许多志愿人员在俄军撤退时参加了对俄国人的战斗。
因此，洛泽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他的民政机构时，发觉形势十分有利，他在初期还充分利用了那种仇恨俄国人的情绪。把苏联经济和政治政策颠倒过来的心理气氛已经成熟。俄国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工作，而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以前那些地区，情况则并不一样，因为那里从1939年9月起就处于俄国的权力之下，至于这时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情况则更为显著地不同，因为那里从1918年以后只知道苏联的行政管理。这种互相悬殊的情况使德国人不可能在奥斯兰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且确定了对白俄罗斯和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
可是，当1941年8月19日洛泽发布一道命令把奥斯兰的全部苏联产业没收时，这使波罗的海人民由于俄国的政策，而渴望恢复某种形式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人经营的愿望受到了令人不快的挫折。德国人为了给战争努力保持一种平稳的经济，觉得立即接收俄国人所建立的那些国有的和集体的经济机构是有利的。可是，洛泽的命令却说，“私有财产准备全部发还”。然而尽管有这些对波罗的海民众的保证，俄国国有的全部财产只不过由德国国有所皆代。德国人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应维持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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