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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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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希腊国内外的政治发展也许受到了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巴尔干各国问题的讨论的影响。根据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于5月5日同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举行过会谈。这次会谈导致英国提出了一项建议（如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后来向科德尔·赫尔转达的那样），即：“基本上，罗马尼亚事务应由苏联政府予以关注，而希腊事务则由联合王国予以关注。”古谢夫于5月18日（丘吉尔后来这样引述）转达了莫斯科方面表示的赞成，不过在最后同意之前询问说，美国政府是否赞同。5月30日，英国向美国政府征求意见。科德尔·赫尔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是6月12日，罗斯福打电报同意将这项建议“试行三个月”，条件是这并不含有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意思。
7月26日，苏联的一个八人使团由波波夫上校率领降落在希腊，事先并没有通知当地的任何英国或美国当局。结果，苏联使团似乎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伍的作战能力印象不佳。这一点可能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突然同意在拟议中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只要五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它原先一直坚持要有七个席位。9月2日，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该委员会的代表占有六席，其中只有两席是共产党员。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
就这样，流亡的国王和政府与希腊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之间暂时取得了团结。但是，那时希腊共产党在国内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位，这种团结因此势必是靠不住的。
占领初期，在希腊根据希腊文的缩写通称“KKE”的共产党是一个小组织，搞地下活动很有经验，它有一个坚实的核心，核心人员都曾在苏联受过严密的训练。在占领期间，他们的首领是乔治·西安托斯，一个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的前烟草工人，三十年代初期曾在俄国呆过两年，并曾在希腊几次入狱服刑。其他的核心人物是：季米特罗斯·帕尔察利泽斯、米尔蒂阿泽斯·波尔菲罗廷尼斯、佩特罗斯·鲁索斯、约翰·伊奥安尼泽斯、马其顿人安德烈亚斯·齐马斯，以及那个完全属于另一类的、名叫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的人，他是军事领袖、冒险家、虐待狂者和背教者的奇特混合物。
希腊共产党是对占领当局展开抵抗的第一个团体。1941年9月27日，一个以希腊文缩写“EAM”闻名的“民族解放阵线”建立起来了。它名义上是希腊共产党和其他五个小政治团体的联盟。这五个团体是：人民民主联盟，社会党，联合社会党，农民党和共和党。只有前两个党算是独立于希腊共产党之外而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组织从上到下的全部关键位置都是由希腊共产党党员担任的。
后来在1942年用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早期纲领是温和的，目的在于迎合几乎所有政党的希腊人。它主要号召对占领军进行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并且宣传，在把占领者赶走以后，将选举产生一个国民议会，由它决定政府未来的形式。在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宣传，至少在不很公开的形式中，逐步变得愈来愈敌视国王乔治二世，或者象这个组织喜欢称呼他的那样，“乔治·格拉克斯伯格”，并且也愈来愈具有反英的倾向。
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通过组织产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和散发传单，以及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来确立它对城市的控制。1942年春天，民族解放阵线也开始在军事方面组织抵抗运动。它定出计划，要建立一支全国人民解放军（希腊文缩写叫做ELAS）。兵员主要向农村招募，并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灌输大量的政治思想。但是，在占领时期，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自始至终主要是一些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兴趣、但却真心诚意想要参加对祖国侵略者最有效的抵抗形式的人们。到了1943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拥有大约两万人的一支队伍，得到了远为众多的加入民族解放阵线的人的支持。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泽尔瓦斯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一百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11月25…26日夜间，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
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
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PEEA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他从前曾加入“民族与社会解放”，但是4月间雅典大学的亚历山大·斯沃洛斯教授，一个持有社会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取代了他。
参加5月间黎巴嫩会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斯沃洛斯教授。也许部分由于受到同他接触的英国代表的影响，他的语气颇为和解，有助于达成黎巴嫩协定。但是，当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团回到希腊时，他们发现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决意阻挠协定的履行。结果是，在1944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盟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2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的时候，盟国于德国人撤退时在希腊登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做好。美国当局决定美国部队将不参与这次战役的军事行动，而只限于参加救济工作。结果，纯由英国人组成的登陆部队不可能超过四千人左右。这个数目太少了，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反对英国人的话，英国人的处境将是极端危险的。
快到8月底时，帕潘德里欧首相到意大利拜访了丘吉尔。丘吉尔终于同意，按照先前的计划，乔冶国王几乎立即便回到希腊国土上去是不可取的；他的回国将延迟到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时候；而且民族团结政府在回到希腊后也将进行改组。
民族团结政府在成立后不多几天，便由开罗迁往意大利的萨勒诺。9月底以前，代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萨腊菲斯将军，和泽尔瓦斯将军一起到达卡塞塔，同地中海地区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和帕潘德里欧缔结了一项军事…政治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希腊国内的所有游击部队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将这些部队置于盟国司令部代表罗纳兹·斯科维将军的指挥之下。各游击部队不得在解放的时刻图谋夺取政权，而应“结成一个民族联盟，以便协调它们的活动”。
9月底，英国军队开始在希腊登陆，虽然登陆情况直到10月5日才公开宣布。英国人、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全对退却的德国人进行袭击，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英国登陆部队和当地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首领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十分紧张，不过一般说来表面上仍然相当正常。英国部队几乎在各地部受到希腊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成员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先生，后为爵士）一起，在10月18日雅典解放后不多几天便抵达了该城。同退走的德国人之间的小战斗在希腊北部又延续了好些天，但是到11月初，德国人已完全撤退了。
保加利亚人从希腊北部的撤退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9月9日，根据保加利亚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的看法，该国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参战国，并且热切希望驻在希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占领军也能攻击退却的德国人。英国和希腊民族团结政府（或者可以说，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保加利亚人必须离开希腊国土。俄国无意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停战代表团受到了压力，于是到10月25日，最后一名保加利亚人离开了希腊。敌人对希腊的占领结束了。
第五卷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前言
查塔姆大厦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撰写，与盟国进行和赢得这次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这部历史是由英美两国人士通力合作完成的。本卷的作者就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查塔姆大厦乐于借此机会向给予麦克尼尔先生两年假期，使他能来伦敦撰写这部历史著作的芝加哥大学表示谢意，并向因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远见卓识而创建的交换组织为此提供的财政资助表示谢意。
本卷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事务中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兴味的历史。这里叙述的1942…1946年间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三国关系的经过，首先决定了这次战争的结局，其后则决定了战胜国之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充塞在这短短五年之内的历史事件既是一长串先前历史发展的顶点，又是越出观察者在1952年分析形势的视野之外而伸向未来的历史新篇章的一个出发点。
本卷回顾的这几年历史，就象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最后那场混乱一样，由于这些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的独特个性，这段历史是引人入胜的，即使记叙他们的行动对于所有政治意义和目的毫无重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率着胜利一方的英、俄、美三头政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本身就是使人着迷的心理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伙伴显然不同；而由于一种飞跃发展的技术造成“距离的消灭”的结果，这三个人的遭逢是人类不同的种族在狭路猝然相逢的一个缩影，这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中最突出、最主要也是最尴尬的一个特征。
三头政治中的那个英国巨头——他象恺撒一样，如果没有以一个伟大的活动家著名于世，便会以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成名——已经用别人无从模仿的语言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而美国巨头则很幸运，他个人的班子里有些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写下的记录既亲切又富有洞察力。格鲁吉亚的那位巨头则相反用那种把自己包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的手法，发挥了他的魅力。当然，本卷的作者在分别和同时写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时候，是受到历史学家的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又是历史学家的有利条件。作为一个观察家而不是拥护者——特别是，不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事业的拥护者——来写作，就使作者同他所写的主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传记（自传就更不必说）艺术无须克服这种距离，相反，这种距离却使作者有可能正确地观察并表现那些事件，而这正是那种自己就是他所描写的场景中的主要演员的作者几乎无法办到的。如果有读者尚不熟知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和霍普金斯的文章，那末本书肯定会促使他去埋头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然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也会认识到，从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或者从国家利益是掌握在一个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大国的观点，要对事实经过作才气横溢、娓娓动听的叙述，那还需要辅之以一种试图不是从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观点出发，把事实经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的作品，从而告诉人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些短暂的事务似乎必然要发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就1952年所能正确地观察到的1942…1946年这五年的历史而言，当时已很明显，唯有把发生在这一段短暂但是决定性的时期之内的引人注目的事件，看作是一则触及透过军事和政治的表面深入人类生活的漫长故事中的一连串事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人类在1914年和1945年间的两次大战中既是行凶犯又是受害者，这两次大战显然是人类为了向政治、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作革命的飞跃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种统一本身显然又是技术革命的代价——或者说是红利——而技术革命通过它所带来的“达那厄的礼物”正在加速人类在他们活动中的一切非技术方面走向统一的前进步伐。从生活在二十世纪这场革命中的一个观察家看来，这次在技术的显然冷酷无情的鞭策之下进行的急行军，似乎是他正巧诞生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点；然而，再仔细看一下，这也可以被视作是这个时代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以往的时代所共有的特点，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时代里，没有一个时代人类不是在他自己的技术发明的压力之下奔波忙碌的。目前人类生活中残存的最古老的遗迹不是骸骨而是工具；虽然在本文写作时间以前的最近两百年内，人类技术发明的步伐已经变得快得可怕，但是自从人类以前的动物变成人以来，这种奇观在本质上也许始终是一样的。这是两足动物集两种性格于一身的奇观，一方面是理性的明白事理的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任性而执拗的骆驼、骡子或山羊的性格，而且这种两足动物由于同时扮演使人心烦意乱的畜群和自己心烦意乱的赶牲口人这两种角色，似乎永远要遭到谴责。
至于1942…1946年这几年间国际事务所提供的更为宽阔的眼界及其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这就无需在这篇前言中引伸扩大，因为这已经很清晰地集中反映在本卷结尾的感想和一般意见中了。前言的作者只想提示读者：结尾的那一章作为构成本卷大部分篇幅的叙述所导致的结论，恰恰是麦克尼尔先生的主题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阿诺德·托因比
0作者序言
本书于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间写成，然后修改订正，直至1952年6月始告完成。本书全部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原稿经许多熟悉本卷叙述的事件的人士悉心校阅，获益良多。但按照查塔姆大厦的方针，他们的大名必须不予披露。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在史实及着重点方面避免了很多错误。我对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精力使本书得以提高，深表感激。至于留下的错误，以及一切意见、推测和解释，当然都是我自己的，查塔姆大厦不负任何责任。
我必须进一步对驻联合王国的美国教育委员会，即富布赖特交换计划执行人员，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谢意，由于他们共同给予的财政支持，才使我能够写成本书。我还需要向查塔姆大厦全体工作人员给予的协助表示谢意，他们在学识方面的支持也是同样不可缺少的。
最后，查塔姆大厦的研究部主任阿诺德·托因比在学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是细读本书的人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到的。 1952年6月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第一编 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943年12月
第一章 美国参战
1941年12月7日，黎明静谧地降临到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几乎在这同时，在大约二百七十五英里以北待命出击的一支日本海军特遣舰队的上空也破晓了。天刚破晓，日本飞机就腾空而起向南飞行越过瓦胡岛上空，把满载的炸弹和鱼雷向珍珠港倾泻。日本飞机的突然袭击，把在这以前一直是属于欧洲和大西洋的战争一变而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冲突。
如果我们在想象中追踪珍珠港黎明的那片曙光环绕全球的话，我们也许能稍稍使那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全世界的纷至沓来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重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黎明降临珍珠港几小时以后，旭日的光芒掠过国际日界线，新的一天——12月8日开始了。那第一线阳光越过西太平洋，发现日本军舰从各个方向在洋面上蠕动，准备好或正准备着向威克岛、关岛、菲律宾和香港发动攻击。当曙光照亮了马来海岸时，我们发现日本军队已在哥打巴鲁替陆，他们是在第一批飞机进袭珍珠港一个半小时以前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登陆的。袭击珍珠港意味着同美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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