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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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协定的文本送给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H·R·斯塔克诲军上将时，他们在1941年7月3日联合加以拒绝。斯塔克进而收回原来批准的指示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官在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英国的战略指挥下作战的那道命令。美荷英协定的战略原则不符合美国的设想，任何人，连罗斯福本人，也不能使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政治条款承担义务。
　　美国人的拒绝美荷英协定，标志着达成一项太平洋全面计划的努力已告失败。每个国家都随之自行制定计划和作出准备，但仍然继续进行商谈，希望最后能由此达成全面的协议。通过这些途径，美荷英计划的重要部分总算抢救出来了。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实施的美国海军作战计划打算把美国亚洲舰队的大部分从中国和菲律宾派遣到南方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交由英国指挥。而且，象ABC…1中先前所商定的那样，英国人在1941年秋也派遣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到新加坡，开始加强他们在远东海域内的舰队。
　　但是，美国、英国、荷兰及澳大利亚陆军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工作仍然未臻完善，这依旧是一个事实。大约在1941年仲夏，美国陆军改变了它对菲律宾的计划。根据当时任驻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乐观的报告，以及他对美国重轰炸机的效能的同样乐观的报告，军方断定，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吕宋岛，也许还有其他的岛屿，对于日本的进攻是能够守得住的。因此，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已开始集结，只是在12月日本发动进攻时被打断了。这种战略上的变更（以前曾认为菲律宾是守不住的），导致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T·C·哈特海军上将建议把这种影响到他的防区的作战计划加以改变。他本来奉到的命令是，一旦战争迫在眉睫，他的舰队应向南调动，但由于从10月27日到11月20日的紧要关头中等候答复整整等了三星期，他推迟了这一行动。
　　一般说来，日本在12月的袭击，对于英美两国的军队是攻其无备。美国陆军加强菲律宾兵力的行动原来预定在1942年4月完成，考虑到部队的这种新部署，我们有理由推测，盟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本来是会进一步协调的。但是日本人把所有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一下都打断了，而且由于日本人取得的惊人成功，他们不仅使英美战前的计划，而且使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即在协调行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很快全都失去了时效。
　　经济合作是英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支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逐步形成的，开始时很不系统。在欧战开始的头几个月里，英国和法国组成了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办理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但是它们购买的规模相当小，而且是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1940年春法国崩溃以后，情况开始改变了。英国人接过了未交付的法国定货，并且大大增加了自己购货的规模。同时，美国国内重整军备的计划也开始执行了。由于对一个接一个项目的需要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缺货的单子越来越长。随着这种短缺现象的出现，美国官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干预，起先是劝告性的，后来则是强制性地规定了优先购买权。
　　接近1940年年底，伴随着缺乏美国产品的情况，英国开始缺乏起美元来了。1941年3月，租借法的通过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开始执行租借法以后，在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密切的行政管理上的一体化。英国采购代表团不用再设法向制造商订货，并且不再受到美国官员的限制和管理了。相反，英国的需要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已经批准的项目的实际购买工作则交由各个正规的行政部门去办理。英国代表常常被邀请去参加美国政府各部门内成立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会上可以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争取获得优先权并随时了解生产和采购的详情细节。
　　这样，美因政府的采购活动就同为英国及接受租借援助的其他国家的采购活动合并到了一起。政府的需求于是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就理论上讲（即使还不是就实际上讲）可以按照美国工农业的具体生产力而加以调节了。但1941年，英美两国之间对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源仍然缺乏有组织的统筹考虑。租借法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因为英国人当然只是要求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而且，各方面的美国官员对英国的需要要求“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把他们战时总生产量的统计数字和其他资料提供美国官员们查阅。商定好的原料采购工作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被认为是英国或美国特有的禁区；一国政府有剩余的原料就分给另一国政府使用。如果全世界都缺少，就商定分配原料供应的份额。这些控制原料分配的方法在1941年已经发展得很完善，此时对工业制成品的类似的控制，尚处于初创的阶段。
　　1941年英美两国战时经济的第二个并与上述情况有连带关系的缺点是，生产计划同ABC…1中所设想的军事义务之间缺乏任何牢固的关系。当然，必须记住的是，ABC…1并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美国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这项战略计划是严守秘密的，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美国人民是否会真正参战或是在什么时候参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一个足以确保对美国所有潜在的敌人取得胜利的规模来筹划战时生产，这在美国人中间是不可能获得普遍同意的，而由于任何全面战时生产的计划必然会牵涉到民用消费的一次大幅度的牺牲，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是在1941年这一年，民用工业已经开始向战时生产转变了。
　　当然，事情是明摆着的，现有的美国工厂不可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美国的武装部队以及英国、俄国、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提出的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而且确实排定了先后次序，但直到1941年年底为止，这种分配办法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依据。相反，作出的那些特别的经验主义的决定，大部分都是忽视此后军事方面的需要的。美国未来的政冶方向基本上还捉摸不定，因而也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步骤，没有一个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要对什么事作好准备，或是在什么时候作好准备。
　　也许，日常管理中最主要的争端就是一直存在的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矛盾。长期增加生产，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工厂和新的机器，但用于这方面的材料和熟练的人力就必须从当时的战时生产中抽调出来。1941年9月30日，优先分配供应局授权把美国钢的产量扩大为一千万吨，这是为长期增产所采取的最基本的决定之一。但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这一新产量尚未完全实现，而在这期间，钢铁厂的建造耗费了大量当时原有的供应品。实际上这项决定和其他类似的决定相反把美国战时生产的高峰推迟到1944年才出现。如果把主要工厂小规模地扩充一下，可能会使高峰生产出现得更早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最高产量必然会比较低。
　　1941年作出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决定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把经济计划同军事计划联系起来。但是象扩大钢产量并把最高产量推迟到1944年的那样一个决定，显然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41年夏季，美国和英国有许多人开始看到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了，还有许多人深信，如果要确保胜利，美国的生产水平还需要大大提高，有些人希望查明哪些东西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始尽量正确地估计打败轴心国所必需的军火弹药和供应物品，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的这项努力的成果被人称为“胜利规划”。
　　实际上，“胜利规划”的编制工作——估计需要量和估计能满足这些需要量的生产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等等——在1941年12月4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三天才完成。这一巧合解决了要不然便会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战火方殷的时候，反对“胜利规划”的意见都烟消云散了，尽管这项规划要求美国人民在生活方面作出牺牲，并要求美国政府增加临时的开支。这样，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正巧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和粗略的生产计划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把数字变为事实的努力便立即开始了。
　　“胜利规划”中所包含的同ABC…1中所包含的军事计划相配合的是经济方面的计划，而且至少同军事计划拟订得一样大胆。对美国来说计划经济的概念完全是同传统格格不入的。奉派起草和执行这项计划的人员必须在工作能够开展以前就先接受这一概念（也许说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可以更贴切地叙说出有些人的经验）。1941年间，一次主要在幕后进行的长时间的宣传运动，顺利地使美国行政人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新近从私人企业中抽调来的）作好了思想准备，可以接受一个战时经济的全面计划了。结果，当美国一旦参战以后，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执行战时经济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筹划一个战时经济组织的原则上。
　　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英国拥护和热切地接受这个“胜利规划”是非常轻率的。英国本来已经不得不依靠美国，现在不仅在两国国内的经济管理中，而且在两国之间的经济管理中实现生产合理化，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员们势必对英国的整个经济施加潜在的约束力。
　　但轻率从事却得到了好结果。美国和英国把工业和原料的资源合到一起，使两国的战争潜力远远超过了每一国单独经营所能达到的程度。经济上相互依靠这一点，促进了战略上的长时期紧密合作，而且确实也要求有这样的合作。1942年以后，两国的联盟已经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即使有人想要拆散这个联盟，他也几乎无能为力了。
　　根据上述情况，显然可知，早在美国参战以前，美英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频繁，就远远超过任何类似正常的外交关系了。由于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以前就制定了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其结果促成了两国政府低级官员之间经常交换情报、意见和态度。
　　这种关于情报和意见的交换，对英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人们只能加以臆测。但是，说美国官员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部从英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似乎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概括。ABC…1的纲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国起草人的意见而不是美国起草人的意见。英国的经济动员在1941年已经将近完成，这为美国的许多措施提供了详细的范例。这并不是说美国官员们自觉地全盘采用了英国的做法。这还不如说是，当实际问题发生时，在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可以引用他们在自己国内应付类似的困难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在起草“胜利规划”时，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在比较低的级别上就已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们反复讨论各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对联合作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类交换意见中，英国人对战时总动员这些新问题具有较长时间的经验，这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观点常常占上风。
　　美国和英国低级官员的这种交往不论多么重要，必然是私下进行的，而且只有详尽的行政史料才能说明两国政府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比之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引人注目、较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诚然，单就罗斯福和丘吉尔体现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志这一点来讲，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就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合作。
　　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来评论这两位政府首长的性格和历史任务，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想说几句话。首先，在丘吉尔初开始同罗斯福打交道时，他就怀有一份敬意，后来尽管他们日益熟悉，这份敬意却始终没有消除，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职务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和海陆空军总司令，因而就外交礼节上讲，级别高于丘吉尔。第二个因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丘吉尔完全能够用一种既是拘泥形式的礼节同时又是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对待小国的君主），就是罗斯福所领导的国家凭着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长处，具有远远超过英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国家是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的国家了。这样，丘吉尔施展计谋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万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可以反对美国的立场，但他决不敢冒公开破裂的危险。丘吉尔在经常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上所用的署名——“前海军人员”——就是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同总统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丘吉尔在同罗斯福交往中的那种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个人和国家的实力都有限，那末，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样确切地把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那种同样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丘吉尔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都不合罗斯福的胃口。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战士而出了名；丘吉尔在一段饱经沧桑的政治生涯之后，结果只落得以一个保守党人而终。罗斯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相信通过运用善意、智慧和劝导，人是有可能改好的。作为一个威力显然在蒸蒸日上的国家的代表，他可以注意世界的前途，而不过分急切地去关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可以相信，美国的威力是会自动去照料美国的利益的。因此，罗斯福感到他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关于全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和民主的美梦。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在许多人的心里在许多国家，许多不同阶级和情况的人中激起热烈的反应。
　　丘吉尔则更多地缅怀过去的光荣事迹，并把自己想象为英帝国广泛利益的坚贞不屈的守护人。也许丘吉尔在内心里认为英国人天生应该领导世界和统冶世界，认为有一批在门第和教育方面经过挑选并通过不断补充新进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国人，应该来领导和统治英国人民，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想再也不能实现了。对于孤立无援的英国力量来说，丘吉尔是完全准备把美国人当作一种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而表示欢迎的。
　　但是，如果丘吉尔隐藏在心底的这些想法大体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样，那就同罗斯福对人类怀有的较为宽宏大度的理想发生了抵触。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妨碍两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但内心深处恰是不一致的。
　　尽管我们就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差异作上述应有的考虑，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这一点却仍然是事实。罗斯福曾经说过：“跟您一同度过这十年，真有意思”，这句话反映出了他们两人各自感觉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他们两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须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几乎始终能够对对方的论旨随时作出反应，并体谅对方的感情。
　　两位领袖之间通常的联络方式是利用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和电话，并有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访问，最著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访问，加以补充。这些途径使较为寻常的外交联系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国突然被迫参战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中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谈。的确，从这次会晤发展起来的私人友谊是大西洋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同盟除名义未定外，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八个月了。而且，在同盟的背后还有几十年普遍的同情和友谊可以凭借。同俄国就绝非如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起的敌意，不亚于俄国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空论家对美国这个突出的资本主义堡垒所抱的反感。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打开，但是有许多小冲突使两国关系仍然很冷淡，1939年的俄…德条约，接着是1939…1940年冬间对芬兰的进攻，使俄国在美国大失人心。还有共产党在军事工业中煽动起来的多起罢工，加上共产党报刊上刺耳的反战宣传，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同俄国疏远了，只有平常最同情苏联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不在其内。对于希特勒的进攻俄国，大家起先都以冷眼相看，当俄国军队对芬兰作出了拙劣的表演以后，美国人几乎都期待德国人很快就取得胜利。他们欢迎希特勒的这次进攻，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把德国的兵力从不列颠群岛引开。
　　到1941年8月，俄国抵抗的延长开始在新闻界的舆论中引起了变化。当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俄国人在美国购买军需品时，这一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公开的责难。随着秋季缓慢地过去，对俄国战斗力的钦佩开始得势了，为俄国清党运动（俄国没有第五纵队）以及为俄…德条约（以便赢得时间）进行的辩解，在自由派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虽然他们对俄国人所作的尝试性的同情，曾经受到1937年1941年间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的强烈震动。不过，孤立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中，对俄国的不信任并没有那么轻易就消失掉。对革命的恐惧和认为俄国很快就会崩溃或投降的预测这两者不合理地混合到了一起。罗马天主教徒的舆论就其作为美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股单独的势力而言，是强烈地反共的。1941年秋季，新闻界发动的一场广泛的谴责苏联政权进行宗教迫害的运动，使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这场运动至少是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煽动起来的。经过同梵蒂冈进行外交接触以后，这个运动平息下去了，于是对俄国表示示公开敌视的这个根源减弱了。
　　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在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方面造成了一场危机，一般人原来都认为万一美国同日本开战，俄国便会参加，至少会允许美军使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象《纽约时报》那样负责而严谨的报纸也在12月11日发表社论说：“如果苏俄在我们对日作战时不帮助我们，那末，美国便可以提出不止一个理由来中止它的援俄政策了。”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援助希特勒的敌人这项政策的报纸，广泛地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俄国对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消息（同利比亚传来的消息一起，是珍珠港事件后那几星期中盟国方面仅有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以及俄国新派来的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个人作为一个拥护盟国反侵略行动的战士的声誉，被视为俄国人能同美国合作的一种保证）对美国报界的巧妙的应付，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美国报纸接受了俄国在太平洋的继续保持中立。人们一般开始认为俄国迟早会参加对日战争的，而且也许只会早不会迟。
　　美国同俄国的官方关系，大体上是顺着公众舆论的趋向走的。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感到吃惊。官方的最初反应是，用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话来说，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同时，韦尔斯说明共产党的独裁政治“同纳粹独裁政治的原则和理论一样，都是同他们＇即美国人民＇自己的信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然而，尽管态度这样冷淡，俄国在美国的财产很快就解冻了，而且在俄…德战争爆发的头两个星期内，少量的货物已开始从美国运往俄国。作战物资则不包括在内，因为军需品都已指定供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之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并不指望俄国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俄国可能就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虽说这样，早在1941年7月21日，罗斯福还是下令，“立即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坚决的意志，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生产出这些武器来。只有把原来指定给英国的东西运给俄国，才有可能把驱逐机这类珍贵的武器第一批便运出，而且就连这批也到9月才付诸实现。
　　苏联在美国购货，起先是付现款的，但是1941年9月11日，俄国大使开始同美国谈判某种形式的信贷。谈判的结果由总统在1941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宣称：“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于保卫合众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命令租借法督办爱德华·L·斯退丁纽斯“根据租借法将防御性军需品转让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允许共产主义的俄国享受租借法的利益，反映出美国官方和公众的舆论所发生的迅速的变化。这也反映出总统派遣到斯大林那里去的两个官方代表团的工作。鉴于俄国同美国战时关系的模式（至少到1943年为止）是由这两个代表团确定的，因此对于这两个代表团必须简略地叙述一下。
　　1941年7月，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首脑商讨军需和战略问题。俄国参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使这种商讨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