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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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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至15日是严峻的时刻。7月8日，英国参谋长们正式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大铁锤”计划必须作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而予以放弃。美国的三军参谋长细细玩味了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后，于7月10日正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国的主要力量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他们已经提出了两种有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的计划，一种是麦克阿瑟将军拟订的，另一种是金海军上将拟订的。就在丘吉尔离开华盛顿的那天（1942年6月25日），金向马歇尔将军建议占领所罗门群岛，作为对日本发动攻势的开端。一星期后，1942年7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计划，其内容兼有麦克阿瑟和金的那两种计划的特点。当天他们就下达命令占领“图拉吉及其附近的阵地”，作为收复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新几内亚那片辽阔的地区的第一步。那个艰难而旷日持久的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附近的阵地之一）战役就是这道命令的结果。这一战役于1942年8月7日开始。除了杜利特尔对东京的空袭（1942年8月18日应为1942年4月18日。）外，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第一次攻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所罗门群岛发动进攻的决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7月2日下令进行的作战，规模较小，并没有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或空军的主力。这个决议于7月10日呈报罗斯福时还悬而未决。最后，只有罗斯福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才能够决定美国的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他的军事顾问。
现在，要完全重述一下当时的思想感情已不可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绝不是团结一致地支持太平洋计划的。约翰·迪尔爵士私人同马歇尔很接近，他于7月15日向丘吉尔报告道：
毫无疑问，马歇尔对于他最初热爱的计划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欧洲计划缺乏真正的推动力。虽然召开了会议，进行过讨论，但时间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德国今后再也不会象今天这样忙于东线的战事。如果我们今天不利用它当前的忙乱，我们将会在西线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以致我们不可能对大陆发动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在空中互相搏斗，但是作出决定的时机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方面，他又说：“金的战争是攻击日本人。”
长期存在的那种业务上的猜忌在这里发生了影响：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役中将占主要的地位，陆军则将在欧洲战场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军种认识到这些事实，都偏向于支持那种会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战略方针。完全丢开这些业务上的猜忌不谈，美国人最初采取的战略——首先进攻德国——至少有三点有利于它的理由。第一，美国集中力量于太平洋会意味着放弃同英国和俄国进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国比日本更为危险的论点不是容易反驳的。第三，在美国舰队取得海军优势之前，很难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是要取得这种优势，首先必须制造数百艘战舰，而在1942年这些战舰还没有制造出来。如果首先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决定维持不变，则大批地面部队只得袖手旁观，等候海军实现它的造船计划。
实际上，一时的气愤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太平洋发动攻势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很可能把太平洋计划看作部分是对英国施加新的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倾向于太平洋计划的唯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种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这样想的：“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让我们在太平洋尽力而为，不要无限期地保持守势。”
当然，罗斯福多少是超越了这种影响到他的军事顾问们判断力的军种之间的竞争的。丘吉尔担心，如果横渡海峡发动进攻，一定会损失惨重，罗斯福对他的这种忧虑也比较同情，他对于同英国结盟也比他的军事领袖们重视得多。此外，罗斯福对欧洲的兴趣和关切通常总是超过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这一切以及毫无疑问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对丘吉尔本人的尊敬与敬佩——造成了这个硬要他作出重大决定的局面。罗斯福反复考虑了五天，究竟应该怎么办。7月15日晚上，他和霍普金斯讨论了各项问题，最后再一次考虑了一下7月10日参谋长们向他提出的那项建议。霍普金斯记录下罗斯福说的这一番话：
我不能同意……要我们转过脸去，不对着德国而对着日本。
首先，我不赞成英国内阁的主张。我想知道我们在场的一些人——艾森豪威尔、斯帕茨、克拉克、斯塔克——是什么想法。他们同意英国内阁的主张吗？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可靠的报告吗？
即使我们不得不勉强同意1942年不进行“大铁锤”战役，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赶紧为1943年的进攻作好准备。从英国的来文中，我看不出他们对1943年的进攻表示任何冷淡。我对于他们这样乐于放弃1942年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还会放弃1943年吗？
但是，我的要点是，我不相信我们能等到1943年才打击德国。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铁锤”计划出击，那我们就必须退而求其次——那并不是太平洋地区。在太平洋地区，我们正进行着一种成功的牵制战。光靠陆军和空军不能马上就决定胜负，那需要加强我们海军的力量——这需要时间。
所谓其次的方案并不是太平洋地区：罗斯福用这一句话表示了不赞成刚刚向他提出的那个建议。
这确实是影响整个战争进程的生死攸关的决定。两个费尽心机的人，一个跛足，另一个长年患病，餐后在夏日炎炎的晚上在白宫商谈问题。这情景在每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都应该永志不忘。
盟国中，只有美国对于如何作战以及在何处作战的问题可以作出抉择。战争是由一个真正的联盟来打，还是分开来由每个国家去打，这取决于美国的决定。1942年7月15日罗斯福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努力使联盟在行动中发生效力的决定。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重要的一次抉择，这样险峻、这样迫切、这样和个别人物联系在一起地呈现出来，这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大约两星期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或者一系列决定，同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一起，应该看作是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7月底左右，罗斯托夫陷落后不久，斯大林立即在红军中推行新的严厉的纪律措施，更换了许多司令员，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运动，由于同时采取了这一切措施，保住了俄国军队和人民正在动摇的士气。同时，他开始在伏尔加河后面集结后备军，为最终在斯大林格勒发动的反攻进行准备。这时已是11月，这两方面的决定的效果还没有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可是11月8日的北非登陆和11月19日开始的斯大林格勒反攻，都是7月份作出的这两项决定的直接产物。
罗斯福于7月15日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表示拒绝，这只不过是为再一次谋求与英国达成谅解准备条件而已。他当天晚上决定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去伦敦再作一次努力。他们三人翌日起程，于1942年7月18日抵达英国。在紧接着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大家终于真正能够做到推心置腹。
这三位美国特使携带着罗斯福的书面指示。在指示中，罗斯福规定了若干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原则。他指出“重要的是完全协调英美军队的使用”。再则，“最最重要的是使美国地面部队于1942年投入对敌作战的行动”。关于俄国，罗斯福说，已经许诺的物资必须交付。他指示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充分调查研究发动“大铁锤”行动来支援俄国的可能性，尽管这个计划已经遭到反对。如果他们“完全相信”不可能发动“大铁锤”战役，那末应向总统汇报，并考虑美国军队1942年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罗斯福还声称，不管俄国是否崩溃，保卫中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设想有两种方法可以保住中东：派遣美国军队到埃及、叙利亚或波斯湾，或是“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发动一个新的战役，攻进隆美尔军队的后门”。这样罗斯福就正式承认了“体育家”计划——在北非登陆——是一种可能采用的计划。总统在指示中最后提出下述几点：“请牢记三项重要原则——计划应迅速决定，计划应统一，进攻与防守应相结合，而不是单纯防守。……希望你们在到达后一星期内达成全面的协议。”
这三个美国人恰巧在到达后第七天达成了协议。他们第一步是同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们商量。艾森豪威尔竭力主张发动“大铁锤”行动。他认为任何其他的军事行动都会使大规模横渡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计划最早要到1944年才可能实现，他希望使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从属于1943年大举登陆的计划。但是当马歇尔和金同英国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个问题时，英国人竟然完全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大铁锤”计划。经过三次会晤，僵局仍未打开。7月22日，这三个美国人按照所奉的指示打电报给罗斯福，报告他英国人不肯发动“大铁锤”行动。罗斯福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并且重新指示他们着手考虑使美国军队能在1942年年底以前投入战斗的其他进攻计划。
对于可以用什么其他行动来替代“大铁锤”行动，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丘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已经于7月18日自己商量好，“唯一可行的建议似乎就是‘体育家’计划”。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当有人第一次向罗斯福提出北非登陆的设想时，他本人就很感兴趣，以致陆军部长史汀生早就把“体育家”计划说成是“总统最宝贝的私生子”。美国的谈判代表面对这些事实，便立即接受了在北非登陆的意见，作为替代“大铁锤”计划的最好办法。到7月24日，讨论的内容已经转到在北非登陆的规模和时间问题上了。7月25日，罗斯福批准了这个决定，并主张发动登陆的日期不应迟于1942年10月30日。
双方商定在北非登陆——7月24日重新定名为“火炬”计划——主要是美国人的事。这种安排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北非的法国人不大会抗拒美国人登陆，但是先前在奥兰和叙利亚发生冲突的往事，可能会使法国人激烈地抵抗英国人。因此双方商定由美国人担任这一战役的最高司令。马歇尔7月26日离开伦敦前，通知艾森豪威尔，“火炬”行动由他指挥。但是指挥的任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达成正式协议。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作为诚意的一种表示，同时提议任命马歇尔担任“兜捕”计划（在法国登陆）的总司令，他们仍然满怀希望地计划在1943年发起这个战役。不过罗斯福这时还不准备指定一名对德国的主要军事行动的司令官，于是8月14日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决定对北非发动进攻，从丘吉尔个人以及一般英国人的观点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袖之间的摩擦和意见不一并没有消失，不过这种分歧不再严重地妨碍两国之间继续联合作战了。一个原因是艾森豪威尔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来筹划和执行“火炬”计划。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威望毫无疑问大大促进了这种协调关系，因而联合参谋部的工作在随后几个月中得以顺利展开。英国政府以及英国的军事领袖们确实也表现了很大的容忍，诚心诚意地服从一个未经考验的美国将领的最高指挥，这也是事实。英国人感到他们既然已在主要的战略问题上占了上风，让美国人在联合作战中担任最高领导，是策略的也是适宜的。美国在北非和欧洲所下的赌注愈大，那末把力量分散到太平洋地区去的阴影就愈加肯定地不会出现。
在进攻北非的战役可以发动以前，细节上存在着大量的困难需要解决——如必须事先把船舶、飞机、兵员等等集中起来，同北非和法国本身的法国军事领袖们举行秘密谈判时所会产生的警报作用和意外情况，登陆滩头的选择，以及英国和美国在准备工作上的协调一致——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更大得多的困难：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斯大林。只有俄国人接受这个决定，同意进攻北非而不是在法国登陆，盟国关系中的裂口才会愈合。
丘吉尔亲自处理这项微妙的工作。1942年7月28日，战时内阁通过了一项建议，派丘吉尔去中东调查局势，如果俄国人同意，再从开罗前往一个适当的地点与斯大林会晤，使俄国领导人了解新近商妥的计划。斯大林对举行一次会晤表示欢迎，但是说他不能离开莫斯科。因此丘吉尔于1942年8月1日同意从开罗飞往俄国首都。
在开罗期间，丘吉尔决定更动驻中东的一些司令官。奥金莱克将军被免去了职务，由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将军接替；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军长。这样就建立了在沙漠中赢得胜利并胜利地一路打进意大利的那个指挥班子。丘吉尔作了这些人事更动并检阅了沙漠中英国驻军的一大部分后，飞往莫斯科。他于8月12日抵达，由艾夫里尔·哈里曼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观察员身分陪同。
讨论当天就开始。丘吉尔开门见山地告诉斯大林，1942年不会在法国登陆，但是下一年可以指望发动强大的进攻。斯大林或许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在评论西方盟国所表现的谨慎时，愤怒而且带有几分粗暴。他对1943年进攻的许诺的现实意义似乎很不重视。丘吉尔接着把谈话转到夏天已经大大升级的轰炸行动。这个题目使得斯大林有点高兴起来；丘吉尔于是趁着这种比较友好的气氛，提出了“火炬”计划。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开始对这个计划表现出几分热情，并且主动指出在北非胜利登陆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在会谈尚未结束以前，已经造成了一种友好的气氛。丘吉尔许诺在沙漠里打败隆美尔以后，马上就派一支盟国空军到俄国战线南部，这又加强了好感。斯大林表示欢迎这种支援，并“愉快地”接受了。
翌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头一晚会晤快结束时出现的那种友好气氛完全改变了。斯大林交给丘吉尔和哈里曼一份备忘录，说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早已决定了的”。丘吉尔否认对第二战场作过肯定的承诺，并引证了他当时交给莫洛托夫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一段话。但是什么也不能缓和这种面对面的冲突。斯大林需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明白表示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计划都不能使他满意。斯大林指责英国军队缺乏勇气，以此侮辱英军。丘吉尔以雄辩的口才愤怒地进行反驳，为整个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诚意和军队的英勇进行辩护。但是这次会晤还是在一种比较协调的气氛中结束的。斯大林叙说了俄国火箭炮的情况，并要求交换有关军事技术新发明的情报。丘吉尔仅仅稍有保留地表示同意。丘吉尔接着询问高加索的防御情况，斯大林陈述了现有的军事力量，并表示他完全相信德军不会在大雪封路以前越过那座大山。
8月14日，丘吉尔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宴。翌日，俄国高级将领和英国的对等人员（丘吉尔的随行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毫无成就，这又一次证明，除了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同苏联政府中任何人打交道都没有用。
在这次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当时，丘吉尔去向斯大林辞行，临别之前斯大林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私人的住处小饮几杯。他们两人在一起待了不下六小时，随意闲谈，并比较严肃地谈到在挪威北部登陆的可能性。这次欢聚持续到凌晨两点半钟。斯大林和丘吉尔彼此之间建立了私人的、合乎人情的接触，至少暂时是这样。
到丘吉尔访问结束时，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完全相信了‘火炬’计划的巨大好处”。就丘吉尔这方面来说，他也已经被说得相信俄国的军事形势与前景“似乎很有希望”。斯大林绝对秘密地告诉了丘吉尔关于俄国人对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丘吉尔在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汇报时谈到，他认为现在俄国人有一对一的机会能顶得住。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则比较怀疑，因为他曾在里海沿岸低空飞行过，没有见到俄国人向他保证的可以阻止德军在高加索山麓前进的那种防御工事。还要再过三、四个月，英国军事领袖们对于假如德军越过高加索山突进到中东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才可以不再忧虑。
在这次会晤期间，斯大林心情的古怪的变化，使丘吉尔和哈里曼当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一切经过的记载并没有消除掉这种迷惑。丘吉尔认为在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敌对，那样坚持必须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的行为可能是由于受了部长会议意见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是把英国内阁具有的权力硬加给俄国的部长会议——一种最不可能的事。看来很可能斯大林是在考验丘吉尔的个性——考验他经受攻击的能力。当丘吉尔寸步不让，有力地回击斯大林的诬蔑和谴责时，据说斯大林仰首大笑，不等译员来得及插嘴，就说道：“我虽然不懂你的话，却喜爱你的精神。”
显然，丘吉尔给斯大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之所以更加尊重和“了解”丘吉尔，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观点如此截然相反，而他们又是同样不屈不挠地捍卫各自的民族利益。丘吉尔毕竟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资本主义政治家应有的形象，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轻松的乐观主义反而使斯大林迷惑不解，并且与斯大林的想法完全不同。总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模型，很难说斯大林在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曾否有过安全之感，或者他对罗斯福的了解是否能超过罗斯福对他的了解。无论如何，总统同这位俄国独裁者从未象丘吉尔在这次访问中那样一见如故。丘吉尔在以后同斯大林的几次会晤中，也没有再达到这样亲密的程度。
正当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这些会谈，美、英、俄三国政府就如何对德作战在战略上达成更加坚定的协议之际，美国要把一批飞机转移到中东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而在中国引起的那场危机，整个夏天都在酝酿着，不过一直没有达到冒头的地步。罗斯福派了他的一个特别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到中国去进行解释。柯里未能消除史迪威将军同蒋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在战争中坚持下去。很多人估计的1942年下半年日本要对中国发动的攻势并未实现，史迪威将军想收复缅甸的计划结果也同样不可能实现。1942年9月27日，美国人答复了蒋在7月间提出的三点要求。他们答应提供二百六十五架战斗机，而不是蒋所要求的五百架，并表示可以提供一百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运送物资。但是将不派遣地面部队。蒋不得不满足于这种减半的供应。中国的战争仍然是次要的事，英美同中国政府的合作仍然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
夏天，利比亚战役进行着的时候，英国有两师人正在海上向东驶往未决定的目的地：印度、澳大利亚或者中东都可能。奥金莱克的挫败，使英国政府决定命令运兵船转向苏伊士。因此，在托卜鲁克遭受损失后，英国的实力几星期就恢复了。在以后的四个月中，坦克和飞机重新得到了补充。同样重要的是，马耳他的力量也获得了增强，成了隆美尔的心腹之患。在此后几个月中，飞机和潜艇从马耳他出击，打沉了隆美尔在地中海的一大部分供应船只。在新任命的司令官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一场决定性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除了自由法国和希腊的军队外，这一场沙漠战几乎全是英联邦在显身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部队都参加了战斗。美国的唯一贡献（除了供应物资和宝贵的谢尔曼坦克外）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部队提供的空中支援。
相反地，“火炬”计划却需要一切从头做起。首先，必须成立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英美军队联合作战以及两国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中迄今尚未详加探讨的种种困难，都必须解决。7月底作出了从事“火炬”行动的决定，但天气恶劣的季节即将到来，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利用，恶劣的天气将使这次冒险行动没有把握，即使不是轻率鲁莽的话，这些障碍也十分难以应付。但是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还得努力解决另外一些困难。7月25日的决定没有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再说，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很难完全信任这个新的战略，因而倾向于强调种种危险和障碍。这时，两国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因为英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大铁锤”计划的。美国海军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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