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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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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障碍。这时，两国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因为英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大铁锤”计划的。美国海军不愿意从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抽调任何力量，这一战役发展成了艰苦的战斗，完全超过了原先想象的程度。结果，直到这一战役的后期，金海军上将才肯定地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哪些战舰可以用于“火炬”行动。
美英两国参谋部对于在何处登陆的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人都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靠东面登陆，这样就能使盟军有机会赶在德军前面占领地中海中部的突尼斯。但是，华盛顿的那些人却认为，深入地中海作战是危险的。他们担心，如果西班牙允许德军进入，从而在直布罗陀切断盟军，那末后果又将如何。因此，他们坚持应在大西洋沿岸靠近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这样就不致一切都得依赖通过海峡的运输了。
8月里，双方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决不可试图在阿尔及尔…波尼一带登陆。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接到通知，告诉他们罗斯福已经决定英国军队将不参加“火炬”行动，登陆地点应只限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华盛顿接连发出的这样一些电报使得现场上的美国司令官们深感苦恼。正如克拉克将军对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对于‘火炬’计划还不象另一些人那样糊涂。让我们都给弄得糊里糊涂吧”。
英国人也感到烦恼而迷惑不解。他们在8月的最后一星期内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两次电报后，不得不暂时停止装船，结果使准备工作迟延了三星期。显然，如果要使“火炬”计划成功，就不能再这样长期犹豫不决。丘吉尔于是挺身而出，在9月1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说：
昨天已经下达命令暂停装船，以便遇有必要重新安排一切。……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这是重要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指挥和您的领导。……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坚信，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以8月14日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项大家同意的训令中那么明确地规定的总方针行事。
当时传说要派艾森豪威尔或克拉克到华盛顿去，敦促迅速作出明确的决定。丘吉尔给霍普金斯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但始终没有发出），抗议突然改变计划。但是结果证明激烈行动是没有必要的。9月3日，罗斯福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阿尔及尔登陆。两天以后，经过某些次要的调整，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显然，10月底以前将不可能在北非发动进攻。直到9月22日，才把登陆日期最后定为11月8日。
美国人希望把“火炬”计划限制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担心深入地中海作战在军事上的安全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更有很大的影响。重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在现场的法国司令官们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单独由美国军队登陆，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但是根据美国谍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如果由英国军队或者自由法国的军队进行登陆，就会遭到激烈的抵抗。根据这种估计，“火炬”行动由美国单独来进行似乎是明智的。这就是罗斯福何以在8月29日发出的电报中提议英国军队不参加第一批登陆的原因。但是如果只用美国部队，那末筹划中的这次战役的规模就不得不缩小。没有英国军队的协助，就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美国军队来完成在三个地点登陆的任务。因此需要放弃的一个登陆点显然是在最东面的阿尔及尔。9月5日的决定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阿尔及尔将由美国部队组成突击登陆的部队，但主力则将是英国军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主力几乎全是美国军队，但是在奥兰，却由英国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
法国人对“火炬”计划的反应如何，整个问题是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同时，这对整个战役的成败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墨守法规的观点来看，进攻北非是对一个中立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法国官员恰恰就是最墨守法规的。在北非的法国官兵都曾发誓效忠贝当元帅，他们有义务遵守誓言服从贝当。很多军官同情贝当所体现的保守的、独裁主义的思想。同时，所有的法国军官都希望恢复法国的光荣与伟大。在他们看来，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新生：是通过效忠、信赖和服从贝当元帅呢，还是通过重行密谋策划直到最终起来反抗德国。1942年，法国军政界的官员大多数都不愿作这种困难的抉择，甚至那些开始密谋策划反抗德国的人，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进行活动，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是在做贝当实际上希望他们做的事。
北非和法国本土军政两界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很特殊，局外人很难充分了解。盟国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终于陷入了困境。同样重要的是，军政两界的态度和一般公众，尤其是法国大都市的公众的态度之间，隔阂很深，但是普通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起初对北非的事态没有什么影响：一开始有重大关系的是官员们的态度与行动，尤其是少数统率保卫法属北非领土的驻军与海军部队的将领的态度与行动。
驻在北非的少数法国军官和一些平民在一起，久已希望有朝一日能举行一次起义来反抗德国人，使法国可以再度参战，并为1940年的惨败报仇雪恨。驻在阿尔及尔的十九军军长夏尔·马斯特将军是这个集团中最突出的人物。1942年5月，马斯特已经同吉罗取得联系，吉罗自从4月间从德国监狱中激动人心地逃往维希法国以后，在法国一下子便出了名。马斯特请吉罗领导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北非组织起来的那个十分脆弱的组织。吉罗本人在狱中借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发动一次由陆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盟军支援的突然起义，使法国摆脱德国的统治。因此，他欢迎马斯特和他的朋友们那里传来的消息，接受了他们邀他担任的领导职务，并正式指派马斯特作为他在北非的代表。
美国驻北非的外交官把注意法国官员意见的倾向作为他们的任务。马斯特集团的一些领袖已经同美国驻北非的高级代表罗伯特·D·墨菲进行过接触，把他们的计划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墨菲于1942年8月回美国述职，向罗斯福汇报了法属北非人士的意见。罗斯福接着也十分机密地把“火炬”计划告诉了他。因此，等墨菲返回阿尔及尔时，他能够很谨慎地提出美国可以给予一些援助。但是他的处境十分微妙和困难。“火炬”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保密，他担心，如果让法国人完全知道英美的计划，那末消息可能会走漏出去，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关于这个计划的一切细节，包括进攻的日期在内，几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让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知道。
吉罗、马斯特和他们的同僚们都把这项作战行动看作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事。在北非和在法国南部的起义，要和从英国对法国北部发动的进攻以及俄国在东线对德国发动的进攻同时进行。将要求美国人到非洲和法国南部来援助法国人，可是美国人的前来要听候法国人的邀请，当然也就要受法国人的指挥。吉罗估计他所策划的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943年春天以前不能完成。因此，1942年10月10日墨菲返回北非以后，吉罗和他是抱着根本不同的计划试图来达成一种明确的协议的。
“火炬”计划同吉罗制定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首先发生的一项主要困难是指挥的问题，吉罗认为盟国已经答应他将有权指挥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的盟军，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本不准备把他的权力让给吉罗或任何其他的法国人。他更不准备按照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的愿望和吉罗对起义的准备情况，来调整为“火炬”计划所作的安排，并规定发动进攻的日期。当墨菲看清了这种不协调的程度以后，他安排好请一位美国将领秘密到北非来，希望他会解决一些困难。（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奉派担任这项任务。他从英国出发，乘飞机和潜艇于1942年10月22…23日夜间抵达北非海岸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地方。他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后，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同马斯特将军和墨菲会晤了。马斯特向他提供了有关军队部署、供应、交通等很有价值的最新情报，但是在政治方面，这次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克拉克奉命在一切重要的军事细节上向法国人保密。因此他没有告诉马斯特何时登陆，尽管这时离登陆的日期只有两星期。确实，克拉克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军事行动至少在一个月内不会进行。他明确表示在法国南部的登陆不能同进攻北非同时并进，尽管这是法国人的计划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克拉克还谈到盟军将尽可能迅速地把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但是他不肯说得更明确一点。当时双方商定应同吉罗将军举行进一步的磋商，看他作为马斯特集团公认的司令官，能否同意克拉克如此含糊而简略地说明的条件。
吉罗的反应是要求加以澄清。他在10月27日致墨菲的函中表示，他“原则上”接受克拉克的建议，但保留由他自己决定登陆日期的权利，并重申他希望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这封信暴露出吉罗的计划和盟军的计划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墨菲接到信后，心里感到有点惊慌。美国军队不久即将在北非登陆，他想象到如果法国人拚死抵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他打了一份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建议把登陆日期推迟几天，等待把诸事安排妥当，但即使艾森豪威尔和墨菲同样感到惊慌，推迟也已经来不及了。船舰已在途中；事情必须按一定的方针做下去。墨菲只得尽可能处理好这种一定会很不愉快的局面。
墨菲为了要拉拢吉罗，有意含糊其词地答复了他10月27日的信。吉罗11月2日收到墨菲的复信。墨菲在信里说，盟军将尽快地把北非的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不过“在这次战役的某些阶段，如登陆，恢复北非的治安，以及提供必要的基地等等，美国人的指挥仍然是必要的”。
同时事情正在迅速走向高潮。11月2日，吉罗接到关于进攻日期的秘密通知，那时相距仅六天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所念念不忘的法国人在1943年春天起义的计划，已被随意抛置一旁。美国人没有作为应邀前来的客人光临，而是在他们还不需要的时候跑来，并且正在提议无限期地接管法属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和参与这项计划的其他法国官员都可以理解地被弄得心神错乱，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吉罗这一天从接到登陆日期的通知开始，后来又收到墨菲的含糊其词的复信，使情况进一步复杂，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他获悉马上将有一艘潜艇等在法国海岸外面，接他到盟军那里去。这位法国将军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他应否拒绝参与他认为已经变得这样可悲地错误的一项冒险计划呢？再不然，由于他相信一旦自己掌握了最高指挥权（他认为盟国已对他作过这种承诺），便能使情况至少部分获得纠正，所以尽管出现了这种种情况，他应否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军联系在一起呢？
起初，吉罗声称这一切是对法国的荣誉以及对他本人的一种侮辱，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登上潜艇去直布罗陀，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不赞成盟军的“火炬”计划，也没有人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完全告诉他。艾森豪威尔这方面并不完全理解吉罗的思想状况，也不知道吉罗认为盟国曾经同意由他担任最高指挥这件事。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谅解。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登陆那天，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出乎意外地在阿尔及尔出现，也并没有减轻这片混乱。
纠缠不清的法国事务还有另一方面是盟国必须考虑到的。戴高乐及其追随者怎么办？曾在吉罗领导下计划发动起义反对德国人的这批军官都是保守派，他们根本不同情法国的左翼党派和团体。1942年，这些团体已经越来越集合到了戴高乐将军和战斗法国的周围。他们的力量在北非是薄弱的，那里法国居民中的殖民地气氛不利于左翼思想的发展，但在法国本土，人们却普遍持左翼态度。各种反抗组织在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哺育和指引下，已经开始形成并壮大起来。随着1942年事态的发展，它们与伦敦的戴高乐派取得了联系。所以自由法国的影响和重要性明确地日益增长。戴高乐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看作在法国缺乏有力的追随者而不予重视的孤立人物了。
1942年7月初，当“火炬”计划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法国本土登陆的前景仍被列为军事计划的首要问题时，英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承认戴高乐为“反抗轴心国的象征”了。甚至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相当温和。7月9日，美国人给戴高乐一份照会，说明美国“对作为法国反抗轴心力量象征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给予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戴高乐希望把这一认可变成全面承认他的组织是法国的流亡政府，但是在这方面他失望了。美国的态度是僵硬的。赫尔同罗斯福认为未来的法国政府必须在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由法国人民自己建立。
“火炬”计划的决定，显然在盟国与戴高乐及其法国政敌的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因素。在维持对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有一个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理由在起作用。只有维持这种关系，美国领事及外交官员才容易得到“火炬”的军事计划所亟需的情报。
也正是“火炬”计划使吉罗和法属北非的军官进入了盟国解放法国的军事计划的最前哨。在美国政府的眼中，戴高乐不再享有“抵抗”的垄断权了。实际上，罗斯福总统最坚持的要点之一就是，在这次筹划的战役中没有戴高乐的份。驻北非的马斯特将军强调说，自由法国军队的任何登陆行动都将遭到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情报，加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戴高乐的怀疑态度，使罗斯福深信，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参加进来。甚至当丘吉尔建议在登陆的前一天把这项计划告诉戴高乐，以免对他的自尊心打击过甚时，罗斯福也否决了这个意见。结果，直到英美军队已经登陆后，戴高乐才第一次正式获悉了“火炬”计划。
英国对于戴高乐的态度和以往一样，比美国要友好。接着，在北非登陆前夕，盟国发觉自己似乎同时在支持两个不同方面的法国领袖，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吉罗是美国人看中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候选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区掌握政权的候选人，戴高乐则是英国人看中的同样角色的候选人。分歧并不象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英美双方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都准备采取最有助于促成这一目的的不论何种政治步骤。形势十分动荡不定，各方面都充满了误会，并且一切计划又全被达尔朗海军上将突然打乱了。
“火炬”计划不可避免的风险确实很大。假使法国人长时间地拼命抵抗登陆，那末军事后果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德国人。假使西班牙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或者被迫同意德国军队和飞机通过西班牙，那就会对盟国的侧翼造成严重的威胁，以致向突尼斯的进军很可能中途停顿下来。整个战役实在是惊人的大胆——比盟国此后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大胆得多。不过，大胆总算得到了好结果。
“火炬”战役的准备工作使盟国的船舶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船只被潜艇击沉的情况几乎还没有被遏制住。英美海军力量不得不分布得非常开。“火炬”的计划人员很快就明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战舰都需要用来保护“火炬”的运输船以及掩护登陆。这意味着9月间已经恢复的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再次中断。9月初开往阿尔汉格尔的大船队因敌方袭击损失了十二艘船，可是二十七艘平安地抵达了。用来掩护这条航线的战舰不下于七十七艘。显然，在“火炬”的海上运输队需要海军保护的时候，不可能设法作出同样的安排。早在9月22日，丘吉尔就想通知斯大林，10月间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延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不利于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决定不完全取消船队，而试行从冰岛派个别船只驶往俄国港口，不用护航。10月9日，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回答了一句“谢谢”。在此后几周内，莫斯科顽石般的沉默使得丘吉尔很不安心。
沉默更使人感到为难，因为按照丘吉尔8月间对斯大林所作的承诺，英美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俄国南部前线建立一支空军力量的问题。这件事进展缓慢，俄国人似乎在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尽管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时正处于高潮之中。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是开辟波斯湾的路线，以便把补给品运往苏联前线。丘吉尔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就安排好让美国人接管波斯的铁路和港口设施。然而，过了几个月美国人员和设备才大批到达，并且直到1943年，波斯湾这条路线才开始运送很大一部分美国交给俄国的补给品。
英美希望他们所建议的在俄国南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以及发展波斯湾路线的努力，会减轻对俄国北部定期船队的中断所带来的打击。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是要求他们以目前的、极其需要的援助来换取关于未来的许诺。“火炬”计划的登陆日期推迟到丘吉尔在莫斯科所定的日期以后，这可能也引起了俄国人一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原因，俄国政府终于在1942年10月一反常态，在报纸上暗示西方盟国对苏联不忠实。
以下是标志着苏联对西方信心降低的一些主要事件。8月17日，即丘吉尔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传来了突击队袭击第厄普的消息。许多俄国人起初认为等待已久的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消息更使人受不了。撤退和重新上船似乎结束了从西方迅速获得援救的一切希望。
在俄国人看来，第二个令人寒心的体验是波兰军队的撤退。这支军队是用1939…1940年间收容的波兰战俘在俄国境内建立起来的。从1942年7月起，就开始进行谈判波兰人向中东撤退的问题了，但实际撤退则到8、9月才开始。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波兰人就象老鼠不可避免地逃离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般，因为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开始。
从8月的最后两周起，直到以后的9月和10月，斯大林格勒的险恶境况是每个俄国人都时刻担心的。人们很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感到气愤，它们显然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关于第二战场的著名声明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心理背景。威尔基正在作一次环球友好旅行。作为一个落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职位，并不知道英美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声明仍然具有半官方的重要性。在莫斯科，他被捧得很高，和斯大林谈了话，甚至有机会去参观一段平静的前线。离开苏联之前，1942年9月26日，他在莫斯科接见新闻记者时对他们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相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军事领袖们同意的尽可能早的时刻，和英国一起在欧洲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来帮助他们（俄国人）。也许，我们的军事领袖中某些人需要一点公众的刺激。”
当然，这席话暴露了威尔基是多么不了解“火炬”计划。但是当时不仅俄国公众不知道那个正在准备中的计划，全世界的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威尔基的谈话立即被登载在几乎所有的盟国报纸的头版上，并被理解为（特别是在俄国）一种证明，英美只要愿意，就能够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对这件事异常恼火，丘吉尔也感到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竟然可以以半官方的身分旅行，并且在对政府慎重考虑着的内部计划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公开谈话。斯大林也肯定被美国人这种奇怪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弄得迷惑不解。
威尔基这席话的实际影响是，加强了俄国和西方国家报纸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叫嚷。这种激动一周后被斯大林本人进一步加强了。合众社驻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个主意，用书信方式向斯大林提了三个问题：“在苏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有什么地位？”针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答复道：“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么来扩大和改善这种援助？”斯大林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为了扩大并改善这种援助，只需要做一件事：盟国完全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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