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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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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威尔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威尔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
就凭借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家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采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象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总归是要投降的；达尔朗的命令不过给当地法军司令官的决定加上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名义罢了。在卡萨布兰卡，战斗持续延长了几个小时，直到11月11日早晨，摩洛哥的法国长官奥古斯特·诺盖将军根据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才宣布停战。官方关于这种延误的解释是，摩洛哥的法国官员们对达尔朗下令停火的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在信使亲自把停战令交给诺盖以后，他才同意服从命令。
这种说法是否真正代表诺盖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1月10日贝当正式否认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总司令而任命诺盖来代替他。在诺盖看清楚军事和政治事态如何演变之前，他很可能选择不听达尔朗的命令的做法的。11月10日，美国海军对卡萨布兰卡的成功的炮轰，坦克从南方的逼近，以及奥兰投降的消息，一定已使诺盖相信，在摩洛哥继续抵抗是不可能长久的。因而看来很可能是这样：诺盖的决定投降与其说是服从达尔朗的命令，不如说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主要论据，这种主要论据是用来说明后来与达尔朗达成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终止敌对行动。要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渗透到诺盖的思想深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重要的是驻在阿尔及尔的克拉克开始坚决地认为，是达尔朗的命令终止了法军的抵抗。看起来达尔朗的命令的确使得向盟国投降比较能合乎驻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司令官们的口味一些；但假定说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作口实，他们就不会投降，这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谈判的这个阶段中，没有就北非的未来政府问题向达尔朗作出任何许诺；克拉克还是可以把最高民政和军事权力交给吉罗。在11月10日大约中午时，几乎就在达尔朗刚刚签署了停战命令之后，他立刻这样做了。不过吉罗由于过去三天来的事态发展，精神上大受挫伤，因而拒绝了。他声称他所需要的只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没有说清楚他是指盟军的或者仅仅是法军的最高指挥权。
在11月10日这同一天的下午给达尔朗和吉罗安排了一次会谈。正好在会谈开始之前，贝当发来一份电报，他否定达尔朗在那天早晨发布的在整个法属北非停火的命令。达尔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放弃一切权力和责任，并拒绝与克拉克将军进一步合作。克拉克则相应地下令软禁达尔朗。几个小时之后，达尔朗收到用私人密码从维希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否认贝当的公开行动，并保证贝当对他秘密支持和同情，他的地位又恢复了。因此达尔朗又以贝当的名义重新担任指挥，并很乐意地继续与克拉克将军合作。
随后的两天，在阿尔及尔继续玩着一种类似捉迷藏的游戏。达尔朗的地位由于他接到的秘密电报而加强了，他继续以贝当的代表的资格与克拉克和墨菲打交道。至于吉罗，他也改变了关于接受民政权力的主意，于11月11日拟定了一份宣称他将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暂时接管北非政府的文告。但是吉罗对权力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克拉克对吉罗的摇摆不定极为不满，而且他知道显然是达尔朗的命令结束了法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抵抗。何况还有法国舰队的问题。11月10日，达尔朗曾经给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发去一份电报，请他突围出来参加盟国方面；11月11日，达尔朗又发去了大意相同的第二份更加紧急的电报。在克拉克看来，在法国舰队未来的行动向未肯定之前向达尔朗决裂只能招致失败。因此11月11日克拉克和墨菲再次访问吉罗时通知他说，达尔朗仍负责北非的法国事务。吉罗同意，并没有提出抗议，还说他要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克拉克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现在已经为达尔朗与吉罗之间的协议打下了基础。
就在11月11日这同一天，德国人开始进犯维希法国，断然破坏了1940年的停战条约。这件事使北非的法国官员的心理起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他们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贝当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人了，所以他们不执行他的对盟军作战的命令，实际上正是遂了他的私愿。
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可以证明他们在突尼斯抗击德国人并与盟军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想法还是不能饶恕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因此。在11月12日举行吉罗、达尔朗、诺盖和其他法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气氛是很紧张的；特别是诺盖，拒绝与吉罗发生任何来往。尽管这样，还是达成了一项临时性的协议。由达尔朗获得政权，现存当局就在法属北非继续留任；吉罗获准招募志愿兵与德国人作战，而法国的正规军则保持中立。
达成这一临时性协议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相信，现在是他到阿尔及尔去批准他的副手克拉克所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即11月13日到达，就在那天早晨，法国的领袖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们修改了他们在前一天达成的协议。吉罗接受了诺盖向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不许戴高乐进入北非；吉罗应听从达尔朗的命令；吉罗只能以贝当的名义来进行指挥。这样就把吉罗纳入维希政权的合法范围之内，诺盖和达尔朗乐意承认吉罗为法军总司令，并放弃诺盖前一天所坚持的中立。从此以后，在北非的法国人就公开与德国作战了。四天之后，即11月17日，法德部队第一次发生敌对性的接触，到11月19日，在突尼斯已多少形成了一条战线。
这项协议达成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会和与会者见面。他接受了拟议中的安排，声称这与他所接到的让法国人挑选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指示是一致的。细节问题有待与克拉克继续谈判后解决。没有作任何书面的记录；艾森豪威尔还特别指出，任何协议都必须在晚些时候取得美、英政府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匆忙地离开阿尔及尔去直布罗陀，再一次留下克拉克作为负责人。
在随后的几天里，克拉克主要关心三件事：突尼斯、达喀尔和驻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在克拉克的敦促下，达尔朗又给法国舰队发了几份电报去催促它参加到盟国这方面来，但舰队司令拒不从命，当德国人进入土伦港时，法国舰艇即于11月27日在该港凿沉。可以作为对这个失败的补偿的，是11月23日法属西非宣布参加盟国的事业，同时参加的还有驻达喀尔的海军部队。在达喀尔东面的突尼斯，情况更加复杂。盟军登陆后四十八小时，第一批德国部队就从空中来了。11月12日，第一批载着德国人的船队到了。法国当局毫无抵抗地让他们进入了突尼斯和比塞大的港口。可是，在突尼斯境内的法国陆军向西撤退，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之后，在11月19日开始阻止德国人前进。
正当战事在展开的时候，确定在北非的法国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那种关系的谈判也在进行，多半是由墨菲以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的名义出面来谈判的。结果是在1942年11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克拉克…达尔朗协议。这个协议声称法国和盟国在三个目标方面是一致的：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从北非赶出去；解放法国；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协议允许盟军司令官们有权自由使用机场、港口、通讯系统和军事设施，协议还授权美军总司令可以宣布法属北非的任何地方为军事区，他在这些军事区内可以掌握直接控制内政的权力。不过，法国在北非的现任官员还是受达尔朗政权管辖而继续任职，这个是例外。协议中有一条条款规定，那些因为曾表示过同情联合国家而被监禁或遭受任何形式限制的人，应按美军总司令的命令一律予以释放，但不准备搞全面的大赦，更不用说废除维希法律了。
在这些复杂的谈判中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将军，这个人担任这项任务的条件仅仅是他的自信和决心而已。克拉克在作出各种决定时似乎总是要考虑三点。
第一，他不尊重吉罗。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将军来考虑，克拉克认为他在业务上是无能的，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早已随同1918年——假如不是更早的话——一起消逝的世界；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末他在克拉克心目中的地位就更低了。因此，克拉克并不认真努力去支持吉罗想当北非领导的要求。的确，他主要是把吉罗作为一只吓人的妖怪来利用，也无非是要使达尔朗就范罢了。
第二，克拉克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印象很深。他认为，看来既然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命令终止了法国人的抵抗，那末显然应该同他打交道。克拉克希望达尔朗对盟国的价值现在只是刚露出一点苗子来，希望他能把驻土伦的法国舰队争取过来，并说服在突尼斯的舰队司令去抵抗德国人。这些希望很快都落空了。但在11月13日同达尔朗达成决定性的协议时，成功的机会看来还远远不容忽视。法属西非连同达喀尔后来真的一枪未发地就归附到达尔朗和盟军方面来了。
第三，克拉克觉得一个军人的职责是避开政治而让法国的官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假使他们愿意在达尔朗的领导下并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行事的话，对克拉克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肯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墨菲对克拉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军政分离的信条对美国政策的明智性也起了相反的作用。看来墨菲和克拉克嗅觉都不灵，没有觉察到达尔朗作为维希政府的一个成员来行事的结果所带有的政治气味。看来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他们应该纯粹从军事方面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即在北非建立巩固的基地，并期望盟国控制的范围扩大到达喀尔、突尼斯和法国舰队。当他们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因而引起批评和怀疑时，克拉克和墨菲两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为了严格的军事目的，竭尽所能地干着，却非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回顾一下从11月8日至13日这多事的一周中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能对克拉克所作的决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如果看不到当时围绕着整个谈判所出现的匆匆忙忙、变幻莫测以及显然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等情况，那也是不公平的。假使突尼斯和法国舰队那时已经接受达尔朗的领导参加盟国方面，那末这个协议也就证明克拉克当时对它所抱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再说，如果克拉克能够找到一个他所真正信任的人物来代替达尔朗作为北非的法国行政长官的话，那末很难相信他会和达尔朗打交道了。吉罗完全不适合担任在初步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不时发脾气，以及常常突然改变主意等表现，使自己丧失了一些机会。他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贝当彻底决裂，他对后者的社会和政治见解一般是表示同情的。但是北非其他支持贝当主义的人都不乐意承认他。公开反对维希政权在北非的合法性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势力，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吉罗。吉罗认识到，先是美国人，而后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们怎样大大地欺骗了他，因此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头几个小时内，就由于他的消极态度而拆了自己的台。
1942年11月时，戴高乐在北非并不是实际上可以取代达尔朗的对手，尽管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他的要求并不是很反对。北非的法军司令官们非常不喜欢戴高乐，他们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决不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当时在那里再也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或将军了。因此，克拉克除了达尔朗之外再没有任何有前途的物色对象了。
这个过失部分是机会造成的。吉罗的迟迟到达阿尔及尔以及达尔朗的在场是无法预料的，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对吉罗的威信和性格特点的不正确的估价，应对造成盟军登陆后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如果决策英明的话，就一定可以找到比吉罗表现好的领导人，同时会事先与维希政权的合法性断然决裂并恢复共和政体。而美国人始而接受吉罗，但对他并无任何真正的了解，继而虽说不无理由，又把他撇开，遵照非常可笑的不干涉内政的信条，允许维希政权在盟国的领导下继续在北非存在。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军事上能取得现实的和预期的好处，但决不能看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但1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著，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安排。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赞同与达尔朗打交道。
在战役进行的头六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作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战事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以叙述同达尔朗合作所获得的军事利益来作为结尾。罗斯福私下希望达尔朗很快能被赶下台，但在突尼斯的战斗结束之前就推翻这一已作出的安排，又被认为是不明智的。
对达尔朗的不信任和不喜爱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厉害得多，但丘吉尔可以声辩说，整个事情都由美国负责，因此英国政府不应立即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
罗期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这些努力有助于防止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同达尔朗作成的交易。但是在许多人中间终于还是留下了不满意和不信任的回味，这些人认为同历史上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人妥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在关于戴高乐和吉罗在北非争权夺利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就公开化了。
在北非，罗斯福11月17日的声明进一步动摇了达尔朗的地位。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原来希望并打算让维希政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贝当这个年迈的元帅能够从德国人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恢复他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合法地位时为止，他认为自己是代理贝当行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意味着达尔朗的权力将扩大到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兰西帝国的所有部分，然而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不乐意让他的权力有这样的扩大。
即使在北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觉得要接受达尔朗的政策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开始，认为可以让法国人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早在11月20日罗斯福就插手了，当时他下令，不管达尔朗同意不同意，要艾森豪威尔释放北非的全部政治犯。到了1942年12月底，由于任命墨菲和英国的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拥有否决法国行政官员命令权力的两个特别政治顾问，盟国对法国政策的监督就变成经常性的了。不过法国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不乐意听从外国的指挥。他们中间很多人开始耍弄两面派手法，对责令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表面上显得非常驯服，但是却不把英、美人的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自称对当地情况拥有特殊的知识并侈谈阿拉伯人不满的危险，如果象褫夺犹太人公权等等的维希法律被撤消的话。结果，盟国的压力未能使北非法国行政当局的现存政策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
原则上吉罗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实际上他也很少和那一帮曾利用过他的名义在登陆前搞密谋的人来往。当然这一帮密谋者是怀恨在心的。11月7…8日晚在阿尔及尔搞的政变失败了；他们被美国人和吉罗本人所抛弃。达尔朗把担任公职的大多数密谋者都解职了，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他们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忠实的贝当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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