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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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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二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认为美国公众不会支持美国参加欧洲或亚洲的区域性委员会，反而会坚持一种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把美国参加国际事务的积极活动局限于西半球。
这些论调使罗斯福信服。到1943年8月，他已明确地改变了主意，现在他赞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要使四大国——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有占优势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丘吉尔已经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在俄、美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均势的有效的欧洲政治单位了。可以猜得出有两个理由使他改变想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三叉戟会议”（1943年5月）和“象限会议”（1943年8月）之间的几个月中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恶感。没有俄国的同意，联邦欧洲的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俄国人已极其明确地表示他们反对任何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联邦计划。
迫使丘吉尔放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欧洲联邦这一希望的第二个理由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区域主义。从丘吉尔的观点看来，美国人的态度中有许多似乎不现实的东西，但是接受美国在战后规划中的领导地位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国将不得不积极参与战后的国际事务。在丘吉尔看来，英俄关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越多，似乎越有必要统一英美的政策和计划。因此，牺牲这个虽然对英国说来吸引力大得多，而实际上十之八九行不通的计划，以换取美国在战后世界的积极合作，看来还是合算的。
英国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或称“象限”）会议上接受美国的战后计划的背景就是这样。8月21日，国务卿赫尔提出一份宣言草案，建议尽早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预计在战争结束前）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艾登赞成把这个宣言作为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后来，在会议结束前，丘吉尔也接受了它。
丘吉尔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草案，便实际上放弃了他曾经一度有过的推行独立的战后政策的任何希望。丘吉尔决定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不再依靠英国自己的力量，也不再依靠一个友好和统一的欧洲的支持，今后必须去同俄国势力抗衡的，将是美国，而不是重整旗鼓和经过改组的欧洲。
俄国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看法必定还是一个有待揣摩的问题。“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1943年5…8月）的特征是，俄国与西方两盟国之间关系极为紧张。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把进攻法国北部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的决定使斯大林对于西方满腹狐疑。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不是真的在使德俄相斗，以收渔利？他们是不是要等这两个国家都已筋疲力尽时再用武力介入欧洲大陆来推行一套和平解决办法，象1919年那样再次把俄国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呢？俄国人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这些俄国人不承认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有确确实实的困难，对于士兵生命的牺牲也不象西方人那样神经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掠夺成性的资本家和苏联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利用德国人来为他们打这一仗而同时又利用俄国人来为他们打另一仗，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至于租借法，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使这场搏斗旗鼓相当从而确保俄德这一对西方盟国的孪生敌人同归于尽的手段。另一方面，租借物资的交货在1943年夏天才扩大规模，其实那时候俄国最窘迫的时期已经过去。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计算错误，正在无意中把红军搞得过分强大吗？
当然，这几个月里支配斯大林及其顾问们的行动的思想和忧虑的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看来完全有可能，俄国领导人的头脑里确实在权衡轻重，在单独与德媾和以及继续同西方联盟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今这种同盟除了使得俄国人和德国人流血以外，简直没有别的。根据发表过的零星的、然而可信的证据，俄方代表在1943年夏天同斯德哥尔摩的低级德国官员进行过对话，想了解能否找到对双方都适宜的媾和的基础。但是希特勒对于谈判并不认真感兴趣，因为谈判可能被当作是他这方面软弱或绝望的表示；同时，由于双方人员都无权代表各自的政府作出保证，俄国人的这次主动行为没有结果。相反，当1943年7月5日德国人打破了继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的暂时沉寂，在中线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候，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在一个星期里，俄国人挡住了纳粹的推进并发动了反攻，这场反攻在整个夏天一直在胜利进行。
到1943年8月24日，斯大林同意举行拟议中的英、美、俄外长会议，这时可以认为，俄国政府已明确决定同西方两国联盟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此时，俄国工业在生产军备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庞大的红军日益增长的信心和技能已打开全面战胜德国的前景。即使不靠冬季气候的帮助，俄国军队也已显出有能力向德国人进击；即使没有在1943年开辟法国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军队也抵挡不住俄国的进攻。战胜德国，不管有没有盟军在西面的直接帮助，将意味着斯大林可以有理由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构成的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同希特勒谈判媾和所不能得到的。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使俄国人有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建立友好的政府；的确，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俄国的影响很可能强有力地遍及整个欧洲大陆。
估计斯大林是在1943年7月下旬或者8月的某个时候，咬紧牙关决定把战争打到底的，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那末他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还必须作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决定：单独干到什么时候？同英美两国在政策和战后规划方面协作到什么程度？显然，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来，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不但租借物资是俄国战时生产的重要补充，而且英美军队的支援在帮助红军摧毁希特勒力量方面有着实际的价值和更大的潜在价值。可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似乎斯大林没有必要接受美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计划，也没有必要同意在被解放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这种公式，而他在1943年10月和11月的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却就是这样做的。
俄国政府在同美英政府达成有关战后问题的口头协议时心里盘算些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妄加推测是愚蠢的。不管是什么道理，反正这是俄国政策的动向；而且，甚至在1943年10月外长们到莫斯科开会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俄国人有意于合作了。比如，俄国人同意了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俄国极力克制自己，没有批评英美政府给予巴多里奥的支持。9月3日，波斯加入联合国家宣言，没有遭到俄国的任何反对。这似乎表明，斯大林眼下不打算寻找通往波斯湾的出口了。还有，1943年9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告知西方盟国，日本企图在俄国人和希特勒之间调停，而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当美国起草的关于战后国际组织和安全的宣言草案第一次提交俄国人时，他们不肯接受，反对美国人意欲把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美国想在波兰流亡政府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被拒绝了。
“象限会议”结束后，英美政府对各自关于战后世界的希望和计划都互相摸得很透了，双方还都希望能够说服俄国同它们一起来制订和维护一个和平解决办法。是美国人带头同俄国人开始了有关战后计划的谈判。这样开始做后，在他们1943年同斯大林打交道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罗斯福相信，假如他能见到斯大林并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将能消除一些俄国和西方盟国间由猜疑造成的障碍。罗斯福对他个人的魅力颇为自信；但同时也深信，他的提议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任何人，甚至斯大林，能够拒绝得了。
他准备在小事情上对俄国人慷慨大方——譬如说意大利海军问题——并认为这种慷慨不应当因为讨价还价而受到损害。他希望（并情愿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在这个希望上）一旦他向斯大林证明美国确实愿意友好合作之后，这位俄国领袖会放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支持他罗斯福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计划。俄国人毕竟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他们肯定需要时间和其他国家的帮助来重建他们自己疮痍满目的经济。而且，罗斯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认为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好的，都是善意的；他不相信一旦友好的气氛占了上风还会有什么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解决。要么和解，并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执行和平仲裁；要么打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那么谁还会轻率和盲目到这种地步，不愿意选择前者呢？
中心问题看来似乎比较简单：要打破以往事件所造成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个人接触和坦率的讨论把斯大林从一个同盟者转化为一个朋友。这位总统也许从来也没想到过，斯大林可能以全然不同的心情来对待这种会见，他可能不把罗斯福看作一个推心置腹、慷慨豪爽的朋友，而是看作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毫无理性的代表人物，或是看作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居心叵测的狡猾的代理人；或者就算罗斯福想到过这一点，他也会置之不理的，因为他难以相信人家会把他真正的为人如此丑化。他信心十足，认为只要斯大林同他面对面坐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多么错误。因此，罗斯福不放过任何机会试图安排一次同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和推延，他仍然坚持这种努力。
影响美国对俄国态度的第二个重要考虑是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日本在满洲的军队甚至可能会在日本本土已被征服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继续作战这种危险深以为虑。即使这种可能的情况终于不发生，如果俄国军队向满洲的日本人进攻，如果俄国人同意让美国空军在西伯利亚建立基地，那对于美国的对日作战来讲也显然是一大帮助。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必定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并缩短战争时间；而这些正是美国参谋长们评价政策的标准。
就这样，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益增长，但在1943年整整前十个月中，美国政府却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追求着斯大林这个故作羞态的情人。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斯福对于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此外，英美两国的许多人士对于西方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待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都心中不安，并且隐约地怀有一种内疚，因为俄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超过了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感到，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些事情上可以向俄国学习许多东西；保守主义者觉得可以把战时俄国的一些事件解释为俄国已放弃革命蠢事并回复到旧俄传统。诸如此类的感情、希望和信念的线索都影响美国在1943年期间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英国的态度也受到影响，只是不那么显著罢了。
在斯大林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之后，会议的议事日程、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开始谈判商定。英美方面费了许多唇舌，想说服俄国人同意在英国或某个中立地方举行会议，但斯大林坚持要在莫斯科开会。9月10日，西方盟国作了让步。因此，莫洛托夫、艾登和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讨论了初步的程序问题；第二天就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带上会议桌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缩短战争的时间。俄国人想知道英美关于在1944年进攻法国的计划是否依然未变，并提议三巨头立即对土耳其和瑞典施加压力，要土耳其参战，要瑞典允许盟军在对德战争中使用其空军基地。美国人提议为“穿梭轰炸”作出安排，那就是，为使美国飞机在攻击德国东部的目标后能在俄国加油和重装弹药，然后在返航时再攻击其他目标，应当在俄国设立美国的空军基地。另外，美国人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气象站，还提议订一个协定来改进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空运。
赫尔认为军事问题处于他的职权范围之外，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和他同赴莫斯科的约翰·R·迪恩将军办理。迪恩以及丘吉尔派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陆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能向俄国人保证，进攻法国北部的计划在1944年春实行，并概述了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不过，他们的确还强调了一下魁北克会议上讲定的条件，除非德国的空中力量被大大削弱，除非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军不超过十二个师，外加一个新的条件，即除非德国人在进攻开始日之后的两个月内抽调不出十五个以上的师来对付登陆部队，就不能实施进攻。俄国人对这些情报表示满意，尽管他们对于拟议中的进攻的具体实施日期仍然不得而知。
俄国人“原则上”同意美国关于穿梭轰炸、气象站和改进空运的提议，但是很勉强，他们后来又为这些提议的实际执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确实，莫洛托夫曾试图不把这些事情载入会议的正式记录，而只是在赫尔自己出来干预之后才同意把它们也写进去。
土耳其和瑞典问题被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罗斯福和丘吉尔研究决定。10月28日，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否定的回答送到了莫斯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如果按照苏联关于土耳其和瑞典的提议去做，势必要动用“霸王”计划和意大利战役的物资；但是俄国人不服，他们对提议之遭到拒绝愤愤不平。在会议已正式结束，但英国和美国的外长还在莫斯科等候好天气起飞时，发生了多德卡尼斯事件，再一次使土耳其问题突出起来。11月2日，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商定，由艾登设法立即取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然后两国政府再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全面参战。
在这三方之间的军事谈判沿会议的正式渠道进行的同时，艾登和斯大林还秘密举行着意义远为重大的谈判。形势在意大利的发展使英国人担忧，使美国人恼火。盟军不但没有攻下罗马并迅速往北向亚平宁山脉前进，反而陷在南部，面临具有潜在优势的德国军队。丘吉尔已在开始设法向意大利增调登陆艇和部队，使两栖部队能在德国防线的后面发动侧翼攻击；但是美国人象往常一样，仍不愿意答应做任何有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的事情。
在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过程中，艾登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摆了这些事实，并说明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二个月。斯大林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并对红军从英美方面的作战行动中得到的支援异乎寻常地表示了谢意。斯大林的态度鼓励了丘吉尔，他想，也许能说服俄国人支持他的军事政策而反对美国人的政策。毕竟，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土耳其参战问题的正是俄国人，而且斯大林似乎对于为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俄国将从土耳其海峡的开放中大得其利，因为那样就能建立起一条新的更短的补给线，使租借法物资能直接送往俄国前线。
争取斯大林支持他的地中海战略这一新的希望是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前夕的主要思想；而罗斯福知道了斯大林的态度后，也不太起劲地鼓吹“霸王”计划了。他总是在马歇尔和丘吉尔的主张之间举棋不定，直到直接听到了斯大林的话。
不管军事问题对俄国人和英国人显得怎么重要，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却是一些别的事情。赫尔念念不忘的乃是奠定盟国各大国之间战后合作的基础；因此，军事问题的初步磋商一结束，会议就转而考虑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了。这个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1943年8月的“象限会议”上征得英国的同意，此后又马上提交了俄国政府。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坚持把中国同英、俄、美拉在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艾登愿意迁就美国人，但莫洛托夫最初断然反对把中国包括在内。然而赫尔还是坚持。莫洛托夫先是让了一步，同意把中国的席位问题搁置不议，几天以后，在10月26日，他终于同意了。
会上讨论了宣言的文本，在措词方面作了许多修改。由于莫托洛夫的坚持，原来条文中规定建立一个技术性军事委员会的一条被删除了。一经在文本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就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通过迅速的无线电报往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30日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宣言庄严地声明，四国将合作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今后“为缔造并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合作。约定采取三个具体步骤：
……它们＇即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国的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经共同磋商，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
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这个宣言的含义十分重大。俄国政府签了字，这似乎充分证明俄国领导人愿意在战后时期与英美合作。美国政府签了字，看来这同样也说明美国放弃了孤立于欧洲和世界政治之外的传统政策。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的举动是美国参议院于1943年11月5日以八十五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康纳利决议。决议宣布，参议院“承认有必要”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一个美国应该加入的国际组织。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使1920年事件不致重演，当时参议院曾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
在赫尔看来，四国宣言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会上讨论的其他政治问题，按照他的见解，无非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宣言所包含的战后合作的总的决定罢了。
英国人不大相信发表几项总的原则的声明会有多少价值，因此会上讨论的大多数具体问题都是由艾登提出的。就这样，经艾登提议，外长们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设置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商讨在主要盟国间可能发生的关于投降条款及其实施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委员会被授权为共同行动提出建议，但不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样，会上又一次根据艾登的提议同意建立意大利咨询委员会。
外长们一致认为，在德国战败后，奥地利应重建为独立国家。他们还接受艾登的提议，不在欧洲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应把共同负责作为他们在欧洲大陆解放了的和占领着的国家的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艾登可就不那么顺利了。莫洛托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提出的关于准许欧洲小国结成联邦的提议；同时他为说服俄国人恢复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毫无结果。莫洛托夫明白表示，苏联政府期望在东欧和东南欧的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虽然不是他的原话，可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如此。
俄国人提出了两个项目来讨论。10月22日，莫洛托夫提出了一张表，上面开列了在意大利事务中消除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影响的一些措施。他的大多数意见都被纳入在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另外，俄国人要求把意大利舰队和商船队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他们。这件事又被转回到美英政府手里，10月30日莫托洛夫接到通知说，眼下不能作这样的移交，因为意大利船只应当用在能够最好地为整个盟国事业服务的地方。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这些细节问题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意思是，只有在总的原则问题上达成全面的协议之后才能谈到战后世界和眼前的一切问题。四国宣言只是他们带到会上来的四项基本文件之一。其他三项文件是：关于德国战败后的处理问题的备忘录；关于指导战后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则的声明；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的声明。
美国方面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于10月23月提交外长会议。备忘录宣布德国应被完全解除武装，并应以提供货物和各种劳务的形式为德军造成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备忘录建议设立一个盟国间的德国委员会来强制实施投降条款。至于肢解德国的问题，赫尔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于强行把德国分割成几个国家是否明智这一点尚无定见，但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分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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