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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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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于强行把德国分割成几个国家是否明智这一点尚无定见，但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分散管理总是应予鼓励的。三国外长一致同意迫使德国交出1938年以来取得的全部领土，东普鲁士应与德国分离。艾登比赫尔更为强烈地主张德国应予分割；莫洛托夫则仅仅表示，在研究希特勒失败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俄国人落后了。会议决定把整个问题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从长计议。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赫尔提出了战后的经济原则问题以及战后附属国人民的地位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直接同英国利益相抵触的。赫尔长期以来是个自由贸易的信徒，希望看到自由贸易的做法在战后世界牢牢生根。的确，他认为，只有开展比较自由的贸易活动，和平的经济基础才有保证。这意味着英国应放弃帝国优先权；可是自由化的贸易原则在运用到象苏联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化经济中去时将意味着什么，那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莫洛托夫还是声称，他以赞同的眼光看待赫尔的提议。也许他的意思是说，他同意美国提议中所包括的要德国赔偿以及设立一个国际银行这些内容。艾登的处境颇为微妙，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确定无疑地不赞成战后无条件地撤除贸易壁垒——这个步骤将使英国工业置于美国竞争的全力冲击之下——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已正式对贸易自由承担义务，以此来换取租借物资。这一义务已写入1942年的租借总协定中，艾登是无法否认这一协定的。同时，他要是同意赫尔的提议，就非得加上一些令人为难的限制不可。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大概没有明确表态。
美国方面关于把对附属国人民的保护责任从个别国家移交到国际托管国手里的计划，对于英国传统的权力和利益说来，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挑战。艾登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政府无法接受赫尔备忘录中对这个问题所规定的原则。莫洛托夫只是说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苏联政府对此颇感兴趣。
对于在欧洲被占领各国的残暴行为要负责的那些德国人应给予何种惩罚这个问题，在外长会议前一些日子里就已经在各盟国政府间进行讨论。丘吉尔在10月12日起草了一个文件，按照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对此稍作修改后，由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署，作为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发表，成为外长会议的公开文件之一。起草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防止今后的暴行。宣言宣称，各盟国政府将查出那些应对大屠杀、死刑和其他暴行负责的人，把他们送回到他们作过恶的国家去，由那里的地方当局去审讯和惩办。德国政府中的最高级或接近最高级的那些头等罪犯，他们的罪行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将由各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之。讨论情况表明，对于希特勒及其同伙，英国方面倾向于依照法律的审讯手续行事，而俄国人和美国人则主张立即处决和严厉处置。宣言回避了这个问题。对于头等罪犯是立即处决，还是通过正式审讯再行惩处，只字未提。
1943年10月30日，外长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席间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作战。宴会上洋溢着事事顺遂的气氛，外长会议也就在伏特加酒加友情的热烈气氛中宣告结束。
官方的公报提到了“作为会议全部工作之特点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谅解的气氛”，随同公报一起发表的四项宣言，即关于普遍安全、关于意大利、关于奥地利以及关于德国暴行的四项宣言，使公众得以看到会上达成了何种范围的协议。俄国同英美一起宣布了在战后继续合作的共同愿望，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唯一刺耳的调子是波兰问题。俄波争论并未结束，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有丝毫妥协的精神。但是，盟国三强就战后合作达成了根本性的协议，这是一条使人安心的消息，大众为此欢呼，而在这一片欢呼声中波兰流亡政府的怨言也就充耳不闻了。
国务卿赫尔在回到华盛顿后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致词。他抱着十足的乐观主义态度说道：
……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已为战后世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都能维护文明生活的各种自由与各种权利，并享受多方面的机会和便利以取得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在目前的大战中以及在战胜轴心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重要国家象我们这样休戚与共了。
艾登在对会议的成就作估价时调子较低，但仍不失为乐观。他在1943年11月11日向下议院作的一次讲演中说道：
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一下，会议的结果超出了我的希望。随着我们工作的进行，信任感增强了，而这似乎又转过来加速了工作的进展。……我一点儿也不想假装说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一致了。那倒真的是世界永远幸福了，可我们目前离那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彼此的观点……而当我们飞越斯大林格勒时，我不禁这样想：经历了这一切灾难之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一起把世界好好安排一下，使这些彻底毁坏的城市得以再生，而从此这些城市将在持久的和平中永葆青春？
俄国人也以满意的心情欢呼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1943年11月6日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六周年的讲话中说：
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盟国军队的战斗团结，不但远远没有削弱，而且正同敌人的期望相反，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
最近报上发表的苏、英、美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各项历史性决议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大盟国的报纸都突出地报道了莫斯科会议的消息，一致赞扬会议的结果。美国报纸普遍地把四国宣言作为会议最重要的决定；英国报纸喜欢强调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价值，把它看作是解决争端、达成共同决议的工具；俄国报纸最强调的是：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将产生军事上的影响。
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了三国政府态度的不同，但分歧毕竟是微小的。在这三个国家里，公报及附带文件的每一部分都被看成是对盟国间合作关系和获得战争胜利的有价值的贡献。盟国间的友好热诚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方面的感情看来已肯定甘心于继续参与世界事务了。特别是美国尽管过去从来不愿意，现在似乎也乐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了。英国的反应虽然也是乐观的，但自然要沉着得多；而在俄国呢，对西方盟国的热情已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或者说至少已渗透到了西方报纸记者曾与之谈话的那些老百姓中间去了。
罗斯福长期以来向斯大林的献媚求爱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步得安排一次三个首脑的会晤了，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为这样一次会晤打好基础。事实证明外长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定期会晤成了维持英美合作关系的支柱之一。长时间以来，罗斯福总想把斯大林拉到英美圈子中来，并曾竭力怂恿这位苏联独裁者离开他的首都外出举行会晤。但是斯大林不愿失去同前线司令官们的电话联系，而罗斯福呢，由于考虑到威望和便利，又不愿跑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斯大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波斯举行会晤。丘吉尔是愿意去德黑兰赴会的，可是罗斯福不愿意，于是谈判拖了好几个星期，直到11月10日或那天前不久，罗斯福才让步，同意去波斯首都。
由于总统想把蒋介石和中国人拉来同俄国人一起开会，罗斯福同斯大林进行的长期谈判进一步复杂化了。斯大林在同意举行德黑兰会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当然，这儿指的是中国。罗斯福这才不得不分别举行两个会议，一次是从11月22日到26日同英、中举行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第二次是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同英、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代号“优里卡”）。在德黑兰会议后，为了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从12月3日至6日，又在开罗安排了第三次会议。
尽管大家各怀异志，尽管在开罗和德黑兰两会议安排停当前进行了讨价还价，罗斯福还是以“小伙子般的热情”踏上了旅途。大战期间，没有一次国际会议象这次会议那样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尽管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实际上都不象罗斯福那样相信只要有了善意和个人间的友好接触就会万事大吉。不过他们两人仍以为会晤是值得一试的。于是，各国代表团对第一次共同会议怀着很大的、然而又是各不相同的希望动身了。
美国人来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时，思想上着重考虑三件事情：罗斯福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同斯大林就战后合作问题达成牢固的谅解。此外，美国的参谋长们决意要捍卫那一年早些时候作出的两个基本的战略决策：在对德作战方面，他们希望在1944年5月发动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在对日作战方面，他们坚持要在对日本本土实施攻击前实行一种旨在围攻香港的大规模的钳形合围。
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行战略指导的太平洋地区，没有特别的困难。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进展都是缓慢的；麦克阿瑟将军同美国海军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始终融洽的，但是这些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在同英国或中国打交道时，关系不大。困难的是缅甸。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的决议，北缅应予收复，以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联系。为此，调拨了美国空军和物资用于缅甸战役，但地面战斗则要由英国和中国的军队来进行。地形、气候和交通联络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另外还有个人的倾轧和党派之争。结果，直到开罗会议时，缅甸局势仍然只有很小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日本人仍占有几乎整个缅甸，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除空运这一途径外，仍被日本人所切断。这样的局势使美国军界领袖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在计划对日总战略时是基于缅甸将在1943年度内予以扫清这一假设的，他们希望一旦同中国的陆路联系恢复，就能装备并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使之在最后打垮日本时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于他们的缅甸计划的失败，美国人的反应是更为强烈地坚持1943年没有完成的事应在1944年进行。他们怀疑英国人对这个战场不太热心，而由于丘吉尔曾十分明白地表示英国最高统帅部不赞成整个计划，只是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才同意的，美国人的疑虑就更大了。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考虑战胜日本的其他办法。随着船厂不断生产新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3年迅速扩大。1943年11月20日，就在开罗会议开幕之前，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五天后，日本人停止了抵抗，当然，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代价很大的战斗。
这个军事行动的意义远比占领区区数英亩的珊瑚礁所显示的来得重大。美国海军第一次能在远离基地数千英里的地方送上登陆部队并为他们提供海空掩护。当时，已有足够数量的舰载飞机来取代岸基飞机的空中掩护，而这种岸基空中掩护在太平洋战争的头两年里曾被认为是成功地进行两栖攻击所必不可少的。登陆艇、供应舰以及为一支配备均衡舰队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战船顺利地驶过本无航路的大海，袭击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环形防线。
这样就展开了一些十分新的可能性。现在有可能大踏步前进了，在新占领的岛屿上夺取或兴建简易机场之前，可以由入侵舰队本身不断提供空中掩护，而不必老是再受岸基战斗机有效航程的束缚，慢吞吞地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港到另一港，每次只能前进一百英里左右。这种机动性提供了穿过中太平洋而极为迅速地接近日本主岛的可能性，此外，这也证明了在对日作战中海军能起压倒一切的作用。看来完全有理由推断，一旦接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基地被攻占，海空力量就能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甚至在开始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使日本的作战能力瘫痪。
但是，在开罗会议期间，这些可能性只是初露端倪。何况，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满洲和中国的日本部队怎么样？当日本诸岛被隔绝、被踏平的时候，他们会投降吗？抑或他们还会从亚洲大陆获得给养而战斗到悲惨的结局？鉴于被隔绝的日军守备部队多次进行过拚死抵抗的事实，看来不能轻率地臆断说，日本一沦陷，就等于他们的抵抗会全部终止。
因而，尽管金海军上将对于收复缅甸的必要性颇有怀疑，尽管他倾向于支持英国人的计划，即绕过缅甸的日本守军，放弃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的计划，而集中主要力量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进行两栖攻击，可是在同英国人举行会议时，他并不准备拿自己的这些怀疑去同马歇尔的信念唱对台戏，马歇尔坚信要打败日本第一步必须收复北缅。结果，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开罗会议上组成了一条统一阵线，他们希望英中两国部队在美国物资、空军和一支极小的战斗部队的帮助下扫清缅甸。
罗斯福个人在战略问题上的态度是犹豫的。他已不象那年8、9月时那样确信“霸王”计划是各种有可能实施的计划中最理想的一项，同时他自然也要考虑考虑那个为丘吉尔竭力主张的关于扩大地中海战役的主意。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前的几个月里，总统的思想有许多地方都是举棋不定的。他极为关注中国的未来和战后世界的形态，而这些政治问题与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又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参谋长们提出的军事方面的意见和丘吉尔摆在他面前的那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之间，无所适从。而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出决定之前，他自然需要听听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意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一直到德黑兰会议之后才宣布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这些意见分歧和举棋不定的阴影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出来。马歇尔的主意很坚决，不再踌躇，不希望再改变计划，不希望从他心目中那个最为简捷、代价最小的取胜途径中转移物力。金对于缅甸的疑虑以及罗斯福对“霸王”战役的犹豫被马歇尔的决心，被逐渐展开的讨论方式所掩盖了。当蒋介石同意美国的缅甸计划，斯大林保证了“霸王”计划时，马歇尔似乎是赢定了；但是正如下文所述，他的缅甸战略中有一部分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又被推翻了。
得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支持的丘吉尔前来参加这两次会议时，决心要再一次设法修改那年早些时候作出的战略决策。首相预见到在地中海地区扩大作战规模可能带来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巨大好处，还希望能说服他的盟友接受他的观点。就在开罗会议开幕前几天，英军被迫逃离爱琴海的勒罗斯岛，这次失败的耻辱创痛犹新。另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丘吉尔认为在地中海地区采取大规模行动对于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来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前奏。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把士兵和登陆艇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而不是把他们分散部署——英国放一部分，缅甸放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及时在意大利两翼组织两栖进攻，以便在1944年1月攻下罗马，然后，根据他的意思，在2月份再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只有到这时，才可把部分登陆艇调回英国，以供大规模进攻大陆时使用。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对于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供应能够扩大，并能说服土耳其参战，从而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撤退，建立起一条也许是沿萨夫河和多瑙河的某种形式的巴尔干战线。他相信这些军事行动将耗尽德国的资源，把德军从西北欧引开，如果计划成功，就可能导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附庸国家背叛德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各国的人力就可以大规模地用来投入战斗；再配合以轰炸攻势和意大利战役，这将大大削弱德国的力量，以保证从不列颠诸岛大举进攻大陆的成功。
丘吉尔深以为虑的是，倘若在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攻击时面对一支强大的德军，那么登陆部队不是从海岸上被打回来，便要毫无希望地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地带，面临着一个堑壕网，而要冲破这个网就非大量流血不可。他忘不了1915…1919年的那场大屠杀。自从阿卡迪亚会议（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以来，他的战胜德国的基本战略就是立意要避免这种局面。而那个美国方面一贯支持的“霸王”计划，在他思想上总觉得风险太大，除非能在南方配合积极的骚扰，而且这种骚扰的规模要足以起到分散并削弱德国军事力量的作用。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一定还记得1942年夏季的事情。在那年，他起初表示同意美国方面关于进攻法国的计划，但到了紧要关头，他总算说服了罗斯福，要他相信北非这个战区更为有利可图，而且风险较小。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丘吉尔觉得必须同意美国方面的“霸王”计划，可他又顺利地劝说美国人同意进攻意大利，尽管当时马歇尔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一条永久性的战线上使用人力物力颇为勉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丘吉尔在华盛顿千方百计要别人同意把地中海战役扩大到爱琴海，可是只取得部分成功。这回，在开罗和德黑兰，机会来了，他要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压倒美国参谋长们的抵制，让别人同意他的计划。
有两件事鼓舞着丘吉尔，使他认为他的这件事业即将成功。如上文所述，11月4日，罗斯福同意由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后者在1943年年底之前参战。这样一来，一条巴尔干战线将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旦战斗在爱琴海和色雷斯打响，丘吉尔将依靠事态的发展和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美国人去充分利用新的战线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第二件事是俄国人在行将举行的会议上将有他们的那一份发言权，看来他们愿意支持丘吉尔的计划。如上文所述，10月外长会议期间艾登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秘密会谈，似乎证明斯大林为了扩大地中海的战斗，愿意接受推迟“霸王”计划。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俄国人还通知美国（大概还有英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表示对地中海攻势的速度不满。有鉴于此，至少美国人认为，斯大林在德黑兰将催逼英美扩大地中海方面的行动，当然，这完全适合丘吉尔的计划。
但是，还得公正地强调一下，丘吉尔并不愿意放弃“霸王”计划，他只是希望把这次战役变成一个在他看来不包含什么不合理的冒险的行动。他不能接受美方的观点，说扩大了的地中海战役和“霸王”计划是互不相容的，反倒是相信用于地中海的兵员和物资会使在法国北部登陆的任务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样，在1944年夏季的某个时候发动“霸王”行动，也许规模可以小一点，而成功的把握较大。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可能会使“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月，丘吉尔对此不但没有什么不安，反而觉得挺不错。到1944年8月或9月，德国有可能，也许实际上将濒临崩溃，这样，在法国登陆时所面临的，至多不过是垂死的巨魔的几阵痉挛罢了。
至于对日战争，丘吉尔认为，在战胜德国以前只好把它当作幕间插曲。他觉得远东的大战可以推迟到1945年。他怎么也不能同意在缅甸的丛林里同日本人作战的主意。1942年马来亚战役后，他很佩服日军丛林战的能力，如果去攻敌之长并企图战而胜之，看来是很愚蠢的。他宁愿对那些暴露的海岸地带——苏门答腊、马来亚、爪哇——进行两栖攻击，在这些地方海空力量可充分利用。但是登陆艇却极为缺乏，而在最近期间他完全无意把这种舰艇用在孟加拉湾作战，他宁可把它们用于意大利沿岸，用来攻占罗得岛和爱琴海其他要冲，也许甚至还可用来攻击巴尔干半岛本身。倘若丘吉尔如愿以偿，那么远东将被排除在英国最近期间的攻击计划之外。
至于中国，蒋介石的愿望和计划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倒不如说是史迪威将军和蒙巴顿海军上将为他制订的计划。的确，蒋的态度是有些不光彩的。他一心想在共产党和日本人面前维持他在国内朝不保夕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同时还得在他的政府和国民党内部应付个人和派系阴谋的重重迷魂阵。蒋希望保存他自己军队的实力，并尽其所能向美国人索取大量的供应物资，而把对日作战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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