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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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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还是于1944年5月30日训令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同赫尔磋商这个问题。这一次，哈利法克斯只谈到希腊和罗马尼亚。他煞费苦心地解释英国所提出的这项协议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只适用于军事行动以及同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民政事务。赫尔强烈地反对整个计划，因为他从该建议中识破了强权政治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马脚。丘吉尔遭到这次挫折以后，直接同罗斯福商量这一问题。他在5月31日又谈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再次着重阐明这是暂时的安排，并且强调说俄国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罗斯福没有立即同意，他把丘吉尔的电报转给国务院，但是正当国务院官员在草拟复电时，丘吉尔于6月8日又打来了一份电报，其中初次谈到除希腊和罗马尼亚外，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也将由英国同俄国划分。6月10日，美国的答复终于拟就了。美国建议，关于巴尔干事务，应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由英俄两国去安排。这一次轮到丘吉尔说“不同意”了。翌日，即6月11日，丘吉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说它太笨拙，同时又利用罗斯福的虚荣心，提出建议说，这个问题由他和罗斯福亲自处理，可能会比委托一些平庸的官员组成委员会来处理要好得多。丘吉尔又建议说，他和俄国人拟定的安排应该先试行三个月，如果不行，可以放弃。
当时赫尔因病不在华盛顿。罗斯福决定准备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但是，他认识到赫尔反对势力范围的看法多么根深蒂固，便采取了回避困难的办法，没有把他所采取的步骤通知国务卿。结果，赫尔回到华盛顿后，又着手起草一份照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发出后，6月26日，美国驻希腊流亡政府的大使告诉赫尔，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交易（美国大使是从英国大使那里得悉的）。赫尔于是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但很迟才收到一封信，获悉罗斯福已如何处理了这件事。由于罗斯福不愿同国务院一起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又不喜欢把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亲密的朋友，因而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常联系的脱节，这件事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而已。
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英国人一定感到几乎难以置信。当丘吉尔接到国务院批评巴尔干协议的照会时，他作了强硬的答复，并辩护说，他先同俄国人谈判、再同美国人商议的行为是恰当的，他责备罗斯福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越过了他而同斯大林打交道的。在这一点上，丘吉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6月初，罗斯福曾经直接与斯大林交换过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并没有把他所做的事通知英国。于是6月26日，罗斯福给恼怒的英国首相写了一封道歉信，声明他们两国必须在一切有关作战的问题上保持和谐一致。
同时，华盛顿与伦敦发生纠纷的消息已传到了莫斯科。7月1日，俄国人直截了当地询问华盛顿，美国人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7月15日，国务院给予答复，承认美国政府赞同巴尔干的这项安排，但强调先试行三个月，并重申不应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总的原则。此外，美国在照会中还声明，美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将丝毫不受英俄两国协议的影响。
这个答复显然使这项协议丧失了许多价值。如果美国人保留权利，可以在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里阻碍英俄两国的计划，那末英俄划分行动范围的基础就不巩固。真正需要的是一项三国协定。在1944年夏天和秋天，英国和俄国作了种种努力，一直企图说服美国在巴尔干支持它们的行动。直到10月，美国才被说服，勉强同意签署一项明确的议定书。
可是英国和俄国都不放弃5月间达成的临时协议。事实上，在某些紧要的时刻，两国政府倒是按照这项协议的精神办事的。例如，1944年夏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使节，要求英美出兵同红军抗衡，英国人就不肯积极干预罗保两国的事务。俄国在1944年8月给予报答，劝告希腊共产党参加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尽管由于美国的反对，英俄两国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但它们的实际行动还是表明，从1944年5月以后，这些巴尔干国家似乎已经由它们两国划分定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归英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俄国。
在4月、5月和6月间，巴尔干问题再一次变得十分突出，但这并未使英美停止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它们在那里的政策和先前一样，仍然互相抵触。俄国对意大利和法国的政策一般是消极的。尽管在3月和4月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巴多里奥，意大利共产党又公开表示支持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并不能抵销来自美国政府和意大利人本身要求改变意大利政权的压力。
自从4月初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大转变后，巴多里奥开始同各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盟国当局进行商谈。结果，盟国于1944年4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占领罗马，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将放弃权力，任命王储为“王国的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就任新内阁的总理，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内阁。
英国人希望，通过给与美国人和意大利反对党这样的让步，可以使意大利的政局在攻克罗马后保持稳定，王储洪贝特就能顺利地继任他父亲的王位。但是事实上局势并未那样发展。1944年6月5日，盟军攻克罗马。按照4月12日的协议，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把宪法赋予的君权交给他的儿子。于是洪贝特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的内阁。但是罗马的意大利政界人士拒绝接受他。因此在6月9日，伊凡诺耶·博诺米成了总理。
丘吉尔看到局势这样变化，勃然大怒。他生怕意大利新政府会排斥社会上的保守派。6月10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抨击那批接收意大利政府的“渴望掌权的老政客”，并提出，既然意大利人事先没有同意大利谘询委员会商量过，这个新内阁就不应得到盟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尽快使博诺米内阁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丘吉尔最后只得同意了。
意大利政局混乱造成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美国观点的一次胜利，可是法国的局势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尽管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将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强。1944年3月26日，戴高乐公开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旋于5月15日又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吉罗将军由于针对他作为法军统帅的权力引起了一场争论，随后即于4月14日辞职。他的被排除出去巩固了戴高乐个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
英国政府尽力设法加强戴高乐的地位，为他的组织和法国各抵抗团体之间提供联络工具，并站在戴高乐一边同美国人争论。除了戴高乐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其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法国当局了，因此他只得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安排军事上的联络。然而罗斯福却始终反对任何有关行政方面的协议，所以到诺曼底登陆那天，艾森豪威尔尚未作出任何安排。由登陆的前夕，罗斯福依然反对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这几乎促使艾森豪威尔拟定的军事部署遭到破坏。在登陆开始后，戴高乐于6月10日公开宣称，关于法国的行政问题，他一直无法与盟国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让步。7月6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的言行非常得体，甚至使某些最敌视他的人也得到较好的印象。况且，事实证明戴高乐在法国内部没有什么劲敌，共产党人已接受他的领导，其他的抵抗团体和人民群众也是如此。结果，罗斯福和赫尔于1944年7月11日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法国人民事实上的代表。经过漫长的时间，戴高乐想成为公认的法国政府首脑的雄心即将实现了。
盟国同欧洲中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说来，美国想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去促使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同德国断绝贸易和其他关系，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西半球，英国不愿支持美国对阿根廷采用高压的手段。不过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涉及最终目标的分歧，只是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关于西欧较小的国家和它们的解放问题，1944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在盟国看来，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的流亡政府显然具有合法的地位，这些国家内抵抗运动的组织也承认流亡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解放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盟国军事当局同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流亡政府的关系，是由5月16日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各个协定加以规定的。
1944年6月6日进攻法国开始后，诺曼底的军事胜利大大改善了盟国的关系。长久的等待和忧虑终于过去了。英美联军开始投入战斗，俄国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来配合英美的进攻，这时盟国阵营内到处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表示欣慰、自豪和早日获胜的信心。罗斯福的心情随着健康的恢复也好转了。到6月间，他也许感到过去几个月里对待丘吉尔相当简慢，特别在法国问题上面。至于丘吉尔，当他看到他原来极为担心的军事灾难没有出现时，他觉得十分安心，而且鉴于盟军进攻的威力，他感到非常乐观，甚至公开预言：在1944年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斯大林也觉得高兴。他在6月13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象这样深思熟虑、规模巨大和行动熟练的壮举。……这件大事将作为一个极其辉煌的成就载入史册。”苏联还有两个姿态也值得注意。6月11日，俄国政府公布了—份官方报告，讲明从战争开始后，英美和加拿大供给苏联物资的情况。这个声明不仅开列了所收到的项目众多的物资的数量，还说：“通过供应苏联上述宝贵的物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红军胜利地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的土地，并促进了盟国的共同胜利。……”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承认西方国家给予他们的物资的规模和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个类似的姿态是，人民委员会命令全国于1944年7月14日隆重庆祝联合国家日。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些姿态便可以证明斯大林及其同僚对于在欧洲终于开辟了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表示满意。这时，看来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或许将很快到来。
诺曼底的胜利带来了一段相互友好、轻松愉快的时期，从而为进一步安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二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显然，胜利将引起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击溃日本的问题。至少罗斯福想在三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斯大林仍然象往常那样不很愿意，到6月底，看来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了。
同时，丘吉尔一再催促要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谈。但是罗斯福对于这样一次会谈是否会达到他心中的目的却没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如果没有斯大林参加，他只同丘吉尔磋商，那会显得好象英美人在考虑问题时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也有人说，同英王乔治三世的宠臣们过分接近，将对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不利。
尽管有这些争议，当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急切地要求同罗斯福再举行一次会谈时，总统还是决定他应同意于9月中旬和首相在苏格兰会晤，商讨的事项中有德国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后来，这次会谈于1944年9月11日改在魁北克举行。
诺曼底登陆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到1944年6月底，当红军在中线重新发动攻势，开始进入无可争议的波兰领土时，波兰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就在这次攻势发动前的最后时刻，俄国人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同在伦敦的波兰人取得谅解。4月和5月间，斯大林同兰格和奥莱曼斯基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此后苏联代表又向伦敦的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非正式地进行试探。但是斯大林的条件象罗马女巫的条件那样，比他在1月份所提出的更为苛刻。现在，他不仅要对方承认寇松线，并且要求驱逐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政府某些主要人物。俄国人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充当调停人，可是毫无成效。无论，是俄国人或是波兰人都不肯让步。
在同捷克人打交道时，俄国人丝毫没有碰到在波兰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根据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捷克人很珍重泛斯拉夫民族的感情，把它看作抵御那种几乎从四面八方把波希米亚团团围住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堡垒。况且，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没有象造成俄国和波兰对立的那种纠葛，他们的敌人是德国，在这以前是奥国。因此，捷克人比较容易把俄国人看作朋友和斯拉夫族的同胞。
1943年12月12日，俄捷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其中不仅规定两国在未来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并且保证“互不干涉内政”。1944年5月8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红军司令员和捷克行政当局的关系，一俟俄国军队进入捷克境内，立即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军事行动完全由俄国负责，但是“一旦解放区的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
这样便为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扫清了道路。当然，在波兰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同波兰流亡政府作出类似的安排。
同时，伦敦的波兰人正在谋求获得罗斯福的帮助。他们认为，丘吉尔公开支持寇松线是出卖了他们，斯大林则是他们的敌人，惟有罗斯福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总统很不愿意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机敏地回避了这个争端。可是，罗斯福在拒绝了两次要求以后，终于同意接待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于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开始，历时九天。
罗斯福同米科拉伊奇克会谈了三次。总统敦促米科拉伊奇克设法同斯大林当面会谈去解决问题，并一再暗示，波兰人应当准备对俄国人的要求作些让步。可是罗斯福不敢直言不讳，也许说得更恰当些，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还有可能达成一项会使斯大林和波兰人都满意的协议。
波兰问题对美国国内政局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总统的竞选运动即将开始。同波兰流亡政府公开争论将有失去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几乎团结得象铁板一块。另一方面，罗斯福把他的整个国际政治纲领放在同俄国取得协调上，同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几乎应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罗斯福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波兰总理讲得十分明确，结果米科拉伊奇克无法象原来渴望的那样，把美国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立场的程度估计得很高。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罗斯福决定打电报给斯大林，劝他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并把自己和波兰总理会谈的经过告诉了他。6月15日，总统接到了斯大林的答复，感到很失望。复电说：
你深知苏联政府的观点，也深知它为了使波兰强大、独立和民主，并在永恒友谊的基础上同苏联建立和睦的关系而作的努力。
……但是，必须指出，根据米科拉伊奇克先生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我们看不出他在这个问题上想朝前迈进一步。因此，目前我不便对米科拉伊奇克先生的莫斯科之行表示任何意见。
当红军在6月底开始向波兰境内推进时，问题变得很紧迫了。丘吉尔在紧急时刻挺身而出，要求斯大林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再次设法解决问题。斯大林同意了。1944年7月27日，波兰总理启程赴莫斯科。当时，红军距离华沙只有几英里了。关于如何在红军后方管理波兰领土这一问题，不能再随意拖延了，因此斯大林不等米科拉伊奇克到达，便采取了解决的措施。7月26日，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的前夕，苏联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部分内容如下：
……苏联政府无意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考虑到这是波兰人民的事务。鉴于这一点，苏联决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一项有关苏军司令部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
苏联政府声明，它无意获取波兰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改变波兰的社会秩序，红军在波兰国土上的军事行动纯粹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为了希望帮助友好的波兰人民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事实上，解放委员会已经在卢布林成立了政府。同时，一项规定苏军总司令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公布出来了。它几乎完全仿效了5月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协定，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称为政府。
这个技术上的细节，其用意或许是为了同在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留有余地。但是，实际上，斯大林又向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增加了条件。现在，光是承认寇松线和驱逐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成员已经不够了，在斯大林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之前，米科拉伊奇克还必须接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为同僚，即使不是接纳全体成员的话。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人，但这个委员会肯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在伦敦的波兰人看来，该委员会完全是一个为了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出卖波兰人民的奴颜婢膝的集团。另一方面，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则随意责备波兰流亡政府同情法西斯，有亲德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集团根本不可能自觉地达成任何协议。
当米科拉伊奇克在赴莫斯科途中抵达德黑兰时，他首次获悉斯大林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全部细节。一时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莫斯科还是折回。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敦促他无论如何要前往莫斯科，最后他就决定去了。他抵达莫斯科时，并不真正抱着达成协议的希望，同时象过去那样，也不准备向俄国的要求让步或承认任何既成事实。
1944年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同斯大林会晤。当时，他的处境非常痛苦，因为在8月1日，华沙的国家军起来反抗德军，指望在红军抵达前解放华沙。但是波兰国家军不能持久地抵抗强大的德军。如果要使起义不遭到失败，就亟需向当时在华沙东面仅仅几英里外的红军求援。因此，当米科拉伊奇克会见斯大林时，他要求苏联迅速进兵援助华沙。斯大林宣称他没有接到起义的消息，对于援助波兰人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希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接受寇松线，军事问题随后再谈。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会谈。可是他同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向他提出，如果他愿意同解放委员会合作并承认贝鲁特为波兰总统，他可以担任总理的职务。米科拉伊奇克愤怒地加以拒绝。于是，获得成果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米科拉伊奇克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8月9日再次会见了斯大林，好不容易才使斯大林答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这样说的）对华沙局势进行调查，尽力帮助正在华沙城内英勇地然而徒劳地奋战的波兰军队。斯大林的调查显然不能使他安心。到8月12日，俄国政府明确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华沙起义是由敌视苏联的人领导的，因此决定对起义军置之不顾。
米科拉伊奇克的访问丝毫没有弥补裂痕。他坚决要求波兰应享有他和他的伙伴认为应得的权利，这只是增强了以伦敦的波兰人与国家军为一方同以俄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看来很清楚，斯大林决定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境内所建立的组织彻底地、永久地消灭掉，他决定利用在华沙发展起来的局势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同波兰人作战的德军正在替他进行血腥的镇压，斯大林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8月上旬在波兰事务中出现的这一危机，理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修昔底德把雅典人攻打美洛斯岛之役列为大事一样。这一事件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具有悲剧的一切要素。斯大林要消灭波兰国家军，剥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本国事务中一切有效的权力，并且漠视波兰本国人民感情的这种冷酷的决定，意味着斯大林为了确保他所认为的西部边疆的安全，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牺牲英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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