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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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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出悲剧带着希腊戏剧所具有的那种劫数难逃的性质发展着。波兰的灭亡犹如俄狄浦斯的灭亡那样，是由于波兰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负、固执和狂热使他们变得愚蠢和鲁莽，结果带来了这场悲惨的大灾难。
这是波兰的灾难，同样也是俄国的灾难，是俄国的灾难，同样也是西方大国的灾难。盟国在1944年头七个月未能和平地解决波兰问题，这一政策上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同盟历史上的转折点。虽然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表面上似乎恢复了融洽，但只是在口头上如此，从未见诸行动。尽管后来作了种种努力来弥补东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双方在波兰问题上出现的恶感表明大同盟开始瓦解。华沙街道上已经播下了相互斗争的种子，全世界到1952年还在蒙受其恶果。
在德黑兰会议后的八个月中，盟国面临的经济问题起了根本的变化。总的来说，战争头几年使大同盟的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军工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这时，生产计划的改变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国（至少是西方盟国）在1944年发现，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人力。生产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满足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是武装部队和工业方面所需要的人力却越来越缺乏。
1944年的经济状况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国、英国、可能还有俄国的经济部门管理人员日益注意到工业复原和重建的问题。早在那年年初，军工生产的高峰已经过去。当战胜德国的前景更为明显时，所有盟国的人们全开始考虑一个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以及通过什么步骤才能把战时的经济生活方式回复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对每个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贸易的未来规模和性质，以及能否获得国际贷款，势必将对美、英、俄三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当时而言，救济和重建工作的成败对欧洲广大地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项工作的筹备一方面需要在新成立的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国各个战时机构之间作出审慎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联总和将要接受救济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之间作出安排。
就美国而言，1943年11月是军工生产量最高的一个月。此后，某些生产计划的削减超过其他计划的增加，因此从军工生产的总生产率来看，稍微降低了一些。军工生产的这种减产，主要是由于到1943年年底，供应武装部队的基本装备这项重大的任务几乎已经完成。相对而言，新的需要并不那么繁重，其中包括制造补充物资，调整生产以适应改进的模型，满足预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特殊需要（例如登陆艇）。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1942年和1943年成立的行政机构和同年投入生产的工厂，证明能够非常成功地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战争初期普遍出现的混乱现象已经减少。这时已能相当明确地预计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可以预先制订生产计划。反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战略和武装部队的最终规模已经明确地决定下来了。
争辩和混乱倒是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并如何开始放松对战时生产的管制措施，以便恢复生产民用产品。这个问题和人力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到1943年年底，美国部分地区由于军火工厂特别多，非常缺乏工厂工人。但在军工生产削减的其他地区，多余的劳动力突然流入市场。一般说来，对这一情况有两种对待的方法。一种是设法迫使或诱导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工人移向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再不然就是允许制造商雇用新近失业的工人去生产各种紧张的民用消费品。
战时生产局的领导人唐纳德·纳尔逊采取了第二种方法。1944年6月18日，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授权战时生产局的地方机构允许生产以前禁止的各种民用产品，只要当地战时生产局的官员认为，这种生产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不成问题，并不妨碍当地军工生产的计划。这个方案称为“授权地方计划”，原定于1944年7月1日实行，可是经武装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提出抗议后，推迟到8月15日才执行。战时人力委员会对战时生产局地方机构的决定具有绝对的否决权。
纳尔逊所采取的行动是从欧洲的战事即将结束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国会中、群众中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的重要集团都支持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军事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则强烈地反对在“紧张”地区的劳动力缺乏问题解决之前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个争端最后提交“总统助理”、战时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处理。当他实在没有办法促成妥协时，罗斯福于8月中旬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件事，当时他刚从太平洋回来。
总的说来，罗斯福同情军事部门。1944年1月他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全国劳工必须服“国民义务兵役”，并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平均分担战争的损失。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想通过立法措施强制人们到兵工厂劳动，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力问题。他期望，只要颁布这道法令，就能使人力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军事部门向总统建议实施国民义务兵役制，主要是仿效英国的国民义务兵役条例。但是，国会和人民群众非常厌恶这种征兵制，因而这个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用。
因此，当纳尔逊与军事部门的争端于1944年8月提交罗斯福处理时，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使有限制地使工业恢复原状，如果不是实际上破坏国家的作战努力，也有可能起破坏作用。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并不把纳尔逊免职，而是决定派遣他到中国去执行使命，并建议在纳尔逊出国期间，由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E·威尔逊担任战时生产局的代局长。
威尔逊是反对纳尔逊的，并在工业复原这个争论中站在军事部门的一方。因此，罗斯福的这一措施似乎间接地支持了军事部门采取的立场。但是，事情并未象总统期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威尔逊和纳尔逊争吵得很激烈，威尔逊于8月24日辞职了。于是罗斯福又任命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局代局长，并赶紧派纳尔逊到中国去。纳尔逊到重庆和莫斯科访问一个月之后也辞职了。那时欧洲战事的进展并不象预期的那样顺利，为了重新加紧生产即将缺乏的军火之类的项目，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这场争吵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说明，在美国政府内部，当发生个人纠纷和政策争论时，人们可以公开地随意采用含沙射影和造谣的手段。除此之外，它还标志着作为战时经济管制主要机构的战时生产局，权力下降了。贝尔纳斯主持的战时动员局、战时人力委员会以及军事部门，在决定经济政策问题和管理经济活动方面，占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战时生产局却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当时人力问题变得重要了，而战时生产局无权管理人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战时生产局内部个人之间发生倾轧和领导人本身有缺点。
尽管工业复原的政策引起了争论，但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在战时为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人都相信，战争结束后，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们经常认为，战时经济管制的性质是暂时的和特殊的。美国公众中间的任何重要集团都没有认真地想永久保持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
战后时期国内经济改革的计划不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诚然，罗斯福于1944年1月曾宣布一项“经济权利法案”，并在那年夏秋两季的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它。但是与其说这是一项有关美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明确的、具体的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浮夸的词藻。此后，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这项计划始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要落实罗斯福宣布的各种经济权利，必须使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具有新的目标，并延长到和平时期。可是无论总统本人，或是同意他所设想的经济前景将变得光明和稳定的人们，都不会马上认识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具有上述两个条件。
相反，美国公众和美国商人都指望战后能迅速恢复昔日的美景，并相信经济生活可以从1940年和1941年中断的水平上重新开始。美国公众希望有新的汽车，商人则希望减税和摆脱政府的清规戒律。然而，尽管要求不同，他们为了实际的利益都赞成把管理美国经济的战时行政机构尽快地撤销。
这种态度与英国公众、官员和商人的态度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战争显然已破坏了任何可以自动恢复原状的准则。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种复原即使可能的话，似乎也不是令人想望的。尽管这次战争的规模空前巨大，持续的时间又特别长，它对美国来说，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对英国来说，则一直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尽管一再要求增加军工生产的压力已经减轻，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工业在1944年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来。下列表格说明了这方面的一些成就：
……1942年1943年1944年
战斗机47；83685；89896；318
坦克23；88429；49717；565
商船（百万吨）8；09019；29616；447
这样简单的统计表不能确切地反映出美国在1944年的生产，更不必说1944年以前几年的生产了。因为在1944年，象电子射击控制器之类的精密产品的产量继续迅速上升，原子弹从试验阶段进入生产阶段，因而开始集中了大量的工程人员和材料，飞机生产的重点从战斗机转移到更重、航程更远的类型，例如1944年初次投入大批生产的B…29型，因此“战斗机”这一项目的真正意义改变了。自从1941年以后，军备的复杂性和武器的多样性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美国为所有盟国承担生产许多较新、较复杂的武器。这些武器在英国、俄国或其他地区是不容易生产的。罗斯福吹嘘说，美国将成为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这种夸口到1944年已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生产量十分充裕，愈来愈多的物资可以让出来（的确也是让出来了）供其他盟国使用。
1944年，英国的经济显示出了战争中长期紧张所造成的影响。要维持武装部队的实力，唯一的办法是减少军需品工业和民间防卫的在职人数，事实上也是这样做了，并没有考虑到这将使已经不稳定的经济进一步失去平衡。英国国内生产的不足是由租借协定来弥补的。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支援，英国陆军仍然不能获得人力来补充战争中的损失，只得用“调拨”后备军的办法以维持派往欧洲作战的各个师的战斗力。在美国，人力不足是一个麻烦的局部问题，但在英国几乎是绝对的事实，它使国家投入战争的力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诺曼底登陆开始前六个月的军事筹备，对英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必须在挤满人的不列颠群岛上设法供应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的膳宿。登陆前后的几星期，国家的交通和运输系统几乎不得不完全交由军方支配。千百万人员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必须按照预定日期输送到装运的港口。铁路运输的压力特别严重，但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圆满地完成了。
诺曼底登陆时期英国经济所出现的极度不平衡，给未来造成了一系列非常困难的问题。如何才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如何才可以平稳地取得某种新的平衡？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法给予的日益增多的补助，战时人力物力的动员便不能保持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随着胜利的到来，租借协定亦将完成使命。因此，英国的经济管理人员觉得应该尽快准备恢复经济独立。
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面临的问题是三方面的。第一，国内的主要工厂已经非常虚弱。由于轰炸的破坏以及旧住房失修和新住房缺乏，房荒极其严重。如果在战争结束后，要在经济上恢复和平时期有效的生产，许多矿山、工厂和运输系统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维修、补充和改进。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形势。战争期间输出额减少下来，1944年仅达1933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英国政府的外债已经上升到骇人的程度。以前向诸如埃及和印度等国陆续借贷的巨额债款，只能等战后以大规模输出物资的办法来偿还。更糟糕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用国外投资来抵销英国进出口差额中经常出现的赤字，而这些投资大部分已在战争初期卖掉，以便支付军需品和粮食。如果英国在偿付战争年代所负的外债的同时，又要支付国内工业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日常消费品，那末首先必须把输出额提高到远远超过战前的数字。第三个问题是需要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战时艰苦生活的水平之上。
在必须面对由于胜利在望而引起的这些困难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正式承担执行一项广泛的和相当具体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并应加以重视。在大战初期，各种官方委员会曾经提出有关扩大社会保险、医疗、改进教育和保障充分就业等计划。英国政府即使不在细节上，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建议。
除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困难外，在调整英国经济以适应和平时期情况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障碍。其一是当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在对日作战中将担任什么任务的问题尚未解决。对日作战的战略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事情。在1944年9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前，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来规定英国在大战后期将担任什么任务。在这一问题未解决之前，无法估计在欧战胜利后，什么物资可供国内建设之用，也无法估计什么物资应分配给远东。
对战后调整工作的第二个障碍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政府曾于1941年9月间承担义务，保证不输出任何包含有租借物资的商品或与租借物资相同或实质上类似的物资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批评英国工业利用美国物资来同美国出口商竞争，英国政府接受了这项原则。但是到1944年，英国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了。如果要恢复战前输出额以至超过这一水平，看来必须立即开始行动。如果这时不采取行动，直到战争结束和租借协定终止后再干，那末英国将无法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代价，这样下去国内经济几乎肯定会全面崩溃。
但是美国人最不愿意承认英国人的这种论点。1944年头几个月，专家一级的会谈几乎经常在举行，可是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许多美国官员承认英国人面临的严重问题，但他们认为，如果租借协定援助的条件有任何改变，如果英国还在接受租借物资时，竟作出任何能使英国的出口品同美国展开竞争的行动，如果在美国工业尚未复原时，英国工业先恢复原状，总之，如果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以消除英国经济在战后势将面临的冲击，那一定会引起美国国会和报界的猛烈抨击。在大选年，政府不愿被人指控是牺牲了美国商业的利益去帮助英国。此外，应当承认，许多美国显要人士既不了解英国经济摇摇欲坠的地位，又不肯承认英国官员向他们提出的论点至少表面上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得提交9月份举行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由最高一级去考虑。
从纯经济观点来看，1943年和1944年红军在东线的胜利，对苏联政府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德军撤出的地方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因此随着红军向前推进，苏联政府不得不承担起重建的巨大任务。从已经公布的一鳞半爪的报道来判断，俄国人在1944年似乎把力量大半用于修理铁路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们在军事上有直接的价值。到1944年年底，顿巴斯和其他重工业中心的工业重建工作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国家从收复的敌占区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到战前总额的三分之一。工业方面的努力象前几年那样，继续集中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新建的，或新近扩展的中心。战争初期在这些地区作出的英勇的努力，终于在1944年开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的工厂、矿山和熔炉投入生产，原来的也已经扩建，因此同1940年那些地区的生产相比，1944年生铁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钢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
这些统计资料非常零碎，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颇有意味，即在1944年，俄国工业供应红军所需的军需品甚至比1943年更多。然而当战线向西移动，经过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时，向前线输送补给品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到1944年，正是这一因素比军需品生产问题本身更严重地限制了红军推进的速度和威力。
苏联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工作更加困难。只有在乌克兰光复以后，俄国人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粮食的依赖。有利的气候带来了1944年的丰收。那年，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比1943年超过十一亿普特。战时粮食平均收购量是四十三亿普特，所以1944年比1943年的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显然，这对俄国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944年的丰收，1942年和1943年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半饥饿状态消失了。可是，红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加拿大供应的粮食，至少部分原因是这种粮食运到时已包装成便于运输的形式，而俄国人对国内生产的粮食缺乏包装和保藏的工具不能避免军事运输和分配时的严重损失。
因此，看来到1944年俄国的军需品和粮食供应一般已足够维持红军和供应居民。另一方面，遭受战祸的地区内重建工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材料可以说是极度缺乏，同时官方必须注意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问题惟有通过减少流通的货币或增加民用商品的供应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俄国政府来说，任何一项办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货币流通额在1941…1944年，期间已增加了二点四倍，民用商品的供应在同一时期内则大幅度地减少。战时公债推销运动对吸收剩余的购买力起了一些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多少是公开容许的自由市场的买卖，尤其是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粮食买卖，因为农民有粮食，而工人的口袋里则有着大部分多余的货币。1943年，自由市场的价格比1940年高出十二倍以上。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民能够积累比较大量的货币并用余粮调来各种物品。1944年的较好的收成和国家收购粮食的增加，显著地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居民的口粮比较充足了。其次，政府开设商店，高价出售不属于配给范围的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而与农民直接展开竞争。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1944年自由市场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以上，但仍然是1940年水平的六倍左右。在民用商品可以比较大量地生产之前，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只能做到这一点。
看来，俄国官员在逐月地维持国家经济生活这一迫切的任务之外，没有多余时间对战后的前景作种种设想和计划。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进攻时，官方曾宣布暂停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来直到1946年，斯大林才宣布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苏联经济管理人员的一般心情与美国的同行相仿，他们都指望，等战争的紧急危机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以后，经济便可以回到战前的格局。但是，这当然意味着应当保持工业归政府所有，并象战时那样继续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的全面控制，而不是象美国那样采取放松和废除管制的办法。
一个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俄国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民用商品的增产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苏联不能长此以往地压低消费水平，否则将影响人民的健康和信心。但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计划人员于1944年就已经决定在轻重工业之间、基本建设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以及军备和其他产品之间应该取得什么样的平衡。
苏联官员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究竟可以指望从战败的敌人那里榨取到多少东西来救济受害的俄国经济。苏联官员虽然感到，要恢复他们国家蒙受损害的主要工厂，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拿走德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可以使用的项目，从而把它们重新安装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或许也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将资助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其他必需品；但是没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于在战争紧急时期过去后能够得到这种援助具有多少信心。同时，他们尽量设法根据租借协定来取得一切。
关于1944年俄国经济的情况，可以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因而许多情况只能加以推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国家已经贫困到英美人简直难以相信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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