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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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在英国的美元支出减少了，因此英国政府不能很轻易地获得足够的美元补充。提出了一些措施来补救这个问题。美国人用了各种计算办法，把英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了大约三亿美元。这笔数目虽然很大，还是没有达到美英双方专家共同认为理想的数目。然而，这已是法律和政治限制所能允许的最好情况了。
　　关于在华盛顿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传出了一些流言，其中有些把事情歪曲得很厉害，这些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的耳中，他们怀疑罗斯福政府花起美国的钱来简直是太慷慨了。结果，在1945年4月，当租借法到期需要再次予以延长的时候，几个审查租借法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政府发言人感到明智的办法是，强调说明一下他们打算等战争一结束就停止租借物资的交货。关于租借法的前途，为了不使人们对国会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订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禁止把租借基金用于“战后救济、战后复兴或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规定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当对日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时，1944年10月和11月同英国人协商后作出的协议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当然，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然而，10月至11月举行会谈的两国代表团已经预见到，并且也有意要使美英经济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逐渐分离。他们只是想些办法使这种分离尽量缓慢、尽量没有痛苦。在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美国的专家们准备把美国本身利益的概念扩大到把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包括在内。因此，1944年10…11月的会谈就成为1946年美国对英国贷款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先驱。
　　然而当和平仿佛就要来到的时候，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却远不如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当时，战争的经济效率是政策的唯一标准）那么顺利。这一点在国际民航的领域里十分明显。1944年11月1日到12月7日，五十二个国家在芝加哥开会，试图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管理国际航空。俄国人起初表示准备参加会议，后来又突然拒绝出席。会议因此为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控制，他们马上就表现出对于战后航空管理问题的意见根本不同。英国人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权对每一国家指派该国的运输份额。美国主张航线之间自由竞争，国际团体只有权建立技术规章。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起草了四个协定，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这件事就象对中东石油开采权的冲突一样，表明了美国在战争年代里赢得的新的、能发号施令的经济地位。
　　在1944年的夏季和秋季，美国人同俄国人的经济谈判也同样由于和平的临近而陷入混乱。1944年6月30日，对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满期了。当俄国人提出下一个会计年度想根据租借协定得到的物资清单时，美国人发现俄国人要求的工业设备和机器的价值，超过上一年度三倍以上。显然，俄国人已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认真地转向重建他们那遭受损坏的工业设备的问题上去了，并且希望能用租借物资来帮助他们这样做。
　　按照常理，租借物资只是用来帮助作战的，但是俄国人要求的项目有许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即使对日战争继续到1946年，这种工业机器的大部分有效期显然会延长到战后年代。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美国人提出，凡是主要价值可能供和平时期重建之用的东西，俄国人应按信贷办法购买，为此提供的借款应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内还清，利率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但是俄国人想使条件更好一些，建议利率为百分之二。
　　由于在利率和其他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对俄供应第四号议定书的缔结拖延了很长时间。虽然这项议定书的期限是从1944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30日为止，可是到1945年4月17日，它才最后签订。这时议定书已接近满期，而且欧洲的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承担供应价值十亿多美元的工业机器和设备，但其中有四亿八千一百万美元被美国人列入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议定书中只说明凡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如果苏联愿意，可以购买”。信贷和利率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或以后，两国之间都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因此这批物资始终没有交货。俄国人打算作一笔精明的交易，结果是枉费心机。可是尽管如此，俄国人根据租借协定在1943年、1944年、1945年还是得到了大量对他们经济中的工业复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对于战争有价值或者对于和平有价值，毕竟不能作出截然的划分。总的说来，在解释什么东西有助于作战这方面。美国人采取了一种颇为宽大的政策。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又重新激化。日本的进攻侵占了当时尚处于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敌人的推进停止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来希望能够用以轰炸日本的全部空军基地。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愈来愈坏，大有公开爆发内战的危险，因为双方都作好准备要在打败日本以后争夺政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重庆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都深为不安。当日本这次攻势的范围已经很清楚，而蒋的部队已证明除了进行时有时无的招架以外毫无抵抗能力时，罗斯福决定，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作用的办法，就是把它完全、直接地置于美国指挥之下。因此，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给蒋，建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美部队，最终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合并过来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对于这个激烈的建议，蒋作了个温和的答复。他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要求派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访问重庆，以便探索美国总统建议的政治和军事的含意。8月10日，罗斯福建议派遣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来执行这项使命，蒋立刻表示同意。
　　赫尔利途经莫斯科，趁机试探了一下莫洛托夫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否认对中国的内政有任何特殊兴趣，他根本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且否认苏联政府同他们有任何联系。赫尔利带着俄国人“将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样一种印象，离开了莫斯科。
　　这位总统的特使对他肩负的任务满怀热情地于1944年9月6日抵达重庆。他最先作出判断的许多事情之一是，硬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合作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已经糟到极点。史迪威将军还同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里的上司海军上将蒙巴顿长久以来一直吵得很厉害。面临这些事实，罗斯福在1944年10月19日决定召回史迪威，解除他的一切指挥职务。这项决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集于史迪威一身的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职责整顿一下。他的军事职务被一分为三。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个职务由R·A·惠勒将军继任。另外，为美国部队新辟了一个印度…缅甸战区，由丹尼尔·萨尔坦将军指挥，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战区，由A·C·魏德迈将军指挥。然而并没有努力劝说蒋介石授权魏德迈将军来指挥中国部队。到10月，当史迪威被解职后，日本的攻势已经停止，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
　　因为日本攻势的军事危险已经消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愈来愈以促使国共双方有所和解为主要目的。赫尔利开始说服蒋，要他相信共产党同莫斯科没有关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至少是部分成功的。1944年11月7日，他到延安共产党的总部去和毛泽东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共产党可以据以同意把他们的部队和蒋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日作战的条件。协定中的关键之处是第二条，该条规定如下：
　　目前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将颁布并实行一项准备进行改革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应该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军队的代表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
　　在赫尔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使双方达成协议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但是蒋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共产党的部队应编入他自己的军队，还要共产党担保支持他的政府，他才承认他们为合法团体。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蒋勉强同意改组他的政府，并且答应采取步骤准备为中国制订一部新宪法。然而，这些政治争端还不是主要的绊脚石。蒋和共产党最难取得一致的一点，就是由谁来控制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赫尔利将军三方面举行的一系列会议都无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1945年2月16日，共产党方面突然中止了这个谈判。赫尔利原先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通情达理，这时候他的这个信念已化为乌有了。他报告华盛顿说，他现在确信，美国唯一可以遵循的政策就是支持蒋。
　　谈判破裂后几天，赫尔利回华盛顿磋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中国问题暂时还没有爆发。潜伏着的内战前景越逼越近。中国经过这场大战，非但没有变得强大而团结，准备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反而似乎陷入了一种软弱无力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形势和罗斯福对中国的前途长期抱着的希望完全不相符合，可是要制定决策，倒也困难，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为此争论不休，华盛顿的意向也不知如何是好。
　　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应承担的任务问题，在德黑兰会议上一般地已解决了。当时斯大林答应他的盟国，一俟对德战争结束，部队能够调往满洲边界的阵地上时，他立即就对日开战。然而当那些心情迫切的美国计划专家们要作出详细的安排时，他们却遇到了许多耽搁和困难。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的十个月内，对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的细节安排进展甚微。更不用提象美国人希望的那样，着手准备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支美国空军部队的可能性了。
　　1944年10月，当丘吉尔和艾登来到莫斯科时，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设法把事情定得更明确一点。因此，他参加了会议中军事问题的讨论。在英国的赞同下，他承担了把英美对日作战的计划介绍给斯大林的任务。等他介绍完毕后，他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红军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对日作战？俄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发动进攻？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多少运输能力可以用来供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美国空军部队？
　　第二天晚上，即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作了答复。他说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他需要三个月来准备在远东发动战争，红军将立刻采取攻势。他估计这项任务需要六十个师。西伯利亚大铁路无法供应这么大一支兵力，所以必须预先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个补给站。他说，因此红军对日本的进攻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前订的第四号议定书所要求的数量之外再增送补给品。他还说，俄国在“政治方面”能分享些什么必须先弄清楚，那就是，盟国必须同意俄国想对库页岛、满洲等地提出的领土和其他要求。至于给一支美国空军部队运输给养，要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不可能的：任何必需的物资都必须从海上运来。
　　10月17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英国人没有在场，迪恩将军会见了斯大林。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商定一份将由美国提供给远东红军的物资的确切清单。结果，迪恩答应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六十个师提供两个月的给养，总数超过一百万吨。这是在俄国人以前要求的用于对德作战的物资之外所再要提供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对他打算在满洲采取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并且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关于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
　　这似乎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讲话中公开把日本和德国一起称为侵略国，这是一个暗示，说明他在对日作战方面新承担起的明确的义务。可是，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俄国人表现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拖延和阻碍的态度，就象早些时候他们和迪恩将军打交道时一直表现的那样。派出小队美军到西伯利亚去查勘预定要修建的机场用地，并在其他方面为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进行准备的计划，都遇到了顽固的拖延策略。
　　最后，迪恩决定整个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美国参谋长们却不同意，并且指示他坚持下去。这一决定所反映的是一种严格的军事上的估计，因为利用西伯利亚沿海各省的空军基地对日作战是有利的。的确，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俄国所推行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对日战争在欧洲胜利以后大概要持续十八个月，他们还认为必须在亚洲大陆上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部队的强大陆军。既然到1944年底中国人显然还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美国军事领袖们便倾向苏联红军，认为他们是最现成的代替者。俄国人在满洲打一仗就会使美国人减少牺牲，并能缩短战争：这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和美国政府所乐于知道的。
　　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之间，欧洲的战事对于盟国没有象1944年夏季和初秋那样顺利。在东线，德国人已经能够同时守住布达佩斯和华沙，西线的英美部队发觉德国边境很难越过。补给的困难妨碍了两条战线的进展，而恶劣的气候又使盟国失去了空中的某些有利条件。
　　1944年12月中旬，德国人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艾森豪威尔很感到意外。德国部队突破了前线一段兵力薄弱的地区，把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艾森豪威尔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蒙哥马利，而布雷德利便只负责这个“突出部”的南翼。到1月底，这两位将军已经把德国人赶回到大约是他们原来发动进攻的战线上。当这两位将军的主力在1月16日会师以后，布雷德利将军重新承担起了一个月前移交给蒙哥马利的那部分军队的指挥权。
　　艾森豪威尔采取的行动是出于便利和普通的识见。但是这些行动却成了英美两国司令官之间、部队之间和新闻记者之间互相对抗的相当不愉快的表现。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接见了记者，在接见时似乎暗示：他已经把一种险恶的局面完全控制住并使之转危为安了。美国人对他的话非常不满，吵吵闹闹，他们不喜欢蒙哥马利以恩人自居的那种语调。于是双力互相攻击，你来我住，一连几天报纸上登了不少这种资料，把这件事搞成了一个严重事件。
　　这件事本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它显示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外表面的和谐下面，沙文主义情绪的火山挨得多么近。它为一场老争论提供了新燃料。这个争论是，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象他任命空军副司令官及海军副司令官那样也任命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照例争辩说，这样一位副司令是需要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太忙于政治问题和军政问题，对于战场不能给予充分的、适当的注意。蒙哥马利是这个职位的英国候选人，但是在“突出部”战役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互相指摘之后，任何这类任命一定会在美国人中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然而争论暗暗地持续着，一直发展到马耳他会议的时候。英国人的坚持只促使美国人更为顽固。有几个英国记者公开提起了这场关于安排司令官的争论，这也一点没有消除在英美官兵之间已经如此激动的情绪。
　　法国人又给艾森豪威尔增加了一层困难。艾森豪威尔为了要调他的部队去抗击阿登地区德国人的突出阵地，不得不削弱他的南方战线。他曾经建议在阿尔萨斯后撤，必要时可以把斯特拉斯堡也放弃。法国部队正守着斯特拉斯堡，当戴高乐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意图时，他感觉这样一撤对法国的士气会有严重影响。1945年1月3日在和艾森豪威尔的一次会晤中，戴高乐威胁说，他将取消艾森豪威尔对斯特拉斯堡法国部队的命令，并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甚至要把法国部队从盟军指挥部撤回。在一次多少是激烈的会晤以后，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这一点，改变了他的命令，以便保留斯特拉斯堡。
　　1月初发生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恢复进攻的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艾森豪威尔想向莱因河全面进军，作为孤立鲁尔区的一次大钳形攻势的序幕。主攻将在鲁尔区以北进行，由蒙哥马利指挥；布雷德利则指挥南部的助攻。然而，英国人认为盟军的兵力不足，要发动这样两个攻势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主张把全力投向鲁尔以北。艾森豪威尔反驳说，交通运输有限，鲁尔区以北至多只能维持三十五个师，而假如两线同时进攻，则至少可以用七十五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德国人作战。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盟军是否能够不经过长时间代价很高的战斗就突破齐格非防线。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在到达莱因河中段以前先突破这道防线；英国的计划是绕过这道防线的北端，正象1940年德国人在他们著名的攻击中避开马其诺防线那样。英国人一贯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会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阵地战，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敌人没有固定防御工事的战线最大量地集中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才能避免这样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英国人自然乐于想象蒙哥马利是最终攻入德国的司令官，美国人也同样乐于设想布雷德利率领他们打进希特勒祖国的心脏。在“突出部”战役带来的互相指摘之后，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感到他们两人是公开的对手，每人都急切地想说服艾森豪威尔把给养和部队派给自己，让自己去大举进攻，而让对方饿死算数。于是，职务上的和国家间的意见分歧凑到了一起。这种凑合造成了一次最紧张的争论的局面，这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争论之一，时间正当雅尔塔会议以前、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的时候。
　　当这些军事上的分歧正引人注目的时候，政治舞台上的事态也没有使英美的合作更容易些。1944年12月6日，英国部队和希腊游击队在雅典发生了战斗。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报纸立刻以一种对英国非常不利的观点看待英国的行动。英国同斯大林谈妥的让它在希腊放手干的那笔交易当然是秘密的，但是即使人们知道这件事，公众对英国行动的批评锋芒也不大会和缓一些。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英国人好象正在重操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故伎：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对那些曾经英勇地同德国人作战的人使用武力，冒着可能破坏大同盟的稳定的风险，向共产党人进攻，并且危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规划的美好的新世界。英国国内的抗议几乎同美国的一样广泛，但是俄国的报刊却保持审慎的沉默。
　　同时，一场政治危机在意大利爆发了。1944年11月26日，博诺米政府辞职。第二天，一个新内阁在博诺米的领导下试行组织起来，由卡洛·斯福扎伯爵任外交部长。但是斯福扎是丘吉尔所不欢迎的人。首相认为斯福扎言而无信，没有支持意大利国王，而他在1943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曾对丘吉尔说过他将这样做。因此，驻罗马的英国代表于11月28日明白表示，英国政府不赞成对斯福扎的任命。在许多人看来象希腊事务一样，这是对另一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这种干涉也是对大西洋宪章这类文件的嘲弄。
　　还有第三个痛处是比利时。1944年11月29日，英国军事当局得到消息，有人筹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大示威。共产党分子在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中显得很突出，人们担心它有可能导致一次充分成熟的政府危机。因此，英国军队奉命阻止示威者的集会。他们顺利地阻止住了。这同在希腊一样，君主政体的前途和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问题混到了一起。在这下面暗藏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场略加伪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样，在英国以太上皇自居的三个欧洲国家——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中，严重的政治危机于1944午11月底和12月初爆发了。在所有三个国家里，英国的行动都仿佛是存心支持君主政体和较为保守的分子，反对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情况当然是这样：要用正常的方法来确定这些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可以被解释为，也已经被解释为反对公众自由表达意志，同时又支持不得人心的国王和那些曾经与纳粹勾结过的人。
　　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