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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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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明确地转向美国所独具的那种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面前，罗斯福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征。但是英国在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政策，不大符合罗斯福的原则，美国政府因此采取步骤，公开表示美国与英国的行动无关。12月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作了下面这项正式声明：
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意大利政府的组成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务，除非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美国方面对斯福扎伯爵将会有任何反对意见。鉴于意大利地区目前由盟国联合负责，我们已向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重申，我们希望意大利人民遵循着民主的方针，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的问题。这项政策在联合国家各国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政府时，我们将更加明确地予以推行。
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对英国政策的一个没有多加掩饰的攻击。丘吉尔感到大为恼火。他打了个电报给罗斯福，据某权威人士说，那份电报“很可能是他们全部历史性通信中火气发得最激烈的一次”。但是罗斯福拒绝否认国务卿所说的话。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也许是空前未有的紧张。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于丘吉尔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推行的政策是否明智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特别是在工党和自由党人中间。1944年12月7…8日下院对一项谴责动议展开辩论。丘吉尔遭到尖锐的批评。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激起了最大的反对，也是辩论中的主题，但是丘吉尔在答辩中把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事务都提到了。他答辩说，他远没有象谴责动议所说的那样，“使用英王陛下的部队去解除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民主的朋友的武装”，英国政府是真正地在试图保卫民主，防止建立左翼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宣称，在欧洲所有被解放了的国家中，应该用投票，不是用子弹，来决定未来政府的形式。
丘吉尔既不认错也不退缩。他否认英国政府在表示对斯福扎不信任这个问题上曾做过任何不适当的事。这是对斯退丁纽斯12月5日的声明的直接反驳。他把英国在希腊和比利时的行动说成是企图制止武装的共产党方面计划好了的政变，并且否认有任何意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大多数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
在丘吉尔的发言中，部分地流露出了他对美国人态度的恼火心情。他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要他们把比利时和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看作一种警告，并用下面这段话发泄了一点他的愤怒：
可怜的老英格兰啊！……我们不得不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知道路途的终点，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下解放出来，并能在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法西斯政权除外——无论它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
丘吉尔使这次投票成为对他是否信任的一次表决，结果他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三十二票获得了支持。可是，这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在工党的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中，只有二十三人投票拥护政府，二十四人投票反对，其余的人不是弃权就是故意缺席。甚至在丘吉尔自己的党内，虽然没有人投反对票，可是也不是全部保守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他。这次投票表示出，英国舆论多么深远地受到事态趋向的干扰。联合政府从1940年成立起来后始终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但是当战争继续着的时候，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危及丘吉尔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某种精神上的威信已经受到破坏：丘吉尔至少在希腊问题上，不能盼望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危机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12月10日，博诺米组成了新内阁，把斯福扎排除在外。但是新内阁的确包括有共产党人。同样地在比利时，11月28日的示威被驱散后，事情便安定下来，不再干扰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但是在希腊，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全国人民解放军证明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坚强、还有力量，英国人发觉必须从意大利调去增援部队才能把游击队从雅典赶走。
因为雅典的战斗一天天拖延下去，丘吉尔开始感到应该极力促成某种政治解决，结束战斗，拔掉扎进他身上的这根刺。1944年圣诞节，他和艾登乘飞机到了雅典，召集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代表开了个会。希腊人没有能达成一项结束战斗的协议，但是他们的确同意任命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为摄政。这有助于消除对英国的指控，说英国人企图用武力使国王乔治复辟。几天以后，帕潘德里欧辞去了首相的职位，老共和党人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接替了他。为了投合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共和党和自由党分子的心意，普拉斯蒂拉斯是个非常合适的人物。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解放军在雅典所采取的恐怖主义措施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反对，这也促使他们的势力受到损害。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从意大利调来增援的英国武装力量。在丘吉尔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宣告失败后，一场全面的进攻立刻开始，结果游击队起义者失败了。他们被迫放弃了雅典。1945年1月14日，多少是根据英国人的条件，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了停火。接下去在希腊人中的进一步磋商于2月12日导致了明确的和平。根据这项和平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并交出武器，以换取特赦的保证。
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这些事件使英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是从现有的证据看来，斯大林对英国的行动却很宽容。他大概认为这些国家是划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许还欢迎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所开创的干涉的先例，因为他预料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他自己的部队可能也需要进行干涉。的确，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行为只能被解释为反映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们同英国人在希腊和意大利扶植的政府进行合作。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方式，正在设法履行1944年10月他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
丘吉尔也在竭力使那项协议生效。他对波兰人施加了可以施加的全部压力，要他们和斯大林妥协。除私下进行说服以外，他还发表了公开声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向议会作报告时（1944年10月27日），他宣称：
我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先生不久将回到莫斯科去。如果不能作出很好的安排，使他能在波兰土地上组成一个波兰政府——一个有关各大国一致承认的政府，那将使所有波兰的诚挚的朋友大失所望。……
在当前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或旷日持久的谈判上，那将是万分遗憾的事情。
但是继之而来的正是犹豫不决和旷日持久的谈判。米科拉伊奇克发觉他政府中所有波兰各党的代表，除了他自己党的代表外，都是坚决反对接受寇松线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罗斯福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他有力的干预，但是那时候罗斯福正忙于最后阶段的竞选运动。他觉得他不能为了出面支持寇松线而冒失掉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他也不愿公开反对寇松线而得罪斯大林。因此，直到选举获胜以后，米科拉伊奇克的呼吁才得到答复，而甚至到了那时候总统的答复还是闪烁其词的。他一边说美国政府“毫无疑义地支持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一边又宣称如果波兰政府、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能够为波兰商定一个互相满意的疆界，“本政府不会表示反对”。美国驻俄国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从华盛顿去莫斯科的途中，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米科拉伊奇克。当他递交这封信时，他根据罗斯福的授权，提议由他出面为波兰人和俄国人进行调停，努力设法使俄国人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但是波兰人感到厌恶，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如果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哈里曼去办，那就等于默默地放弃了他们对东部几省的主权要求。
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中，内部摩擦已到了十分尖锐的阶段。米科拉伊奇克显然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这使他在大多数流亡的同僚中变得很孤立，因此1944年11月24日，他决定辞职了。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继他成为流亡政府的总理，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农民党没有参加新政府。
1944年12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公开表示了他对这种事态发展的反应。对于伦敦的波兰人没有接受寇松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失望。他说，波兰新政府已经组成，“它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我的确不能赞同”，他把米科拉伊奇克描写为“唯一能在最近的将来照亮波兰的明灯”。美国的反应仍然是犹豫不决。12月18日，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个月之前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封信。
自从1944年9月以后，红军在波兰一直没有动静，但是斯大林正计划于1月初在前线的这个地区恢复进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10月间在莫斯科时似乎愿意去说服他的同僚接受寇松线，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决定从此不再考虑伦敦的波兰人。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声明自己是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政府承认了它，并且立刻任命了大使。美国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它在1945年1月1日宣称，他们建议继续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在波兰玩弄的这些花招，是1945年1月13日俄国发动新攻势的序曲。红军进兵迅速，到1月17日，已把德国人从华沙赶走。几天之内，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便迁移到了古老的波兰首都，并且已在红军的后方承担起管理波兰领土的任务了。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受到十分同情的理睬。英美两国政府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临时政府，可是也很难设想出安排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象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个问题也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三大国的领袖在雅尔塔去解决。
在莫斯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南斯拉夫的事务悬而未决地拖延着。铁托和舒巴希奇尽管在夏季签订了协定，仍然觉得彼此很难妥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半对一半的协议也依旧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君主政体的前途。1944年11月1日，舒巴希奇和铁托商定，在公民投票决定南斯拉夫人民是否要国王彼得回来以前，应该先组成一个三人的摄政团。但是国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却要舒巴希奇在1945年1月22日辞职。于是英国政府对年轻的国王施加了压力，劝他改变主张，到1月底他作出让步，同意关于摄政团的建议。可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当舒巴希奇提出担任摄政的三人名单时，铁托觉得其中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当雅尔塔会议开幕时，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领土问题，影响到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1944年9月，铁托公开声明，他打算把的里雅斯特并入南斯拉夫，后来他又宣布了对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省的主权要求。就在这几个月里，铁托同保加利亚人就马其顿问题进行了复杂而暧昧的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铁托当时很想组织一个包括南部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联邦，把保加利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马其顿人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这方面，俄国人的政策极为重要，因为铁托和保加利亚政府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一般说来，他们对斯大林的指示至少是听从的。巴尔干联邦老早就是共产国际针对东南欧的纲领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本人到底是否欢迎这样一个主意，让一个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出现，这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总而言之，尽管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不过他们对建议中的联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意见不一）两人十分热心，什么事也没有干出来。
在法国，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常常对英美两国政府的行动感到气愤。他特别气愤的是，法国政府连续不断地被排除在盟国核心的协商之外。当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塔的三大国会议时，他认为自己遭到轻视，法国的尊严也受到损害。他在12月访问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盛大的接待，这加强了他在国内共产党面前的地位。由于这次访问，法国和俄国于1944年12月10日签订了一个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毫不含糊地是针对德国的，而且没有期限。戴高乐以这个姿态对西方盟国表示，他和他的政府已经超过受保护的阶段了——这种受人保护的关系早已使高傲的法国精神感到愤慨。然而，戴高乐本人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1944年秋天，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在致力于选定时间和地点同斯大林会晤，召开第二次三方面的会议。但是斯大林拒绝离开俄国本土，罗斯福又受到竞选运动各项要求的严重妨碍。筹备工作好多次都功亏一篑。最后，罗斯福决定把这次会议延展到新国会开幕仪式（1945年1月6日）和他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1月20日）之后。至于开会的地点，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多少有点勉强地（特别是丘吉尔方面）同意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去开会。由于罗斯福在国内的种种公务，会议决定在2月初举行。就在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英美的参谋长们安排好在马耳他召开一次预备会议。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先去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作一次访问，为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打些基础。在这些预备工作完成以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开始了。
1945年2月4日…11日的雅尔塔会议，也许是三大国在战时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它是在从规划战争过渡到规划和平的时候召开的。当时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盟国大国之间的战后关系还可以在文字上下些功夫定出一个格局来。在德黑兰，讨论的全是军事战略问题，而到波茨坦会议时，俄国人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到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地步，双方只好保留不同意见，承认既存事实了。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三大国仿佛（虽然这个仿佛可能是个错觉）有较多选择的余地。他们开会的时候，正是需要把每一国在战后世界上应起的作用清楚地确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达成协议，或者彼此冲突，似乎都有可能，只看他们各自的政策转向何方。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和军事顾问来进行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会议完全是一种正式国际集会的气氛和体制。和它相比，德黑兰会议只是一次由军事参谋人员的会谈作补充的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非正式的私人会晤。
美国、英国和俄国，各自都是带着明确的目标来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对美国人来说，在所有的目的之中，有两个应当优先予以考虑。第一，为了保证迅速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想扫除掉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妨碍同俄国人达成协议的那些障碍。第二，美国人希望能解决欧洲和远东未来的战略问题。欧洲的战略问题，关键在于英美参谋长之间就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攻德国发生的那场争论。在远东，问题主要是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
比较起来，欧洲各地的政治问题是次要的。美国人仍然期望等德国一打败，就把他们的部队从欧洲迅速撤回。罗斯福在雅尔塔告诉斯大林和丘吉尔，希特勒垮台以后，美国政府不可能把它的任何部队在欧洲留驻到两年以上，而且不用到两年，按照计划需要，一有船只马上就要把战斗部队调到太平洋去。而且，罗斯福最信任的许多顾问认为，在大战结束以后，舆论不会支持美国在欧洲采取积极的政策。罗斯福当然不想重蹈威尔逊总统1918…1920年的覆辙。做一个被美国本国所否认的欧洲新的主宰者，这幅景象只能导致混乱和误解。假如欧洲人能把他们自己的事务解决得称他们自己的心意，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遵照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所设想的那种总的世界体制办事，并且多少也还尊重联合国家宣言和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那就行了。
根据这样的思路，美国人首先应设法办到的是，同俄国人达成关于联合国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件事办好以后，欧洲的种种争吵就可以留给欧洲人去解决，美国只要提供一点有益的意见，也许再推动他们一下就行了。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来到雅尔塔时，对于应该如何解决欧洲一些悬而未决的争执的确是抱有明确的意见的，但是罗斯福不想十分认真地采纳他们的意见。在会议的辩论中，一般说来，总统的做法是偏向于不支持任何一种特殊的方案。相反，他随时都在充当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调解人，把解决纠缠不清的欧洲事务的积极主动权大部分留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
在军事方面，英国人同美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解决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他们和往常一样，准备把太平洋战争的问题留给美国人去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至少是地理上的事实使英国人对于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主次看颠倒了。盟国对德国和波兰的政策问题、法国在战后欧洲大陆的均势方面将起的作用、英国在巴尔干各国和波斯的影响的前途——这些都是紧急和重要的事情，只有在大国把这些事情友好地解决以后，再去进一步着手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组织，似乎才是明智的。崇高的原则和友谊的表白，如果不能变为有关个别国家和区域未来命运的详细的协定，毕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斯大林也是抱着一种多少与此相同的精神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如果说他有三个总的目标，那似乎是有道理的。他要为苏联经济的重建取得所能得到的一切资助。这是指德国的赔偿，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美国的贷款。第二，他想获得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在远东失去的领土和特权，作为他在满洲加入对日作战的报酬。第三，这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目标，他要为他的国家免受德国侵略的未来安全打好基础。他大概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大战时在三大国之间出现的普遍的谅解必需继续下去。为了保持这种谅解，他准备作出让步，而且也的确作过几次在他看来是非常重大的让步。
但是斯大林也认为，为了保证苏联未来的安全，需要在位于俄德之间的东欧国家里成立同俄国友好的政府。很可能，甚至大有可能，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十分自然的愿望给他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随后的事件表明，一个满足了苏联的友好定义的政府，几乎不能同时满足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但是把“友好”政府强加于象波兰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便很可能得罪英国和美国，甚至和他们对立。因此，1945年2月斯大林所想到的保证苏联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在1945年2月，这种两难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楚的。看来斯大林是以为东欧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将把当地共产党在大战期间建立的“人民阵线”保存下来，这样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政府中，共产党当然会起重要作用，虽然还不是独一无二的作用，“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将依法从政治活动中排除出去。把“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这些名词的定义加以扩大，把所有积极反俄或反共的人都包括进去，就有可能确保建立起友好的同时又不会触犯西方民主的陈旧信念的政府。毕竟，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愿意来保卫法西斯分子在俄国势力范围内闹事的权利呢？特别是，假如斯大林采取步骤约束共产党，让他们不要在西欧以及在英美势力占优势的世界其他地区同英国和美国为难的话。斯大林朝这个方向准备走多远，这在希腊最近已经得到引人注目的证明，丘吉尔既看出了，也很感激斯大林的非凡的克制。
因此情况似乎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可能觉得如果他不去干涉英美的势力范围，他就可以指望西方国家也不来干涉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只是通过友好的方式确定俄国势力范围的界限。欧洲谘询委员会最近达成的协议，划定了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再加上他和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国家和多瑙河流域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协议，似乎已经解决了这项问题的大部分。剩下的只有远东问题和最困难的波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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