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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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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势，在可能范围内，分别考虑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当贝尔纳斯向全体会议读完他的三个建议时，斯大林最后一次试图向德国取得更多的赔偿。他要求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国外资产，三分之一的在西方占领区搜获的黄金，以及三分之一的德国企业的股票。斯大林重新提起他在会议早些时候曾提出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英…俄…美三国组成的行政机关来管理鲁尔的工业。
这时双方进行了活跃的讨价还价。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抗议斯大林的新要求。当斯大林提出，作为一种代替办法，把西方无偿地移交给俄国人的德国赔偿的比例予以提高时，贝尔纳斯想出了这样的主意，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如果斯大林也接受他向会议提出的三个建议的话。这笔交易就在这些条件下成交。俄国人现在将从西方占领区无偿地接受百分之十五的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与俄国占领区交换粮食和煤的那部分设备的比例则相应地减到百分之十。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俄国人取消了他们关于在鲁尔建立三国管理机构的建议。对德国国外资产的处理，留待进一步讨论，但第二天各方同意，俄国人应有权取得他们占领的一些国家里的德国财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波兰对赔偿的要求由俄国人予以满足，其他盟国的要求则由西方国家分得的份额中给予满足。最后，斯大林勉强同意接纳法国代表进入赔偿委员会——法国占领区的存在使这一步成为必要的了。
此项协议达成后，危机便过去了，还需要两天的时间做好会议的结束工作和准备公报及议定书。最重要的行动是正式批准关于盟国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的声明。这一文件和它在政治方面对称的文件一样，是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拟就的。但是，它和那个文件不一样，使盟国有责任贯彻一些积极的政策。文件宣称，应该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这一原则已经被赔偿协定直接推翻而成为几乎毫无意义的了，因为俄国人的政策比西方国家可能接受的任何政策要激烈得多。此外，文件指示盟国管理机构应对运输作必要的修复，增加煤产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并对房屋和公用事业作紧急修复。通过这样一些规定，至少部分承认了把德国经济恢复到接近稳定的必要性。
公报也接受了由三个盟国均分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办法，但规定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对德国的商船暂不作分配。这是对俄国人的一个让步。不过在战犯问题上，斯大林希望在公报上提出首恶分子姓名的意见则遭到否决。相反，公报仅仅注意到当时正在伦敦进行的关于设立国际法庭的讨论，这个法庭将审判那些所犯罪行无特殊地理位置的主要战犯，公报还表示希望即将采取及时的行动。
公报同样地承认，把德国居民从东欧国家驱逐出去这一点“应予进行”。它表示希望这件事将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进行，而且进一步的驱逐应暂予停止，直到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做好在德国接待难民的安排。这样的措辞是对英国的，而且在较少的程度上也是对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英美关心德国西方占领区难民问题的让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驱逐仍在继续，而且正是无秩序地、不合人道地在进行着。
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后，西方国家对于赞同俄国对东普鲁士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没有表示什么或根本没有表示反对。哥尼斯堡城作为波罗的海地区在俄国人手中的唯一不冻港，对俄国人是重要的。俄国人方面的一个相应的让步是，他们在目前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同意“改进”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们允诺，委员会的俄国成员和其他成员应经常会商，并保证人员的行动自由和邮递自由。
俄国还作了一个让步，即答应立刻开始从德黑兰撤退，但是关于从波斯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则将等到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再予考虑。最后一个让步是俄国答应参加一个管理欧洲内陆航道的会议。
其他问题不可能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匆忙中予以解决，有些问题因为微不足道而去掉了。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责难和反责难，归入了后一类。土耳其海峡和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置这两项纠缠不清的问题属于前一类。
这样，会议慌慌忙忙地宣告结束。8月2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公报和议定书。这项工作完成后，疲乏的与会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决议，当然并不构成欧洲事务的长期解决。但是盟国能够在最迫切的问题，即对待打败了的德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成绩。
但是成绩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大。程序上的一个显著的不正常状态——法国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这么艰苦地达成的大多数决议完全无效。虽然法国有代表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且在德国分配到一个占领区，但是既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也没有在三大国确定的对待德国的原则上取得法国的同意。法国显然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但是法国人凭着管制委员会会员国的身分，有权否决盟国在德国的行动。如果法国人愿意承认波茨坦决议，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不是这样。法国人比俄国人更惧怕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强大邻国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几个半自治的地区。按照波茨坦公报约略描绘的方式，从柏林管理整个德国，并允许建立全国性的中央经济管制部门，这是和法国的打算背道而弛的。再则，在法国解放初期曾影响很大一部分法国人行动的受了损害的自尊心，也推动法国人向三大国挑战，并以挑战为特别的乐趣。结果，波茨坦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块礁石就是法国的不妥协态度。
忽略了法国是一个明显的大缺点。但是斯大林不愿把法国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或者象是平等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针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坚持要戴高乐出席波茨坦会议，那末，没有一个象波兰之类的卫星国代表同来，斯大林大概会拒绝出席会议的，可是西方又不会同意邀请他的卫星国。这就使这些大盟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为难：有法国或没有法国参加，都不能有所作为。
波茨坦会议的另一个缺点已经被强调得很够了。在整个欧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暂时，俄国成功地保卫了它对东欧的控制，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干涉，但是两个西方国家都不愿默默地或者毫无疑问地承认苏联人给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带来的新秩序。争执只是被推迟到草拟和约的时候。如果政府首脑们7月间在波茨坦不能达成协议，那末外长们9月间并会草拟和约时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困难当时还不是十分明显的。那些抱着战时团结的多种表现所培育的希望，并且怀着联合国宪章所激发起来的热情的人们，会把波茨坦决议看作是，用贝尔纳斯的话来说，“早日恢复欧洲稳定局面的一个基础”。俄国电台和报纸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出惯有的热情，这似乎证明俄国人和西方国家确实意见一致了。《消息报》说，“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纽带，扩大了它们合作和谅解的范围……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念：三个民主大国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将保证建立起公正和稳固的和平。”
英美的报刊则远没有这么热情。在美国，对于公报只字不提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事有些失望。许多记者和国会议员感到俄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纽约时报》（1945年8月5日）在社论中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纲领的经济部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完全是改造个大陆的物质文明。……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可以保留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判断，但是波茨坦决议的总的精神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战争目的。”8月6日，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一个在共和党内很有影响的领袖，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公报的含糊不清，特别是关于东欧的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会议上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确凿报道表明，公报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国和西方政策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因此，当杜鲁门回到美国时，他不得不面对着多少有点冷淡的公众，即使他们还不是公开地表示怀疑。1945年8月9日，他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做了报告。这时，俄国人已向日本宣战，第一颗原子弹也已经投下。波茨坦会议已经渐渐退到了幕后。但是，总统扼要地重达了会议的主要决议，为国际交往中的互让原则进行了辩护，并且乐观地肯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对波茨坦会议的反应和美国几乎一样。对盟国给予德国的经济待遇感到的怀疑和对公报没有提到的问题感到的担心，减低了对会议结果的热情。当英国议会重新集会时，丘吉尔于8月16日就外交事务作了激烈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并不掩饰英国和俄国政策上的许多分歧。关于波茨坦，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欺骗自己，想象胜利者第一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和忧虑的地方，或者想象我们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他接着猛烈谴责东欧的“警察政府”，并且在提到东欧有些国家驱逐德国人的问题时，说出了一句注定要成为警语的话：“关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谨慎的报道，已经泄漏出来，但是在当前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后面，悲剧正在大规模地展开，这不是不可能的。”当轮到贝文讲话时，他也没有藏头露尾地说或是缩小同俄国的矛盾。在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他说：“……我们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种极权主义正在被另一种极权主义所代替。这不是我们对那个被滥用了的‘民主’的理解。……”不管贝文和丘吉尔对国内问题的意见有什么分歧，他们对于英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新的一届议会还没来得及考虑外交事务，远东的急剧的、意外的戏剧性事件这时已使欧洲的麻烦相形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投降了，战事业已结束。原子战把喷起的巨大而凶恶的蘑菇云笼罩着大地。在这出戏中，波茨坦的决议起了作用。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会议的军事方面和日本的突然投降了。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对太平洋地区的下一步攻势作出决定之前，冲绳战役（1945年4月1日…6月21日）正处于最后阶段。从西南太平洋向北推进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同横越中太平洋打过来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舰队会师，引起了为难的管辖权问题。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部队划归一个其他军种的司令官指挥。这个关于管辖权的争执由于不同的战略概念而变得更为激烈。海军强调封锁的重要性，有好几个月，海军战略家们主张在进行任何正面攻击之前，先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收紧对日本的包围圈。与此相反，美国陆军则认为尽快直捣日本帝国的心脏。在冲绳被攻下以后，这样做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了。
这个问题这时非解决不可了，因为冲绳岛即将来临的胜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6月18日，金海军上将终于同意放弃对福摩萨和华南沿海一带的军事行动，以便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主要大岛——九州。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6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1945年11月1日为进攻九州的日期。棘手的指挥问题则通过分工的办法予以解决。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最初的登陆行动，等陆军通过海军陆战队夺取的滩头阵地登陆以后，麦克阿瑟就接过作战的指挥权。
美国人估计自己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进攻九州，用不着求助于英国和俄国。但是这场战争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南亚和东印度的军队也不得不加以应付。同时，如同美国人知道的那样，英国人和俄国人对这些问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因此波茨坦会议是很及时的。在这个会议上三个盟国可以商定有关对日作战的全面军事安排并协调行动。
波茨坦会议在商讨军事方面的问题时，对于战略不及对于行政管理和长远的政策那么关心，而会议的最重要的一面无疑是英美之间的会谈。英国参谋长们前来参加会议时带来一系列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建议会巩固和扩大英美两国军事上的伙伴关系。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希望能按照在欧洲行之有效的那种方式改组对日作战的指挥部。他们特别希望说服美国人把太平洋指挥部变成一个盟军指挥部，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不是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有两点理由。首先，从1945年3月以后，有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在美国的统率下在太平洋作战，因此由一个盟军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对这时事实上是盟国的一支联军行使最高指挥权，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其次，虽然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是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统率之下，但是他的参谋人员是两国的，并且这时仍然是如此，虽然他手下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部队了。为了保持平衡和顺利合作，要求由一个单一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指挥英美两国对日战争的战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人急切地希望英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军事上的伙伴关系。他们提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因为他们显然看到，英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好处不会因为战胜日本而消失。同样，英国参谋长们也极其希望说服其美国同僚不要停止对英国和法国驻德占领军的租借援助，尽管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问题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迟疑不决。他们无意放松对太平洋战事的独家控制，且对此直言不讳。他们也迟迟不愿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继续存在。在波茨坦，美国人回避这一问题，推说讨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今后的去向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确实同意让委员会继续活动到签署和平条约为止。最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拒绝建议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占领军继续提供租借物资，这对经济上已筋疲力尽的英国说来却是关系重大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是围绕着租借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展开了最激烈的辩论。
结果照例是互相让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对太平洋作战的控制，不受任何束缚，他们的战略计划也被采纳了。然而美国答应定期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磋商，并在“原则上”接受英国提供四个师的兵力参加对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登陆进改。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以前一样仍然保持对东南亚司令部的控制，但是它的范围扩大到原属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地方，包括东印度、马来亚、暹罗和印度支那。菲律宾和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中马努斯岛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则仍归美国控制。澳大利亚成了不属于这两个战区的大后方。蒙巴顿奉命于1945年8月15日前接管他的扩大了的战区。他的下一步行动的总目标业已规定，但是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有待英国人作出，其他诸如调整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和当地国家的各种军事和政治目标这件微妙的事情也交由英国人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军事考虑中，几乎完全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估计在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确曾对中国说了些空洞的话，在所要推行的政策中包括了给予蒋介石以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美国人终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接受了英国人长期持有的观点：他们不再相信中国人在打败日本中能起什么重要作用。即使运送物资没有困难，时间也太仓促，不可能装备和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在当地和华盛顿的美国指挥官们，对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所会遇到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障碍看得太清楚了。因此美国人已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大国来对待。中国人现在不是一个盟友，而成为一个问题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能就租借政策取得一致意见。英国不愿意放弃它在德国的占领军接受援助的权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同意把美国用于对日战争的资源如此移作他用。7月24日，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晋见杜鲁门和丘吉尔，提出报告要求最后批准时，这一争执仍未获得解决。在那次会上，总统个人对于英国要求继续给予租借援助表示同情。四天以后，7月28日，总统批准了一项发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同意给予英国人所需要的东西。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租借物资将继续提供给占领区的部队使用。
同俄国人的军事谈判比较简短。在波茨坦只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议，由俄国、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们各自陈述他们打算对日本采取的作战行动。俄国人说，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俄国的高级代表安东诺夫将军说，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和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
会议结束时，海军上将李海递交给安东诺夫将军一系列关于改善俄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美国人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两个气象站，划定美国和俄国海空军的活动范围，在远东美俄两国的司令部之间建立直接联络，以及对损伤的飞机船只相互提供海空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和俄国军事当局安排好在7月2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一些次要的更动外，俄国人接受了美国的所有建议。
同俄国人的军事会谈一般只限于交换情报。唯一引起战略性争论的问题是安东诺夫要求美国采取行动，打开并保障日本以北的海路。金海军上将说，这一点要等九州攻占之后才能进行。这段时间里，红军只得依靠早先贮存在远东的给养来维持。
在波茨坦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最终结果是，把对日作战的联盟性质缩小到了一个相当小的比例上。美国人坚持在处理协调作战的各种事情时直接同俄国人打交道，而不要英国人参加。在他们同英国人就东南亚事务打交道时也同样不要俄国人参加。美国的战区处于这两国的战区之间，这个地理事实使得这种作战方式成为可能，但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国的供应，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在波茨坦那样维护其权力的更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国、美国和英国在对付日本所作的努力上已经变成三个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军事行动。当然这些军事行动是事前共同商量过的，而恰巧又是针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各国的政治目的和所采用的军事手段是根本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不同的人物个性和地理位置都促成了这种结果，但是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却几乎同样重要。美国人小心翼翼，生怕变成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爪牙，英国人则感到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至少说也是有限得很，并且不赞成美国对于殖民地问题所采取的那种鲁莽的态度，而俄国人则想牺牲中国和日本，求得政治上和经济上有限度的但是明确的利益。由于这些因素，就既不能产生相互的信任，也不能制定共同的政策来支持和巩固盟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
到波茨坦会议召开时，迫使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极的政治目标已经失去它当初的诱惑力。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说明无条件投降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对日本提出一些严厉但是明确的条款，看来是可能有效地摧毁他们打到底的决心的。当杜鲁门来到波茨坦时，他随身带来了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拟定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要求日本投降可能的条件。杜鲁门把它给丘吉尔看了，他们两人又征求了部属的意见，对史汀生的措词稍微作了些修改，然后同意将这一宣言公开发表。然而出于礼节，又把这个文本送请蒋介石同意，等他表示赞成后，宣言就在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他们事先没有同斯大林磋商，俄国对这个既成事实非常恼怒。
这份不久以后通称波茨坦宣言的文件，要求日本人向即将整装列阵进攻他们的优势大军投降。“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又重述了一遍，但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使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铲除“那些欺骗和诱使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途径的权势和影响”；由盟军占领日本领土上一些没有明确指出的地点，直到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发动战争的势力清除为止；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割让日本的边远领土；惩治战犯——根据这些条件才能进行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宣言允诺：日本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能安然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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