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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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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是符合总统在＇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政策的，该项政策声明“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
根据该项声明，也向中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发出邀请，请它们派遣部队参加占领。中国政府已经通知本政府，它虽然愿意提供一支部队，但目前尚不能做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接受这项参加占领的邀请。
结果显然是，从军事上说，麦克阿瑟和美国人保持了他们对日本的有效的独占。
日本投降时的中国局势显然由于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得到稳定。这项条约的谈判从7月1日宋子文专程来到莫斯科时便开始了。宋是在美国和俄国的压力下来的：这两个大国都渴望在红军进攻日本之前取得中国对于雅尔塔协定中有关给予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和让步的承认。宋对待谈判的态度很倔强，他对俄国的企图既感到恐惧，又不信任。
结果是，关于俄国在满洲未来权利的明确规定经过长久争议都不能解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波茨坦会议之行打断了这场讨价还价的争执。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国又尽力支持宋子文，坚持不给俄国人比雅尔塔协定条文所答应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俄国有两项有利条件：它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它还可以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大多数争端上，宋都不得不作出让步。
条约本身只不过规定了在对日战争中和战后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关于友好同盟条约”所交换的一系列照会中，以及在规定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的新地位和在红军占领满洲期间中俄两国当局在满洲的关系的一系列补充协定中，才有实质性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俄国人明确承认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放弃一切干涉新疆的企图，并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的援助。此外，俄国人保证这些支持和援助只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从而明确表示它丢开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如外蒙古居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示要求独立，即承认该地区独立。中国进一步同意把大连建为国际自由港，并将港口设施的一半交给俄国控制，容许俄国共同使用辽东半岛（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市不包括在这个基地以内），并与俄国人共同经营满洲的全部铁路。
名义上，这些协定规定，在设立的各种管理机构和委员会中，中俄两国地位平等，并且使中国人单独享有民政方面的管理权，但另有一些条文明确规定哪一个国家实际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样，中国就把旅顺港海军基地的防务托付给了俄国政府，俄国人保有在基地内的任何地方随意驻扎任何数目的人员的权利。鉴于这一海军基地从半岛顶端到底部长达五十余英里，它足以容纳整整一军人。中国人和俄国人彼此都很明白，由于签订了这些协定，俄国在整个满洲将享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通过对铁路的控制，也就能控制这个地区的全部经济生活。
然而，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难怪蒋对美国大使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
美国人最初对这笔已经成交的买卖也相当满意。杜鲁门在波茨坦特别坚持的一点——大连应成为对各国船只开放的自由港——已确实可靠地写进了协定，而且中国人也避开了俄国人原来提出的一部分要求。然而不久，俄国人在满洲活动情况的令人不安的报道，就传到了美国当局的耳里。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周里，俄国人开始从满洲的工厂里劫走了机器和其他物资，把它们运往西伯利亚。俄国人自称这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只是拿走了战利品而已，难道这些工厂不是日本军事力量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吗？而美国人则反对如此不精确地解释战利品的涵义，他们宣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处置应通过共同协商予以解决。第二个问题产生于战俘的处理。波茨坦宣言曾允诺日本士兵一旦解除武装，立即遣送回乡。但俄国人却拒绝遣返他们俘获的日本人，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作强制劳工使用。
然而，在中国本土，中苏协定的直接效果看来是符合中美两国政府的期望的。从1944年5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断断续续的谈判又重新开始。共产党在以前的若干争端上作出了让步，到1945年10月11日敌对双方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看来似已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此后，局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公开互相威胁，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
这一变化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首先，美国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了规模非常可观的援助。这一援助采取的形式是通过空运和海运把中国军队送到以前的日本占领区。美国人把这个行动看作遣返日本士兵过程的一部分。若要避免无政府状态，总得由某个手头拥有军队的当局来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权力。但是人人都明白，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国民党对付他们的敌手共产党。并且，自然而然地，国民党由于越来越相信美国人的支持，就越来越不愿意同共产党妥协。从数量上讲，国民党对中国红军具有大约五比一的军事优势。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能在1945年年底占领中国本土所有重要的人口中心。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后，蒋并不感到还需要作什么让步了。
改变中国情况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暗地里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援助。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报告，说俄国的司令员把共产党部队放进了满洲，并帮助他们接管当地的行政权（大战期间，共产党在满洲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同样地，中国共产党越是感到俄国肯定会支持他们，即使规模较小，他们也就同样地越是不想同国民党妥协。如果要避免内战和俄国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冲突，显然必须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努力。
为了作好准备以进行各种努力，杜鲁门说服了新近刚辞职的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承担一项特殊使命。他的任命是1945年11月27日宣布的。不久以后，贝尔纳斯谋求于12月在莫斯科同俄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来处理中国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这些情况。
日本投降后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日本人曾在欧洲国家以前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些傀儡政府。这些政府在失去日本的支持后，不一定都已垮台。此外，战争期间成立了许多游击队，有的受共产党领导，有的具有反日的民族主义纲领。地方部落、民族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搞乱和削弱了这场反对欧洲人统治的亚洲人起义。但是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手里拥有武器，并且组织严密，能够把他们的不满导向政治途径。这些事实给指定在马来亚、印度支那南部和东印度接受日本投降的英国司令造成了一种非常棘手和困难的问题。
而且，欧洲人之间也是彼此不和的。法国和荷兰要求恢复战前它们分别对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的控制，即使它们自己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强制推行一些比英国愿意支持的更为激烈的政策，它们也极不愿意委托英国人来保护它们的帝国利益。
最后，印度的前途也是蒙巴顿背后的一个大问题。他统率的部队大多数是印度人，他们中有些人对于爪哇和缅甸这些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是不无同情的。1945年8月15日，在新议会开幕时英王发表的演说中，他指示工党政府要竭尽全力，与印度舆论界的领袖配合，促使印度的完全自治早日实现。同样地，1945年5月17日的一份白皮书提到缅甸时宣称：“英王陛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缅甸人民的代表在各党派和各阶层之间达成足够的协议之后，应制定出一部他们认为最适合缅甸的宪法……”
英国政府既然对印度和缅甸承担下了这样的义务，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支持荷兰要求在东印度推行的那种较为苛刻的政策——要贯彻这种政策非使用相当规模的武力不可。相反，英国一向坚持设法避免使用武力，并设法找到一种基础来进行政治改组，以满足当地人民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志向，同时又能保留一些欧洲的影响。在英国自己的领地上，这个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在东印度，不久就发生了暴力行动。
纵观大国在整个远东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刚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急剧的重新改组。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经常指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英国那方面开始时则主要指责美国独自执掌日本的大权，而俄美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由于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看来已取得了圆满的协调，俄国人似乎同意把日本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在几星期内，美国人就更换了伙伴。美国当局面临东南亚“独立”问题所引起的复杂局势和困难，看出明智的办法是慢中求快，它发现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原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大问题。同样地，同英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官员在有关日本的管理问题上达成协定已证明是可行的。同时，事态的发展也迫使美国人同意了英国当权者从战争开始时就持有的、把中国力量估计较低的观点。
另一方面，美俄两国之间的争吵增多了。到1945年年底之前，这两个大国由于中国这块弱肉而发生一场公开的正面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令人痛心。俄国人马上就扮演起美国人刚刚不干的角色，成为对亚洲殖民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这种明显的外交变动只有一部分是在远东事态的刺激下发生的。欧洲事务总的说来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因此，主要由于欧洲的事态才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又在中国和远东引起了全面的巨大的反响。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大同盟解体了。盟国的合作为苏联与美国间出现的全球性对抗所代替，尽管这种对抗起先是隐隐约约、迟疑不决的。到了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在亚洲，使早些时候政策上偶尔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冷战。在这以前，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变得尖锐、明确，可是1946年年底之前，俄…美的合作无可怀疑地已经过去了。
盟国的关系在1947年终于变得界线分明以前，经历了两个相当清晰的阶段。直到1946年5月前后，英国和俄国似乎是在欧洲和中东争夺势力与影响的主要对手。相对而言，美国在这个时期却待在幕后，试图尽快地重建“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部分已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了，部分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两件关键性的大事说明了导致冷战的美国和俄国态度的变化。一件是美国和俄国对德政策的公开决裂。这个争端是经济方面的：1946年5月3日，德国境内美国军政府的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通知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他的俄国同事说：除业已商定的“先期赔偿”外，美国占领区内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将停止递交，直到俄国人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并且同意对俄国占领区内业已拿去的赔偿制定一分清单后，再行恢复。在盟国对德政策早期的争端中，美国人一般总在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带头反对俄国人的要求。克莱的行动在俄国报纸上引起了喧噪的激烈抗议，美国政策第一次遭到了俄国宣传机器的大声抨击。因此这件事成为俄…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件事是美国国会批准给予英国一笔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决议。这笔对英国贷款的第一次是在1945年12月6日正式提出的，但是直到1946年7月13日才由国会最后批准。且不提这笔贷款对英国的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和随之而来的辩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确保了英…美在战后世界上的政治团结。它还把美国人想回复正常的那个宏大的美梦展延到无限期的未来，大概要到俄国人同意改恶从善的时候。
由于这两件事，斯大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对英…美的共同战线。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把这一联盟的领导责任愈来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些发展，还带来了俄国、美国和英国宣传和舆论方面的变化。象通常那样，舆论的变化部分地是国际事态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国内的压力与问题也是促使俄国和美国逐步出现那种新的舆论的重要因素。
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俄国。大战结束后，接下去是一场明显的反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正式恢复过来，而战时产生的传统的大俄罗斯类型的爱国主义，则被小心地抛开了。俄国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绩的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忽略，不过官方的解释却把成就日益归之于使伟大的斯大林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和作好准备的苏维埃制度和正统的学说。既然表达舆论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这种改变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发出了这种新的论调：“但是就连现在，在获得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胜利以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却这一根本事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全部危险都已经消失。仅仅是希特勒德国威胁我们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危险消失了。”1945年11月6日，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失败以后，莫洛托夫对莫斯科苏维埃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多国制度’下时，当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根子还没有最后被拔除时，我们对可能来破坏和平的新犯罪分子应保持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而关心加强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将继续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责任。”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止一次说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隐藏着全面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刚结束的战争说成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验，并且说明前三个五年计划为俄罗斯的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未来的五年计划的某些目标：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工业能够年产高达五千万吨的生铁，六千万吨的钢，五亿吨的燃煤，六千万吨的石油。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保障，可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这大概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须完成的。
三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经比较简略地叙述了这项计划：“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些讲话，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给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个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发动了场十分彻底的运动，反对文化和知识的“世界主义”，即反对赞美或承认西方的成就。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推行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是党试图再一次对俄罗斯思想与行为保持极权主义控制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几百万士兵接触过西方文明，这件事同那些过着持续不断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厌战情绪和生来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的宣传提出了一种极为棘手的挑战。对西方文化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攻击，歌颂苏联的一切事物，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进攻的危险——这些就是党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紧随着伟大的胜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滋长起来的怀疑与冷漠时所依据的宣传方针。在俄罗斯社会中，军队可能是党的唯一的对手，党计划用下列几个补充的步骤来削弱对手而加强自己：一次广泛的清党运动，公开贬低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那些军方人物，以及重新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希望与恐惧的逆流在俄国导致了这场反动。也许，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当真相信资本主义有发动进攻的危险，不过假定俄国国内的情况在决定党的新路线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夸大来自国外的危险，为其对俄国人民提出的必须服从、耐心和工作的这些新要求进行辩解。鬼影般的资本主义掠夺者，对于国家未能按人民所企盼和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替罪羊。同样地，恢复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为了保证一般党员的忠心与热忱，实际上斯大林就是依靠这类人在俄国推行他的意志的。他们对教条主义愈热忱，必然对苏俄同英美这种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合作与恳切对话这幅景象愈感到烦恼。当胜利把这种举动的策略性辩解打消以后，斯大林也许发觉自己受到某种压力，不得不改变他的方向。
且不论是何种因素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于1945…1946年改变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反正是改变了。这一事实使以前的盟国之间的合作更形困难。战争不可避免的学说，往往是自己证明是正确的：人们愈相信并奉行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愈成为正确的。举例而言，俄国政府的领导人越是讲述、相信并奉行这一信念，认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是必不可免的，也就越有助于挑起这种敌视，当然顺带还证明他们自己是英明的先知，并且对思想单纯的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美国舆论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的那些月份里，经历了一场由渐而来、更为混乱但同样巨大的变化。如同在俄国那样，最早的情绪是极端保守的：“让我们恢复正常。”武装部队的迅速复员和政府对国内经济管制的同样急剧的撤销，便是这种心理状况的征兆。租借法的废除以及加快制订和约的努力，反映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抱的同一种态度。
然而，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事态并没有朝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的经济困难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予英国贷款。还有，俄国在东欧和在会议桌上的举动，并不符合美国方式的正常秩序，诚然，似乎还是对战时各项保证的一种玩世不恭的背弃。起先，美国的舆论十分混乱。思想保守的人同时又是最急于想恢复正常秩序的人，他们对俄国和共产主义也最为猜疑。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人士则比较倾向于支持美国继续介入国外事务，不过同时又力陈对俄国要耐心和谅解。两项并行的过程逐步改变了这种组合。许多保守派人士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畏惧与厌恶，渐渐超过了他们对卷进外国事务的厌恶，因而成为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则感到幻想破灭，放弃了同俄国取得任何坚定而成功的谅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如此。这类人士倾向于主张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可是象许多思想保守的人那样，在政治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方面，却畏缩不前。结果，一种比较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起来了。
随着联合国活动而来的把一切都公之于世的做法，大大促进了舆论的这种变化。为控制原子能，为俄国人拒绝把红军从波斯撤走，以及为英…俄在希腊及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龃龉所进行的辩论，使大国间的冲突显得如火如荼，并且深深动摇了对新的联合国组织的功效与能力早期所抱的乐观看法。
这一改变也是逐渐而来的。因此，当温斯顿·丘吉尔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分讲话，要求美国同英联邦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以便抵挡共产党侵略的阴影时，他的话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于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当着杜鲁门和其他要人的面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讲话，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再去阅读时，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丘吉尔主张“在我们的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共同使用每一国所拥有的全部海空军基地”，并且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分。他宣称：“我们的目的不外乎同俄国互相支援和合作”，但是接下去把“铁幕”——这篇讲话使这个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后面的事情描绘成了一幅阴暗的画面。他说：
谁也不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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