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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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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斯和贝文要求在东欧放松压迫人民的警察统治，实现更多的公民自由，并立即进行自由选举。假如真这样做的话，实际的结果必然会使现存的政权垮台。要是认为继任的政府会同俄国友好（也许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无论对“友好”这个词怎样解释，都反映出这样设想的人是无知或表里不一的。可能贝尔纳斯和贝文只是无知，但莫洛托夫却认为他们是虚伪的。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始终没有充分地、坦率地正视他们对东欧的政纲中两个要点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有关国家来说，同俄国友好和成立“民主”政府是互不相容的，而贝尔纳斯和贝文却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在俄国人方面来说，他们不能坦白承认自己不受东欧各国人民欢迎而使自己感到难堪。所以他们反而把反对派称作法西斯分子。
双方都不肯开诚布公，或许对有关的事实也了解得不够充分，这些因素使东欧事务的讨论毫无效果，而且简直令人恼火。每一方都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莫洛托夫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阴谋剥夺俄国的胜利果实；西方的外长们则觉得俄国的行动表明，它抱着利己的态度而不遵守战时的诺言。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方是有理的。贝尔纳斯和贝文不过试图实行“联合国家宣言”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类文件中阐述的原则而已。真正的缺陷在于这些文件本身，因为其中含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可以用外交命令在东欧建立民主制度，这种政府一旦成立将是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并且倾向于和平，从而自然能为各大国所接受。相应地，从法律上来讲，俄国是无理的。但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却可以用武力建立他们的统治。况且，战前东欧各国的政府与社会确实非常腐败，因而使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在宣传中自称是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贝尔纳斯和贝文发动的攻势下，莫洛托夫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决定反攻。他于9月22日通知谈判的对手：俄国代表团将不能参加预定举行的外长会议，同时他却要求同贝尔纳斯私下会晤。两人见面时，莫洛托夫把话题转到了日本，要求美国人同意设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以监督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工作。贝尔纳斯表示要从长计议，并建议在外长会议结束后商讨这一问题。
这次谈话后，贝文也参加会谈。莫洛托夫向他们表示反对中国和法国参加东欧各国和约的讨论，他声称这是违反波茨坦议定书的条款的。当天晚些时候，在外长会议的正式会议上，他向法国和中国的外长讲明了这个新立场。他们当然不爱听这个意见，贝尔纳斯和贝文也是如此。于是在以后的十天中，会议为了应如何解释波茨坦议定书而争论不休，但毫无结果。
9月28日，贝尔纳斯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他建议，和约的起草工作应限于同有关各国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国家的代表（这是对俄国人的让步），但有一个条件，即各和约草案以后应提交和会审议，在和会上，所有“确曾派遣过部队同欧洲的轴心国作战”的联合国家均有代表出席。但是，俄国外长对此并不满意，事实上，他的言行表明，他在蓄意运用阻挠的策略。
大家都对这种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会议在1946年10月2日结束，实际上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会议甚至无法商定一份叙述会议经过的公报与议定书，因为莫洛托夫坚决主张，凡是提到中国和法国参加巴尔干和约讨论的词句，均应从记录中删去。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完全失败了，这使大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贝尔纳斯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因为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为了立即拟订和约，从而使美国可以不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回到华盛顿后，便着手采取了若干和解的步骤。1945年10月20日，美国和英国一起在外交上承认了奥地利临时政府，同年11月2日，又承认了匈牙利临时政府。在这两件事上，都是在对方保证于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之后，才予以承认的。选举及时举行了，匈牙利在11月4日，奥地利则在11月25日。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仅仅获得少数选票。接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居于次要地位。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棘手。贝尔纳斯决定派遣一位特使，一位政治观点十分“开明”、令人无可怀疑的人到这两个国家去。结果，他挑选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马克·埃思里奇担任这项任务。他的职责是要查明，美国的外交使节是否有所误解，夸大了这两个国家中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弊端。他的报告并未发表，但有一点很清楚，总的说来，他同意那些在现场的美国官员的看法。
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从俄国人那方面来说，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很沮丧。原先莫洛托夫的策略可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公开决裂的前景会使贝尔纳斯和贝文畏缩而让步。在早先举行的那些会议上，当关于波兰之类的有争议的问题发生时，美国人总是显得急于想达成协议，甚至不惜牺牲原则。但在伦敦会议上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莫洛托夫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不妥协态度。因此，斯大林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一定程度内，允许匈牙利和奥地利于1945年11月举行自由选举，目的是试图安抚西方舆论。但是这次试验的结果不可能使俄国人安心。他们的朋友在选举中遭到惨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各个反对党派相应地都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略施高压手段就获得了好得多的成果。保加利亚于1945年11月18日举行选举，祖国阵线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得到了新的合法性。1945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选举，甚至更显出一边倒的情况，从而使铁托领导的人民阵线确立了压倒一切竞争者的权力。不久，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宣告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了国王彼得的君权。然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是比较强大的，铁托则保有大战期间的功绩作为资本。罗马尼亚和波兰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而在斯大林对于安全的观念中，罗马尼亚和波兰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预先能保证共产党稳操胜算之前，不准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选举。
上述这些事件和姿态并未促进和约的制订工作，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使大国关系较为协调。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以后，莫斯科始终保持令人纳闷的沉默。到1945年10月底左右，贝尔纳斯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由于国务卿的建议，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苏联独裁者，由哈里曼大使于10月25日面交斯大林。信中详细谈到美国为和约起草程序提出的新计划中的那些细节，并且也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斯大林看完信后有点生气地说，把日本问题漏掉了。他抱怨说，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俄国代表被看作“一件摆设”，并且声称，一般说来，俄国正被当作第二流国家而不象一个盟国。
斯大林的这种反应使贝尔纳斯感到惊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原先他认为，莫洛托夫指责美国人在日本的做法，为的是掩盖俄国在东欧的单方面行动。可是，既然斯大林也谈到这一问题，看来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以对付俄国的批评，要不然就放弃美国要求影响东欧事务的权利。事实上，英国政府，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现有措施感到不满，它们同俄国一样，也想在决定盟国对日本该怎么办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使这一问题变得分外迫切。于是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贝尔纳斯和他的助理们忙于拟订管制日本的建议，希望能使俄国和澳大利亚满意，同时又给美国司令部保持适当的活动余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麦克阿瑟一般不愿同外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本身的领导人）打交道，特别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国政治委员会的限制。
然而，贝尔纳斯同美国武装部队的代表磋商后，终于能够拟订一些关于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并使各个盟国政府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节那天，他决定，如果设法同俄国人重开谈判，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他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者限于三大国的外长。英国和俄国政府都同意了。于是1945年12月16日，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会面，这次是在俄国首都。
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不是仅仅为了起草和约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还试图解决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切分歧，这一点意味着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比以前认真得多的气氛。议题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会上将讨论关于占领日本的安排，以及朝鲜、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满洲和波斯的局势，还要讨论原子能的管制，制订和约的程序，以及英美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的条件。假如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全面解决。实际上，这次会议办成了不少事，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却没有作出决定而从议事日程上去掉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大国的融洽一致，几乎立刻证明是个致命伤。
总的说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的妥协有下列几方面。第一，俄国人接受了美国关于召开和会的计划，并同意应邀请与会的二十一国的名单。作为报答，美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俄国的这一论点：惟有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家才有资格参与和约条款的初步审议。接着就指示三国外长的助理们立即恢复本来业已着手的草拟五项和约的工作，并规定和会的召开日期不应迟于1946年5月1日。在和会“审议”过和约草案以后，将由停战协定签字国的代表制定定本，这样使几个大国几乎能否决在和会上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这项协议使上次在伦敦扼杀外长会议的那场程序纠纷获得了解决。看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对贝尔纳斯说来尤其是如此，于是在1945年圣诞节三国发表了一个特别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建议。
第二项主要的妥协是，在俄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压力下，美国在日本问题上作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关于盟国管制日本的机构所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按照贝尔纳斯带到会议上来的那项建议。简略地说，将设立两个机构，其一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其二是在东京展开工作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远东委员会将由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地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四大国同意的条件下，“不必全体一致赞同”就能作出决定。该委员会具有下列各项职权：
制定各项政策、原则与标准，俾使日本有所遵循而能履行投降书中载明的各项义务。
根据任何成员国的要求，审议盟国最高统帅发布的任何指令，或最高统帅采取的涉及本委员会权限内决策事宜的任何行动。 审议经成员国政府商定后提交的其他事宜。…… 经明确规定，该委员会无权过问军事或领土问题，并且，它只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官方渠道同管制日本的权力机构进行联系。此外，如果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美国政府保留向麦克阿瑟发出“临时指令”的权利。鉴于美国同其他大国一样有权否决委员会的决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临时指令可以无限期地有效，只要美国坚持，即使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表示反对，也不能取消这种指令。假如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委员会必然会流于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步。后来发生的情况果然如此。
第二个机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仅仅是谘询机构。它由中国、俄国、美国，以及代表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四个成员的军事代表所组成。最高统帅部将继续颁发一切命令，但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条款，麦克阿瑟有义务“在紧急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于颁发涉及实质性问题的命令之前，先同该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征求其意见”。只有一项规定能对最高统帅的权力真正起到限制作用，即为了执行远东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采取必要行动时，倘使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那末“在远东委员会成员对于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最高统帅将暂不颁发命令”。
显然，管制日本的新机构并没有真正严重地侵犯到美国的控制权。同样，在莫斯科会议上规定的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安排也是如此：俄国在名义上的让步并不妨碍它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罗马尼亚只有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刚经过大战后的初次选举。这方面情况的不同使大国对这两个国家区别对待。对于罗马尼亚，设立了一个三大国委员会，其成员“将立即到布加勒斯特去”，并设法使各主要反对党派的两名“真正有代表性的”成员加入内阁。这些新的阁员同时应是“合适的”人选，愿意“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还有最后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而扩大的政府应保证在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保障公民自由，并给予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以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便它们为选举做好准备。当以上各项都实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保证承认经过改组与改革的罗马尼亚政府。
至于保加利亚：
……苏联政府将承担使命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友好的意见，认为目前正在组成的、由祖国阵线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中应增加其他民主团体的两名代表，他们应具备两个条件：（1）确实代表尚未参加政府的各个党派，（2）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并愿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
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和美国再次保证承认改组后的保加利亚政府。其实这并未使俄国人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保加利亚政府中并未增加反对党的成员。
显然，这些协议丝毫没有设法解决根本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真正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根据这个词句的定义来说，就不会愿意在这些国家现存的政府里“忠诚地工作”，任何三大国委员会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诚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它们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有所缓和。当委员会的成员于1945年12月31日抵达布加勒斯特时，米哈伊国王停止了他对格罗查政府的“怠工”。接着在1月7日，两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两名比较次要的政治人物加入了内阁。但格罗查仍然是首相，而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随后几个月的事态证明，正式保证公民自由和尽快举行选举，完全是空谈。然而，在罗马尼亚政府顽固不化的行径变得充分明显之前，英美却履行了它们在这笔交易中所承担的义务，于1946年2月5日在外交上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相反，由于保加利亚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变革，西方继续不予承认。因此，12月间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缓和了罗马尼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的第三项主要妥协，影响到美国和俄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自从战胜日本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互相猜疑、不信任以及时起时伏的交战，加上驻朝鲜的俄国和美国军事当局之间的龃龉，使亚洲大陆动荡不安。然而，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自宣布的政策却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45年12月16日，即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会谈的那天，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声明。总统要求停止内战，由中国“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国内的争斗安排一项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重申美国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但又宣称，现存的“一党统治的政府”应予扩大，以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杜鲁门还声称，使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取消象共产党人所指挥的那种独立的军队。他明确表示，永远不会用美国武器来影响中国的内战，但提议，等中国实现统一与和平后，美国将给予经济援助。
当外长们在莫斯科讨论到中国问题时，莫洛托夫对于美国总统的声明找不出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但他坚决要求贝尔纳斯讲得更具体些。莫洛托夫特别想知道，美国部队正在华北干些什么，他们准备何时撤出。他建议确定一个日期，届时俄国部队撤离满洲，美国部队撤离中国。但贝尔纳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声称美国人必须完成遣返日本人的工作，而对于这项任务的完成无法规定一个期限。后来同斯大林友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后，双方同意，对于撤出部队的日程暂时不作决定。这次发表的公报仅满足于笼统的原则。三国外长宣称，他们一致同意，需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在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应由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内战必须停止。三国外长重申，他们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因此，实际上，莫洛托夫和贝文都赞同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贝尔纳斯则相应地接受了俄国关于朝鲜的方案。在这方面，外长们特别要求早日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将设立一个俄美联合委员会。俄国和美国占领区司令官的代表将于两周内举行会议，来研究朝鲜的种种迫切问题。
这些协议是很笼统的，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不久在朝鲜和中国都碰到了困难。双方从一开始，就在朝鲜僵持不下。经过几个月徒劳无益的争吵后，俄国和美国在当地的谈判于1946年5月中断了。正如在德国出现的情况那样，朝鲜的占领区成了两个分隔开的部分，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行政制度，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经济交流。
至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则要复杂得多。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到达了中国。他利用自己很高的威望，试图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起先他似乎取得一些成就。1946年1月10日宣布签订一项正式的停战协定。在马歇尔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美国军官组成的专门小组，到各省去促使双方停火。2月25日，蒋和一位共产党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把共产党部队纳入中国国军的编制之内。同时，拟定了改组中国政府和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计划。
因此，直到1946年4月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执行得相当不错。相对而言，俄国人比较被动，他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说是冷淡的，却也是正常的。诚然，在满洲，俄国人继续攫取各种机器和其他可动资产，运往西伯利亚东部各省。他们还企图同中国国民政府达成谅解，通过成立一些中苏合办的公司，联合开采满洲的矿藏，并利用其他无法搬动的工业财富。但美国政府表示不赞成任何这种安排，因而中国人在1946年3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虽然俄国的这些希望受到了挫折，但苏联政府却继续把蒋看作中国政府的首脑，同他打交道。所以，红军于1946年4月底全部撤出满洲的行动，是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应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这样做的。
尽管俄国人同蒋保持正常的官方关系，他们却并没有因此便不使用各种诡秘的手段帮助共产党人。例如，他们让共产党部队开进满洲，就立即在红军驻防的城外布好阵地。结果，当俄国人从满洲撤走时，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获得俄国人留下的大量日本军火。此外，俄国人还对国民党部队多方刁难，例如，不让他们使用大连港，并拒绝使俄国部队的撤离满洲同中国国民党部队的进驻该地区取得协调。这些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后果。由于红军的撤出满洲比国民党军队的进驻迅速得多，因而形成了一段无人统治的时间，于是已在当地拥有一定兵力的共产党人便能趁此机会控制大片农村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
然而，同美国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相比，俄国人给予共产党人的援助要少得多。这一点，以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兵力大概只有蒋所指挥的军队的五分之一这一事实，可能使斯大林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将是蒋，而不是共产党人。尽管斯大林也许不喜欢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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