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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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纳斯一开始就着重指出，美国将不可推诿地、持久地卷入全世界的事务。接着，他申述美国忠于波茨坦协定的各项原则，但宣称，如果这些原则不能成为现实，那末，就必须修改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而这就要以德国经济统一为前提。贝尔纳斯攻击莫洛托夫提出的从当前德国生产中索取赔偿的要求，认为这显然是与波茨坦协定不相容的。他断然主张要完全消除德国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与差别。他说，“现在是提出下列论点的时候了：应该把各占领区之间的界线看作仅仅是表明各占领国的武装部队为了安全目的而占领的地区的界线，而不是什么独立的经济单位或政治单位的界线。”关于经济的远景，他声称：“必须让德国有机会输出商品，以便它能输入足够的商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这样一个富有铁和煤的资源的国家变成济贫所的话，那么欧洲的复兴，特别是同德国毗邻的那些国家的复兴，必定是缓慢的。”至于政治方面，贝尔纳斯宣称：
　　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防护下，应当让全体德国人民担负起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
　　各盟国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若干规则，使德国民主政体能据以管理自己的国家。盟国占领军的数量应有限度，即足以使德国人服从这些规则为度。……
　　美国赞成早日成立一个德国临时政府。……
　　……我们不希望德国变成任何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卫星国，也不希望它受到国内或国外的独裁政权的统治。美国人民希望看到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人能成为自由与独立的人民，并且永远如此。
　　接着，贝尔纳斯对于以尼斯河作为德国同波兰的边界线表示怀疑，他说，“在商讨和平解决办法时，各国政府首脑并未同意把这一地区让予波兰”，但他声称，萨尔应划归法国，哥尼斯堡应划归俄国，后者系根据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
　　在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声明中，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然而，由这样一位权威发言人在如此隆重的气氛中发表这些声明，却是一件新鲜事。贝尔纳斯的讲话中只有一个新观点，那就是他着重指出：“我不希望引起误解。我们决不逃避责任。我们不准备撤走。我们要待在这里。只要有占领军驻在德国，美国武装部队就将是占领军的一部分。”这一番话当然是为了拆穿上述谣言而说的，这确实标志着美国官方观点的一项重大的变化。而且，同美国早先发表的官方声明相比，这篇讲话的一般语气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这一点在声明的结尾中特别明显：
　　美国不能为德国解脱由于它的领导人发动战争而使它遭受到的苦难。但是美国不想加重这种苦难，也无意拒绝给德国人民一个机会来设法摆脱这种苦难，只要他们尊重人类的自由并走和平的道路。
　　美国人民希望把德国的行政管理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争取回到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光荣行列中来。
　　就美国官方的思想来说，这篇讲话把摩根索计划彻底埋葬了，于是一个对德关系的新阶段开始了。在谋求德国的支持方面，贝尔纳斯已成为莫洛托夫的对手。经济复兴、政治统一、自治以及缩减占领军的人数，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会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而且贝尔纳斯关于赔偿问题和波兰边界的议论，使他在同莫洛托夫的斗争中能够大占上风。
　　或许我们可以揣测，在外长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之所以同意着手拟订对德和约，是由于贝尔纳斯的这篇讲话、英美占领区合并工作的进展以及克莱将军在赔偿问题上继续持不妥协的态度。不管俄国外长出于什么动机，他在1946年12月12日竟然撤回了以前提出的异议，不再反对任命代表开始仔细考虑对德和约草案，于是外长会议同意于1947年3月再次集会来研究代表们的工作。这年年底，看来也许还能达成协议。可是希腊和土耳其的事态导致美国于1947年3月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虽然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上存在着的固有的困难，是否总会阻碍达成协议，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
　　由于德国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枢纽，英美人同俄国人为了控制德国而日益加剧的斗争便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论哪一个大国集团能在德国获得势力，它就可以指望主宰整个欧洲。因此，大国在德国的行动可以说是它们推行的全欧政策的试金石。
　　看来可以追溯一些迹象来表明在1946年4月和5月以后，俄国和美国的欧洲政策都采取了新的方针。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各大国都不再想为了同对方达成协议而危害自己的目标了。象我们知道的那样，美国人开始限制经济援助，只照顾那些政府在政治上“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标志是：美国于1946年5月10日取消了进出口银行给予波兰的信贷，10月18日又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项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则是美国给予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贷款与补助金。
　　至于俄国方面，它力求对已经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国加强共产党的控制。采取的形式是同这些卫星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从而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俄国，还有一种形式是采取若干政治措施，旨在通过操纵选举，使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合法化。1945年11月间，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使俄国人感到失望，因而他们变得很谨慎，不想使自己再遭受同样的挫折。所以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他们处心积虑地、有计划地使用警察行动压制反对派的政党，迟迟不进行选举，直到警察机关有充分时间能保证共产党选举获胜。结果，罗马尼亚直到1946年11月19日才举行选举，而波兰的选举则延宕到1947年1月19日才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抗议置若罔闻。
　　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仍然不怎么活跃。在整个1946年间，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全由联合政府统治，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但是，特别在意大利，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可能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1946年秋天，在意大利北部好几处地方，发现了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游击队所隐藏的武器。谁都无法预测，到1947年英美部队根据和约撤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人在法国不象在意大利那样强大，而且法国的经济状况也并不那么萧条。然而，戴高乐将军正是因为不能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而于1946年1月20日向法国政府提出辞职的。同年5月间，关于法国共产党打算发动政变的传闻使美国政府大为吃惊。此外，在那一年中，作为党派政治的插曲，法国内阁象走马灯一般迭相更替，令人感到不安。
　　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地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都不属于丘吉尔所谓的铁幕两边的任何一方。美国和俄国的部队在1945年12月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在1946年5月27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最多，因而在6月1日成立的联合政府中，由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行动方式比较象西欧的共产党，而不大象俄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该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有的主要地位，相当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在匈牙利，小自耕农党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所以接着成立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只占少数的政府。尽管俄国部队继续占领该国，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人显然在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上都站在西方一边，例如，关于多瑙河航运的管理问题。但1947年春天发生的事态将证明，这个政府没有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否则实际上就可以不睬俄国的愿望了。然而，在1946年这一年中，小自耕农党仍然执政，俄国人延缓了对它采取决定性行动，直到和约结束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方才下手。
　　奥地利象德国一样，是四大盟国占领军的会合处，然而又不象德国，它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政府。在1945年11月的选举后，这个政府肯定是反共的了。在西方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竭尽全力在全国树立真正的权威。尽管俄国掠取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利品”，奥地利政府仍能使自己的国家幸免德国和朝鲜的命运。各占领区并未成为独立的天地。尽管奥地利在对抗的占领军之间被搞得支离破碎，它却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的实体。
　　希腊则处于特殊的地位。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惟有它成为一项美国计划的实际试验场所。美国试图在那里贯彻雅尔塔会议关于欧洲的宣言。由于美国的倡议，组成了一个国际代表团去监督希腊的选举。俄国拒绝参加，理由是这一步骤很不适当地侵犯了希腊的主权。这样，斯大林就避免了开创一个先例，否则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里搞起来，将使人非常难堪。俄国的拒绝意味着，在1946年3月31日希腊举行选举时，只有美、英、法和南非的观察员在场证明选举的结果体现了正统的民主主义。
　　这次选举的结果，人民党——一个保守的保皇党——获得了全胜。新成立的希腊政府立即忙于组织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结果国王乔治二世应召回国。新政府对共产党当然采取压制的政策，同时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令人沮丧的。这些事实促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1946年夏天重新活跃。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游击队的再次活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归根结蒂是俄国共产党与政府利用它们在希腊能利用的具有爆炸性的人事题材来发动内战。当战时组成的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散时，部分人员越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国境，到了国外，这些人在1946年夏天又回国来，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他们能通过北方边境得到重要的援助，尽管从绝对数字上讲，通过山间小道能够运来的武器与补给品数量是很少的。
　　在1946年的最后几个月，重新活跃的共产党游击队日益壮大，而起先过于自信的希腊政府很快便泄气了。更严重的是，陆军和警察往往不足依恃。士兵们不愿使同胞流血，并害怕万一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将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追击游击队时常常是半心半意的，而还出现一些开小差的现象。
　　对于英美政策来说，希腊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此西方首先诉诸联合国。1946年12月间，希腊政府向联合国指控北部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但联合国无法使希腊内战停止，甚至不能阻止越过边境给游击队送来的支援，这时西方便决定采取更为有力的步骤。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援助各自由民族抵抗那些企图奴役它们的武装小集团或外来压力”。总统还向国会建议：应该在军事与经济上给予希腊和土耳其特殊援助，俾使这些国家能制止共产党的扩张。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冷战”进入了一个明确得多的新阶段，欧洲的命运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1946年4月和5月，远东各国在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大约同时在欧洲发生的变化几乎同等重要，这是非常巧合的现象。这里只须述及两件事。这两件事至关重要，为整个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一件大事是英国于1946年5月16日发表了关于印度的《白皮书》。这个文件提出了一项计划：召开印度立宪会议，为将来治理该国起草宪法。此外，文件中还声明：统治印度的迫切任务将托付给一个“临时政府，其中各部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将由印度领袖们担任”。整部《白皮书》中主要的论调是，希望印度尽快独立。至于英国政府在决定印度政府未来形式方面的影响，则故意使之减缩到最小的程度。文件的最后一节反映出全文的调子：
　　最后，我们要对现在有机会完全独立的印度领袖和人民说几句话。我们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同胞本来希望，印度人民自己能够就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见，这部宪法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尽管我们同印度各党派一起已竭尽全力，各方面又都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与善意，这个希望却无法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能使你们在最短期间实现独立，而且丝毫也不致于引起内部骚乱与纷争的危险。……
　　我们希望，独立的新印度会愿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们将继续同我国人民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不管你们的抉择如何，我们将同你们一起盼望，你们将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列而日益繁荣昌盛，你们的前途甚至将比你们的过去更为光辉灿烂。
　　这项文件所体现的英国政府的决定，肯定是近代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若干决定之一。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暴力斗争中解体，而是通过谈判与合法的步骤予以结束，从而使印度领袖们对于过去的帝国统治者还保有一点由衷的敬意。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彼此试图达成谅解，俾能沿着5月间发表的《白皮书》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各个敌对的社会集团继续争吵不休，但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退出印度的决定。这种决心，以及在缅甸推行的相同的政策，给亚洲一大片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亚洲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中国，其性质则迥然不同。1946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当时共产党部队进攻并占领了满洲的长春。顿时爆发了大规模战斗。5月23日，国民政府的军队把共产党部队赶出了长春，接着继续北上向哈尔滨挺进，这样，他们自己就越过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所划定的分界线。
　　马歇尔将军竭力设法遏制内战的蔓延，起先他得到一些成功。6月初，交战双方签订了新的短期休战协定，并通过谈判，在6月26日达成协议，停止在满洲的战事。可是4月到5月发生的事态，使中国两个敌对集团相互间的猜疑加深了。旨在达成永久和解以及真正统一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看来再也不会成功。同年7月，华北重新爆发战争，共产党人开始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进行激烈的宣传。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笔战，他们的部队同美国派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在7月下半月里发生了两次遭遇战，结果美方伤亡了十五人。
　　在1946年余下的时间内，内战扩大并日趋激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员都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谈判变得毫无生气。到8月初，蒋介石显然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同共产党的争执了。同共产党军队相比，国民政府的部队人数较多，一般说来装备也较好，因此能够向敌人发动进攻。到1946年11月间，他们几乎已拿下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共产党人并未打败。相反，他们重新运用游击战术，占据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市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干扰运输，孤立人员少的分遣队，并一般地对交通线造成威胁，而蒋的先头部队必须依靠这些交通线。因此，国民党在1946年秋季取得的军事胜利大部分是虚假的，到年终时，蒋发现他的许多精锐部队在作战的过程中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6年8月间，马歇尔将军考虑到，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插手中国的事务。但是，当蒋介石提出他愿意重新停战的新条件时，马歇尔改变了主意，决定再次设法通过外交活动使中国平定下来。然而，使共产党同蒋介石重新谈判而作出的努力，结果证明同以前一样徒劳无益。1946年11月19日，共产党代表团离开了南京，从而使谈判中止了。这使美国为双方调解的长期努力也终于随之结束。
　　马歇尔将军感到，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应当归咎于国共双方。他不想使美国偏袒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要是不可能继续进行公正的调停，马歇尔赞成美国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这一政策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是有抵触的，例如，购买剩余作战物资的信贷，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中国军队的协定，以及给予各种不同方式的经济援助的保证。况且，美国政府内外的舆论，都被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搅得一片混乱。有些人批评美国对蒋的支持，要求撤出仍然驻在华北的美军。另一些人则迫切地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声明，以平息一些已经提出的批评，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官方政策希望在中国完成什么任务。他回顾了上一年发生的事态，并重申他于1945年12月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的目标，即协助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内和平、扩大国民政府使之容纳其他党派以及通过美援实现经济复兴。杜鲁门十分强调地指出，在那一年中已遣返将近三百万日本士兵与平民。他辩解说，驻华美军已从十一万三千名兵员的最高额减少到只剩下一万二千名，以后还要进一步减少，因为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至于未来的情况，杜鲁门宣称：　中国至今未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令人深为遗憾的。……当中国走向和平和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我们准备帮助它。　本届政府一年前表达的观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继续希望该政府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执行帮助中国人民在国内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
　　但是，如果“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必然导致“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那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没有提出答案。1947年1月7日把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召回一事，也丝毫没有澄清美国人对这种抉择的反应，而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已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日益引起了争论，但美国政府始终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在完全撤出中国和大力支持蒋打击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勉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频频劝告它进行改革，从而显然使中国内战的双方对美国都失去了好感。
　　人们很有理由会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破裂，是否由于俄国的政策有了某种秘密的改变？斯大林是否决定在加剧希腊内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内战火上添油？共产党对长春的进攻是否是由于莫斯科的某种示意？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地司令员来说，他们受当地形势的影响可能比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影响更大。然而上述的时间巧合是耐人寻味的。不管违反停战协定的苗子主要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当地的司令员，看来到1946下半年，俄国人很可能已肯定认为，在中国保持骚动是划得来的，即使仅仅为了使美国难堪，并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缓冲地带的话。
　　不管斯大林对中国新局势的评价如何，俄国同美国在利害关系上的直接冲突，无疑在1946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将同德国一样成为这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从一个观点看来，在促使俄国于1946年5月撤出波斯北部这一点上，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成功却使俄国同西方之间的分歧更形扩大。安理会并未使罗斯福之类的人物的希望实现，并没有成为拥有世界性权威的、由融洽一致的各大国所支持的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相反，这个组织成了敌对宣传的论坛，有许多会议已蜕化变质，成了为法律与程序问题进行的无聊争吵。这种演变基本上影响到联合国所有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促使俄国同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状态变本加厉。
　　在1946年的最后九个月中，安理会举行的会议都符合那一年年初所确立的型式。会上讨论了议事日程上的四个主要项目：西班牙问题、希腊问题、接纳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以及军备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各方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相反，各大国都企图压倒对方，并在国内与国际上大造攻击敌方阵营的舆论。
　　1946年4月9日，波兰代表通知安理会：“佛朗哥政府的活动已引起国际摩擦，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讨论此事，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接着，安理会就这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俄国人及其支持者猛烈地攻击佛朗哥，而英美两国则试图缓和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