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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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提交将于1946年11月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审议。
　　西班牙问题其实并不特别尖锐，而希腊的局势却相当紧张。因此在1946年中，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希腊事务的辩论花掉的时间最多。双方争论的第一个回合，起于苏联指控英国部队驻扎在希腊（1946年1月），2月6日辩论告一段落，但希腊问题并未了结。乌克兰代表于8月24日向安理会指控，希腊政府的政策是对和平的威胁。他指责希腊当局造成阿尔巴尼亚边界事件，“其目的显然在于挑起同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冲突”。乌克兰代表进一步声称，希腊人正在他们的北部迫害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他还断言，对于希腊政府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归根结蒂应由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负责。
　　这个指控激起了双方关于这个问题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一场长时间的争辩。待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以后，接着又就指控的实质展开了甚至更长久、更激烈的辩论。结果没有作出决议。俄国否决了英美所能接受的任何行动，西方国家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俄国或其卫星国所支持的任何建议。9月20日，这一问题从安理会的议程上取消了。
　　同年12月3日，安理会第三次讨论希腊事务，当时希腊政府通知该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支持目前正在希腊北部进行的猛烈的游击战，从而危害到希腊的公共秩序及领土完整”。这次讨论的时间较短。美国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情况。这个提议在12月19日由安理会通过了。于是暂缓考虑希腊和巴尔干事务，直到该委员会汇报调查所得的情况为止。这一步骤并不表明对抗的各大国真正达成了协议。相反，俄国人希望利用该委员会把希腊的弊政公诸于世，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希望在当地搜集证据，借以证明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这场争吵只不过是移到了新的领域里而已。
　　有一个事实表明了安理会中僵持的局面：该会无法批准有关国家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8月28…29日，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俄国人利用否决权拒绝接纳在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西方国家则以牙还牙，拒绝接纳苏联的卫星国。当天，俄国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外驻军提出报告，为此展开的辩论也呈现出对抗的情况。9月23日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相当粗暴，当时俄国人提出，美国在冰岛和中国的驻军以及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伊拉克的驻军危及国际和平。英美两国的代表则愤怒地指出，如果接受俄国的建议，就漏算了俄国本身的庞大军队，而这支军队尽管实际上没有占领其他国家，却驻扎在能轻而易举地出击的距离以内。这一次，又未作出任何决议。
　　安理会最大的失败之一是，它未能使军事参谋团发挥作用。联合国宪章中计划成立的这个机构，是相当于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其任务是协调五大国的军事政策和制订通过国际力量实现和平的计划。但是，1946年国际关系的普遍气氛使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取得成效。虽然军事参谋团于1946年1月25日正式组成，它却毫无成就，甚至无法就本身的议事规则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谋团很快地从公众的心目中消失了，然而由一个国际军事委员会管辖的国际警察力量这种设想，乃是罗斯福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国的观念中的精华。
　　旧金山会议举行时，人们普遍抱着乐观的希望，但安全理事会在1946年取得的很差的成绩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由于各大国公开进行激烈的争辩，国际合作肯定不可能实现。然而，联合国大会却能够作出相当好的成绩。在大会开会时，各大国也互相严厉地指责和尖刻地反驳，但从1946年10月23日到12月16日，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第二部分会议时，尽管俄国作梗，会议仍然取得了若干可能是重要的成就。任何大国都不能运用否决权使大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作为达成国际性决议的渠道，联合国大会变得比安理会更重要、更独立，也更能发挥作用。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能精诚合作，那末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事实上，各大国却公开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决定；假如它们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大国集团，那就不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了。
　　但在某些问题上，大会的辩论同安理会的辩论相仿，而且同样没有效果。大会详细探讨了接纳新会员国、裁军以及对西班牙的政策等问题，结果只采取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即于194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大会也讨论了世界粮食匮乏、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南非印度人的地位等问题，不过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在组织方面却取得了比较踏实的成果。大会批准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在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些是新成立的，有些是从国际联盟或战时谈判中沿袭下来的，它们都备有基金，并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有权设法逐步解决问题或增进国际协作。一个类似的成就就是建立托管理事会，并批准若干托管协定，指导过去国联管辖下的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
　　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管制原子能的问题——在1946年这一年中始终悬而来决。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1月24日成立，6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各自提出了关于国际管理与管制原子能的建议，内容截然不同，但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妥协这一点，一时还看不出来。
　　美国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局，负责管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各项原子工作。此外，该局还有权视察和批准原子能的一切其他用途，并有责任促进旨在使原子能供和平用途的研究工作与发展工作。这项建议中有一个要点是，美国要求废除任何一国的否决权，以便在任何国家违反协议而生产原子武器时，能立即自动地加以惩罚。至于美国本身的原子弹，它们将听凭新成立的国际管理局处理，而且一俟适当的国际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美国将立刻停止进一步制造原子弹。
　　俄国人则建议订立一项国际协定，以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并使各签字国有义务销毁已存在的原子弹。俄国人还建议成立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主管各国原子研究的科学情报的交流，另一个防止原子能被用来危害人类。后者应拟订采取制裁的适当办法，以对付任何一个把这种新能源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
　　这方面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即应在国际管制实现以前宣布原子弹为非法并加以销毁呢，还是应在以后。除此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在军事方面制造原子武器这种行动，应采取何种制裁才能使俄国人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初步协商后，决定把国际管制原子能是否可行的问题交给一个技术小组去研究。后者探讨了可能用来侦察和预防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各种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该小组认为从技术上讲，有效的管制肯定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种种方法。
　　这又使这项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政治舞台上。苏联会接受怎样的国际管制呢？1946年12月间，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明确地声称，由苏联政府看来，否决权应扩大到任何国际原子能管理的活动范围内，而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则坚持要废除否决权，“即使只有我们赞成这种主张的话”。
　　尽管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原子能委员会在那一年年底仍然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实质上同美国提出的建议相仿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建议。1946年12月30日，当委员会就这份报告投票表决时，苏联和波兰的代表仅仅弃权，并未投反对票。这似乎暗示，俄国并不那么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方案，以致可能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磋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往后还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
　　第四编　感想和总论
　　在大战进行期间，对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审慎的官方政策，使大同盟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分歧缩小了。到了战后，无论在俄国或是在西方，针锋相对的看法变得十分普遍——关于战时经历的阐述，双方都声称大同盟的伙伴处心积虑地使用了欺诈与阴险的手段。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介乎这些极端的说法之间。战时三大盟国的内部磋商，既没有一味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也不完全象同志般的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然而，1952年（作者撰写本书时）距离这场大战还太近，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地了解大同盟的真正作用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能获得的资料不足，尤其是缺乏俄国方面的可靠资料，同时也因为时间还隔得太短。惟有善于利用事后的洞察力才能意识到大同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然而，初步的评价还是可能的。利用官方公布的文件和私人的回忆录等，我们可以看清某些（也许大部分）由于战时官方的沉默和政策而在公诸于世时被歪曲的事实。我们研究了到1952年为止已经公布的各种记录以后，能够纠正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论述，自从俄国同西方甚至不再伪装合作以后，这种论述是屡见不鲜的。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尽管在阐述现代史时，必然会有许多谬误和不当之处的危险。
　　结论是，想把大同盟的历史适当地纳入世界史结构的艰巨尝试，显示出这项工作虽然非常吸引人，却又特别复杂，到处存在着暗礁，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然而，看来还是值得作出初步的努力，以便在战时结盟的大国关系中，辨别出哪些只是暂时现象，哪些才是比较持久的。
　　那些暂时现象是相当容易看出的。在1945年和1946年，大同盟的大部分国际机构都解散了，并在很小程度上由联合国管辖下的各种效能相当差的机构所代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同盟彻头彻尾是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短暂的联盟；当共同敌人的威胁消失以后，这个联盟立刻就变了。大同盟存在的历史同以前的好几百次（即使不是好几千次的话）联盟一模一样，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结成后又消逝，最早的例子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邦。无庸置疑的是，大同盟之所以组成是为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进攻，等这两个国家被击败后，它也就解散了，只留下一个联合国组织，象个发出回声的海螺壳，而当初计划成立该组织时，却是想通过它使大同盟永远存在下去。
　　在对盟国合作的评价中，如果不强调对付共同敌人的重要性，那必定同实情大相径庭。在俄国方面，1946年以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事实昭然若揭。但1946年后英美重新结盟，可能使战时对付共同敌人这一点在协调英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变得不很显著。然而在1944年春季和1945年秋季，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时美国人尚未认清俄国肯定将造成威胁，如果研究一下这段时期中英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便能看出，在不面临共同危险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友好与合作是多么容易被打断的。
　　在对希特勒和东条促使大同盟诞生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估计之后，在人们充分理解了大同盟和历史上已消逝的各种联盟命运相同之后，还需要阐明几点。不管上述一切，这个同盟在国际关系上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即使不是永远的，至少也是持久的。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1）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2）英美关系的变化，（3）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4）阐明并宣传一个强大的国际乌托邦的神话，（5）促进或许可以称之为当代的“社会革命”的运动。其中第二项实际上是第三项的具体事例，但对于整个世界具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许应该分别研究。此外，上述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五方面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是在剖析一个事实上不可分割的整体。
　　同过去各种联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的大同盟是一个严密得多的权力组织。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与交通方面技术的改进。因为有了无线电、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机械化的密码翻译、保密器和其他装备，在盟国首都之间以及同所有各条战线都能进行源源不绝的大量的秘密通讯。假如没有飞机，战时的主要会议几乎不可能举行。这些会议是极为突出的。此外，盟国官员还举行了几千次较为次要的会议，他们来回奔波全靠航空的速度与舒适。
　　新技术使交通与通讯变得频繁，同时这一有利条件由于两国间以及国际间的行政措施有了新发展而大为加强。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联合相比，英美在行政管理上的联合要紧密得多，但即使拿俄国来说，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俄国在华盛顿驻有一个专管供应物资的大型代表团，在伦敦也驻有一个，他们天天同英美官员打交道，敦促后者履行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使纸上的协议变成一船船供应俄国的物资。当然，俄国人始终不轻易让外国人得悉他们国内经济的状况，在有关经济政策的事情方面，颇有戒心地保持独立。然而，他们的处境却迫切需要援助，因而不得不依靠西方供应某些必要的物资。
　　只要草草翻阅一下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的文本，便能看出这种行动的计划多么复杂，规模多么庞大。这些议定书中所开交货的项目达几千条，都载明确定的数量，而且往往还是按照俄国人的规格制订的。那些项目中不仅有制成的军火，并且包括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所需要的工业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与零件。不管这种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也不管在情报或物资交流方面俄国人作出的贡献多少，事实仍然是，通过在生产与交货上有意识的计划和安排，使俄国的生产变得同西方大国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盟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经过合理化改组而大为改善。
　　这种经济结合在军事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协定给予的援助，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可能使他们的战斗部队保持实际的那种实力和装备水平。红军的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假如没有通过租借协定运交俄国的粮食，那末斯大林为了重建、扩大和加强俄国的农业生产，将不得不调动比实际调动的大得多的人力与资源。要是他真这样做了，势必大大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假如没有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别处运来的粮食，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就要崩溃，除非让大批军人复员，使他们生产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以便支付进口商品。
　　国际规模的经济合理化改组在历史上也有过先例，但从未达到如此深远的程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帮助了诸如普鲁士等国家，使它们能维持军队去打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之间多种多样的战时贷款，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关系大部分限于财政方面。交易是用现金来做的，而不是用货物。同时在盟国之间，很少或并未有意识地制订计划，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
　　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等其他方面，大同盟内部的协作要逊色得多。俄国的作战基本上同英美的战斗很少配合。这种情况的象征是，俄国直到日本人已被击溃后，才向日本宣战。然而，在西方国家制订对德战争的战略时，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1945年初，俄国人同意把他们最后进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帮助解除德军在“突出部战役”中对西线的压力。
　　但是，这些仅仅是战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这种配合并未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自由交换作战计划与军事力量等情报的常规的行政渠道。只有斯大林可以随意同英美代表谈话，而他是难得可以见到的。结果，在较低一级的官员之间，协调种种军事任务的努力，遭到俄国方面几乎没完没了的延宕和各种琐碎的刁难。譬如，俄国人慢慢地挫败了美国谋求在远东西伯利亚各省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大同盟的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就是盟国之间对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看法有分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军事目标同政治目标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美国将军们似乎常把战争看作一场比赛，胜负分晓后，运动员便各自回家。他们经常用美式足球赛的行话来作比喻，这是他们的特色，富于象征性。另一方面，英国人和俄国人则很少忽视军事行动与未来力量均势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战后势必会出现这种均势的。结果，欧洲战争的战略仿佛《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描写的一场四人对下的棋局，其中俄国人和纳粹党徒按照传统的规则下棋，英国人也想这样做，但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干扰，美国人想要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下棋——根据这种规则，俄国的棋子只能吃掉纳粹的棋子。
　　或许，对这个问题这样直言不讳，对美国人是不很公平的。他们认为，大西洋宪章之类的宣言已经改变了大同盟成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政治规则。假如文字可以当作事实来看待的话，美国人当然是对的。因此，指责美国人不承认军事战略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即希望形成一种世界秩序，那时各国将联合起来实施国际法，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将不再取决于平衡各国力量和划分势力范围。从美国的军事政策基于上面假定的政治前提这一点来看，马歇尔和罗斯福主张的战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损失的条件下，尽早击溃纳粹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这将为更美好的新世界开辟道路。所以，如果为了本国利益而用权术损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员，这种行径将是既不必要又很恶劣的，因为这样干就等于在开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国力图使英俄两国政府改变态度，接受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却并无成效。大同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俄国同西方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始终没有超出空谈。苏联之所以遵守大西洋宪章及1942年1月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之类的文件，主要是从宣传作用着眼的，但是斯大林对待这些文件大概也不外乎这种态度。这些文件决不是他制定政策的指针。至于敦巴顿橡树园提案和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但是，俄国签署这些文件并不表明东西方之间持续的政治分歧已经消除了。
　　然而，尽管大国之间的分歧从联合国初成立时便妨碍着它的发展，大同盟谋求建立某种国际政治组织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拥有几千名官员以及众多的委员会、理事会、谘询委员会、秘书等等的联合国诞生了。某些专门机构能继承战时大同盟成员国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而发挥作用。在1952年，联合国几乎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它拥有的人员与经费来源却能起重要作用，因为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积累资料，并引起公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际调查的结果加以注意。有时，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受到联合国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材料与建议的影响，但往往也可能并不如此，除非这种影响同有关国家的民族利益或某个大国在幕后的影响一致的话。
　　然而，把三大盟国联合起来的超国家的行政组织，并不具有最重大、最深远的意义。我们宁可说，为战后改革作出主要榜样的是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的联系，其中包括经济与军事问题。战时英美在这方面的经验直接导致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经济合作总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国的经济合作相比，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更广，交换货物的数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关系也更密切。这两个国家进行合作的最不寻常的一点是：两国对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在合作方面这个最需要谨慎从事的领域内，也只在欧洲战区获得了成功。双方也想把这种联合军事指挥的方式移植到别处去运用，但始终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顿在东南亚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他麾下的美国人始终不多，因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国联军司令。太平洋战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司令官在那里指挥的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争执和私人之间的龃龉，再加上难以获得军需品，实现联合指挥的努力完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