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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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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宣布让·埃勒接替贾德鲁担任驻近东各国的总代表，贾德鲁已调至阿尔及尔担任穆斯林事务专员。让·埃勒过去曾任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直至1942年他脱离维希政权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埃勒及其随员的形象是并不令人喜欢的。带有预言性的讽刺意味的是，阿尔及尔所宣布的他的官职，不得不予以更正，因为宣布时错误地称他为总督，而这个官衔早在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时就已废除了。他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所作的就职演说进一步说明了法国在宣布这两国独立时是何等的缺乏诚意，因为他宣布他打算帮助他们在“法叙友谊和法黎亲善的体制之中”实现独立；法国再度变得强大团结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在黑暗的日子里始终对法国抱有信心，并知道暂时的失败并不会妨碍法国重新恢复它在近东各国的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叙利亚民族集团党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一直在忙于加强民族主义阵线，特别是在阿勒颇。那里在1936…1939年民族集团党掌权期间，由于民族主义分子的主要家族贾比里族袒护亲属，以致形成了对立的派别。5月底，库阿特利收到伊本·沙特的一封亲笔信。库阿特利一家已有几代充当伊本·沙特祖辈在大马士革的代理人；一个月之后，伊拉克议长访问了他。对民族集团党来说，并无什么有实力的反对派，只有已故的沙班达尔博士的几个同僚以及谢赫·塔杰丁（已于1月17日去世）的支持者；7月间，分两个阶段举行选举的结果是，民族集团党获得了显著的胜利。8月17日，议院以一百二十二票对二票选举库阿特利为共和国总统，一个有广泛代表的民族主义内阁就此组成。法国人只得听任民族主义分子在叙利亚取得胜利，可是在半基督教的黎巴嫩，法国人希望能得到一个有实力的亲法派的多数票。可是，事情处理得很拙劣。6月17日，国家元首基督教徒阿尤布·塔比特博士颁布（可能总代表不无知情）一项法令，授予已经取得黎巴嫩国籍的移民以公民权，结果给基督教徒在议院里保留了三十二个席位，穆斯林和德鲁兹派却只有二十二个席位；而在1937年，议院席位的比例只有二十二对二十。穆斯林威胁要抵制选举，并得到了邻国教友的支持；在埃及，纳哈斯采取了对他们有利的措施。贾德鲁当时正在重访近东国家，在他的劝告下，埃勒于7月21日罢免了塔比特，并请斯皮尔斯帮助他同穆斯林和解，斯皮尔斯是在访问伦敦之后于25日回到近东的。斯皮尔斯终于使穆斯林同意一项新法令，即给基督教徒三十个席位，给穆斯林与德鲁兹派二十五个席位，而且在埃勒的请求下，斯皮尔斯发表了广播演说，呼吁各教各族集团之间和睦相处，并提醒人民注意：贾德鲁和埃勒都曾说过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
贾德鲁说，他在访问期间，还发觉总代表对党的领袖贝沙拉·扈利毫无好感，却倾向于他的对手埃米尔·埃德。贾德鲁属意前者，因为他“不是那么明显地屈从于法国”，贾德鲁想使埃勒了解到这一点，但未成功。选举的做法虽然经不起用严肃认真的议会民主的标准来加以检验，但毫无疑问，它是近东有史以来最公正和最自由的一次选举，斯皮尔斯不断地竭尽全力要使人们了解到这是英国政府的意愿。亲法派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在这两地势力最强，组织得最好，可是在别处却一败涂地。贾德鲁一再重复当时法国的说法，即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选民投了票，虽然根据黎巴嫩的官方数字，只有贝鲁特市的比率才这样低（亲法的一批人在那里获胜），在全国范围内，参加投票的选民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六。根据黎巴嫩人的请求，并在埃勒的同意下，斯皮尔斯此时设法打开扈利与埃德两派之间争夺总统职位的僵局。他曾宣称，只是为了劝告埃勒不要以总代表的名义给埃德以支持，他才提名马龙派的杰米勒·夏蒙为候选人，而根据贾德鲁的描述，此人是“臭名昭著地被英国人拉过去的角色……是英国的走狗”。这个目的达到后，议会于9月21日以四十四票选举了扈利为总统。那天出席的代表有四十七人，八个支持埃德的人没有出席，以示抗议。总理的职位由里亚德·索勒赫担任，他是一个穆斯林，他的反对委任统治和主张泛阿拉伯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快就同叙利亚政府就一个纲领达成协议，这个纲领要求法国人交还他们仍在继续管理的那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那些部门，并建议从两国的宪法中取消强加于它们而有利于委任统治的一切限制。埃及、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终于承认了黎巴嫩的独立。10月7日，索勒赫要求大家对他的纲领投信任票时宣称：“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其余地区的兄弟们都希望我们能获得我们自己所期望得到的一切。我们不希望黎巴嫩成为外国人进行剥削的场所，他们也不愿让它成为帝国主义征服者的通道。”
埃勒在10月22日的一份照会中，要求贝沙拉·扈利注意：黎巴嫩政府倘继续修改宪法，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并说，法国民族委员会认为展开辩论是不合时宜的，那“不会加速黎巴嫩走向独立”。然而，在10月20日和25日，他却分别收到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的来信，要求将法国代表团改为外交使团，并要求交还迄今仍为法国侵占的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一些权利。因此，埃勒于10月28日决定去阿尔及尔请示，同时规劝索勒赫将行动推迟两周。在阿尔及尔由戴高乐、马西格利（外交委员）和贾德鲁组成的核心委员会给了埃勒下列指示：
在近东国家同法国达成协定，决定法叙、法黎总的和最后的关系之前，我们决不能将我们按委任统治权在这些国家行使的权力和管理工作移交给这些国家。……
……委员会对那些国家行使法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力不得作为讨论的议题。如果对这些权力提出异议，那你就只能表明，承认这些国家独立的公告，其本身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
如果这些国家要求对1936年签订的条约进行修改，就应指出，委员会有意在互换条约确认书之后，邀请这些国家派遣代表前来阿尔及尔协商它们想要提出的修改条款。
当埃勒要求委员会对黎巴嫩打算单方面修改宪法的行为表明态度时，委员会给了他一份11月5日的下列公报，该公报于递交黎巴嫩总统阅后予以公布：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研究了黎巴嫩政府和议会单方面修改黎巴嫩宪法能否生效的问题。
由于这些条文是根据法国单独承担的义务产生的，而且现在仍然有效，因此其修改必须取得法国代表的同意，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法国当局不能承认未经法国代表同意所作任何修改的合法性。
……尊重契约是各国独立和自由的根本。因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深信黎巴嫩人民会承认这份公告是有充分根据的，并理解它实际上同法国通过双方以诚恳友好合作精神进行协商、准许黎巴嫩完全独立的决心，绝无任何违背之处，这种诚恳友好合作精神将一如既往，继续促进使黎巴嫩同法国联合在一起的特殊关系。
贝沙拉·扈利接到这份公报后，建议不予公布，理由是它只会促使黎巴嫩政府继续对宪法进行修改。但是法国置若罔闻。当时正在返回近东途中的埃勒，8日在开罗接到通知：黎巴嫩议院将在当天下午对这一议案进行辩论。他用电话知照黎巴嫩政府作如下通知：
埃勒先生将于明日下午到达贝鲁特。他要求议院延期到他回来以后开会，因为他经阿尔及尔委员会的同意已带回通知，其中有些具有吸引力的建议。他要求不致使他面对既成事实。否则，他将被迫保留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的全部权利。这不是威胁，而是法国代表希望坦率说明态度的表示。
黎巴嫩内阁答称，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建议推迟会议。根据贝沙拉·扈利随后给贾德鲁的一份声明说，埃勒提出他将保留采取行动的全部权利的做法，使里亚德·索勒赫就更加坚定地表示拒绝了。议院否决了将议案交由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提议，该提议如获通过，就会起到埃勒所希望的推迟会议的作用。后来这一议案除七人弃权外，经全院一致通过。埃勒于次日到达贝鲁特。他说：“我正在研究对这次违抗行为应采取的必要决策。”
11月10日晚，埃勒与斯皮尔斯共进晚餐。次日，斯皮尔斯提醒埃勒，他在“坚持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社会骚动的极端重要性”之后，曾得到埃勒的保证：“决不考虑采取任何会引起社会骚动或是会以任何方式干扰战事的措施”，但埃勒后来宣称这一说法“不确”。事实上，埃勒在10日就计划好逮捕和拘留黎巴嫩总统和内阁，并已拟好命令废除宪法修正条款，解散议院，暂停宪法，并指定埃米尔·埃德为国家临时元首。11日清晨4时进行了逮捕，一小时后公布了命令。当消息传开时，贝鲁特的商店关门停业，举行总罢市，严重的骚动导致法国人对游行示威的人开了枪；11日晚间，实行宵禁。贝鲁特电台告诫公众提防埃及或巴勒斯坦电台虚构捏造的报道。
埃勒将他采取行动的报告于12日上午送达阿尔及尔核心委员会，贾德鲁认为这个报告在法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辞穷理屈的，并认为必须召回埃勒，而戴高乐则相反，主张支持埃勒。经决定贾德鲁应亲自前往近东查明情况。13日，阿尔及尔宣布，关于埃勒的行动，民族解放委员会毫不知情，但在下一天，埃勒于贝鲁特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委员会曾经对此作出决定：他事前曾警告过戴高乐，黎巴嫩人民可能会制造纠纷，但将军指令他干下去。在此期间，英国在阿尔及尔的代理常驻国务大臣曾发出一份照会，贾德鲁摘要如下：
英国政府不能听任近东局势恶化，也不能容忍战争期间在那一地区发生严重骚动。为此，他们正在考虑最后由英国军队进行干预，以便恢复秩序的必要性。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它本身准备会同近东国家制订一项战争期间的暂行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将召开一次有法国、叙利亚、黎巴嫩和美国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作出一项临时性的协定，而于战后在法国和近东国家之间加以调整，使之成为正式的协定。这一协定必须包括恢复议会制政府的问题。英国政府还要求立即召回埃勒并恢复黎巴嫩政府成员的自由。英国政府同意暂时停止议会的活动，条件是应迅速结束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坚决认为局势严重，并暗示法英未来的关系将取决于这种局势的解决。
11月15日上午，已于前一天下午从阿尔及尔到达开罗的贾德鲁，访问了英国常驻国务大臣凯西。后者是在13日乘飞机专程来贝鲁特进行磋商的。凯西告诉他，英国政府对待这一局势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贾德鲁方面的任何延误都可能促使英国采取行动。贾德鲁答称，他决不容许外国干预或插手纯属法国和黎巴嫩之间的分歧。他将根据法国的权利与义务，根据法国使独立成为现实的愿望以及它作为同盟国应负的责任来求得解决的办法。他要凯西回想法国对斯皮尔斯在挑选黎巴嫩总统时的种种活动和“插手”行为的看法，并说斯皮尔斯“是黎巴嫩事件的主谋；黎巴嫩的舆论对此深信不疑。解决这些困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埃勒和斯皮尔斯同时离境。”当晚，凯西同他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强调指出法国民族委员会同英美的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贾德鲁答称，尽管他非常珍视这些国家的信任，但他把法国的责任和权利看得更为可贵。他重申并发挥了只要斯皮尔斯还留在近东，法英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澄清的论点。他接着还说，只有在斯皮尔斯和埃勒都被召回之后，才能考虑恢复黎巴嫩的宪法问题。
贾德鲁在这样硬着头皮维持自由法国以平等地位进行折冲的门面之后，于16日上午飞住贝鲁特。他看到埃勒的属下和整个法国社会“除了少数几个头脑冷静的以外”，之所以支持总代表的行动，是出于痛惜法国大权劳落和反英情绪：“作为斯皮尔斯肆无忌惮活动的直接或间接见证人，他们深知他是这次危机的主谋”。总罢工使城市陷于瘫痪，商店都关门闭户，街道上只见军警。埃米尔·埃德没有能组成一个高级文职人员的内阁，因为公众舆论（以马龙派大主教为首）坚决支持两位曾险遭逮捕而逃往山中的部长。这两位部长在山中已自称为合法政府，并且拥有约一千名德鲁兹战士，正准备向法国人挑战。在叙利亚，议院于11月16日对黎巴嫩危机进行了热烈辩论，叙利亚政府采取行动已不过是时间问题，示威群众早就促使他们行动了。总之，贾德鲁断定，自由法国正处于叛乱的前夕，它会引起英军的干涉。果然不出所料，斯皮尔斯于17日通知他，英国政府规定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时限业已到期。贾德鲁拒不知晓时限问题，并坚持有全权完成任务的自由。他拒不同意斯皮尔斯访问被关禁的总统和部长们；斯皮尔斯对法国的合法地位提出质问时，贾德鲁以英国于1942年2月压制埃及国王，1942年以同日本人通情报为由拘留缅甸总理（吴苏）和在英国本土实施防御法第十八条乙款等等的情况来与之“对抗”。事实上，英国这些防范助敌行为的措施，无一可与法国的镇压黎巴嫩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埃勒在其11月11日的布告中竭力把里亚德·索勒赫描写成为德国的特务。
11月18日，贾德鲁以其结论通知了法国民族委员会，说埃德显然不得人心，并说释放被监禁的部长并恢复他们的原职，至少是释放贝沙拉·扈利和恢复他的原职，对缓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是必要的。这种不满情绪如任其继续下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都会造成严重混乱，叙利亚政府业已受到大马士革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因此，他建议：恢复贝沙拉·扈利的职权和成立一个新内阁；释放前政府成员，但把他们软禁起来；恢复议院的地位，但在几周内不得开会；至于那些引起政治危机的宪法修正条款，则由法国下令宣告无效。那天晚些时候，贾德鲁向贝沙拉·扈利提出了恢复其职位而以免去里亚德·索勒赫职务为条件的建议，但为这位总统所拒绝，他说，他不能解除刚同他一起受法国行政措施而被监禁起来的这位总理的职务，倘要挽回舆论，那末完全恢复原状是法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下一天，贾德鲁写道：里亚德·索勒赫宣称他愿意辞职隐退，但是他并不隐瞒他的想法，他深信他的同胞不会接受他的辞职，而会用武力把他带往萨赖。同一天，凯西在斯皮尔斯陪同下，当面交给贾德鲁一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关于调走埃勒和释放被押政治人物的要求，已过六日，迄未收到答复：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释放上述人员，并恢复他们由于被监禁而引起的这次危机之前的原有职位。……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倘能如所希望接受上述要求，从而圆满解决当前局势，英王陛下政府将建议由英国发起在黎巴嫩政府代表和贾德鲁将军之间立即在近东邻近的英国领土举行会谈，以便达成一个在黎巴嫩施行的战时暂行办法。
我们竭诚希望你们同意这几点。但英王陛下政府方面有必要讲明，倘英国政府的要求到11月22日上午10时尚未得到满意答复，中东常驻国务大臣已接奉本国政府命令，为了军事需要，将在黎巴嫩立即宣布戒严。戒严令的实施，包括由中东总司令或第九集团军总指挥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管辖这个国家。
到11月22日上午10时，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和其他黎巴嫩部长如尚未获释，他们将由英军予以释放。
我们必须代表英国政府声明，如有必要在上述情况下宣布戒严令时，这种措施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后果，更不应将此作为英王陛下政府希望或意图在近东以英国势力替代法国势力的表现。
贾德鲁评论说，这样的要求不应该送给他而应送交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说这种做法使他想起了法绍达时期。他否认英国有权宣布戒严令，确认该委员会业已作出决定召回埃勒，不过要按它自身的日程表办理。
贾德鲁于11月20日将英国的这份“最后通牒”转送到阿尔及尔时指出，拒绝接受英国“专横跋扈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可以维护法国的“民族尊严”，但会导致法国最终退出近东。因此，他建议采取宽宏大度的全面大赦和补救的姿态，也就是使所有在押的部长都官复原职。这是他在那天会见里亚德·索勒赫之后，认为可以使法国不致失去国威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在21日，阿尔及尔委员会仍在作徒劳的挣扎，坚持“民族尊严”，虽宣布召回埃勒和释放黎巴嫩各部长，但是只让贝沙拉·扈利复职，据说贾德鲁已被邀请同他“谈判在黎巴嫩迅速恢复宪法生命的必要措施”。22日，部长们的获释在黎巴嫩受到“激动万分、欢欣若狂的”欢迎。在贝鲁特，士兵禁止外出；上有黎巴嫩柏树标志的法国三色国旗从政府大厦被扯了下来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红白红三色旗，上面也有柏树标志。对贾德鲁来说，情况已很明显，阿尔及尔委员禁止黎巴嫩内阁复职将会造成灾难，他于是在22日向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情况。下一天，获释的总统和部长们回到政府大厦，官复原职，国会重开，总理发布命令，总罢工必须停止。这时候，法国民族委员会终于接受了贾德鲁的意见，并恢复了符合宪法规定的现状。当晚，贾德鲁在近东电台发表演说，其结束语是：
法国有必要作出你们从中将看到它的自由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姿态。它已作出了这种姿态，别人可能认为代价过高，但它没有听取规劝它缩手不干的意见，因为它深深懂得善意的行动会得到你们内心深处的响应。现在法国纠正了它所犯的错误。它忠于它的诺言、义务和职责。因此，请信任它是尊重你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如同它信任你们尊重它在你们土地上构成它的道德传统和地位的一切那样。
据估计，黎巴嫩的伤亡人数是死亡在十六人至二十二人之间，受伤在六十六人到九十五人之间，而法国人则根本没有任何伤亡。在两次已经证实的事件中，游行示威的青年曾分别受到机枪扫射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冲击。《泰晤士报》的一个特派记者作了颇有远见而公正的总结：
黎巴嫩事件对小国来说，是对大西洋宪章和对同盟国战时诺言的一次考验。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获得胜利成果的一次反抗欧洲统治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对犹太人来说，这已表现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屈辱，似乎证明甚至它的莫逆之交也会见利忘义，乘其衰弱之机，图不义之利。最后，对英国来说，这已成为争论和自我检查的根源。……
有人也许要问……大西洋宪章中的经济和社会条款，是否会象政治条款那样强有力地引起当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受命行使主权的那些集团的注意。家族，就其广义说来，仍是效忠的主要核心。其次是朋友和支持者；雇员、工人和其他同胞就等而下之了。宗教，根据个人和环境情况，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不是占最高的地位，便是处于最低的地位。
因此，还得谈一谈一个论点，即在黎巴嫩引用大西洋宪章来将权力从一个具有一般效率的外国统治移转到一个并不比外国统治高明多少而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政府；由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政治头脑的城市居民，除了一些有职业或经商的以外，通常都是进行残酷剥削的半封建的地主，所以很少人有资格可视为人民。法国官员是很容易受到贪污腐化的指控的，也易犯政治偏见。就此也可说，对于人民，这次变动也许会证明是微乎其微的。近东在法国人上台之前早已腐败了。
11月29日，据宣布，对驻黎巴嫩的法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清洗：贝朗、伯格纳、总代表的顾问、公安总监和驻黎巴嫩政府的代表均被撤换。贾德鲁于12月16日从阿尔及尔回到近东与两国政府协商解决办法。两国政府是否有权修改宪法的问题则被审慎地避而不谈；里亚德·索勒赫终于在23日得以宣布法国业已同意于1944年1月1日将所有立法和行政机构，包括公安总部，全部交还给这两国政府，对叙利亚贝督因部族的管辖权也一并同时交还。这些行动标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有效开端。过去向由法国管理的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事业”也将移交，但是法国代表团将保留“社会救济、教育和文化等事业”，这些事业过去主要是由法国资助的。这就很快地成为不和之兆：《叙利亚回声报》于1944年1月5日登载了一篇贾德鲁接见记者的报道。贾德鲁在接见时指出，法国就这样把在近东“进行社会活动和施加文化影响的手段”完全保持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它还保留了由法国招募、武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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